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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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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 21:44:00 | 只看该作者
2、无限上纲的大批判

知识青年1964开始大数量下乡,时逢全国上下开展“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当时,全国有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巴彦淖尔地区也不例外,从上到下紧跟形势,全面部署“四清”运动。在开展阶段,具有特殊身份的知识青年,下到农村正逢其时,自然也当仁不让。当时的农村,对地主富农的批斗从形式到力度,因为历次运动的反反复复,已经没有多少新内容了。知青青年凭着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路线斗争的敏感性,使“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把农村的批斗活动,一下子变出了众多的花样,出现了好多过激行为,有的简直可以用荒唐来形容,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产生过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这让知青在贫下中农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些从城里下乡来到巴彦淖尔的知青,因为出身问题,也受到了一些牵连。

 曾在磴口县下过乡的兵团知青军宣队员回忆说:“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抓阶级斗争是军宣队的主要任务。因此每到一地,依靠贫下中农,白天与农民同劳动,春天送肥保墒,夏天田间管理,秋天收割。晚上,组织开会,贯彻上级文件。对生产队里有历史不清、成份不明的进行内查外调,为了查清历史问题,我和其他队员曾多次跑过包头、呼和浩特市和山西等地。”这是斗争的初期,还有点“温良恭俭让”的味道。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许多的年轻人为此上了瘾,手段也就变本加厉了。

挖内人党的时候,最初知青们有些不知所措,私下里疑问自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许许多多的贫下中农一夜间竟变成了“叛国投修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成员?然而他们很快就凭着年轻人的敏锐劲,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有些人还成了斗争中的先锋和打手。这时下乡的知青有很多都是从城里来的造反派红卫兵,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却起了当地村民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可以对谁都不管不问,而且有“文革”中学来的残酷斗争经验,把出手的狠与硬,当成了自己表忠心,亮态度的一种表现。当时有过两件事,结果的一悲一幽默,令人现在想来都有几分啼笑皆非的酸楚。

当时的牧区,有一处当地设立的气象站,七八个职工中只有一位女性,因为青春期的骚动不安,晚上郁闷和无聊之中,有好事者戏言成立一个组织,并推举那唯一的女性为头目,职责是帮单身汉们物色、联络有意出嫁的当地姑娘们。大家说得开怀,顺便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光棍委员会”的名称。“光棍”与“国共”发音很近似,结果被风吹到了无事生非的人耳里,后果可想而知。还好,那个女职工在被打得血迹斑斑,才苦苦思索到了这个玩笑,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冤枉啊!不是‘国共’是‘光棍’呀!”当事的几个知青问明白之后,都没有半点悔意,还骂骂趔趔说:“谁让你们不说普通话,活该!”

另一桩事情发生在临河县,说有一个下乡的北京知青叫路漫,来河套插队不久,就赶上了“挖肃”运动。有个蒙古族老汉,原来是大队的副书记,据说常和一个公社的副书记一块喝酒。这个副书记成了“内人党”的成员自杀了,老汉自然也成了被隔离开来的审查对象。当时路漫是记录员,记过好几张纸,可记完一会儿就全撕了。因为老汉先是矢口否认参加过这个组织,后来耐不过夜以继日的政治攻心术,终于交待了一些“问题”。完了,老汉却不在记录上签字,说自己刚才说的全是胡说八道,瞎编的。几个审查者当时那个气没处出,就决定不给老汉吃饭。几个人包饺子,老汉在地上转圈圈。后来,几个人不忍地也让老汉吃了一大碗。再审时,老汉说:“唉!不知道是哪个挨枪崩的鬼嚼出这么个东西来坑人,听也没听说过,上哪参加去!”结果,经过十多天的较量,专案组的人一无所获,北京知青长了满身的虱子。再后来,路漫成了蒙族老汉的大儿媳,在河套生根,开花,结了果。

这一冷一热的两个例子,现在听起来如同故事一样,可是,在吃大锅饭的“学大寨”运动中,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强迫粮食、猪肉、鸡蛋交售,打击出售自家产品的运动中,知识青年往往是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这一点现在的老知青们也常坐在一起进行历史的反省,只是时过境迁,说到后来,除了罗列出一大堆的名词来,如“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倒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一些批判会,针对“下乡镀金论”,“念书做官论”,“变相劳改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这些东西,从档案资料里,让人看得连篇累牍,不分前后,翻来复去,纠缠不清。但在当时的严肃和认真劲,尤其是上纲上线,上到了对毛主席的革命感情问题,那比泰山压顶还要重。在这些批判与审判会上,许多知青是标语的书写者,是罪名的拟定者,是口号的引导者,其作用的扩大化虽千言难尽。
有一个笑话说,在一场公社级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台上一男一女两个高嗓门知青,正领着全场院的人喊口号: (领)打倒林彪!(众)打倒林彪!(领)打倒孔老二!(众)打倒孔老二!(领)狠批克己复礼!(众)狠批克己复礼! …… 口号呼毕,领导要发言了,全场出现短暂的宁静。这时传达室的老汉匆匆跑到台边,对男知青大叫:“王主任有电话!”于是乎全场革命群众一起跟着振臂高呼:“王主任有电话!”另有一桩真事,是说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消息初时还被封锁着,很快就传到了兵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有一部分先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听了就不干了,有个知青,连夜爬火车跑回北京反映问题去了,结果自己反被抓了起来,罪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死党,差点“杀身成仁”了。还有的知青,因为消息说漏嘴的“太早”,结果被兵团给戴了一顶大帽子,郁闷的最后差点得了忧郁症。这些看似荒唐,实则透着当年知青生活的真实,那就是满嘴的思想,满脑子的政治,现在看来,有多少人其实不过是闹剧的演员。

