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以下是引用飞宇在2013-9-30 0:32:00的发言：
辛苦了！

    谢谢。问好！

大乌珠

十一、《谁持彩练当空舞》

[黄齐生 1879—1946，原名鲁连，字齐生，即黄禄祥，祖籍江西抚州，后移籍贵州安顺，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4月8日，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返回延安时，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中不幸遇难。史称“四八烈士”。黄齐生是王若飞舅父。）遵义市第十一中学前身是遵义初级师范学堂，创办于1909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后改为遵义府中学堂（俗称老三中），黄齐生先生出任校长。老一辈革命家及学者韩念龙、雍文涛、宦乡、周林、陈沂等曾在这里就读。校内有纪念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的郑莫祠、长征时红军召开群众大会的“万人大会会址”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曾在此上课。图为竖立在校园内的黄齐生与王若飞（左）雕像。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

自四十年代第一年起，浙江大学陆续由广西宜山迁入贵州遵义、湄潭，使黔北这两座小城，包括永兴镇，成了空前密集的人文荟萃之地。在当时作为校本部的子弹库，即现如今的遵义第十一中学校园里，有一座郑莫祠，供奉的是清代遵义大儒郑珍、莫友芝。此二人除郑诗被研究者称誉“为有清一代冠冕”外，合撰的《遵义府志》，亦有“天下府志第一”之名，浙大校长竺可桢一到遵义马上就找来了这部志书阅读。数年后，由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主持编纂、国立浙江大学出版的《遵义新志》面世。

但凡志书，必有人物记载。《遵义府志》不可能涉及浙大西迁遵义，时在遵义办学的诸多浙大名流，当不在表述之列；《遵义新志》成于其间，或可因近水楼台，有所笔墨，却也因太过贴近，恐亦另有侧重。七十年后追溯往事，昔日在遵义、湄潭潜心科研的学界精英，大多已成故人，然箪食瓢饮、成就卓著的生命之华彩，依旧令今人感佩惊诧，叙之如传奇。   

（万人大会场：1935年1月12日上午，遵义县全县群众大会在老三中的操场上召开了，并正式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来参加大会的群众接踵摩肩、人山人海、兴高采烈，就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老三中操场。虽然当时正值严寒的冬季，但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们的心却是火热的、情绪是高涨的，把整个操场都挤满了。有实在进不来的群众，就站在操场东面的屋顶上，有的爬在操场的墙头上，场内场外红旗招展、迎风飘扬，场面空前热闹。大会会场靠南面墙壁处，用竹子和木板搭成了一个主席台，台下前面安放着一排板凳。那时还没有扩音器，于是，在会场中间，大家用两张方桌摆成一个高台，一个红军干部就用喇叭筒来指挥，维持会场内的秩序。会场上空悬挂着各色的小旗，而在会场上的红军队伍则唱起了他们最喜爱的革命歌曲，有《炮火连天响》、《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当兵就要当红军》等，这一次是遵义从来没有过的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后来大家都称这次大会为“万人大会”，当时举行这场大会的会场，也因此得名“万人大会场”。在这次大会上，就坐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有毛泽东、朱德、李富春和博古。此外，“红军之友社”的主要成员周司和、李小侠以及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罗梓铭、邓云山等也都站上了主席台。这次大会，主要由博古主持。当天下午一时，大会正式开幕，开场之时筹备大会的代表报告了筹备经过。紧接着，便由朱总司令登台发言。朱总司令向台下的群众们讲述“红军是工人农民的武装，是保护人民利益的，要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的道理。朱总司令讲完后，毛主席也紧接着以“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为话题展开了讲话。这之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工人代表邓云山、妇女代表李小侠、红军同志贺申徒等也都纷纷在主席台上进行了精彩的讲话。等到讲话完毕的时候，全场群众顿时鼓起了浪潮般热烈的掌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在欢腾的锣鼓、鞭炮的齐鸣中正式宣布成立。大会通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25人名单。当日，还将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消息，通过红军无线电通告全国。大会散会后，朱总司令还与老三中的同学在操场上进行了篮球比赛。背景黑白老照片即历史中的万人大会场。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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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莫祠：郑莫祠位于现在的贵州省遵义市第十一中学校内。建于1930年，坐落在校舍左侧的荷花池畔，是一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建筑文物，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被作为校内老师、学生们开展部分活动的活动场所。郑莫祠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郑珍和莫友芝的祠堂。他俩是同窗好友，不仅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极其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因为他们二人曾经在现遵义市第十一中学的荷花池畔教书育人，留下了一段佳话，为了让后人牢记这一段历史，于是修建了“郑莫祠”来纪念。两人后来在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郑珍、莫友芝二人被并称为“西南巨（硕）儒”。同时，郑莫二人同“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也被并称为“沙滩三贤”。

