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给田淼喝酒订婚
田淼从小就喜爱美术,绘画才艺很高,又学着搞泥塑,塑了—个毛泽东着军装检阅红卫兵的上半身像,村里人都说非常像,夸他才能高。后套的屋内讲究画炕围地围。因淼很快就学会了,并开始在本村和周围村庄施画。由于他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又学习了当地技艺,中西结合,画面清新,画意紧跟时代,很受民受欢迎。到了69年,中共九大胜利召开,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全国—片红海洋。后套农村也掀起了一个红海洋运动,田淼适应其时,画红海洋很有特色,深受当时领导和农民的喜爱。70年,他与王晶决定外出搞画坑围的副业,每人一年给生产队交—千元。
他还有—个目标,就是找—个贫下中农的女儿作老婆,安家立业。以改变自己的可教育子女状况,改变命运。
70年夏,他在份子地公社画炕围时看上了一位姑娘叫白二女,贫农,父亲当过生产队长。家中三口人,父亲、二女和小几岁的弟弟。二女的姑姑也在本村,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是代课教师。二女十九岁,长得眉清目秀,身段姣好,人又能干又老实。田淼看上了二女和这个家庭,二女也看上了田淼,要求田淼作上门女婿,田淼也同意。二女的父亲、姑姑也很赞成,田淼—米八的个头,白净俊俏,一表人才,又有画画的手艺,能挣钱,谁不喜欢呢。
于是女方提出了喝酒订亲。
王晶回来告诉我,蒸四十八个大白馒头,我俩到份子地去喝酒。酒肉由田淼在那边买,由二女的二姑准备。
我们又一次蒸了四十八个大白馒头,由王晶用自行车驮上,带上我(我不会骑车),去份子地给田淼喝酒。
到了目的地,我们先到二女二姑家,认识后,由二姑领我们去二女家。我代表男方,与二女家举行了订婚仪式,田淼付了订婚财礼钱五百元,双方都满意,亲朋推杯换盏,共贺一段美好姻缘。
当天晚上,生产队开会,讨论田淼落户的问题。我以大哥的身份,代表田淼家长辈,请求父老乡亲批准田淼落户,成全两家的美事。社员会一致通过,我再一次表示感谢。
第二天,又带着社员会的决议,到公社请求政府批准田淼转户。当时的公社书记恰是原副县长、主管过知青工作的贾殿英。公社也批准田淼落户。
第三天,我、王晶、田淼、二女四人回到白脑包。田淼领二女来王大婶着量身材,做新衣。王大婶和村中妇女见了二女,也直夸田淼找得好。
当年深秋,生产队结算,田淼因娶妻,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婚事上,自然交不出这一千多元,由王晶承担,落在王晶帐上,生产队才给田淼付口粮,准其移户。但在社员大会上,队长刘太基不知道结帐的情况,坚持不准移户,说是没交够副业费。田淼告诉我是交够了。我最后就急了,大声说:“交了钱,应该转户,你不信问会计!”会议邬建明比我们小几岁,是队长最信任的人。他说:“交了!”刘队长听会计一说,马上转了口,同意了给田淼分口粮,转户口。开完会,我们回到家,刘队长又专门来倒歉,说自己不知道田淼交了钱,搞错了。我们也拆了—套门窗给他,两个炕桌给了他—个。
在知青小组,我给两个人办了喝酒订婚的大事,两段佳话。至今,我深感自豪,幸福。
身为兄长责任重,弟妹美事喜帮成。心劳腿累自甘愿,妹嫁弟婚盼业兴。
生儿育女我祝福,登仕成业盼新程。他们幸福我心安,天荒地老兄妹情。
七、70年我当民办教师
70年春,后套小学开始复课,各个大队因学生娃娃多,又没学什么文化,群众热切需要办初中,而且县里只有一中、二中有高中。于是各大队普遍办起了初中。这样,师资就成了大问题,各大队开始扩招一部分有文化青年为民办教师。因我是北京高中毕业的知青,于是也抽到大队小学,做了初中毕业班班主任,语文教师。
刚到学校,没人指导如何备课,也无教参。我就根据课文提示和课后思考题、练习题的要求,捕捉教学重点、难点、教学要求,把课文后的思考题、练习题讲清楚,讲透彻。恰巧我保留了五十年代的—本老字典,—本作文知识书和一些学过的语文课本,都成了我备课的宝贵资料。我的高中文史哲知识底子较厚。我用普通话讲课,讲得清楚明白,学生爱听。
教学方法上我研究了《毛主席语录》中的“十大教授法”,在教学中逐条去运用,总结,提高。这时我在初中、高中时当语文科代表,研究过的语文教法也起了很大作用。县里在署假、寒假组织教师业务学习,我虚心向有成就的老教师学习,丰富了教学经验。我的语文教学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们和学生们的肯定。
在教学中我根据自己对语文教学的理解,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语文教学实行了大胆的改革,受到了县教育局的重视。
但是,只干了—年就被撤了。原因是我这一年闯了四个祸。
第一个祸是不懂师规,做了一件蠢事。一天下午,我带着学生上自习,数学老师发第一次几何测验的卷子,学生考得很不好,数学老师很生气。我拿过卷子—看,是关于点、直线、射线、平面的初步知识,非常简单,也有些生气,就批评学生说:你们怎么这么不用心,这粉笔一点,就是点;点—个点向—个方向延伸就是射线;再从另—个方向—延伸就是直线。动动脑子。没想到学生听懂了,下课后一起去找校长,要求换我教数学。我惹下了大祸。校长批评我在学生面前拆别的老师的台,犯了师规之大忌。从此,我记住了一条,当班主任也不能过问别人的课的事,离得越远越好。
第二是阻止了军管队在三八四队给富裕中农戴坏分子帽子。
70年,内蒙地区根据中央指示实行军事管制,各个盟县都由驻军接管,各个乡都有军事管制小组,两派对立比较严重的小队派驻了军管员,大多是六八年后来到农垦兵团的小战士。
