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开新河

四条汉子

我们四个男生被社员们称为“四条汉子”，还根据我们各自的特点分别取了外号。知青组长HJY生得又白又胖，得了个“郝大胖子”的美称。我这双四十四号的大脚令众人“少见多怪”，因此被戏称为“任大脚丫子”。QBQ生性好斗嘴顶牛抬杠，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的磨练，抬杠的本领更加炉火纯青，被社员们誉为“钱大杠子”。WBG虽比我还小三岁，但个子比我还高两公分，勇夺“王大个子”的桂冠。

       我们干了几个月后，和社员们慢慢地混熟了。他们对我们男生的称呼变成“老郝”、“老任”、“老钱”、“老王”。刚听到这么称呼，我们还不习惯。第一，我们都是才十八九、二十岁毛头小伙，还不想和这“老”字做伴。第二，能承受这“老谁”称呼的，似乎应该是我们父辈或祖父辈的人。后来听得多了，习惯成自然，反倒觉得亲切友好。时间长了，社员里有人越琢磨越不是个滋味，“老任，老任，你是谁家的老人哪？”当地人称六七十岁以上的为“老人”，带有尊敬的意味。我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学生娃娃，只不过沾了姓“任”（当地人念二声，同“人”音，不象有些地方念四声“认”）的光，就被大家“老任”来“老人”去的喊，难怪有人觉得委屈吃亏。嘴上这么说，谈笑而已，说过就拉倒，过后我继续当众人的“老人”。

麻沙老农

       插队初期，我所在的大队村民，对知青不论男女，一律用“老×”称呼，以示尊敬。有的知青美眉尚未成年，初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不知如何应答。后来知青对村民说，称呼女孩子要叫“小×”。结果对女知青的称呼改了，对男知青还是不变。

黑土阡陌

读过您搜集的系列文章《知青笔下话“生死”》，非常感动。谢谢！

开新河

喝 茶

酒要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事才喝，茶可是农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当地人绝大多数喝红茶。当时喝的是砖茶或沫茶，可不是现在流行的袋装茶。

当地人喝茶一般都泡得很浓，有时嫌开水还泡不开茶叶，干脆把茶叶放到水壶里和水一起煮开。由于茶叶放得多，冲出来的茶水黑得象酱油，喝到嘴里，苦得比中药汤强点不多。牧民喝浓茶是为了帮助消化肉食，农民们一年吃不了多少肉，似乎没必要喝那么浓的茶，开始我们觉得无法理解。后来农民告诉我们：喝茶要喝透，喝透了可以保证一下午不渴。要喝透，就要用滚烫的开水泡浓茶，然后趁热喝，不歇气不停地喝，直到感觉后脊梁上冒凉气，才算喝透了。我们照他们说的一试，果然很灵，不但体会到了“喝透”的感觉，并且真的一下午不渴。

从此以后，我们放弃了午睡，一吃完午饭就忙着烧水泡茶喝茶，平均每人要喝一热水瓶。日久天长我们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不光是为应付天热口渴才喝，闲时没事也常要端杯水喝。七一年返城回邵阳，路过北京在大舅家暂住数日，没事时总要泡杯茶喝，因为嫌一趟趟添水还得上厨房麻烦，干脆拿了一个热水瓶放在手边（在农村时也是如此），左一杯右一杯不大工夫一热水瓶水就让我喝干了，换一瓶再接着喝。大舅妈在一边看呆了，以为是撒哈拉难民来了。以后大舅妈每天都把家里几个热水瓶灌得满满的，看见我从外面回来，马上把一个热水瓶端上来：“XX，喝水！”此后三、四年，每次我去北京大舅家，大舅妈总忘不了端上热水瓶招待。

文革前的民族题材电影《五朵金花》中有一个情景，漂亮能干的女社长金花约她新结识的男友阿鹏在风景秀丽的蝴蝶泉边唱情歌，歌中有句歌词“拨开青苔喝清泉”。多么浪漫而又富有诗情画意。这段歌词搬到现实生活中怕就没那么优美了。