“沙滩”是一个地名，位于遵义县的乐安江畔，是一个僻静的山乡。然而在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的百余年间，小小的“沙滩”文化气息蒸蒸日上，后来竟成了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外交家的摇篮。这期间，文人聚首的藏诗坞，书香气息极浓，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奇伟之才，“沙滩三贤”就是其代表。在“山乡”沙滩，黎庶昌的拙尊园、郑珍的望山堂等都是“沙滩文化”的遗留文物。因此，“郑莫祠”也是与“沙滩文化”息息相关的文物遗产，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沙滩文化在荷花池。编者）

 

（待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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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江苏常熟人，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编者）

 

湄潭的核物理学时代

王淦昌执教浙大十六年，三分之一是在湄潭，他称之谓“黔北浙大”。湄潭岁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王初到杭州时，经竺可桢安排，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刀茅巷，这巷子如今还在，但其旧居已是不复存在，连大体位置也无人知晓了。湄潭时期的浙大物理系设在双修寺，王的住处相距也不远，尽管确切方位同样难以寻觅，但屋子后边有一片山坡，却还有人记得，因为王家的小孩在山坡上放过羊，就连王教授本人，也曾牵着这只羊，旁若无人地穿越过街市。很多年过去了，那场面依旧是小城湄潭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是在1964年十月，消息以“特大喜讯”的形式传遍神州大地，湄潭自然也在欢庆之列。核试验基地在大西北戈壁滩上的罗布泊，对湄潭人来说，遥如天涯，地域上几无概念，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那时候更是无从知晓。湄潭人绝对想象不到，自己世代生活着的这座小城，其实与国家的核研究非常之贴近，早在二十多年前，曾和他们共饮一条湄江水的浙大师生中，就活跃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历数为我国首次核试验做出贡献的科学家，有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程开甲、彭恒武，陈能宽、郭永怀（郭永怀五十九岁那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离世，据说人们在空难现场掰开两具烧焦的尸体时，发现胸口夹着的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竟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前来接应的士兵跪地痛哭），等等。其中王程二人都出自浙大，甚至也可以说是“黔北浙大”。程是王的学生，1941年毕业于湄潭，随即留校担任助教，成为王淦昌、束星北等核物理学家的同事，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直到与浙大复员杭州差不多同时的1946年夏留学英国。作为日后因指挥我国核试验次数最多、被人称为“核司令”的科学家，程开甲的事业之源在湄潭。

对于自己在学习物理方面的关键性转折，程开甲打过一个比方，说是如果讲脱离穴居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那么，他也是在走出岩洞后，对核物理学充满全新认识的，而吸引他为之憧憬的，正是王淦昌王教授的一次演讲。

王淦昌的那次演讲是在广西宜山。属喀斯特地貌的宜山多溶洞，遇到日机空袭警报时，正在上课的浙大师生就会抱起课本讲义往那些洞里跑，待警报解除后再回教室继续开课。有一次王和十几名学生在岩洞中躲避，发现有个靠近洞口的学生还在借着外面透进来的光线看书。王过去翻了翻书，见是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的《原子》，顿时来了兴趣，就主动与那学生交谈，谈着谈着，便忘了其时身在岩洞，还以为依旧是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核物理学的奇妙，从玻尔模型和原子结构，到粒子的运动状况，到显示这些运动规律的原理和公式。课堂语言向来生动的王淦昌，一旦完全沉浸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就更是神采飞扬，很快将学生们聚到了自己身边，程开甲就是其中之一。王淦昌的岩洞一课，给了程足以受用一生的深刻影响。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标志性建筑，王淦昌的半身铜像挺立于原子能院主楼北面翠柏林中，周围被鲜花环抱，为了纪念王淦昌卓越的科学贡献以及缅怀王先生在原子能院工作所建。 编者）

