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开新河

四条汉子

我们四个男生被社员们称为“四条汉子”，还根据我们各自的特点分别取了外号。知青组长HJY生得又白又胖，得了个“郝大胖子”的美称。我这双四十四号的大脚令众人“少见多怪”，因此被戏称为“任大脚丫子”。QBQ生性好斗嘴顶牛抬杠，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的磨练，抬杠的本领更加炉火纯青，被社员们誉为“钱大杠子”。WBG虽比我还小三岁，但个子比我还高两公分，勇夺“王大个子”的桂冠。

       我们干了几个月后，和社员们慢慢地混熟了。他们对我们男生的称呼变成“老郝”、“老任”、“老钱”、“老王”。刚听到这么称呼，我们还不习惯。第一，我们都是才十八九、二十岁毛头小伙，还不想和这“老”字做伴。第二，能承受这“老谁”称呼的，似乎应该是我们父辈或祖父辈的人。后来听得多了，习惯成自然，反倒觉得亲切友好。时间长了，社员里有人越琢磨越不是个滋味，“老任，老任，你是谁家的老人哪？”当地人称六七十岁以上的为“老人”，带有尊敬的意味。我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学生娃娃，只不过沾了姓“任”（当地人念二声，同“人”音，不象有些地方念四声“认”）的光，就被大家“老任”来“老人”去的喊，难怪有人觉得委屈吃亏。嘴上这么说，谈笑而已，说过就拉倒，过后我继续当众人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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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 茶

酒要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事才喝，茶可是农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当地人绝大多数喝红茶。当时喝的是砖茶或沫茶，可不是现在流行的袋装茶。

当地人喝茶一般都泡得很浓，有时嫌开水还泡不开茶叶，干脆把茶叶放到水壶里和水一起煮开。由于茶叶放得多，冲出来的茶水黑得象酱油，喝到嘴里，苦得比中药汤强点不多。牧民喝浓茶是为了帮助消化肉食，农民们一年吃不了多少肉，似乎没必要喝那么浓的茶，开始我们觉得无法理解。后来农民告诉我们：喝茶要喝透，喝透了可以保证一下午不渴。要喝透，就要用滚烫的开水泡浓茶，然后趁热喝，不歇气不停地喝，直到感觉后脊梁上冒凉气，才算喝透了。我们照他们说的一试，果然很灵，不但体会到了“喝透”的感觉，并且真的一下午不渴。

从此以后，我们放弃了午睡，一吃完午饭就忙着烧水泡茶喝茶，平均每人要喝一热水瓶。日久天长我们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不光是为应付天热口渴才喝，闲时没事也常要端杯水喝。七一年返城回邵阳，路过北京在大舅家暂住数日，没事时总要泡杯茶喝，因为嫌一趟趟添水还得上厨房麻烦，干脆拿了一个热水瓶放在手边（在农村时也是如此），左一杯右一杯不大工夫一热水瓶水就让我喝干了，换一瓶再接着喝。大舅妈在一边看呆了，以为是撒哈拉难民来了。以后大舅妈每天都把家里几个热水瓶灌得满满的，看见我从外面回来，马上把一个热水瓶端上来：“XX，喝水！”此后三、四年，每次我去北京大舅家，大舅妈总忘不了端上热水瓶招待。

文革前的民族题材电影《五朵金花》中有一个情景，漂亮能干的女社长金花约她新结识的男友阿鹏在风景秀丽的蝴蝶泉边唱情歌，歌中有句歌词“拨开青苔喝清泉”。多么浪漫而又富有诗情画意。这段歌词搬到现实生活中怕就没那么优美了。

一次，正值“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村子西北方但离村很远的地块耪地。休息时，嗓子干得烟熏火燎一般，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几个顾不上休息，满地乱跑找水喝。我们的运气还不错，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一个“水泡子”，就是一个半间房子大小的水坑。水面上飘浮着一层青苔，一两只青蛙和几条蝌蚪在水中悠闲地嘻戏。我们趴在水坑边，用手轻轻拨开青苔，可怜水面下哪里有什么清泉，水中悬浮着细小的绿色颗粒，大概就是大跃进时宣传过的“小球藻”吧。坑边，还有几丛水草，水草上隐约缠绕着一串串青蛙卵。实在渴得太利害，管它什么小球藻水草和青蛙卵，我们俯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喝够了，爬起来转身就逃，不为别的，只怕多看一眼那些水中的丰富物产，会把刚喝下去的水全倒出来。这一吐，身上的力气也就跑光了，还有，半个下午的活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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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

