五十年前那面旗—难忘的知青岁月

张益群

五十年前那面旗—难忘的知青岁月 （二）  孙永柱

插队劳动

      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带队干部杨有善老师和村领导商量，挑了几个素质相对较好的生产队，决定叫我们三、五分组插到各生产队，我和姚源君、张益群同学被分到村东南角的第一生产队，先住到民兵排长杨海青家，后来为了方便安排生产，又搬到副队长申生保家，从此真正开始了和农民一样的敲钟上工，日落收工的插队劳动。每天中午提前半个小时由一个人先回来做饭，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分口粮分菜。

      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就迎来了夏季，每天天不亮就和村民一道下地抢收麦子，主要怕白天太阳晒，成熟的麦粒会往地里脱落。八、九点钟回来吃早饭后，往回运麦子。因为我们队就在山脚下，所以地块都在山的西坡上，出门就是上山。运麦子只能是用肩挑或用独轮车推，男女老幼只要是劳动力都在为抢收而忙碌。

割麦、担麦的活儿是比较累的，但最为累人难熬的是暑伏大夏天，为了保墒和间苗到谷苗地锄地，当时谷苗长到两三寸高周围还伴有麦茬，苗低必须弯下腰来，每人三垅苗，要保证每隔二十公分左右留下五六棵小苗，多余的小苗和麦茬要锄掉，稍不留神就会把该留的小苗也锄掉了。周边的土地还要锄松，最后用锄板还要把大土块埫压一下，三垅地没有十几下稳准的挥锄动作是前进不了一步的。而且上面太阳暴晒，形容汗如雨下一点也不过分，每人脖子上一条毛巾是一会儿一擦汗，难怪古人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精辟诗句。

      许多老农晒得乌黑，弯腰驼背都是给这高强度的劳作有很大关系。刚开始生怕锄掉谷苗，我们的效率太慢，总赶不上老农，锄过几天后稍有熟练才好一些，但的确太累太累，有几天腰都直不起来。相对玉米地锄草松土保墒要好一些，只要用力就行了。地锄完该休息一段时间了，但农民是闲不下来的，他们又开始了上山割草，与猪粪堆积在一起沤肥……。

      秋收秋种又是忙一阵子，谷子、玉米往回挑、往回推，直到腾出地块开始犁地种麦。因为山地多梯田，所以冬春季农闲时节主要是平整土地垒石修岸。有一次初春整地，中间休息，多数人都选一个背风向阳的土坡，坐下来晒晒太阳，而几个闲不住的孩子上到柿子树上去折没有芽苞的枯树枝，拿回家当柴烧。我很好奇，也去帮他们找干柴。山上的柿树多在地边和岸边，我从树上下来的时候，手抓的一根比胳膊还粗的大树枝断了，结果叫我重重摔到两米多深的干河沟里。沟底下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大小石块，纵横交错，左脚脚踝当时就崴的站不起来了，而脚踝处又被扎破了，伤口血流不止，我只好拿小手绢用力按住，好多人跑过来，看到我站不起来，队长马上叫民兵排长杨海青跑回村里推了一辆独轮车，把我推回村上。

      又让马棚套了一辆小平车，拉我到十五里外的一个村庄，找一位农民接骨医生，用力拉住我的脚，随行的同学姚源君使劲抱住我的上身，用力这么一拉一拧，这脚才复位了。就这一瞬间，疼痛让我全身的汗把内衣湿透，而且差点儿就晕了过去。然后医生又在伤口上撒了点药，用布条包扎好说：“好了，没事了，回去好好休息一段，补补身子。”我忙问：“得多少钱？”那位老农说：“什么钱不钱的，知道你们知青也不容易，到这山里受苦来了，算啦！不要钱。”我看他抽烟，叫同学赶快到供销社买了两包烟，当时村供销社最好的烟也就是二角五分钱一包的金钟烟，两包烟只花了五角钱，这个老农算是收下了。尔后休息了十来天才能下地了。事后，老农告诉我，冬季、春天树枝水分少特别脆，以后上树要特别小心才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上过树。

      在家休息的日子里，我翻阅了带来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快速针刺疗法”，之前买这本书时曾买过一套中医针灸用针，在我腰痛腿疼时曾试用过，对一些急性的扭伤、疼痛还是有疗效或缓解疼痛。房东大嫂看到我拿针往自己手上试扎时说，她们家孩子七、八岁了晚上老是尿炕，问我能不能治一下。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全村只有一个赤脚医生，老百姓生病只有到公社卫生院。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危险，就答应她试一试。