 

（待续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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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故居位于江苏常熟支塘镇南街44号，清代建筑。王淦昌青年时期出国前、回国后，回支塘探亲一直住于此，直到1936年。2009年5月21日，王淦昌故居被市政府列为第七批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2）

现在的湄潭双修寺已经没有了早年的规模，所剩的一点建筑，也都是破败不堪的了。但在四十年代上半叶，作为浙大物理系之所在，出入其间的师生用精英云集这个词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单是就核物理学科而言，就既有王淦昌、束星北这样的前沿学者，又不乏程开甲、李政道这样的顶尖后学，如果把那几年称之谓湄潭的核物理学时代，绝非耸人听闻。

然而湄潭人在传颂中国核试验取得成功的时候，想必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不说1964年的湄潭丝毫没有罗布泊那样的核氛围，无从产生如此联想，即便是在双修寺的“物理讨论”课上，王淦昌与束星北二教授各自所持观点激烈碰撞的四十年代，湄潭人也不会感受到那就是当时核物理学界最前沿的科研领地。诚然，双修寺里的这些读书人在干些什么，湄潭人弄不明白，但对他们一样也需要柴米油盐，却很清楚，譬如许多教授住宅的房前屋后，都在养鸡种菜，又譬如一袭长衫一副眼镜的王淦昌，牵着山羊走在街市上。

王家养羊，是教授夫人吴月琴的主意。王淦昌有五个儿女，在食物短缺的战乱时期，生活之拮据自不待言，吴觉得养了羊每天可以挤奶，给王教授和孩子们补充营养。王家的羊先是由子女们看管，就近在自家屋后的山坡上放牧，据说后来被狼叼走了，重新又买了一头，王淦昌不放心，就干脆取而代之了，去双修寺物理实验室、图书馆或给学生上课时，在附近的草坡上把羊丢下，待事情办完了再牵回家。那时候王淦昌的学术主项在实验物理，一边牧羊一边研究中微子实验探测，王淦昌游走于市井与尖端之间，不仅为世界科学家之绝无仅有，也造就了湄潭核物理学时代的一段传奇。

世界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困惑的时期是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奥地利的沃尔夫冈·泡利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提出了中微子的假设，因为这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需要以实验探测来验证，从而使得几乎所有从事核物理实验的科学家都为之殚精竭虑，试图通过自己的实验来撩开其神秘面纱，王淦昌也是其中一位，他在双修寺“物理讨论”课上讲授的“中微子和原子核衰变的实验”，与当时的世界核物理学研究完全同步。

发表在1942年一月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的短篇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是王淦昌湄潭时期科研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其文虽短，却是针对同一刊物上美国物理学家克兰、赫尔彭等人相关文章的弱点与误区，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一个实验物理学家而言，没有什么能比以亲手实验的结果来验证自己的设想更令人激动了，可惜湄潭双修寺的实验室缺乏所需的条件，王淦昌写出了论文，但拿不出实验报告。仅仅几个月后的1942年六月，《物理评论》上赫然刊出的《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由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提供。在这份实验报告的引言中，艾伦明确表示，他是按照王淦昌论文所提的建议完成这一实验的。这个后来称作“王淦昌—艾伦实验”的探测中微子的方法，很快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注意，被认为是寻找中微子的努力中“最接近决定性”的成果，王的建议则是当时中微子验证实验最有价值的一种途径。

湄潭的核物理学时代真是令人百感交集。与世界科学前沿如此遥远的这座黔北小城，其时只能为浙大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无法让师生们丰衣足食，更无力给王淦昌这样的物理学家以验证自己设想的实验条件。当然，即使是美国的艾伦实验室，当时完成的也还只是早期的中微子验证实验，未能精确地取得王淦昌所建议的“铍—7的K电子俘获实验”最终结果。直到十年后，通过王的途径获得中微子存在确凿证据的实验，才被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和考恩所完成，而他们的实验条件，是强大的核反应堆。