一次，正值“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村子西北方但离村很远的地块耪地。休息时，嗓子干得烟熏火燎一般，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几个顾不上休息，满地乱跑找水喝。我们的运气还不错，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一个“水泡子”，就是一个半间房子大小的水坑。水面上飘浮着一层青苔，一两只青蛙和几条蝌蚪在水中悠闲地嘻戏。我们趴在水坑边，用手轻轻拨开青苔，可怜水面下哪里有什么清泉，水中悬浮着细小的绿色颗粒，大概就是大跃进时宣传过的“小球藻”吧。坑边，还有几丛水草，水草上隐约缠绕着一串串青蛙卵。实在渴得太利害，管它什么小球藻水草和青蛙卵，我们俯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喝够了，爬起来转身就逃，不为别的，只怕多看一眼那些水中的丰富物产，会把刚喝下去的水全倒出来。这一吐，身上的力气也就跑光了，还有，半个下午的活怎么干？

开新河

偷

不管怎么说，“偷”也是个不好的行为，这里，不想为偷窃行为作任何辩护，只是如实记录。

下乡第一年秋后，庄稼已经全部放倒，苞米也扒下来，一堆堆地集中在一起，准备往回运。这时候要特别当心，成堆的苞米为偷儿提供了方便。为了保护这即将到手的粮食不受损失，队里加派了“护秋”的人员，我也有幸被选中。这天夜里，我随着一位社员漫山遍野地转悠。转来转去，最后转到村子西南方的一块地。这块地呈狭长形，用社员的话说就是垄沟特别长，一根垄可以从我们村边一直延伸到他们所在地一队的村头。我俩顺着垄沟走到可以看到一队村子时，那位社员说：“饿了，咱俩烧苞米吃吧。”我俩挑出几个比较嫩的苞米，再找些苞米秸杆来，点上火，一会儿就烧熟了。

吃完烧苞米，那位社员大概觉得光有饭没有菜不够尽兴，抹抹嘴说：“咱去偷点胡萝卜吃。”我知道“偷东西”不是好事，可是我们下乡来是接受“再教育”的，“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不能有二话。他熟门熟路地把我带到村子的北边，指着一块地：“就这儿！”

说老实话，长这么大，胡萝卜吃过不少，胡萝卜叶子是什么样可从来不知道。在我的印象中，萝卜叶子就是儿童歌舞剧《拔萝卜》中那个样子，胡萝卜既然叫“萝卜”，它的叶子也应该是那样无疑。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别说是深更半夜，就是大白天把我领到胡萝卜地里，我也不知道地皮底下就是胡萝卜。我学着那社员的样，拔了两个胡萝卜，又悄悄地溜回我们队的玉米地，坐下来定定心心地啃胡萝卜。

就是“信号弹事件（见《民兵》）”那一次，我和HJY值更巡逻到后半夜，转来转去转到村东头果园附近大路上。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周围是一片沙沼，视野比较开阔，我俩就站在大路上看那几颗“信号弹”星星。正看着，从庄稼地里钻出两个黑影来，我俩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这一夜总算没有白等。”

谁知那俩人没一点“贼”模样，走路大大咧咧的，脚步声很重，走着走着还高声说起话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本队的两位“看青”的社员。“看青”的任务是保护庄稼，不是抓贼，即使有贼，吓跑了就成，所以他俩走路有那么大的动静。和他俩随便聊了几句，一位社员忽然提出到生产队果园里偷葡萄。我俩未置可否，跟着他俩走。

我们从果园东墙的一个缺口钻进果园（自家的果园，当然是熟门熟路），由于扮演的角色从庄稼的守护者转换成偷窃者，我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摸到葡萄架下，匆匆忙忙地摘了几串葡萄就走。要说这两位社员的胆儿也真够大的，撤退的时候不走原路，领着我们摸到看果园人睡觉的窗下，隔窗欣赏了一会儿看果园人的鼾声，才轻手轻脚地从果园大门出去。到了村头大路上，哥儿几个席地而坐，把“战利品”一扫而光。