不管怎么说，“偷”也是个不好的行为，这里，不想为偷窃行为作任何辩护，只是如实记录。

下乡第一年秋后，庄稼已经全部放倒，苞米也扒下来，一堆堆地集中在一起，准备往回运。这时候要特别当心，成堆的苞米为偷儿提供了方便。为了保护这即将到手的粮食不受损失，队里加派了“护秋”的人员，我也有幸被选中。这天夜里，我随着一位社员漫山遍野地转悠。转来转去，最后转到村子西南方的一块地。这块地呈狭长形，用社员的话说就是垄沟特别长，一根垄可以从我们村边一直延伸到他们所在地一队的村头。我俩顺着垄沟走到可以看到一队村子时，那位社员说：“饿了，咱俩烧苞米吃吧。”我俩挑出几个比较嫩的苞米，再找些苞米秸杆来，点上火，一会儿就烧熟了。

吃完烧苞米，那位社员大概觉得光有饭没有菜不够尽兴，抹抹嘴说：“咱去偷点胡萝卜吃。”我知道“偷东西”不是好事，可是我们下乡来是接受“再教育”的，“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不能有二话。他熟门熟路地把我带到村子的北边，指着一块地：“就这儿！”

说老实话，长这么大，胡萝卜吃过不少，胡萝卜叶子是什么样可从来不知道。在我的印象中，萝卜叶子就是儿童歌舞剧《拔萝卜》中那个样子，胡萝卜既然叫“萝卜”，它的叶子也应该是那样无疑。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别说是深更半夜，就是大白天把我领到胡萝卜地里，我也不知道地皮底下就是胡萝卜。我学着那社员的样，拔了两个胡萝卜，又悄悄地溜回我们队的玉米地，坐下来定定心心地啃胡萝卜。

就是“信号弹事件（见《民兵》）”那一次，我和HJY值更巡逻到后半夜，转来转去转到村东头果园附近大路上。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周围是一片沙沼，视野比较开阔，我俩就站在大路上看那几颗“信号弹”星星。正看着，从庄稼地里钻出两个黑影来，我俩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这一夜总算没有白等。”

谁知那俩人没一点“贼”模样，走路大大咧咧的，脚步声很重，走着走着还高声说起话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本队的两位“看青”的社员。“看青”的任务是保护庄稼，不是抓贼，即使有贼，吓跑了就成，所以他俩走路有那么大的动静。和他俩随便聊了几句，一位社员忽然提出到生产队果园里偷葡萄。我俩未置可否，跟着他俩走。

我们从果园东墙的一个缺口钻进果园（自家的果园，当然是熟门熟路），由于扮演的角色从庄稼的守护者转换成偷窃者，我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摸到葡萄架下，匆匆忙忙地摘了几串葡萄就走。要说这两位社员的胆儿也真够大的，撤退的时候不走原路，领着我们摸到看果园人睡觉的窗下，隔窗欣赏了一会儿看果园人的鼾声，才轻手轻脚地从果园大门出去。到了村头大路上，哥儿几个席地而坐，把“战利品”一扫而光。

第二天干活休息时，听一位社员说：“昨天夜里有人偷咱果园。”“听说是从闸门来的，有一个还穿着大水靴呢！……”原来，看果园人的警惕性也很高，临睡前把地面全用扫帚扫了一遍。早起一查，我们几个偷儿的脚印历历在目。所幸的是，当时我穿了一双胶棉鞋，鞋底花纹和高统水靴差不多，而我的鞋又是农村少见的44号（相当于新号型的28号）。人们根据现场的“犯罪痕迹”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出结论“闸门来的人偷果园”。为几串葡萄去惹水利部门的人，犯不上，此案便不了了之，也没有记录在案，否则，我还真不敢再穿那双胶棉鞋了。