正是因为在实验中首先发现中微子的存在，莱因斯摘取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来时，王淦昌已是八十八岁高龄，湄潭人是否意识到，因为王早年在湄潭的一边牧羊一边进行探测中微子的钻研，自己的家乡与世界科学前沿其实并不遥远，这幸运究竟是得之于何，又失之于何？ 

（老照片·1980年王淦昌与束星北。原书插图）

 

（待续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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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 1907－1983，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1926年2月求学于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1928年10月-1930年1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32年9月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研究广义相对论。束星北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不幸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3）

 

束星北黔北轶事

束星北是1940年二月到的遵义。二月二日上午九点，束去见竺可桢，说是这次从广西迁来贵州，耗资近千元，其中有六、七百元为举债，所以要求学校设法给予补助。竺可桢没有答应，理由是校务委员会已有决议，迁移费的津贴标准是单身教员每人五十元，带眷属者每人百元，这已是学校最大能力，大家须一视同仁，不以随员行李之多寡另有特殊。还举例说他自己，“个人单迁移费已费千三百元之巨，于得一百实不足以偿其所失，不过略表学校之微意耳”。束的要求虽然未能满足，竺的态度应该说还是诚恳的。

但一向口无遮拦的束星北，接下去却说了句让竺可桢不高兴的话。束指称竺校长没有政治手腕，做事太迟疑。这话的意思，像是归结了竺在教育部那里要不到钱，致使学校经费拮据的原因。竺虽说不高兴，倒也不曾恼怒，只淡然道，浙大马上就将有政治手腕的人来做校长了。这固然是竺向有请辞之意，也是那阵子确有教部欲另派顾某长校浙大的传闻。束星北见竺可桢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心里怎么想，旁人自是无法猜度，但以其与竺共事近四年的观察，显然是不愿意对方离开浙大的，所以什么都不再说，悄然走出了江公祠竺的办公室。

所谓“没有政治手腕”这句话从束星北的口中说出来，有些奇怪。来浙大任教前的束星北，原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淞沪战役后不久，兼任该校校长的蒋介石有一天来校视察，束在其召见人员之列，发言时他曾就“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对老蒋当众发难，责问对方的不抵抗政策，令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临走甩下的一句话，正是“你太年轻，不懂政治”。既如此，束又何以会拿“政治手腕”这样的要求来评判竺可桢呢？

向竺可桢要求迁移补助，或可认为是束星北拖家带口，生活确有难处，但另有资料显示，束的家境其实还不错，早年留学美国，便是自费，父亲过世时，还继承了一些财产，与当时在湄潭的教授们相比，手头算是宽裕的，常常能够买些粮食。不过那些米面什么的，多数被他拿去救济贫困师生了，就连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这些物理、数学教授，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这么说来，束星北也不是个计较钱财的人，束和竺可桢之间不知何故竟留下这样一则轶事。

但束星北性格上的不羁，在浙大却是人所周知的。他和王淦昌当时都是物理系教授，束长在理论物理，王以实验物理为强。以“量子论之父”名世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三十年代后期致力于原子核研究，在1937年五月访问上海时，应竺可桢之邀专程来浙大做过一场关于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期间束星北和王淦昌相伴左右，束与之探讨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王提出的则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位教授的学术深度及思维之活跃，令玻尔大为惊讶。回国后，在答复浙大及上海几所大学师生提出的留学途径、学校和导师推介等询问时，他一概反问：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地跑到外面去学物理呢？

三年后的1940年，束和王都来到了湄潭。

在湄潭，在物理系高年级学生们眼里，束王二教授通常是口枪舌剑的。当时有一门“物理讨论”的课，分甲乙两种，其中的乙为物理学中一些前沿课题的学术报告，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轮流主讲。无论轮到谁，另一个必定到场，一个在台上讲，一个就不断在下面提问，不是一般的插科打诨，而是针锋相对的论辩，子丑寅卯、锱铢必较，说是学术讨论，竟无异于吵架抬杠。但这种教授级别的“吵架”显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本系的不必说，连外系的也跑来听，甚至还有特地从永兴赶来的一年级新生，譬如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李政道。