散布到各个生产队的知青是这样,在兵团的知青也不能例外。1969年冬季的时候,兵团开展了“开门整党”运动,要求战士们大胆提意见,绝不“穿小鞋”。这可给了战士们一个机会,使他们有可能把一些久藏在心里的对领导的意见端出来。“开门”之后,战士们怀着对解放军的美好感情,怀着颗拳拳之心,让自己的嘴代表自己的心,放开来痛快了一次。谁知,没过多久,整个运动就流于了形式,也只能是流于形式。实际上在兵团的特定环境内,真正能够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的党员和干部是少之又少,多见倒是对提意见的人“打击报复”。一位女生排长,团里有名的积极份子,由于提意见而被当时就免了职。连队的黑板报上,“加强党的一员化领导”和“坚决打击无政府主义”的口号,让知识青年们敢怒不敢言。从那年开始,有些知识青年不断挨整,也是因为在那次整党中提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从而种下了矛盾的根子。

在“大批判”期间,兵团里给牛鬼蛇神定的罪名可以多种多样,除了现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外,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流氓、内人党等等。如果一个人沦为被批判者,除了肉体要受罪外,连灵魂也不能幸免。因此而造成的死人事件接二连三。三师二十一团的一位知青驾驶员,一次由于拖拉机油箱油面太低,发动不起来。他灵机一动也罢,鬼使神差也罢,解了裤子往油箱里尿了一道,车才发动起来。轮到下一班人,车又发不起来了,有人就揭发了他的行为。连长一声令下,驾驶员被关了起来,罪名是反革命破坏,自然成了批判会上的活靶子。二师十三团的一个知青,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准备入党时,被外调的人发现了“反革命”的家庭背景。于是,此人便一头跌入地狱,不仅下放到了连队,还轮了一个苦差事。谁知又有人发现了她的一首“平地风雷起,发配来轧草。含泪望明月,何时平怒潮”字句的诗,很快就成了大批判的对象。“反革命”、“混入兵团的阶级敌人”、“反动”、“复辟”等罪名,差点把一个年轻人逼上绝路。在地方上,“64年呼市下乡知青李洽成,因为反不正之风,给队长提意见,遭到报复,停发口粮和布票,造成李没粮吃,四处讨吃要饭。有的青年因为反映问题,被公社的领导用绳捆送县审查站,动用刑法,铐着手铐,圈了六,七天。”这些知青都是来接受教育的,本来是对敌斗争依靠的对象,结果却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令人悲也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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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3 18:25:00 | 只看该作者

知青整人也挨整,

混乱形式难辨分,

不知对错与时机,

极左思潮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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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6 20:05:00 | 只看该作者
3、发生在特殊时期的故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开始始,到1968年年底,属于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全国各地的知青工作都搞得比较扎实和活跃。各级党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运动都充满了热情和关心。1966到1967年期间,从城里下乡的知青人数几乎是了了无几,直接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造成了党和政府原来制定的有计划的上山下乡工作近于瘫痪。同时,在“造反有理”,“造反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影响下,城里的年轻人转移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转而投入到了大批判,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是“红海洋”截留了上山下乡的新生力量,并且进一步还从广大农村,不断地抽走那些已经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的知识青年。二是由于已下乡的知青,在农村干了两年之后,原初的政治热情慢慢冷却了,同时不甘心游离在国家政治斗争的边缘,所以乘机串连返城闹“造反”,造成了知青工作的一段混乱式的空白。