说实在的，那葡萄并不怎么好吃，外表看起来还不错，挺大挺水灵。吃到嘴里，不是很甜，和北京的无法相比。最不可理解的是，吃了几颗葡萄以后，嘴角有辣的感觉。大概是品种不好，或是栽培技术不到位，造成品种品质退化的缘故。

偷萝卜：一年麦收，王队长安排我和一个社员夜里看麦子。到了后半夜，社员说：“肚子饿了，咱去弄点儿吃的吧。” 社员们粮食少，白天尚且填不饱肚子，哪有东西带着作夜宵。他带着我到队里的菜地，拔了几个白萝卜，擦擦泥，就吃了下去。

需要特别声明一句，下乡三年，我统共只有这三次“偷盗”行为，并且都是受人“教唆”，应该算是“从犯”吧。

三十四年后，我们十一个年逾五十的老知青旧地重游。回忆当年趣事时，我对BGL“坦白”了这仅有的三次偷窃经历，BGL哈哈大笑：“三十年的疑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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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讲故事是填补空白的办法之一。这里是插队时听到老乡们讲的一些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解解闷儿吧。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向盘据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其中一路就是从开鲁这一带路过，所以当地的老年人都能回忆起苏军路过时的一些往事。据说，刚开始过路的苏联红军纪律严明，自己开饭时经常分给中国百姓一些，高兴了就逗逗老百姓的孩子。后来过的大概是些杂牌军，纪律涣散，比较普遍的是挖老百姓的土豆吃，个别的强奸妇女。后来有人说：“苏联老大哥好是好，就是喜欢中国老大嫂。”为议论苏联红军这事，中苏友好时和反右时不少人倒霉挨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时中苏关系恶化，农民们才敢大胆地公开说出来。

“老大哥”的说法在东北地区比较流行，在开鲁，我还听一个关于“苏联老大姐”的传说。苏联红军进来时，刚过立秋，农活还不太忙。一天，一群人聚在村头闲聊。正聊着，来了两个“苏联老大姐”—— 苏联女兵，她们见有一口公用井，就打了些井水放到水槽（饮牲口用的）里，然后脱下上衣洗了起来。如此大胆开放的举动，令封建保守的中国农民们目瞪口呆，他们停止了闲聊，远远地围着两个“毛子婆”（东北人称俄国人“老毛子”）看稀罕。俩女兵洗完了，环视周围，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个年轻英俊的“小白脸”，两人不由分说，把“小白脸”生拉硬拽地拖进了村外的高梁地。众人不敢跟进去，只听得高粱地稀哩哗啦一通乱响。过了好久才没了声响，人们走进高梁地，只见倒了一大片高梁，没有一个人影。从此，再没人见到“小白脸”的踪影。有人说，“毛子婆”带着“小白脸”坐飞机回了苏联。还有人说，“小白脸”扛不住两个身高体壮“毛子婆”的轮番进攻，身体被掏空，一命呜乎了……。

一年夏天麦收，队长安排我和青年社员叶景德夜里看麦子。夏夜虽说比冬夜短得多，但也有七八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我俩轮流讲故事。叶景德讲了几个，有“带色”的，也有神话。神话故事的情节我记不全了，只记的是一个凡人男青年和一个神仙女青年相爱，到谈婚论嫁时，神仙父母要亲自考察未来女婿。准女婿进门之前，神仙老公母俩商量好联络暗号，如果相中了，老太太就在院子里轰鸡，否则就轰狗，老头根据老婆的表态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是留下吃饭还是只限于聊天唠呵。准女婿来了，迎面看见的是“闪光缎（当地人对表面光亮的绸缎的称呼，大概是织锦缎之类的织物吧）”的门帘，进入东屋，但见炕头是三铺三盖的被窝垛。上炕，盘腿而坐，上茶，敬烟，一番照例的客套之后，老头开始逐渐进入主题，男家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有没有小姑子，家里有多少地，多少房子，大小牲畜，收成如何，……。忽然听见窗外传来老太太轰鸡的声音，老头心里有数了，马上出去帮老太太准备酒菜。故事的情节与小时候听的和看过的神话故事差不多，只是故事里的生活细节完全是农民自己生活的翻版，再加上点想象，但是想象力实在有限，总也脱不出庄户院的模式。

