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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2005年，北京到延安的火车通了，我们一些当年的知青，结伴返回延安。
一进村，我就遇见了住在村口的常士曾，说到村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可是吃上了（能吃饱了）。因为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免了，公粮不用交了，政府还给村民发粮食。正说着，他儿子竟然骑着一辆摩托车回来了，一副城里买卖人的打扮和做派。记得插队那年春耕前，在两餐之间有时饿得慌，就到各家串门，名为访贫问苦，实为顺便化缘。那次走到他家，他婆姨正一手抱着这个儿子，一手推着个小石磨磨面。刚刚磨出的头茬面就是北京所说的富强粉，在北京城里的粮店也早就没有了供应。她见我来，把孩子交给常士曾，用那刚磨出来的富强粉给我和了一小块面，麻利地连擀带切，下了一碗面条，又从一个陶罐里舀出一勺早就熬好的洋柿子酱浇上。滑爽的面条和有滋有味的酱汁，在味蕾中化作无限享受，滚落进肚里，舒坦传遍全身。当时我一口气吃完，把还留有一丁点儿汤汁的碗刚放下，她就顺手端起碗来，把那点儿碗底汤汁倒进了自己的嘴里。在白面十分金贵的陕北，化缘时能吃上这样一碗纯白面的，而且还是富强粉的面条，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如今，好日子来了，她却已经驾鹤西去，过早病逝了。常老汉告诉我，封山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政策实施以来，不让再上山种地，而是由政府发粮食，第一次发粮，他家就领回了五十袋白面。
老地主白望凌家新打了三眼窑洞，都是大圆木窗，一孔窑洞是羊圈。不允许羊上山吃草了，都在家里圈养。他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话说，兴奋地望着我吧嗒他的烟锅子。前些年，有一天他儿子栓殿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儿子来北京，在一个小区当保安。我赶紧请这老地主的孙子吃了顿饭，又给他打包一个红烧猪肘，还塞给他伍佰块钱买买生活用品。本以为他来北京是要长期打算，想帮他谋划，他却说只想干三个月，玩玩儿就回家，还是家里好。
大拦羊的改行种苹果树了，他家里的火炕四周，贴上了明晃晃的白瓷砖，和我北京家里卫生间的瓷砖像是一个品牌。队长一度去延安当了城里人，前两年才又告老还乡，落叶归根。
现在的陕北农村，农民不愁吃了，日子大大改善了，想一想，是因为什么改善的？他们还是过去的那些人，谁也没有多长出一双臂膀。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政策改变了。周总理当年的发问和批评应该有了解答。“闻革”结束之时，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每年全国税收只有几百亿，而改革开放后，税收大幅增加，到了几万亿和现在的十几万亿。改革的红利不断惠及这里的穷乡僻壤，农村政策又是开放搞活，农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再耕种粮食的山坡，变成了果园，植被保持水土，也不再有黄土流入黄河。
半个世纪前，我在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中断学业，离开北京，满怀革命的狂想，去贫穷落后的山村里务农，放羊放牛，学习做人，穿越食与色的人性，成为至今也不懂数理化的人。在当今全世界都依赖科技进步的时代，回首往事，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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