“1966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横扫’、‘炮轰’、‘砸烂’的狂飚,导致无政府主义妖风刮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多被卷了进去,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推动工作。”这一段话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具体到巴彦淖尔,盟、县的安置办公室自身都无法“安置”,整个的知青工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当时,各个旗县的知青,好多人都加入了大串连的行列,摞下了劳动的工具,成群结队地返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城市,成了前面所说的“40万”人中的一个。还有一部分知青,从农村回到县城里,与当地的红卫兵串连在一起,有的还成了领军人物,干了不少的打砸抢活动。因了这场破坏和混乱,使我们在现存的档案中无法查到当时的人员流动情况,只能通过许多回忆性的文章来了解大概。这也是巴彦淖尔档案馆知青的档案,建档日期是从70年开始的原因之一。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那些留在城里的知青陆续回到了各自下乡的村队,新的知识青年大批量地涌到巴彦淖尔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初高中学生。也有一些身份复杂,动机不纯的人混在其中。这些源源而来的知青,大多经过文化大革命,带着造反的精神,极个别人无政府行为非常突出。他们被分配到村里之后,看不起社队的干部,有些人不服从领导,有的还有意顶撞和刁难。做为接受方的生产队,已经没有了65年时的那种热情,都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知青们在一些社员的眼里,已经由最初的有文化的劳动力,变成了加大社队负担,和自己争工分、争口粮的过路者。但无庸置疑的一点,多数的知识青年,都是抱着非常纯洁的愿望来到农村的。刚刚恢复工作的知青安置办,对新来的知识青年,主要选择一、二类收入较稳定,领导力强,贫下中农有优势的队进行安置。俗话说“萝卜多了不洗泥。”最初的时候,知青办对下乡人员的政审和外调还很严格,后来的审查就成了个样子活,只要有证明和愿意下乡的人,都被接收下来,结果造成一些病患者、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也混迹其中。

对于早期到巴彦淖尔盟下乡的知青,此时的他和她都已大龄,有返城闹革命的,也有通过各种名堂和渠道回城的,有一些则完全的农民化了。有一师三团十连的浙江知青周树德,在回忆的文章中介绍说:“在兵团生活的第二年,我和连里的几个同志去五原“支农”。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位知青“老前辈”。她们都是女性,一位来自天津,一位来自浙江宁波。”天津的这位“已经成家,小孩子都会走路了。虽然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看来她还是会‘自得其乐’的”。“她家里有几样乐器,她边烧饭嘴里还边哼着‘现代革命京剧’。”“我们是吃派饭时来到她家的。她烧得饭菜味道不错,但她带着‘津腔’的河套方言听起来味道更好。”“听老乡说,她们家经常自娱自乐,所以是蛮‘闹猛’的。”“我们只吃了一顿饭,至今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位“住在永利八队,她的老公一身毛货,人也长得高大,在那时算是比较‘帅气’的。我想,这也许是她会嫁给他的原因之一吧。”“看见这位宁波老乡,我还真不相信她是浙江来的知青,尽管年纪大我不少,但在她身上已找不出和当地老乡两样的地方了。”“她对我说,自离家后还没回去过一次。一是因为家境不好;二是因为孩子身体不好,经常要看病。她还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到她家里去坐坐,吃顿饭,而她家实在是太不象样了。”

后期下乡的知青情况,曾在临河县白脑包下过乡的知青王晶,在其写的《临河纪游》一文中说:“在乌兰图克,我们碰到一帮天津知青。别看他们叽叽喳喳如一群鸟儿,却都是老资格的红卫兵了。不知相中我什么,非要我做他们的‘大哥’。起初我不明白什么是‘大哥’,便听他们讲了一通情由。原来他们最觉辉煌的业绩,是曾平了天津海河两岸被称为‘海河黑马力’的小流氓!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被流化了。所谓的‘大哥’,就是帮派里有本事、能叫得响的,一提大名都知道,能震唬得住。这都是黑道儿上的称呼,我当然做不起。不过,这帮天津小兄弟却向我敞开了心扉,大声疾呼‘我们上当了’。他们上山下乡后才发现,他们这些戴着红袖标,高唱‘造反有理’的‘清道夫’们,却和他们所清除的社会垃圾如‘海河黑马力’们一起,竟也一块被从大都市铲除出来。于是他们也和‘海河黑马力’们一样,‘什么都他妈的不信了……’。”

从两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前面所说的那些个区别,也能理解当时有些村队接收知青时,为什么会出现敷衍的态度。而另一类型的知青存在,不能不让人有种心痛的感觉。我们在这里还是引用王晶游记中的介绍,告诉大家当时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我参加了一次有关知青问题的调查工作。和我一个调查组的一位丹达公社的‘年兄’,原是北京四十三中的高材生,留校任教又上山下乡。”“他时不时犯起诗的癫狂来,‘呵,呵’的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海涅、普希金、高尔基等名家名作,故人送外号‘酸蔓菁’。”“调查到他们大队里,他硬拉我到他‘家’。”“他是一个人独居。一进门,我惊呆了,河套的坷拉房本就采光不好,加上墙壁的尘灰,室内光线就更昏暗了。后炕横放着一对箱子,上蒙塑料布。落满了尘土的箱面上,横竖摆着大小不等的像框,中间的是鲁迅像,两边是他家人照片,而这些像框被后面墙上贴着的从陈年画报上剪下来的美女像包围着。炕中央的墙面上方,贴着一幅主席像,两旁贴着一幅用废旧报纸写成的又宽又长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主席像下贴着一个也是用废旧报纸写成的正菱形的批,上书斗大的一个‘犟’字。前炕窗下还摆着一个用废旧报纸糊成的罩儿,那下面扣的是碗筷厨具,所怪的是那形状,一头儿大一头儿小,活像个棺材。”“被我一语道破了,他一把拉住我的手,眼里竟扑籁籁滚下泪来,泣道:‘这就是我的活棺材啊!我就成天在这活棺材中挣扎,全凭着这一个字……’他用手一指那个‘犟’字,又泣不成声了。”“我万念俱灰,单凭这一字跟自己犟,跟这人世犟……。”“我也不觉哽咽,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一时竟无话可说。”看到这里,笔者亦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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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2 00:14:00 | 只看该作者