      我从书上找好了应刺的穴位和进针深度，每天傍晚孩子放学后就到我那儿给他扎针，过了一个多星期，孩子晚上尿床的毛病竟然好了。这可不得了，房东大嫂在街门口无意一说，门口邻居就连邻队的孩子陆续又来了好几个，都叫我给他们扎针，每到傍晚收工回来，总有三、四个孩子在等我扎针。那段时间也顾不上劳累，洗洗手先干这事儿。过一段时间，哪个孩子病好了，他的家长会让他送一碗核桃或柿饼表示感谢。有一天，一位女孩儿抱了一只公鸡来说：“俺娘叫你们吃了这鸡，我不尿炕了。”我们好久没有沾荤腥了，也就收下了。

      那段时间我先后给十几位孩子针治了夜里尿炕的毛病，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天，鹤壁市水利局一位干部开车找到我，带来丰厚的礼品，他说:“要不是你给我扎针治病，我也当不了兵，如今转业到地方了，趁来安阳开会的机会辗转找到你，总算了结了我的心愿。”老百姓用他们最淳朴的情感表达了他们的谢意。

文化宣传队

      那时的山村文化生活十分简单，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间才能听听小喇叭广播新闻，平均每两个月由公社放映队到村上放一场露天电影。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更别说手机了。在村干部的提议下，我们把村上几位民间艺人加上村里知青中爱文艺的青年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山文艺宣传队”。村中有人会拉二胡、吹芦笙、吹唢呐，同学王建民和村上一位老木匠用桐木板自制了两把月琴算是弹拨乐器。我们试着学村上人爱唱的豫剧选段，他们跟着我们学唱京剧选段，我们又排练了几个歌舞、独唱、快板、相声等，宣传队就像模像样的开张了。

      冬天天黑的早，我们集中在小礼堂认真排练，我曾饰演过“李玉和”，也唱过“杨子荣”，还说过山东快书和快板等。春节的时候我们在小礼堂连演了两场。全村的男女老幼把礼堂挤得满满的来看我们的演出。后来，邻近村支书还专门来请我们到他们村去演出，丰富了当时的山区文化生活。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晚上刚听完广播，根据发表的公报精神，我们连夜编排了男女声小合唱“歌颂党的九大”。夜里凌晨三点，全体宣传队队员步行三十多里地到林县城，六点半敲开林县广播站的大门。当七点钟林县广播站开机，播音员对着话筒说：“下面有东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我们演唱：歌颂党的九大的胜利召开”全林县的广播里立刻传出了我们的小合唱，尽管只有短短的五、六分钟，大家激动的心情仍溢于言表，根本没有累和饿的感觉。回村的路上仍是又说又笑，以后我们的宣传队遇有重大活动总是要先登台来两段，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

上红旗渠

      有一天，队长问我说：“敢不敢上红旗渠？”我问：“咋个上法？”他说：“这个月该咱队出一个人，三队出一个人，要去你们两人明天就走，带行李，两个月一轮换，上渠的人每天队里记一个工，工地上每天补助一斤粮食。”就干修渠的活儿，当时年轻又有股子冲动，觉得别人能干咱也该能干，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就和三队一位村民背上行李步行上了红旗渠。我们村在林县的最东边，要去的工地是林县最西边的“南谷洞水库”。当时太行隧道还没有修，要跨河顺、姚村、任村三个乡镇到任村杨耳庄，再往沟里走20里峡谷才能到水库工地。七、八十里的路程我俩走了一天，才找到我们公社民工的驻地—“磨石錾”。这里是太行大峡谷的深山沟，再往南走二、三里地就是“南谷洞水库”工地。往右岸山崖上了两百多米的崖壁小路才看见两处大的帆布棚，几根大竹竿顺着两个石岸支撑一下，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地上铺满了杆草算是床铺了，像这样的工棚有两个，每个能容纳20多个人。这里之所以能建工棚是因为这里住有两户人家，偏北一里地有一处小泉水可供几户人家饮用。