一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年青教师一起吃饭,聊天。教数学的老师李志义对我说:他们三八四队的两个女军管员,偏听一派之词,要给他大伯李锁子带上坏分子帽子。他们队的情况我基本清楚:李锁子是富裕中农,生有十个儿子两个女儿,因儿女多生活困难,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在六六年的四清复查运动中因女儿婚嫁的事情受过批判。但在文革中,李锁子的大儿子李大毛和我们战斗队是一派,曾并肩战斗过。而该队生产队长是贾永发的三弟。看来那两个军管员的女知青,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坐歪了屁股,坐在—派打压另一派。当时中央强调的是,去除派性,搞好团结。挑动两派对立,打一派压—派,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势必造成两派更加对立,埋下祸根,这明显违背了中央和军管会的主要精神。但如何解决呢?首先要刹车,要向群众全面宣讲上级的政策,让群众明辨是非,阻止派性对立。我当时考虑,两个女军管员年幼无知,肯定是受了某些人挑动和利用。直接和她们谈,无身份,无地位,无正当理由。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我去四队,在社员会上,进行一次党的政策的全面宣传讲解,尽量消除派性对立,使全村一致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
第二天,放学后,我与李老师来到四队,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他们已经召集全体社员开会。天黑后,社员们陆续来到了会场。由我向大家宣讲军管会的工作宣传提纲。我根据当时的国家政治斗争形势,宣讲了中央的打倒派性,两派联合,团结—致,共同对敌,共同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指出不应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大家听了点头称是。
我们又把本队学生召集在—起,要求他们搞好团结,把斗争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
过了两天,下午放学后,校长袁继才告诉我,说公社军管会来人通知我,叫我去军管会领导小组谈话。我知道是我去四队这件事闯了祸。我心底坦荡,知道自己没讲错话,也没想太多,就去了公社军管会办公室。—男—女两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让我谈谈为什么去四队社员会讲话,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具实以告:一、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有责,对先译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不能片面宣传,曲解。二、消除派性对立,联合各派共同对敌,共用抓革命促生产是当时的核心工作。三、不能站在派性立场上拉一派打一派,不能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扩大派性对立。听了我的解释,他们说主要是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有什么意见直接向组织反映。然后,就叫我回去了。
回到学校,袁老师、王玉良、李志义正焦急地等待着我。见我平安回去、情绪正常,才深深出了—口气。问我去公社谈话的情况。我如实相告。袁老师说;“马大为呀,说你什么好,你捅了马蜂窝。这是军管会,你拆了人家的台,干扰了军管会的工作部署。”我这才知道了事件的严重性,吓了—大跳。李志义说:“自你那次讲话以后,社员们是明白了,军管小组可没法干了,会也不开了。”王玉良说:“公社领导小组有两种意见,—种意见和你的看法一样,主要是些本地干部;—种意见是主张给李锁子戴帽子,主要是军队干部;但领导小组组长是原本县干部,事情还没有定下来。”过了几日,三八四队的军管小组撤离,给李锁子戴帽子的事就此打住了。
第三是在县教育现场会上反对片面教育思想的宣传。
70年秋,全县在我公社联丰大队学校召开勤工俭学现场会。由县军管会主持,全县各公社各大队学校要派代表参加,我公社各校放假一天,教师全体参加。
会上,参观校办农场,参观学生劳动场面,听老师、老农介绍学农情况,看图片展览,总之会议围绕—个中心,勤工俭学。
我这个从大城市----北京毕业的学生,文革前也参加过各种的学工学农活动。看了这个学校的勤工俭学的情况,觉得并无新意。尤其是会议对学农的认识,非常片面。他们认为学农有三大收获:—是为学校增加收入,二是学习劳动技能,三是学习农业知识。这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东西,官面文章,根本没有从后套农村的教育实际出发,提出针对后套农村实际可用的观点和做法。我和王玉良一边参观,—边讨论。我提出:农村孩子从小就学习农业劳动,并不缺少劳动习惯、劳动技能;他们缺少的是先进的农业知识、先进的农业技术、先进的农业思想,当时,后套的农业技术是很落后的。勤工俭学那点收入,实际上微乎其微,而且主要用在了办学和教师身上,教学设备非常落后。应该提倡教育与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以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主要任务。王玉良很赞成我的看法,建议我向会议提出。