?      读【巴彦淖尔知青录】的感慨

“知青”这个“文革”中特有的群体,可以说是本世纪有文化的年青人中遭受磨难与折腾最多的社会群体。?

    作为“知青”中的一员,楼主曾喘息于最穷困,奋斗于最底层。  楼主很珍重自己这段人生阅历,所以有了25万字的【巴彦淖尔知青录】。?

在【纪实文学】栏目里,为工、为农、为商、为政的多位“老知青”们,像亚宁一样,写自己的坎坷经历、奋斗实绩、人生体验。情是真的,所以动人;感是实的,所以亲切;思想是真诚的,能引起共鸣;文或长或短,却有着丰厚的人生阅历;思不过一瞬,却不坠追求之志。?

     在【纪实文学】栏目里,这些散文式、随笔式、书信体式、小说体式的文章,文字简约、文采裴然,比喻鲜明,观点独到,深蕴哲理思辨的内涵。常常让人人读后含泪,以至彻夜难眠。?

下乡的艰辛,农村的苦难,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老知青”们通过网文同声相求,同声相应,以文唱和。纪实栏目我们有了强烈的认同荣誉感、有了向心凝聚力。

我想。很多知青网友看了亚宁的长篇大作,都会有同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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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2 07:23:00 | 只看该作者

知青下乡分阶段,

各有际遇总不凡,

多数纯洁掺杂质,

不同心态百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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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4 11:10:00 | 只看该作者
亚宁的一点点作为,实不敢受此表扬。
中国知青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朵奇葩,它的思想实践性,及其作用与影响力在将来会有更多更深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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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4 21:14:00 | 只看该作者

    我哪里有资格表扬楼主。只是读了您的文章,有如上的感慨而已。白居易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都是知青,对知青的作品理解就多一些。有时能感受到文章后面的东西。

   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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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47:00 | 只看该作者
4、由悲情的二十团说开来

“二十团是二师唯一驻在黄河南岸的团,整个二师在黄河北,大部分布置在河套一带。二十团的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南面是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她被挤压在东西长120余里,南北宽十余里的鄂尔多斯边缘。二十团1970年组建,有2000多人,以天津知青为主,还有北京、青岛、绍兴、呼市等地知青。除连长、指导员、军医是现役军人外,没有复员兵,清一色的知青。二十团在二师以至整个内蒙古兵团小有名气,她以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艰苦出名,以知青‘特别能战天斗地’出名,也以‘散、乱’而出名。他们在人们的眼里好象是‘瘟疫’,是一群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在师部招待所,在师部医院,在各团,在包兰线的火车上,谁见了二十团的人都头痛。记得1973年,兵团有位副司令员到二十团视察后,含着泪花说:‘按你们目前的这个样子,都够送军法处了,可是看到你们这儿的自然条件、物质基础,和部分干部的表现,能呆在这儿不走就是好样的!我向你们致敬了!”

这一段话,是二十团战士李志奇在《整编前夜》一文中介绍的情况,这悲情的一面,不仅局限于此,还有在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所伴生出来的许多人和事。1974年下半年,二师领导组建了一个工作组,组员是从其它团抽调组成的,他们开过黄河,分别负责对二十团一个连队的整顿。师部放出的话是,只要谁能保证把二十团稳定住,搞上去,立即就地任命他为二十团的一把手。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一试身手。这中间究竟有多大困难不能克服呢?它与整个兵团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是孤立的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性呢?这一切,在时守境迁之后,我们翻开一卷卷兵团战士的回忆录,和一些写真集,个中的描写与记述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令人眼角生泪,不忍卒读。下面让我们先从二十团说起,一层层拨开这段辛酸的往事,来了然当年发生在兵团知青队伍中的悲情问题。