有人说李政道是束星北湄潭岁月的标志。李1943年秋考入浙江大学，时年十七岁，来湄潭原是读化工的，因朋友束慰曾的介绍，开学前一个月先去拜访了慰曾的叔叔束星北，顺便就暂住于物理系所在的双修寺。那段时间的李政道常听束与人谈论物理学方面的一些话题，激发了兴趣，便不时向束单独请教，还找来相关书刊阅读。更为浪漫的是，有时候夜深了，就枕着一本《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去。李政道对物理学的兴趣，显然不是一时热情，开学之后，虽说在以基础课为主的一年级里，化工系的课通常是和物理系一起上的，他还是从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而束星北逢到去永兴授课，发现能与自己对话和交流的学生总是李政道，也很是欣喜，对李格外的看重，在浙大永兴校区，经常可以看见二人就像导师和研究生那样一对一地教学。

束李之间的师生关系，还不仅限于此。在永兴读了不足一年，眼见日军进逼贵州，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学生参军抗日，李政道于1944年的下半年，萌生了投笔从戎之念。束星北得知后，竭力相劝其放弃，束固执地认为，学生们谁都可以去当兵，惟独李不行，还再三叮嘱王淦昌，一定要“看住”李政道，随后就介绍李转学去昆明西南联大读二年级，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尽管李政道日后是吴大猷荐举去美国留学，继而从事物理学研究，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系与杨振宁博士合作，所提之“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新观点，也是经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亦曾师从束星北）通过实验予以确定后，被国际物理学界广泛誉为“战后以来整个物理学上最令人惊奇而激动人心的发现”，但无论如何，李最初的那一步，确实是始于湄潭，始于在湄潭留下颇多话题的束星北。二十八年后，李政道回国访束未果，留下一封短信说：“对先生当年在湄潭永兴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从遵义到湄潭，束星北在黔北的轶事并不只是物理学上的，就拿他掏钱买粮救济贫困师生一事来说，有个姓陈的教授却竟然向学校揭发，说束在囤积倒卖大米面粉，发国难财。束星北闻之大怒，当即写下一纸战书，贴于食堂门上，约陈某出来公开对质。到了约定那天，众多师生一早就围挤在食堂前，只见束准点到来，陈却迟迟不见踪影。束习过武，身材魁梧，脾气暴躁，使起性子来，常以出拳了事，对方是害怕也罢，心虚也罢，到底没有露面。知识分子中的无端生事者向来不在少数，十年后束在山东大学遭受不公正对待时，被批判的罪名中，竟也有一条莫须有的“以钱收买学生”，但在那个时候的束星北，别说是向什么人下战书对质，就连为自己申辩一句的权利，也没有了。

（在青岛“百花苑”文化名人雕塑园里为束星北安放了青铜塑像。束星北先生乳名“大林子”，其曾祖、祖父、父亲等“束氏一族”，均为头桥镇安帖村历史上著名的“开沙望族”，束家世居于此，现有束星北祖父为头桥《严氏族谱》作的《赞》文存世。束星北先生出生的头桥“束家老宅”，乡民习惯称之为“束家大瓦房”。该古建筑群坐落在今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紧临今头桥夹江特大桥和沿江高等级公路头桥段。史上束家老宅倚堤朝西，并排四个大门，前后两进，大小30余间。如今，这座现存于束星北先生出生地的扬州头桥镇安帖村“束星北故居”，现为“扬州市邗江区第三批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编者）

 

（待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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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湄潭时期的苏步青一家。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4）

 

全家仰菜根 担月过黄昏

数学家苏步青是在邵裴子长校时受聘浙大的，比他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时的学长陈建功晚两年。陈1929年取得理学博士后回国，行前与苏步青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二人虽年纪相差九岁，但在日本读的都是数学，且同为浙江人，一个绍兴，一个平阳，乡情志趣、海外生涯，谈得来的话题很多。尤其是关于回国之后的去向，陈历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等，说这些学校都有聘他的意向，比较而言，浙大的教学条件、薪金待遇最差。据说陈话音未落，就被苏步青打断了，“到浙大去！”苏说，“你先去，我毕业后也去。”陈说，“好！这也正是我的想法。两年之后我在浙大为你摆酒接风！”

苏步青为什么会这样说，陈建功何以爽快地答应，其所说的“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又是什么？在随后的记载中苏步青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花上二十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虽然听起来不怎么像是那个时代的语言，两人相约去浙大共事也不一定就是出自这番雄心壮志，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陈苏二人的确都到了浙大，且共事二十九年，因所谓院系调整离开浙大后又同去了复旦，至于彼此间的友谊，则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初识时的1926年到陈辞世的1971年，长达四十五年。