还有一个外国文字产生的故事。想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在即将到达某外国时，被这个国家的探子探听到消息。探子立马报告国王，国王说：孔老夫子发明了中国文字，我们现在还没有文字，不如趁这机会把老先生请来，帮我们发明文字。于是率领全国臣民，到国境边上迎接孔夫子。等候多日，孔老夫子骑着一头小毛驴走来了，国王和众百姓一哄而起，欢呼着向孔夫子跑去。老夫子骑的毛驴没有见过这些红发碧眼的人和这种阵势，以为是碰到了强盗，吓得扭头就逃。由于受惊不小，小毛驴边跑边撒尿，所谓屁滚尿流是也。国王和众百姓没有追上孔夫子，只看到留在地上的一连串弯弯曲曲的尿迹。众人不知何意，观察良久，一位智者恍然大明白：“啊！这就是孔老夫子留给我们的文字。”从此，这个国家有了文字。与方块形的汉字不同，他们的文字都是曲里拐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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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儿

上小学时，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后来他没上高中，去甘肃的一个林场就业，算得上咱们知青的老大哥辈），住在我家二楼。他很喜欢画画，我也跟着一起画。时间长了，绘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虽然比这个同学还差不少，但是画的是什么东西还可以辨认得出来。后来，这个同学转学走了，我也因为兴趣转移把画笔扔到一边。

文革中，写大字报成了时髦，作为大字报的附属物——漫画也跟着走红。那时，学校不上课，派系林立，战斗队多如牛毛，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形势，我和几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战斗队，也搞大批判，写大字报。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无非是抄抄别人的东西。于是我又捡起画笔，画一些漫画。当然，创作是谈不上的，只是把刊登在各式各样造反小报上的漫画复制翻版。抄得多了，多少也学到一些画漫画的皮毛。

下乡后，正值秋收大忙，把我们一个个累得贼死。这时候大队要搞大批判，从一二队各抽几个知青到大队部，不知怎么就把我选中了，这一下，在学校里没事打发日子的雕虫小技到农村成了混饭吃的本事。在生产队里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挣十分工，在大队轻轻松松地也是十分，何乐而不为。

在大队干了几天，回到队里。没过几天，又让我去学校。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三年多，老是这么停下去到哪儿是一站。但是，要开学也得闹出点儿动静来对老百姓有个交代。于是，在全国范围发起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同时让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美其名曰“掺砂子”，意思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就像一块捏不动揉不动渗不进水的胶泥，把砂子掺进去，就可以任意地捏，揉，也可以渗进水了。大队贫协派了两三名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让我去是协助他们搞大批判，当然主要还是画些漫画。题材多是“响尾蛇导弹——空对空”。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以说明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下，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迅速蜕化变质。我以此为题画了一组漫画。为了能联系实际，领导还请了几位贫下中农给我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危害。其实，没有多少文化甚至大字不识的农民哪里闹得清这么多的路线，讲来讲去，无非是哪个老师态度不好，哪个老师体罚学生……甚至哪个老师比较爱打扮，哪个老师比较清高。有些事简直就是对不干农活照样拿工分的教师的嫉妒。我选了一些素材画进漫画中。虽然我没有点名道姓，并且尽可能地表现得空泛一些，但还是明显地感觉到老师们的反感和不满。在学校这段日子，吃了老师们不少白眼。好在只搞了几天，我完成了任务又回到队里干农活。

我画的东西其实很不象样，可是受到农民和队干部们的一致称赞，有人还称我是“画家”。农村文化生活本来就很贫乏，文革一来，电影、戏剧、文艺演出都没有了，走乡串村的民间艺人被禁止了，我画的很不象样的东西在农民眼里也变得象那么回事了。