三师二十六团八连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公然对知青们宣称:“这里过去是劳改队,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连长则公开散布说:“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并经常对知识青年强调:“你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八连的战士完全成了劳动力,不服从要求就受到各种处罚。在这个连队里,“战士患病,不管什么病,发烧不到38°不准休息;女战士来例假也得下水挖渠。按照连队领导的说法:‘只要能爬起来,就得去干活’,‘活着干,死了算’。一位女战士因病上午未出工,下午连长就勒令她完成全天的任务,完不了不准下工。该战士不敢回去,一直干到深夜,累得走不动了,就跪着脱坯,边脱边哭,其他女战士看着暗地流泪,也不敢去求情。当晚,这名战士大哭一场,写下绝命书,经战友们再三劝解才未走绝路。”“有位战士肚子痛得直流汗,领导说她是吃饱撑的;有一位战士发烧到40°,军医不管,去找连长,连长说:‘40度有什么了不起,还没开哪,开水才100度!’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这位战士的病转成了慢性肾炎;一位女战士被连长踢了两脚,一边哭一边同他讲理,连长更是火冒三丈,‘你不服管,我连长不当了,也要打你!’女战士逃进老乡屋里,连长追进去将其按在炕上拳打脚踢,把老乡炕沿上的砖都打掉了,方才解气歇手。”

就是这样一个连队里,三年中,战士被打7人,关押10人,给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撤职等处分15人,被管教的知识青年共计29人,占全连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连长、指导员、军医还利用职权奸污、猥亵女战士多人。象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但相同的情况在各师、团、连队中都有。按1973年的全兵团调查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四年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28个团发生过干部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知识青年的事件。有的单位私制刑具,乱用刑罚,还有少数领导带头残害知识青年。许多的连队领导,对知青的身体健康关心不够,尤其是对女知青 的生理特点缺乏照顾,有的连队妇女病高达40%;有的连队常年吃不上青菜,喝盐水,吃咸菜度日;睡热炕、供热水、喝开水等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面对这一切,兵团的战士们有理由愤怒,他们向上级和领导反映问题,提意见,有的还上书党中央,结果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冲击。有的战士只是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二师十九团六连知青刘海舟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对团五年规划和指导员提出了几点看法,意见还没讲完,指导员就粗暴地剥夺了我的发言,没收了我的发言稿,并宣布散会。会后,他带着一伙战士来我们宿舍,说我发言的观点是反动的,随后就对我围攻,辱骂殴打了一通。第二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我的观点是反动的,勒令我反省。我不服,曾向有关上级做过申诉。然而,当我回到连队时,竟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政治迫害。他们将我说成是‘五.一六’分子关押起来。指导员用手枪口在我的头上没命地乱捅一气,然后抡起枪柄向我劈头盖脸乱打,自己打累了,还组织一批战士轮番对我进行拷打,昼夜不断达十几天。直到我奄奄一息,处于休克状态,他们才进行抢救,但我的静脉已经萎缩,无法进行输液了。当时,我已经被公认为是必死无疑的人了,这才停止了折磨……。”

1973年9月5日,二十一团发生殴打青岛知识青年事件,则属于另一种性质的恶性事故。其起因是三师二十一团中的部分知青,按城市分帮结伙互相逞强,造成了不同城市知识青年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天,青岛知青打了包头知青;次日,包头知青聚众报复,又发生了伤人事件。二十一团的领导对少数青岛知青的随意打人骂人,拦路闹事、大闹驻地附近的生产队瓜地等违法乱纪行为深恶痛绝,在处理打架的问题上明显偏袒包头知青。团参谋长甚至对包头知青说:“你们包头兵心不齐,有什么事是自己顾自己,难道你们就不能组织起来,对付一下,要不然以后他们还会欺压你们。”在团领导的暗示下,一批包头知青在六连集中,并从二十二团找来了一些帮手。青岛知青已经看出形势不好,两次向团部反映情况,团参谋长不仅不制止,还要求包头知青“不准许带铁器,不准许打上部,不准许打死人,让他们知道厉害就行了。”当晚,几位因打架而出名的青岛知青避走,参谋长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并用卡车将几十名包头知青送到了临河县城。结果没有找到对手,参谋长知道了那几个青岛知青在三连,又派车到临河把包头知青送到三连。6日凌晨,殴斗在三连展开,有80多人加入打架队伍,20人挨打,15人受伤,重伤8人。