第二天干活休息时，听一位社员说：“昨天夜里有人偷咱果园。”“听说是从闸门来的，有一个还穿着大水靴呢！……”原来，看果园人的警惕性也很高，临睡前把地面全用扫帚扫了一遍。早起一查，我们几个偷儿的脚印历历在目。所幸的是，当时我穿了一双胶棉鞋，鞋底花纹和高统水靴差不多，而我的鞋又是农村少见的44号（相当于新号型的28号）。人们根据现场的“犯罪痕迹”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出结论“闸门来的人偷果园”。为几串葡萄去惹水利部门的人，犯不上，此案便不了了之，也没有记录在案，否则，我还真不敢再穿那双胶棉鞋了。

说实在的，那葡萄并不怎么好吃，外表看起来还不错，挺大挺水灵。吃到嘴里，不是很甜，和北京的无法相比。最不可理解的是，吃了几颗葡萄以后，嘴角有辣的感觉。大概是品种不好，或是栽培技术不到位，造成品种品质退化的缘故。

偷萝卜：一年麦收，王队长安排我和一个社员夜里看麦子。到了后半夜，社员说：“肚子饿了，咱去弄点儿吃的吧。” 社员们粮食少，白天尚且填不饱肚子，哪有东西带着作夜宵。他带着我到队里的菜地，拔了几个白萝卜，擦擦泥，就吃了下去。

需要特别声明一句，下乡三年，我统共只有这三次“偷盗”行为，并且都是受人“教唆”，应该算是“从犯”吧。

三十四年后，我们十一个年逾五十的老知青旧地重游。回忆当年趣事时，我对BGL“坦白”了这仅有的三次偷窃经历，BGL哈哈大笑：“三十年的疑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龙行天下

知青都被称呼老，

跟随社员去偷盗，

仅仅三次记忆真，

数十年后作检讨。

开新河

讲故事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讲故事是填补空白的办法之一。这里是插队时听到老乡们讲的一些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解解闷儿吧。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向盘据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其中一路就是从开鲁这一带路过，所以当地的老年人都能回忆起苏军路过时的一些往事。据说，刚开始过路的苏联红军纪律严明，自己开饭时经常分给中国百姓一些，高兴了就逗逗老百姓的孩子。后来过的大概是些杂牌军，纪律涣散，比较普遍的是挖老百姓的土豆吃，个别的强奸妇女。后来有人说：“苏联老大哥好是好，就是喜欢中国老大嫂。”为议论苏联红军这事，中苏友好时和反右时不少人倒霉挨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时中苏关系恶化，农民们才敢大胆地公开说出来。

“老大哥”的说法在东北地区比较流行，在开鲁，我还听一个关于“苏联老大姐”的传说。苏联红军进来时，刚过立秋，农活还不太忙。一天，一群人聚在村头闲聊。正聊着，来了两个“苏联老大姐”—— 苏联女兵，她们见有一口公用井，就打了些井水放到水槽（饮牲口用的）里，然后脱下上衣洗了起来。如此大胆开放的举动，令封建保守的中国农民们目瞪口呆，他们停止了闲聊，远远地围着两个“毛子婆”（东北人称俄国人“老毛子”）看稀罕。俩女兵洗完了，环视周围，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个年轻英俊的“小白脸”，两人不由分说，把“小白脸”生拉硬拽地拖进了村外的高梁地。众人不敢跟进去，只听得高粱地稀哩哗啦一通乱响。过了好久才没了声响，人们走进高梁地，只见倒了一大片高梁，没有一个人影。从此，再没人见到“小白脸”的踪影。有人说，“毛子婆”带着“小白脸”坐飞机回了苏联。还有人说，“小白脸”扛不住两个身高体壮“毛子婆”的轮番进攻，身体被掏空，一命呜乎了……。