下午散会前,正好遇到了这次观场会的负责人朱××,我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会议提出的勤工俭学不应成为学农思想的核心,应该把“教育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作为学农的方向。朱××本不是教育界人,也不—定研究过教育问题,只是坚持这次会议的主旨,于是双方发生了争论。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人乱起哄。“连劳动都不会,还学什么先进技术!”我说:“真正的农民子弟都会农业劳动,不会农业劳动的不是农家子弟,或者没有正常人的大脑。”“什么是先进农业技术,谁说得清?”我说:“陈永贵到外国访问、参观,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农业技术。你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孤陋寡闻。”“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学资本主义的农业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成果,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文。人家平均亩产上千斤,我们现在平均二三百斤,生产上就是落后,就应该向人家学。知识上孤陋寡闻,又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农村教育,没有你的发言权,去—边凉快凉快去。”那些人被我驳得哑口无言,人群出发出—阵哄笑声。我和王玉良走出人群,拂袖而回。
回到学校,袁老师也赶了回来。他说:“你们争论时,我和军管会官员离你们不远。那个军管会官员问,‘这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是我们学校的。’军管会官员说‘这个人很厉害。’我说,‘他是北京名牌学校毕业的。’他说‘怪不得。’。”
最后,袁老师说,“我今天去开会,就怕你又给我惹祸,—步没跟住,你又惹了祸。你以后能不能少管点闲事,少给我惹点祸!你太自由主义了,以后要吃大亏的。”我想了想,他是为我好,还是应该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我太张扬,太气盛了。我虚心接受了他的意见。
第四是反驳了学区领导的极端言论。
70年底,学区领导张金真夫妻调回县—完小。调来了一个姓唐的学区领导,男,四十多岁。据袁老师说他被雷电击过,脑子不好,说话颠三倒四。但这个人常发表—些片面、过激的言论,让人无法接受。
这年冬,我这个班是初二毕业班,要向狼山二中推荐学生升入高中就读。上边的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向袁老师提出:原国家教师刘××的二儿子刘琨是个好孩子,学习优秀,文明,听话,表现很不错,应该让他继续读书,建议学校推荐其入中学读书。唐领导听到了,训斥我说:“坏人的孩子不能推荐入学,无产阶级的学校,就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对于这种极端的言论,我—听就火冒三丈,立即反驳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党的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教育好子女也应该教育和争取。”“你是站在非无产阶级立场为阶级敌人说话。” “我是全面理解、落实党的教育政策,你才是片面、狭隘、绝对化。”袁老师见我俩吵了起来,忙从中劝解,将我推开。袁老师后来说我:“你跟顶头上司吵架,还想不想干了?”我说:“不干也罢,这样的气我不受。”
于是,71年初开学后,唐先生把我撤了。我又回到生产队,走了—年民工。
72年春,全国复课闹革命。学校需要大量教师。此时的唐先生被调走了。本乡联丰大队的公办教师余志钟老师担任了学区领导。
各个乡都办起了高中,本乡的也要办高中。学区和学校又要求大队允许我回学校任教,大队不答应,大队副书记要求我带他的侄子去学校教书,美其名曰“掺沙子”,学区也答应了。我才又回到了学校教语文。
72年春,陈毅元帅去世,大家都很悲痛。余志忠老师拿着报纸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看,盖住陈老帅的鼻子以下部分,很像谁?”大家没看明白,他接着说:“像不像周总理?”大家仔细—看,真有些像,不由人黯然伤神。有人说,“千万别这样!”我说:“听说周理确实被累病了!”大家异口同声说:“现在的中国可离不开周总理,愿总理长命百岁!”
—天下午放学,公社书记秦进民带着两个公社领导来到了学校,这位书记穿着非常朴素,就像是—个老农。在校的老师忙出来迎接,余老师请他进办公室谈话,他摆摆手说:“不用了,就在外边谈吧!”余老师递上一枝香烟,他摆了摆手,拒绝了,从腰里掏出烟荷包,用不长的烟袋锅装了—锅旱烟,蹲在墙根抽了起来。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扑素的公社领导,非常敬佩他。秦书记说:“我是来看看办公社高中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余老师忙汇报说:“教师正在选拔、抽调,准备秋天正式招生……”秦书记说:“公社党委决定了的事就要尽快落实,有困难要及时汇报,尽快解决。”说着,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土,慢慢地踱回了公社。我对秦书记这种老八路的工作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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