第二年春夏之交，大队要搞“忆苦思甜”，把我们几个知青集中到大队。这次主要是要搞一套类似连环画的东西，反映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的苦难。第一步，搜集素材，在本大队的范围里请了几位比较典型的人物，别人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王江。第二步，画画和写说明词，画画这部分主要是我。最后经过大队领导班子审查，在大队的一个什么会上展出，反响不错。大队领导决定，让两名女知青作讲解员，并安排在公社的范围内展出。这时，就没我什么事了，仍然回到队里干活。这一次，在大队干了大约二十天。

七〇年底，公社通知我，叫我画两张画，说是要交到县里去，干什么用当时没闹清楚。好在正是农闲猫冬，有的是时间，我就认认真真地画了两张交上去。一张是搞“忆苦思甜”时画的反映王河差点冻死的故事（见《生产队长》），另一张是反映生产队灌溉时社员们用身体堵水的事。

过完年，接到通知，让我到县里参加《开鲁县首届文化工作会议》。解放已经二十一年，怎么还是“首届”？可能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对文化工作还重视得不够，没有开过文化工作会议；也可能是表示对文革前的十七年一切工作成绩的全面否定，即便是以前开过几次也一律不算数，惟有这次会议才是开辟了开鲁县文化事业的新纪元——这是文革时流行的思维方式和作法。我们公社有两个名额，我被选上是因为画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回家了，而我还留在队里，“矮子里拔大个”，充个数吧。另一个是一队的WH，WH天性喜爱文艺，会拉小提琴。还爱动笔写作，下乡前的《西辽河水》（见《离开北京》）就是一例。曾被选派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身兼编剧、演员、伴奏数职。在队里，被农民的称赞包围，我是井底之蛙有点飘飘然。到了县城，我俩去县文化馆报到，见到来自全县的各路英雄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我才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有多么幼稚，距离真正的美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能连入门初学的水平也算不上。

参加会的代表分成文学和美术两个组，我在美术组。代表中有知识青年，也有当地农民，还有专业的画家、作家，但是以业余的占多数。有个农民青年（严格地说是回乡知青），擅长油画，素描底子相当深厚，在队里就听说过他。当时盛行画主席像，各个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都要在单位里最醒目的地方画一幅主席像，他到处画，在开鲁县有相当的名声。我们大队曾请他来画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就在大队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地方，画高和真人大小差不多。为了这幅画，大队特意造了一座又像影壁墙又像佛龛的短墙。农村干部们对他也有点小意见，嫌他画像收费。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他不干农活，画像就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收钱，吃什么。

开会时，大家都在听报告，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画板，在会场里到处画速写。县电影队有个女放映员，长得很漂亮全开鲁县有名，开会时作为工作人员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小伙子坐到我旁边给她画速写。我在一旁看了他的整个作画过程，够得上专业水平。（后来，我们大队的知青BGL上调到开鲁县某机关工作，向这女放映员发起猛烈攻势，最后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美术组还有一个北京女知青，她带来的作品是两幅油画写生《静物》。我虽说不懂油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看得出，她即便不是美院附中的，也是进过少年宫的美术班，受过相当的专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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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与阶级斗争

（一）

刚开始干农活，队里怕我们不适应，安排我们干些老弱劳力干的轻活。第一天是到“打瓜”地里捡瓜，就是把散布在瓜地里的瓜集中在一起，堆成堆，等大车运回队里。那天我们男女生跟着几位老农干，休息时大家就围着瓜堆吃打瓜。这“打瓜”是西瓜的近亲，从外形到瓜籽、瓜瓤看起来非常像西瓜，仔细看才可以看出瓜籽比西瓜的大，瓜籽肉也比西瓜籽厚实，人们作零食吃的瓜籽实际上就是这种瓜籽。就因为它的籽粒大，瓜的营养精华几乎都集中到籽上，瓜瓤反倒变得淡而无味了。不过有个别的打瓜还是带点甜味，当喉咙里干得冒烟时，能吃上这瓜还是感觉甘甜无比。我们不懂挑瓜的绝窍，挑来捡去全是不甜的。俗话说“姜是老的辣”，几位老农帮我们挑的瓜就是甜，特别是有位老农，慈眉善目的，穿一身挂满尘土的黑衣黑裤，带一顶黑色便帽，自己一口没吃，跑来跑去地帮我们挑瓜搬瓜，知青中最为刁钻蛮横的某女生吃得高兴不已，一口一个“大爷真好！”“大爷挑的瓜真甜！”夸得那老农跑得更起劲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本队的阶级敌人。令我们吃惊不已的是，第一个被揪上台的人正是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的那位老农“大爷”。对他的批判发言，主要就是针对他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这事。当然也是给我们敲警钟，紧绷阶级斗争的弦。