一年夏天麦收，队长安排我和青年社员叶景德夜里看麦子。夏夜虽说比冬夜短得多，但也有七八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我俩轮流讲故事。叶景德讲了几个，有“带色”的，也有神话。神话故事的情节我记不全了，只记的是一个凡人男青年和一个神仙女青年相爱，到谈婚论嫁时，神仙父母要亲自考察未来女婿。准女婿进门之前，神仙老公母俩商量好联络暗号，如果相中了，老太太就在院子里轰鸡，否则就轰狗，老头根据老婆的表态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是留下吃饭还是只限于聊天唠呵。准女婿来了，迎面看见的是“闪光缎（当地人对表面光亮的绸缎的称呼，大概是织锦缎之类的织物吧）”的门帘，进入东屋，但见炕头是三铺三盖的被窝垛。上炕，盘腿而坐，上茶，敬烟，一番照例的客套之后，老头开始逐渐进入主题，男家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有没有小姑子，家里有多少地，多少房子，大小牲畜，收成如何，……。忽然听见窗外传来老太太轰鸡的声音，老头心里有数了，马上出去帮老太太准备酒菜。故事的情节与小时候听的和看过的神话故事差不多，只是故事里的生活细节完全是农民自己生活的翻版，再加上点想象，但是想象力实在有限，总也脱不出庄户院的模式。

还有一个外国文字产生的故事。想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在即将到达某外国时，被这个国家的探子探听到消息。探子立马报告国王，国王说：孔老夫子发明了中国文字，我们现在还没有文字，不如趁这机会把老先生请来，帮我们发明文字。于是率领全国臣民，到国境边上迎接孔夫子。等候多日，孔老夫子骑着一头小毛驴走来了，国王和众百姓一哄而起，欢呼着向孔夫子跑去。老夫子骑的毛驴没有见过这些红发碧眼的人和这种阵势，以为是碰到了强盗，吓得扭头就逃。由于受惊不小，小毛驴边跑边撒尿，所谓屁滚尿流是也。国王和众百姓没有追上孔夫子，只看到留在地上的一连串弯弯曲曲的尿迹。众人不知何意，观察良久，一位智者恍然大明白：“啊！这就是孔老夫子留给我们的文字。”从此，这个国家有了文字。与方块形的汉字不同，他们的文字都是曲里拐弯的。

龙行天下

开鲁故事也挺多，

爱说苏联老大哥，

特别记得老大嫂，

还有神话美传说。

开新河

画画儿

上小学时，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后来他没上高中，去甘肃的一个林场就业，算得上咱们知青的老大哥辈），住在我家二楼。他很喜欢画画，我也跟着一起画。时间长了，绘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虽然比这个同学还差不少，但是画的是什么东西还可以辨认得出来。后来，这个同学转学走了，我也因为兴趣转移把画笔扔到一边。

文革中，写大字报成了时髦，作为大字报的附属物——漫画也跟着走红。那时，学校不上课，派系林立，战斗队多如牛毛，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形势，我和几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战斗队，也搞大批判，写大字报。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无非是抄抄别人的东西。于是我又捡起画笔，画一些漫画。当然，创作是谈不上的，只是把刊登在各式各样造反小报上的漫画复制翻版。抄得多了，多少也学到一些画漫画的皮毛。

下乡后，正值秋收大忙，把我们一个个累得贼死。这时候大队要搞大批判，从一二队各抽几个知青到大队部，不知怎么就把我选中了，这一下，在学校里没事打发日子的雕虫小技到农村成了混饭吃的本事。在生产队里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挣十分工，在大队轻轻松松地也是十分，何乐而不为。

在大队干了几天，回到队里。没过几天，又让我去学校。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三年多，老是这么停下去到哪儿是一站。但是，要开学也得闹出点儿动静来对老百姓有个交代。于是，在全国范围发起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同时让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美其名曰“掺砂子”，意思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就像一块捏不动揉不动渗不进水的胶泥，把砂子掺进去，就可以任意地捏，揉，也可以渗进水了。大队贫协派了两三名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让我去是协助他们搞大批判，当然主要还是画些漫画。题材多是“响尾蛇导弹——空对空”。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以说明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下，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迅速蜕化变质。我以此为题画了一组漫画。为了能联系实际，领导还请了几位贫下中农给我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危害。其实，没有多少文化甚至大字不识的农民哪里闹得清这么多的路线，讲来讲去，无非是哪个老师态度不好，哪个老师体罚学生……甚至哪个老师比较爱打扮，哪个老师比较清高。有些事简直就是对不干农活照样拿工分的教师的嫉妒。我选了一些素材画进漫画中。虽然我没有点名道姓，并且尽可能地表现得空泛一些，但还是明显地感觉到老师们的反感和不满。在学校这段日子，吃了老师们不少白眼。好在只搞了几天，我完成了任务又回到队里干农活。

