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冤枉
一九七二年春天，挚友小孔到大塘帮我挑红苕到湖南会同县的郎江镇去卖。确切地讲，我们那时挑去卖的是红苕种。
郎江距离大塘二十多里，全是山路，不过比到白市近得多，路也没有贵州境内陡峭崎岖。此外，我选择到湖南赶场的重要原因是苕种在郎江的价格要比白市高得多（估计是彼处的地质情况不利于储藏苕种吧）；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正好要举办“商品贸易交流会”，可供选购的物资比平日肯定要丰富些。
毫不夸张地说，知青中能够有苕种出售的人并不多。而我之所以有苕种卖，完全得益于头年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的苕洞（地窖）成功地储存了当年分到的红苕。
桂花佬告诉我，苕种的价格比红苕要高出将近一倍。但是季节不等人，只有在春种的黄金期出售才能获得好利润。小孔得知这一情况，二话没说就欣然到大塘帮我。
那天兄弟俩起了个大早，兴冲冲各自挑了八十来斤红苕就了上路。一路有说有笑，我仿佛觉得肩上的担子不再那么沉重，路途也没有往日那么遥远了。
郎江依山傍水，是一座美丽的湘西小镇。江边小镇外的小路正是红苕种的交易市场，路旁已经有不少山民聚在一起讨价还价。我们找到一个空隙刚把担子放下，立刻就有几个湖南乡民围了上来。他们一边仔细查看我们箩筐里的红苕，一边奇怪地打量我和小孔。那神色明明白白把心中的疑问写在脸上：你们怎么会有苕种卖？
其中一位紧紧盯住我的眼睛：“你们从哪里来？”
“大塘，”我坦然地和他对视并补充道：“贵州的大塘！”
“大塘头？知道知道！”
“老王，你也来卖苕啊？”恰巧有位我们大队的老乡挑着红苕路过这里和我打招呼。那些湖南人听罢仿佛放心了许多，七嘴八舌地开始和我们侃价。
最后我以每斤一角三分的价格与其中的两位买主成交，价格属于中等偏上，与苕种质量吻合，双方都比较满意。
挑着空箩筐急急忙忙地走进郎江，我首先带小孔直奔小饭店，那里的米粉不错，分量足且猪肉哨子较多，味道也还不错。每次到郎江赶场我都必定在彼处用餐，今天挚友受累，我更得好好犒劳他。
可能是因为举办“商品贸易交流会”的缘故吧，场上的人特别多，很多商品销售点都排起了长蛇般的队伍，小饭店的售票窗口也不例外。
我老老实实地排队，把扁担和箩筐交给小孔让他先到饭店里找位置休息。他还未离去，在我们身后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口哨声——“唧唧唧！唧唧唧！注意扒子手！”；“唧唧唧！注意扒子手！”
转身望去，一位身着旧军装戴红袖箍的中年男子站在不远处的场坝中间，右手握着喇叭形的简易话筒，左手捏着口哨正用赤裸裸的仇恨眼光盯着我们，周围一阵骚动，乡民们警惕的眼光顿时齐刷刷向我们射来。我莫名其妙的和小孔交换一下眼色，无可奈何地示意他赶紧离开。
那一刻我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屈辱、愤怒让人憋得透不过气来。最恼火的是根本没机会向人诉说和分辨，心想这红袖箍也忒没眼神了吧！世上哪有挑着箩筐去行窃的扒手啊？转念一想，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随他去吧。
话虽如此，那天的肉哨粉我却没有品出一点往日的猪肉香味。
用完餐，我们再次挑着箩筐到场坝上准备购物。可恼的是，不管走到哪里，身后就会出现红袖箍的身影，同时一次又一次响起那刺耳的口哨声和警告声，看来红袖箍是和我俩较上劲了。万般无奈，我们匆匆称了些糕点买了瓶葡萄酒，赶紧逃也似地离开那是非之地。
夜晚，兄弟俩在煤油灯下一边就着糕点喝葡萄酒，一边对白天的遭遇愤愤不平：明知被怀疑、被冤枉、被侮辱却无处鸣冤，无处申辩，无处反击，那是多么窝囊多么恼火多么无奈和纠结的事情啊！
“可能是上一场有越共（当年贵阳人对扒手的蔑称——笔者注）洗劫郎江吧？”小孔推测。
“这些人真可恶，农民的生活够凄惨的了，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呢？还让你我受这莫名其妙的冤枉气！”我平生第一次遭人白眼和冤枉，万分委屈却无可奈何。
小孔的推测没错。次日桂花佬告诉我，头一场郎江的确有贵州去的扒手光顾，据说被窃的人很多而且很惨。
这就难怪那个红袖箍用仇恨的眼神、刺耳的口哨和喇叭声把朗江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尽管他搞错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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