这一桩兵团史上有名的挑动知青打知青的公案,搞得兵团中人心惶惶,知青出工率骤减,如六连的214名知青,事件发生后四、五天内,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只有7人继续出工。知青们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靠近窗户,把门顶得紧紧的。有人借机请假回家,有的不辞而别。消息传到包头和青岛两地,更引起了知青家长的强烈反应。大多数家长来信、来电报打听子女的情况。一个被打伤的青岛知青家长,四次来电报,坚决要求孩子回青岛治疗养伤。有的家长则在青岛和包头的知青办公室活动,要求把孩子从内蒙古兵团要回去。有些青岛知青家长甚至每天去火车站接自己的子女,接不到就大哭一场……。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和风气影响下,加上兵团战士年龄和经历的增加,他们的思想和性情都在随着时间慢慢转变,原来的纯洁劲到后来几乎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再难看到了。一些兵团战士,经常携带匕首、刮刀,自卫的同时又争强斗狠,寻衅闹事,所以各地伤人、死人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兵团特别下发了一份收缴凶器的通知,要求各个连队对所存凶器进行彻底大清查,收缴保卫部门处理,并严禁购买、制造、保存和携带凶器,违者严肃处理。在当局的重视之下,兵团战士的胡作非为在内部有所收敛,但一脱离开组织,就变得放肆起来。其中最为当事之人引以为豪而津津乐道的,是兵团后期,知青在铁路线上的逃票行为。按他们的说法,那就是“老子‘八年抗战’还要买票?’不过,这一切说来话长,又事出有因,有些还令人萌生同情之心。

兵团知青三年有一次探亲假,头几年的时候,对这一政策控制较严,但后来限制逐渐放松,除事假、病假之外,还有许多私自回家的现象。尤其到了春节,除留几个人看摊以外,大多数人都要赶回家去与家人团聚。车票不能报销了,人们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往铁路、公路上送,想想就让人有气,省钱“蹭车”的花样也就应用而生。据不完全计,大约有如下四种方法,一是涂改用过的车票,只要手艺细,自然可以天衣无缝,以假乱真。往往是车票往来传寄,一张车票有时能派上3、4次的用场。这一手被铁路查票打眼的办法给破解了。二是几个人你应付完了查票,再找借口传票给我,大家堂而皇子地以混票的形式过关。这一手被铁路查票时禁止人员流动给破解了。三是摸准查票时间、地点,预先在车上花几角钱,补几站地的票,应付过去以后安然直抵目的地。四是冒名顶替铁路职工子女,用公务票或探亲票的名堂过关斩将。更有甚的,一切证件通通伪造。五是好言好语好吃好喝结交乘务员,自己得利的同时,战友们也跟着能沾光。六是搭乘货车,悠哉悠哉,虽然慢一点、苦一点,但不用操心。七是胆大包天,无票乘车,比有票还得理。遇到查票,脸不变色心不跳,要票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或者借人多势众,干脆全不买票,逼急了就以武力威胁,看你奈何!最坏的结果是被轰下去,下趟车就蹭上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某年春节,包兰线上曾发生一列快车,不得不在中途甩下两节车厢。厢内坐满的全是蹭车的兵团战士。发展到后来,“蹭车”的队伍越滚越大,几乎所有的兵团知青都有过这类经历,一句“我们是知青,兵团的”,就成了无票乘车天经地义的理由。

火车好蹭,汽车就难了,该花则花,能蹭也蹭。在这条线上,兵团战士不挑不拣,不管是兵团内的车,还是地方上的车,不管卡车、轿车、吉普车,甚至马车、牛车、毛驴车,只要能顺路,有什么拦什么,同意不同意都蹭上去。有些人不仅搭顺路车,对车上的东西也顺手牵羊,甚至仗着人多势众,逼不顺路的车“为人民服务”。地方上的司机,对兵团人的随意拦车颇为头痛,但也没办法。社会上的人们对知青的蹭车行为,亦多少抱有同情态度。在当时的中国,谁家没有几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子女呢!
这一切就是悲情二十团问题的社会大背景,只不过他们做得更为“出类拔萃”一些罢了。二十团最终因“不可药救”而被逐一收编到了黄河北岸各个师团,李志伟所在的第七连由十七团接收。然而在整编前夜,“战士的心在淌血,巍巍乌拉山,涛涛黄河,莽莽大漠可以作证,我们满怀激情来到边疆时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沙丘、那草滩、那被开垦出来的处女地、那一排排整齐的营房,哪一处没有我们洒过的汗,流过的血,那是用我们青春年华浇灌出来的,我们怎能将她抛弃啊!宁愿啃窝头也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大家对这片土地眷恋如此之深。急得团党委下令,党、团员带头走,否则就地开除。血液在战士的身躯中流动、发热、发胀,此时此情又能向谁诉说?不知谁带着头,他们将基建剩下的柳笆、木料、能拆下来的门窗堆在一起,燃起大火。火辟辟剥剥地燃烧着,火光直冲夜空。他们毫无睡意,喝着酒,唱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歌。好象明天他们到的不是十七团,迎接他们的不是米饭炖肉,一个个象即将就义的勇士,似奔向火中的凤凰,那样的雄浑、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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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6 08:09:00 | 只看该作者

管理人员素质差,

针对知青不像话,

就像对待劳改犯,

知青混乱自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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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15:04:00 | 只看该作者
5、一篇“伤痕累累”的记录