我画的东西其实很不象样，可是受到农民和队干部们的一致称赞，有人还称我是“画家”。农村文化生活本来就很贫乏，文革一来，电影、戏剧、文艺演出都没有了，走乡串村的民间艺人被禁止了，我画的很不象样的东西在农民眼里也变得象那么回事了。

第二年春夏之交，大队要搞“忆苦思甜”，把我们几个知青集中到大队。这次主要是要搞一套类似连环画的东西，反映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的苦难。第一步，搜集素材，在本大队的范围里请了几位比较典型的人物，别人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王江。第二步，画画和写说明词，画画这部分主要是我。最后经过大队领导班子审查，在大队的一个什么会上展出，反响不错。大队领导决定，让两名女知青作讲解员，并安排在公社的范围内展出。这时，就没我什么事了，仍然回到队里干活。这一次，在大队干了大约二十天。

七〇年底，公社通知我，叫我画两张画，说是要交到县里去，干什么用当时没闹清楚。好在正是农闲猫冬，有的是时间，我就认认真真地画了两张交上去。一张是搞“忆苦思甜”时画的反映王河差点冻死的故事（见《生产队长》），另一张是反映生产队灌溉时社员们用身体堵水的事。

过完年，接到通知，让我到县里参加《开鲁县首届文化工作会议》。解放已经二十一年，怎么还是“首届”？可能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对文化工作还重视得不够，没有开过文化工作会议；也可能是表示对文革前的十七年一切工作成绩的全面否定，即便是以前开过几次也一律不算数，惟有这次会议才是开辟了开鲁县文化事业的新纪元——这是文革时流行的思维方式和作法。我们公社有两个名额，我被选上是因为画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回家了，而我还留在队里，“矮子里拔大个”，充个数吧。另一个是一队的WH，WH天性喜爱文艺，会拉小提琴。还爱动笔写作，下乡前的《西辽河水》（见《离开北京》）就是一例。曾被选派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身兼编剧、演员、伴奏数职。在队里，被农民的称赞包围，我是井底之蛙有点飘飘然。到了县城，我俩去县文化馆报到，见到来自全县的各路英雄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我才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有多么幼稚，距离真正的美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能连入门初学的水平也算不上。

参加会的代表分成文学和美术两个组，我在美术组。代表中有知识青年，也有当地农民，还有专业的画家、作家，但是以业余的占多数。有个农民青年（严格地说是回乡知青），擅长油画，素描底子相当深厚，在队里就听说过他。当时盛行画主席像，各个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都要在单位里最醒目的地方画一幅主席像，他到处画，在开鲁县有相当的名声。我们大队曾请他来画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就在大队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地方，画高和真人大小差不多。为了这幅画，大队特意造了一座又像影壁墙又像佛龛的短墙。农村干部们对他也有点小意见，嫌他画像收费。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他不干农活，画像就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收钱，吃什么。

开会时，大家都在听报告，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画板，在会场里到处画速写。县电影队有个女放映员，长得很漂亮全开鲁县有名，开会时作为工作人员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小伙子坐到我旁边给她画速写。我在一旁看了他的整个作画过程，够得上专业水平。（后来，我们大队的知青BGL上调到开鲁县某机关工作，向这女放映员发起猛烈攻势，最后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美术组还有一个北京女知青，她带来的作品是两幅油画写生《静物》。我虽说不懂油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看得出，她即便不是美院附中的，也是进过少年宫的美术班，受过相当的专业训练。

龙行天下

绘画倒有用武地，

先是漫画后多技，

连环展出受称赞，

还被推荐参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