从一张题有“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欢迎苏步青教授摄影”字样的老照片来看，苏到浙大的时间是1931年四月，可谓如期履约。陈建功在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读博是他第三次赴日留学，师从著名数学家藤原松三郎攻三角级数论，苏步青那个时期的研究则主要在微分几何学。学归浙大后，二人在数学系分别主持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讨论班。在浙大，讨论班的形式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方法，湄潭时期的浙大物理系，王淦昌和束星北二教授，也是以甲、乙两种讨论班的不同方式，来启迪和开导学生的。苏步青在归结讨论班的优势时，说过三点体会，一是在论争中培育严谨学风，二是利于独立思考习惯之养成，三是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更具针对性。十年后，苏步青随浙大西迁至贵州湄潭。

受聘浙大之初，苏步青是有过动摇的。说浙大条件差，他有心理准备，但差到连续四个月拿不到一分钱薪水，却大大超出了能够承受的底线，即便当时还只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衣食也不容易对付，开销没个着落，到底心慌，微分几何不能饿着肚子研究，苏就有了去意。其时家眷尚在日本，便打算怎么来的，再怎么回去。以他和陈建功的私交，这意思想必是告诉过对方的，陈大概也不会任凭两人此前的约定付诸流水，至于如何劝阻，无从得知。解铃还须系铃人，苏是邵校长请来的，后来说服苏留下的，也还是邵裴子。邵其实不擅言辞，据说打动苏步青的话，也就一句“你是我们的宝贝”，但作为校长，邵却想方设法为苏筹来了一千二百元钱，以解其燃眉之急，尽管也就是自己四个月的薪水，苏步青还是甚为感动，当年就把老婆孩子从日本接来了。

把苏步青当宝贝的浙大校长，邵裴子是一个，竺可桢也是一个。竺在就任之初就说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不仅续聘了苏步青本人，对苏推荐的人，如章士钊之子章用，也充分信任地予以接纳（章在宜山时，曾把黑板挂在胸前给学生们上课），这是一种尊重。及至浙大西迁时期，苏家又陆续添了四个儿女，人丁翻了一番，长途跋涉本已艰辛，拖儿携女的就更是难行，何况苏夫人米子又是日本籍，极易招惹麻烦，苏步青便打算先将家人送去乡下暂避，没有跟学校走，竺为之设法从省政府搞来了一纸手令给苏，说是由主席朱家骅签署的，持者可不受沿途军警盘查。后浙大几经辗转，到了贵州遵义，数学系暂设江公祠，苏步青见房舍紧张，想暑假再去接家人，竺可桢说，不要等暑假了，趁现在经衡阳去浙江的路勉强还能通行，你马上就去！知道苏手头没钱，又特批了九百块大洋。这么大的一笔数目，苏步青想都不敢想。

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那个时期，浙大数学系的名声很大，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学数学，去浙大”。除了拥有陈建功、苏步青、钱宝琮等一批数学名流外，学校还设立了数学研究所，最为显著的成果，便是蜚声中外的“微分几何学派”，因其创立者为陈建功和苏步青，故人称“陈苏学派”，或直截了当地谓之“浙大学派”，与当时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和意大利的罗马学派三足鼎立于国际数学界。这其中，苏步青的作用显然至关重要，而苏所以能够心无旁顾地潜心教学与研究，一是有志同道合的学长陈建功，二是置身于浙大的求是学风，第三恐怕就在于他是个寓情学问、不求奢华的真正学者。

苏步青湄潭时期的生活，即便在当时，也只能以“穷困落泊”来形容，连上课穿的一身衣裤，也是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三角形、梯形、正方形，如同他在黑板上画的几何图形。家里吃口多，常常缺粮，蒸番薯蘸盐巴就成了主食，而且还不一定是好番薯。其时苏步青一家八口，与植物生理学教授罗宗洛的一家八口合住在湄潭的朝贺寺内，栖身破庙、衣食俱忧，苏步青不曾怨天尤人，倒给湄潭留下了两则流传甚广的传闻。