翻开1968年北京知识青年档案附查表,我们一个个一行行读下去,形形色色的家庭背景,令人讶异和心惊。掩卷之后,夜不能寐,如果用现在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内容,个中的感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可以说是复杂与恐惧并生,令人喟叹不已。在时守境迁的今日,我们不知这些背景不同的个人,他和她在当年各自的遭际究竟如何?他和她现在的境况又是怎么样?不同的档案内容,究竟怎样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不知道当年从大城市里风风光来到巴彦淖尔的知识青年们,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这一切究竟是包袱?是动力?还是秘密?这一切现在已无关紧要了,但我们有一个心思,在此决心公开这批档案中的万不足一的个别内容,希望阅读者能从中更客观地看清那场运动的整个社会背景,以及它所包含的许许多多沉重的信息。

“吴树明,性别男,年龄19岁,出身市贫,文化初三,爸爸是总统特务,57年被逮捕判刑10年,母亲家庭妇女,个人表现呆板老实,上山下乡表现较积极;张树芳,女,18岁,贫农,初二,团员,父母早死,哥嫂都是共产党员,政治部干部,三哥是党员,本人表现很好,现是排长,在学校重案组;杨永胜,男,17岁,出身工人,学历初二,父亲没有问题,本人是三十八中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红卫兵负责人;崔旭辉,男,18岁,家庭成份没定性,初三,父亲是北京市党委书记,现没定性,本人初期造反精神大,老实正派,有威信,一直表现很好;王天民,男,20岁,民族资产阶级,高中,父为国民党伪公安局长,拿定息每年3000元。姨姨解放前逃台湾,本人表现一般;钟韬,男,20岁,职员,父52年偷漏税,有反革命言论,与反革命分了勾结,判刑三年,本人下乡坚决,有关节炎;徐红,女,18岁,革干,初中,父高级航校校长,64年自杀,母亲是个会计,本人表现一般;陈宁,女,20岁,资本家的子女,初中,群众,父亲50年到香港倒卖文物,52年判刑10年,59年放出,和香港人64年时有来信,群专,抄家时有金银财宝,母,小学教师,本人是班里的核心。”

以上的这些下乡知青的密秘档案,包含最多的是个人的政治身份极其背景,而这个背景的历史厚度及其现实功能,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下面我们再翻开1970年的病退登记表,去看一看所另一类人员的另一类情况,特别是一连串刺激人神经的各种病症名堂,带给人们的一种血红色冲击。说实话,我们疑问个中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们又相信个中的真实性,因为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知识青年固然有着激情的一面,但它难掩人的身体是肉做的这个根本。我们相信很多的病是各种因素形成的,但超强度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长时间得不到“修理”的身体中种种积累,让他和她带着一堆幻想而来,最后又带着一身的病痛而归,留给巴彦淖尔档案袋里一页页让人泪眼不敢看的情况登记。与此对应的,也是最好说明的是生产建设兵团中,那一份份知识青年工作总结材料,其中说到当年知青中最通常的病痛,主要是胃病、沙眼、风湿、腰肌劳损等几大毛病。下面让我们把当年一些知识青年的病退材料名单翻出来,晾在这本书的这一篇小文里,让其成为对那段岁月的另一种沉痛的记念吧。同样的,我们只节选其中很少的十多位,代表那个成百上千的“族群”整体,来接受后人目光的抚慰。

“何长有,男,北京朝阳里和平区三村六单元,68年9月下乡到头道桥联丰十队,患红斑狼疮;白清山,北京市50中学,65年8月下乡到南渠永胜三队,患脑炎、肺结核;柴连生,祟武区平静里5号,65年下乡到乌兰隆强大队,患回食、癫痫;王敏,北京朝阳区大街55号,69年9月下乡到四支社向阳大队七队,患高血压病,常休克;詹思瑚,北京崇文南区胜巷一号,65年8月下乡到杭后南渠长庆三队,患精神病;李玉芳,北京石景山广山村东山坡69号,65年8月下乡到小召先锋四队,患妇女病,干血涝,出血过多;陈百钾,北京海淀区101中学,65年下乡到狼山永丰三队,患眼无晶体;董古怡,北京崇武区鹞儿胡同12号,65年下乡到乌兰隆强,患软骨病;张旋,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外语学校,68年下乡到丹达公社,患肺气肿;孙玉翠,北京崇文区永内大街82号,65年8月下乡到杭后南渠联合五队,患神经管能症;闫建雄,北京崇文区东华市中二条11号,65年8月下乡到杭后南渠公社长胜二队,左胸骨折,神志不清……。”

