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林忆记 三十九

望见马克

  白桦林忆记     

  三十九

　　将门之子

　　弟弟连续做错事情，惹得连队领导很生气。“别忘了，你是反革命的子弟！”

　　听到指导员大声训斥弟弟，一向坚毅的哥哥把头扭向一边，沉默不语，眼里充满泪水，强忍着咬住牙关，他心痛。几十年后提起这段事情，哥哥依然心酸。

　　他们是孪生兄弟，一同来到我们连队。原来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个班，来到兵团后学校按班级分配同学下连队。本来哥哥要去二十六连，弟弟去二十五连。哥哥惦记着弟弟，问他：“怎么办呢？”弟弟说：“不管他们，跟我走。”于是哥哥就来到二十五连了。连队领导和带队的学校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也没追究。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那天很好记住——“八•一八”。离开的那天，爸爸、妈妈都没有去送行。爸爸被关起来，妈妈因为有病，暂时监外执行。对于他们的离开，爸爸不知晓。妈妈支持说：“去吧。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没错。当初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说后妈妈背过身去，右手背沾沾脸上的泪水。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谁啦。

　　那时的北大荒是麦收季节。几十年没见过下那么大的雨，地里积了没脚脖子的水。麦子，已经成熟的麦子，几乎都倒伏在田里。于是他们哥俩和全连的战友一样，投入到收麦子、割麦子、拔麦子的战斗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都熬过来了。可是等到闲下来，就来事儿了，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评选兵团战士时弟弟落选了。几十年后弟弟依然耿耿于怀：“当时我不是兵团战士。”生产劳动都一样付出，政治待遇却不同。为什么？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反革命”的爸爸。

　　爸爸是反革命，这怎么可能呢？“文革”前两年的爸爸由大校军衔升为少将，是开国将军。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爸爸回家，肩上的肩章由两杠四花变成了一颗金豆，全家无不为之惊喜，因为事先一丁点信息也没有。听妈妈说过，爸爸一家都是老革命，怎么在“文革”中就变成了“三反分子”了呢？他们记得妈妈说过，大伯就是著名的烈士杨超，那首《就义诗》“漫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一直回荡在他们幼小的脑海里。他们记得爷爷是当年的县委书记，为了支援红军抗日，不怕杀头掉脑袋，结果被敌人枪决。他们记得爸爸不分昼夜地工作，一个礼拜也见不到他。他们记得曾经的朝鲜战场上硝烟刚散，他们兄弟随妈妈在异国他乡和爸爸团聚。

　　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这位英雄的爸爸，“文革”发生后就变成“三反”分子，不见人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他们才知道在爸爸山西太谷关着呢。好在都还活着，但是有病不给治，也不让探望。爸爸被解放后，孩子们很感慨。好在都过去了，阶级苦不能忘，路线斗争不能忘，北大荒更不能忘，那时的那里留有痛苦与快乐。

　　那时的他们还很年轻，除了每日参加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由于父母在文革期间受到巨大的冲击，哥哥还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尤其在林彪一号命令后，父母离开北京被关押到不知何地，这让哥哥内心万分痛苦，对前途的迷茫，使他常常感到压抑彷徨！

　　终于有一天打倒了“四人帮”，父母得到了平反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哥哥也在1977年11月份告别了奋斗了八年之久的黑土地，踏上了南去的列车，经历了生命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们兄弟俩都曾经是我们排的。最初弟弟在我们一排，后来去修水库了。等我们调离六团，水库也修好了，弟弟又回到连队。哥哥最初在二排，因为整编调到了一排。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感到和普通的工农子弟没什么两样。

　　我们一起劳动、工作了几年，一同上山修铁路。哥哥敢于管理，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谁都慑服于他。哥哥为了照顾弟弟随着弟弟来到我们连队。他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一直用勤苦来换取领导的信任。当上班长后，不仅以身作则，还处处关心爱护战友。我们从山上修路回来到达指挥部时，已经快天黑了，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二十个床位，突然来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加强排，根本不能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那时还静坐着四个人，他们都是班长。杨大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围着火炉在为战友们烤鞋袜，烤棉袄棉裤，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此情此景我被感动了。

　　我们在1973年分别后，直到1979年才见面。印象里是他们两个到总后天津运输学校当兵，闲暇时间到我家找我。在兵团时候，哥哥曾经在回家探亲路上到我家来过，有深刻印象。他曾经对战友说，我去过的天津战友家，惟有排长家院子大，五间北房宽敞。后来我去东局子办事，专门到学校找过他们。那里的学员都是十七八岁，那时的他们已经二十五岁，老兵了。是因为他们老爸的原因当兵入伍的。

　　哥哥跟我说，老爸解放了，家里一败涂地。孩子们陆续返回北京，可是没有工作。老爸当时任国防科委后勤部长，向领导反映家里困难。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给了他们两个当兵的指标，才得以安排他们两个有事儿做有工作干，学习驾驶维修专业，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毕业之后，他们分别分到北京部队不同的单位任职。当我们再次相见时，已经时隔三十年了。

　　哥哥是从和平那里得到我的消息的。于是，拽着铁良与和平冒着寒风驱车二百多里到天津看我。一见面，大家泪流满面。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了。以上的故事就是哥哥在广州，我们一起游玩时讲给我听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和哥哥保持联系，也从他们身上吸取政治营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正统教育。他们有优越感，可更多的是责任感，认为将门子弟就应该为党多做贡献，就应该勇挑重担，就应该抛弃世俗，多些高尚。

　　

　　

龙行天下

兄弟遭贬下连队，
压力山大咬牙归，
直到父母得解放，
方得重生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