一是戒烟。苏步青烟瘾之大，说来吓人，刚到湄潭时，每天要抽一听，也就是五十支。原先喜欢的是外烟，在湄潭买不起，也买不到了，就改抽“美丽”牌香烟，夫人米子每天早晨都会在他书桌上放一听，算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苏步青心里明白，一家人的日子比抽烟更要紧，这烟迟早得戒，尤其是听说陈建功也已经戒了，遂下了决心。据说苏的成功戒烟，是当时校内之奇闻，不少师生向他打听“秘诀”，苏步青说了四条，一是陈先生带了头，二是没钱买烟了，三是自身的毅力，四是吃花生米，逢到伸手去口袋掏烟，夫人就抓一把花生米给他。花生米是闲食，也费钱，看来是苏的调侃，没钱买才是实话。陈建功的戒烟，应该也是迫于经济压力，但两位数学家的凡事执著，却可见一斑。

二是种菜。朝贺寺庙前有块荒地，约半亩见方，苏步青买了把锄头，稍加整治后种上了各种蔬菜，节省开支、补充营养，一举两得的事。苏教授种菜，和研究几何一样认真，加之少时在家干过农活，懂得土地要勤于伺候，每日下了班总会在园子里忙碌一阵，菜的长势收成，竟很是显眼。据说有一回湄潭街上的一家餐馆缺菜，老板差伙计跑来商借，苏还真让来人去菜地割了。苏步青当年在湄潭的影响广泛，浙大教授的身份是一，其二，说是大数学家，老百姓或不懂，若是说起种菜行家，则恐怕无人不知。

苏步青早年欲攻文学，从文学转向数学的启蒙，源自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的初中数学老师杨先生。转是转了，对文学的爱好，却一生未改，古典诗词之功底尤佳，出口成章是经常的。湄潭的日子过得那么清贫，诗心仍如春草，与同系的钱宝琮教授一起，倡导成立了著名的“湄江吟社”，为九君子之一。苏步青的诗不空不泛，多系自我生活写照之作，譬如对种菜生涯的记述：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

丰歉谁能卜，辛勤共尔论。

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        

（老照片·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欢迎苏步青教授合影，1931年4月于杭州。前排右三：钱宝琮 右四：苏步青 右五：陈建功。 原书插图）

 

（待续74）

        

大乌珠

（谈家桢1909--2008，浙江慈溪人，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同年获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100岁。图为1930年谈家桢在东吴大学毕业时的留影。 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5）

 

捕蝇人谈家桢

看看老照片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张浙大生物系毕业生与教师的合影，年代已经很久了，拍摄于1939年。画面上大约有二十七、八人，分作两排，前排坐着的主要是教师，学生则站立在后排。不过那时候的教师，甚至教授，有的还很年轻，从照片上看起来，和学生也差不多，譬如前排左四的那位，在所有人当中是惟一穿西装的，面带笑容，是明朗自信的那种笑，很鲜明、很突出，坐的姿势则是右手按腿，左手拄着下巴，他就是谈家桢。

谈家桢那一年刚满三十岁，从美国留学归国两年，一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做教授，照片拍摄的地点，应该是广西宜山。谈家桢几乎是一到浙大就随校踏上了西迁之路，从杭州到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再到宜山，以及在这之后的贵州遵义、湄潭，行李简单到仅仅是一只大木箱，箱内除去日用品和换洗衣物，摆放最整齐的，是果蝇和瓢虫的标本。

迁徙的颠沛流离对浙大师生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与体力的折磨，谈家桢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能在这样的折磨中固守教学与科研，却表明他们的内心也潜藏着快乐。那种在科学领域里自由探寻所带来的快乐，也许在谈家桢身上展现得最是一览无余。谈是遗传学家，在江西泰和时的研究课题“果蝇基因定位”需要大量果蝇，但没有条件建立培养室，于是就带着一个叫盛祖嘉的学生自制了工具去捕捉。或清晨，或黄昏，或课余的其它时光，在泰和上田村的田塍、树林、菜地里，在赣江的堤岸上，像两个贪玩的孩童，跑来跑去地追逐昆虫，那些飞舞着的小虫子带给这对捕蝇人的快乐，给每个见者都留下了深深印象。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同时也是位生物学家，因此1944年访问在黔北办学的浙大时，格外注意过生物系，后在其《科学的前哨》一文中写道：“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这段话的后一句，说的正是谈家桢。湄潭时期的浙大生物系设在唐家祠堂，院内朝南的一排房屋，分别为系主任贝时璋，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以及谈家桢所用，谈的那两间在西侧，一间学生实验室，另一间用来饲养瓢虫、果蝇，从事遗传学的研究。