如果说光荣是那个年代的左脸,那么愚昧和耻辱就是那个年代的右脸。一个知识青年,特别是女知识青年,在组织领导和他们个人意识里,除了男女性别的区别之外,其它似乎都被忽略到不屑和无需提起的地步。于是女知青不顾生理的客观,拿生命和健康来挑战本不是他们能承受的压力。比如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劳动工地上,有多少女孩子用酱红的“经血”来书写她们的青春。这种书写里,又有多少属于无知和自戗,这是个带着感叹号的巨大的天问!我们今天来回顾这段岁月的时候,既要展示光荣的一面,同时也要用良知来告知世人,曾经还有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多的牺牲,追随着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来到了巴彦淖尔,在一幕幕的剧情中成为了永远的伤痕。“为有牺牲多斗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知识青年们在那场诞生于伟大人物浪漫诗情之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因公?因私?因爱?因恨?因命?遭逢了许多的苦难和屈辱,有的匆匆就走完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葬身在了沙漠、黄河、戈壁滩和青草地上,实现了他们如初的愿望,把一缕精魂永远地留在了河套大地母性的慈悲中。下面,再让我们整理出一些来自各种报表中的数据,和许多文章与总结中带出的一些人和事,以及他们留下的另类真实。

首先我们蜻蜓点水地,用简短的方式来举几个档案中的典型案例:“有个北京知青,出身资本家,私立公堂,拿刀杀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扬言杀贫协,说要上山当土匪。”“乌拉特前旗营盘口天津市插队的4名知青被怀疑盗窃生产队长的凉房,该队长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指示民兵对4名知青进行传讯,吊在房梁上毒打,使知青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个天津下乡青年竟卑鄙地搞队里的毛驴。”“ 有来自北京的十余人,下乡到白脑包公社,前后召开七次会,要跑北京集体告状。”个中的为什么值得猜想。“有北京知青姐妹五人,下乡三人,在一个大队。后来大姐患精神病,其兄自杀,剩下的小弟沉默寡言。”“苏独仑有一女知青,卧轨自杀。”“有知青因揭发同乡罪行,而被勒死埋在凉房。”生命何其脆弱也。“全盟因游泳被淹死的知青就有多人,因喝酒喝死的知青也有多人,犯罪被逮捕入了狱的又有多人。”“仅1970年前安置的知识青年情况表,全盟因公死3人,因病死男12人,女8人。非正常死亡,男14人,女5人。”还有“翻车摔死的,生病死亡的,扒火车跳车时摔死的,挖砖塌窑被压死的……。”“抢劫偷盗被判刑32人,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7人。被迫害2人,被捆绑吊打10人。”

再说兵团之中的事,“1969年至1972年,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死亡247人,其中抢险救灾牺牲79人,政治事故死亡27人,责任事故死亡141人。1973年死亡36人;1974年死亡34人;1975年死亡25人。按照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如上的统计数字,兵团期间死亡人数共计342人。”其中“全兵团服毒自杀身死109人,有现役干部3人,地方干部6人,兵团战士34人,复员军人、职工、家属等66人。”按1975年6月统计资料,“一师知青死亡42人,病退938人;二师数据不祥;三师死亡29人,病退873人。”俗话说,“但有三分奈何,谁愿意去死。”虽然这部分人占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不足百分之三,然而却是最令人痛心的一个比例。我们不难想象,在每一个走向死亡的人面前,都会有多么沉重的一个原因深藏其中。为了一窥内幕,让我们再整理一些兵团知青中的死亡情况资料,来验证一下前面数据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因由:

“1970年6月26日,六十二团五连战士武绍茹、张淑芬在排洪中牺牲;1971年4月6日,二十团四连战士孟繁友为抢救粮食牺牲在倒塌的库房里;1971年12月20日,二十四团一连战士王某死于步枪走火;1972年6月10日,二十三团某连战士马某,因与男友关系破裂自杀;1972年7月17日,二十三团某连战士王某涉嫌偷听收音机,自杀。同一天,二十一团某连战士张某因谈恋爱未成自杀;1972年9月4日,三团三连战士沈婉芳在工程排险中牺牲;1972年9月13日,一团一连战士梁富海为抢救落水战友牺牲;1974年8月29日,工程团某连职工张某被看秋社员开枪打死;1974年10月12日,二十六团某连副指导员王某死于步枪走火;1976年6月,三连战士陈叶江不幸因拖拉机车祸遇难,长眠于遥远的乌兰布和,走时年仅24岁;李叶,男,20岁,共青团员,聪明伶俐,好学上进,因患精神分裂症,1976年自杀身亡;到河南湾慰问二十团演出归来,在黄河上拉纤时被水淹死的十七团战士贾凤岗、苏士龙;在采访中从悬崖上失足摔死的四团团部战士金炳熙;在巴彦淖尔总排干工程中,知识青年赵某发高烧坚持出工,后被送到医院,查出是白血病,终不治身亡。还有最令人悲情的十五团三位女知青,在办好了病退手续后到各连队辞行,结果被所乘马车翻倒后全部压死……。”

这众多的死亡事件都曾在当年的知青队伍中产生过不小的振动和影响。“因为”这些早逝的人们,既有壮烈的牺牲,也有令人遗憾的死亡,但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把热血和情爱和精魂留在了巴彦淖尔的知识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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