这老农叫叶文瑞，他家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由于地多收的租子多粮米也多，就开了当地称作“烧锅”的制酒作坊。因为他家姓叶，他家开的“烧锅”烧的酒质量挺好，于是我们的村子也被称作“叶家烧锅”，方圆几百里闻名。家业传到他手里，被他抽大烟抽得一天天败落下来，到解放那年几乎所剩无几，身体也因抽大烟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只剩一把骨头了。解放后政府强制他戒了烟，给他戴了顶地主的帽子让他“自食其力”。参加劳动后他的身体渐渐地强壮起来，干活可以和一般农民一比高低，六十多岁了还能常年下地干活。回顾这个变化，他说：“共产党救了我一条命。”

吃瓜事件的第二天，队干部特意带着我们十个人在全村一家家的“认门口”，谁家是贫农，谁家是地富，一一交代明白。

阶级斗争的对象不但针对地主、富农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于孙子一代。那时队里通知开会，都要说明什么人可以参加。如果说“社员大会”，就是全体社员，也就是全体有劳动力的人。如果说“贫下中农”，一般地说也包括了中农（我们队中农比较多，他们不参加，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还有我们知青。开贫下中农会时，不要说地主富农本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没有资格。

我们知青的家长，多半有这样那样的所谓“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有“问题”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可以教育好也可能教育不好。为示宽大，给你指条活路，但死活如何，还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顶着这么一个像帽子又不是帽子的东西，那滋味能好受吗。

所幸的是，当地的社队领导和社员们对我们知青没有采取歧视的态度。有一次，队里召开斗争会，斗争本队的地富分子。大会领呼口号的任务就交给了女知青YY。不知道是因为太激动还是太紧张，YY喊口号时把“阶级敌人必须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喊成了“贫下中农必须向阶级敌人低头认罪！”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刀，稍有不慎，就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啷铛入狱，甚至枪毙杀头的危险。在北京某工厂劳动时我曾见过，一个青年技术员在辩论会上发言，为了说明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物，举了共产党历史上曾犯错误的例子，当时就被打成“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关进黑屋子。在斗争会上，一边是群情振奋的贫下中农，一边是低头弯腰的地富分子，喊出这样的口号，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后果难以预料……可是真怪，居然没有一个人作出任何反应，坐在会场中的“革命群众”只是楞了一下。YY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稍稍缓口气，马上改过口来，大会按原定议程进行下去。会后回到知青点，YY吓得大哭一场。以后，YY没有因这事受到半点非难。

关于“阶级路线”，也就是倚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文革中（也包括文革前的几年）流行的提法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可分不清这个“论”那个“论”的，也弄不明白怎么一会儿是“有”，一会儿又是“不”了。于是，让他们说就变成了“有‘成分论’，无‘成分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在农村，谁家是什么阶级成分，大家都是清清楚楚。我们和社员们混熟了以后，有人有意无意地问知青：“你们家是什么成分？”这可是有点难回答了，只知道填表时家庭出身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平民”、“职员”等等，不知道家里算是什么阶级。当时城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中间部分人的家长正是被“清理”、“审查”之中，我们的心中时时盼望他们能早日过关，可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向农民说得清呢，只好回答“城里不划成分。”对这样的回答，农民们肯定不满意“瞎说，哪能不划成分呢？！”不过说过就算了，以后不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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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的吃“打瓜”规矩，瓜可以随便吃，但要把瓜子留下。

打瓜地里难免有些“串种（学名叫‘变异’）”的打瓜或是西瓜种混进打瓜地的，不过我们刚去，分辨不出来。“地主”虽说是“阶级敌人”，干了十几二十年农活，这点分辨本事还是有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2-24 8:31: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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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九年初春节前，我参加大队的“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进驻和平一队。