      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上工地了。工具主要是锨镐和抬筐，每人一个垫肩一个安全帽。到工地一看，那震撼的场面就把我惊呆了。从山顶往下看，像蚂蚁搬家一样，人流熙熙攘攘场面十分壮观。南谷洞水库是红旗渠上的一个主要配套工程，红旗渠主干渠就从水库下绕过，怕天旱水源水量小，林县人民截拦了大峡谷，用于蓄水调节，补充渠水供应。但当年缺乏科学精神，用两岸碎石砂土填起来的大坝一蓄水就漏光了，现在要把坝根基的砂石挖掉，重新铺上黄土碾压，防止漏水。离坝顶七、八十米深的坝底挖了一个一百多米长六、七十米宽的大坑，几百位民工从坑底把泥沙碎石抬出来，坝东边峭壁上有一台大型钻机在崖壁上钻孔，钻几十米深往里面灌注水泥浆，以堵山体间的裂缝，坝的东头有几百位民工用小车来来往往穿梭一样往坝里推着黄土。听说工地上有两千多民工，分三班倒作业，上工前吃饱饭，下了工再回去吃饭，工地是二十四小时不停。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坑底往外运碎石泥沙，刚开始非常吃力，他们看到是我总是往筐里少装一点。一个班下来累的是腰酸腿疼肩膀痛，咬牙坚持了几天，才慢慢适应了。

      遇到坑底出现大石头，要用炸药炸碎才能搬抬，放炮、躲炮的过程才是我们得以休息的时间。不过等石块一落地又马上开始干活了。这样楞是干了一个多月，库底挖的够深，开始填土了，我们才改换了工作。换的是在东岸坝外打出一条排水道，将来可以把水库里的水引到红旗渠里。水库两边的山体虽然是沉积岩，但和花岗岩的硬度不相上下，因而只能是打孔、放炮、清碎渣，乡亲们看我抡锤不熟练，就叫我扶钢钎，一锤转一下，打几公分深掏一下石渣，直到打得够深度，再由专人负责装填炸药、点炮。当逐渐熟练后，就能同时扶两个钢钎，两边有人同时抡锤，提高了效率。

      有一天，中间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不小心踩到溜下来的碎石渣上，一下子摔坐到石渣上，顺着滑动的石渣滑到下面一个两米多高峭壁上，跟着石渣坐了下去，可能是蹲着坐骨神经，当时就眼冒金星只打哈欠，浑身大汗淋漓，接着就不省人事了。工友们立刻喊来民工营长，外村一位姓石的支书，他跑过来一摸我的手说脉搏不跳了，忙叫人去指挥部找医生。他背起我就往沟底下走，下了三十多米来到沟底一个石垛旁，找了个荫凉的地方把我放下，不一会儿一位医生背着急救包从大坝上跑来，给我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慢慢的我开始听到声音了。那位医生对姓石书记说：“多亏你这一背，从上面一颠一颠起到了人工呼吸的作用，他这是营养没跟上，干活儿累的，加上蹾了一下，让他休息两天，吃点好的补一补吧。”等我彻底清醒后，大家都不让我接着干，让一位工友陪着我回到了驻地，经他一说，炊事员马上开火给我做了一碗清汤面，我享受到唯一一次不在开饭时间的特殊照顾。之后安排我休息了两天，每天我到山上挖点野菜给伙房，两天后又去上班了。

      最令我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组去工地拍摄纪录片。原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红旗渠开工的时候，没有留下影像资料，现在要拍红旗渠记录电影，来工地补拍开始上山的场面，听到消息大家都兴奋不已。吃过早饭，各自全副“武装”，戴上安全帽，肩扛铁锨大锤，各队打上红旗到对岸大路上集合列队，山外也来了许多民工，他们掂着大口锅、大蒸笼，扛着工具顺着小道往上攀登，随着一声号响，全体人马开始行动，山顶的摄影机开拍，前后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队伍就可以回营地了。这就有了红旗渠电影开头序幕，大批民工进太行的画面，咱也为能是大军中的一员而乐道。

      这一天放假休息，照常记工，而且每人还给一元钱补贴。炊事员可乐坏了，挎上篮子立刻下山收购了一大蓝鸡蛋，那天大伙儿每人一大碗炒蛋，这在红旗渠工地可是从来没用过的事，大家像过年一样，人人喜笑颜开。这也算是难忘的记忆。现在的“太行平湖”景色那么美，想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汗水呀，修渠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两个月后，替我的民工来后我们就回村了。

（二）孙永柱  二零一八年十月  完稿  2019-01-20  张益群电脑打字保存为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