要过春节了，“工作组”准备暂时撤出。离队的前一天晚上，特地开了个批斗大会，目的无非是教育贫下中农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警告“地富反坏”，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有几个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人。这个队也有，批判起来老话套话车轱轳话翻来覆去说起来没完没了，一不留神，时间就过去了两个多钟头。那年月开批斗会有个规矩，被批斗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孙），必须低头弯腰一动不动地站着。批斗完地富反坏分子，要对贫下中农嘱咐几句，于是把地富赶出会场。我想透透气，借口看押地富也跟了出来。这些人出了会场，因为没人允许，不敢直腰。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有一次我和母亲去他单位给他送生活用品，看到父亲就是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对他们说：“直直腰吧。”大概是弯的时间太长了，腰腿已经麻木，他们又敲腿又捶腰的好长时间才把腰腿站直。谁知才享受了几分钟，会场里散会，“左派”出来一看大发雷霆：“谁让你们直腰的？给我撅着去！”一帮人赶紧再次弯下腰去。还好，“左派”也是凡人，这会儿也想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没有深入追究，喊了一嗓子也就完事回家。

六八年十月，我们四个男生到一队去看望那里的同学。回家时，还没有出村子，听到有人喊救火，顺着声音找去，看到是一个当地称作“马架子（东北农村一种矮小的简易房屋，一般不住人。但有些人家盖不起正规房屋，就以马架子为家）”的屋子失火，火苗已经蹿上屋顶，有不少农民正在扑救，我们马上也加入救火的队伍。不多时，火被扑灭，但失火的房子只剩下干打垒的四壁和几根焦黑的檩木。过去报纸广播里经常宣传为贫下中农灭火的英雄事迹，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让我们撞上了，我们自然很高兴。事后一打听，失火的这家是个地主。完了，彻底没戏。这事如果发生在城里，没准还会有人扣你个“救助阶级敌人”的大帽子。我们只好不声不响地打道回府，此后再没有和别人提起此事。

有一次我们知青和几个社员在一起聊天，说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有个农民说有件事想不明白，请“城里来的知青给分析分析”：在“忆苦思甜”会上贫下中农纷纷控诉地主富农的剥削压迫。后来有个妇女也站出来，说她是个童养媳妇，从小进了夫家，吃苦受累，还经常遭受公婆的打骂……。这位农民想不通的是，童养媳妇的公婆也是贫下中农，怎么倒成了“控诉”的对象了。我们只是在书本里和电影上知道有童养媳妇这么回事，以为只有地主富农家才会有童养媳妇，从来不知道贫下中农也会养童养媳妇。一时间谁也回答不出半个字来。

开新河

（三）

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算是政治的范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个政盲或半政盲（这是我受文盲、法盲、科盲等词启发，自己杜撰出来的词，任何字典辞典上也查不到）。教育学或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智商”，用来定量地衡量一个人智力的高低。可惜在政治领域里没人研究“政商”（指政治活动能力的高低）。我的“智商”算不上太高，上等偏下总是有的。如果有“政商”的说法，我的“政商”只够低等水平，充其量不过是中等偏下。在我的头脑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如同课本书籍广播报纸上说的概念和样子。拿着这样的概念去套现实的农村生活，总也对不上号，反而把自己的脑子弄得似一锅浆糊。我看问题，分析问题，总是习惯于类似数学推理那样思维方式。举个例子，假设B = –A，C = –B，那么C = –（–A），根据“负负得正”的原理，最后可以得出C = A的结论。这么推理在数学上完全正确，可是推广到政治领域就不见得一定对。“朋友”的反面是“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呢，参照数学推理的方法可以得到结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怎么着也不能说是正确，譬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都是敌人不假，朋友可说不上，即便是暂时地结盟联合，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农村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俗话说“友连友，亲连亲，砸断骨头连着筋”。直到我离开农村，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事也没闹明白。

在一队当“清队工作队”队员的时候，同队的还有两个社员，分别是四、五队的人。一个心里明白，嘴上不说。另一个特别爱说，大会小会都要说，说起来就是车轱轳话来回转。我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懂，胆子又小，干脆啥也不说。开会时别人都说完了，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一概回答：“没什么。”问过几次，他们索性也不问了，我是乐得不说。因为我没有主见，工作队的大小事，都是那俩社员说了算。

农村的阶级关系，搀杂着大量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亲戚关系，开始时我也想弄明白，注意听取各方面的言谈话语，脑子拼命记，心里使劲算，谁跟谁是什么亲戚，政治上又有什么联系。可是听得越多心里反而越糊涂，后来索性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连脑子也不过了。

既然不能说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后来就让我干点和文字打交道的事。有一次，安排我去辅导妇女们政治学习。知道我嘴笨加上好脾气，怕我压不住阵脚，特意让一队的贾振荣队长陪我。贾队长身高体壮，浓眉大眼，鼻宽口阔，头发和胡茬子全支楞着，天生一副大嗓门，如果背后插上两把大片刀，活脱脱一个李逵式的梁山好汉。

有贾队长坐镇，会场秩序果然不错，妇女们基本上没有大声说话的。但是手里都不闲着，有的搓麻线，有的纳鞋底，有的缝补衣裳……。时间长了，有几个憋不住，小声地交头接耳说起话来，被贾队长瞪一眼或是哼一声，立马就打住。所谓政治学习，无非是念念报纸，读读材料。我基本上是照本宣科，碰到稍为难理解的名词或是成语典故，我给解释解释，但是不作任何引伸发挥，也绝对不结合联系本村实际。就这么着我一个人又念又讲地说了一个多将近两个钟头，说得我口干舌燥，嗓音嘶哑。忽然，坐在最前排靠右边的一个纳鞋底的中年妇女抬起头来对我说：“我说这位青年（社员们对知青的统称），你都说了些啥呀？我咋听不明白呢！”说的其她妇女捂着嘴偷笑，我楞了半天说不出半个字，还是贾队长站出来帮我收的场。就这一句话的评语，我一上午的唾沫算是全都白费了。

说实在的，这位妇女一看就是个本份人，绝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角色。这事全怪我，我嗓音低沉，说话咬字不十分清楚（在北京时就有人形容我说话是“嘴里含着热茄子”），说话速度比较快，再加上一口学生腔，难怪妇女们听不懂。从此以后，辅导学习的事也不让我干了，我只能干些开会记录整理文字材料之类的事。

运动深入以后，需要外出调查个别人的历史情况，于是我又有事情干了。按文革前的规矩，调查人的事，只能由党员来干。这时候各级党组织已经被砸烂瘫痪，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非党员干预党组织内部事务的事屡见不鲜，让既不是党员也不是贫下中农的我去调查，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第一次接到外调的任务时，我像扎了吗啡一样，兴奋不已。除了准备好路途中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特意带上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文革中出版的一本选有毛泽东重要文章的书，32开本）。住进旅店后，我兴冲冲地拿出《选读》，对同行的社员（按规矩外调必须二人同行，大概是防止一个人作弊吧）说：“咱们先学学《农村调查》这篇文章吧，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好调查的准备工作。”那位社员说要到外面去看看，转身出门了。其实，一个远离城市的难得进城农民进了城，要去看看也是情有可原。我只好一个人自己学。以后的外调，我再也不带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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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3-12-23 15:40:00的发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四类分子的批斗会是最直观的斗争形式。我所在的生产队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与其说他是阶级敌人，不如说他是大大的良民。我们的队长曾对我说：“用你们5个知青换1个富农，我还不干。”队长对富农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样样农活都精通，而且劳动效率全队领先。被戴上帽子以后，更是谨小慎微、任劳任怨。批斗富农，大家都于心不忍。批斗会上，也对他网开一面。四类分子在台前站成一排，富农也站在旁边陪斗，不用多久，就有大队干部叫他退场。富农如蒙大赦，低头弯腰溜之大吉。

我们队只有两位木匠，一位是中农，一位是富农。富农有个儿子，上了清华。可能是父亲成分的关系，三年没见他回过村。

我们队农活干得好的、家里日子过得好的，大多是中农和中农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