其实谈家桢的研究在美国“引起很大兴趣”并不是只在湄潭时期，早在十年前谈年仅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初露端倪了。那时候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生物学家李汝祺教授，李是美国生物学家、现代遗传学“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的弟子。摩尔根在1933年以其染色体遗传理论方面的出色成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他最负盛名的成果就是这一利用果蝇进行的遗传学研究，而那时的谈家桢，则在李汝祺教授指导下，正以瓢虫为研究对象专攻遗传学，一口气写下了三篇论文，其中最受李赞赏的一篇为《异性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李把论文寄给了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后经摩尔根助手及其本人的一致推荐，在美国生物学权威杂志上得以发表。

有文章说摩尔根教授审阅这篇论文时，“谈家桢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才华令他震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也给谈寄来了一封“激情奔放的信函”，这应该是谈家桢的第一次在美国“引起很大兴趣”，其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摩尔根教授邀请他去美读博，并给以一切费用全免的待遇。谈于1934年八月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成了这位现代遗传学鼻祖的研究生。 

从留美到归国，谈家桢在摩尔根实验室三年，主要工作是通过对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的研究，开辟进化遗传学新领域。谈的研究颇富成果，期间所完成的十余篇论文使他在国际遗传学界声名鹊起；八年后的1945年，谈家桢再次赴美，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担任客座教授，那一年，谈在《遗传学》杂志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的研究论文，遗传学界普遍认为他提出了一个以前从未有人发现过的遗传现象，并肯定这一发现“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也正是在那一年，七十九岁的摩尔根教授辞世。

（老照片·1939年浙大生物系毕业生与教师的合影。原书插图）

 

（待续75）

大乌珠

（老照片·1945年谈家桢与分子生物学之父德尔布吕克合影于美国。 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6）

谈家桢的发现名为“嵌镶显性现象”，名词太专业，一般人都不明白，但是这一发现的过程，却像是一幕日常生活场景：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屋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谈家桢像往常一样正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中仔细观察瓢虫的杂交后代，突然，一个奇妙的现象呈现在显微镜下：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都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却被掩盖了！

                李曙白《谈家桢，从浙江大学升起的巨星》

 

这样的生活场景在中学的生物课堂上是很常见的，但在1944年春天那个湄潭的傍晚，谈家桢实验室的温箱玻璃却是用半透明油纸替代的，蒸发皿是一只瓦盆，普通竹管子直接做了导管，观察显微镜下的瓢虫标本，靠的是煤油灯微弱的光泽。一个以前从未有人发现过的遗传现象，被谈家桢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里捕捉到了，其兴奋之情，想必连最外行的人也能想象出来。谈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了贝时璋，贝是行家，一听就明白，更知这一发现的价值，身为浙大生物系主任，贝的兴奋丝毫不亚于谈，当时就向谈家桢建议，把这个发现命名为“嵌镶（mosaic）显性现象”。

次年赴美的谈家桢经过更为广泛的杂交实验后，给在湄潭观察到的这个遗传现象做了理论总结。认为这个理论是遗传学领域“一个重大突破”的权威中，有个叫做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女生物学家，曾任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因一生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人称“玉米夫人”。谈家桢和这位玉米夫人只见过一次面，时间也在1945年，地点是美国的冷泉港实验室。在那以后，麦克托林克通过以玉米为载体的研究，发现基因是可以在染色体上重新排列自己的，并由此提出一个“基因跳跃”的概念，也就是后来正式命名的“转座因子”理论。

和谈家桢“嵌镶显性”理论引起遗传学界的广泛赞誉不同，玉米夫人的“转座因子”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遗传学界所认可，直到遗传学领域的广泛研究发现除了谷类植物，“基因跳跃”也存在于从细菌到人类的所有生命的有机体中，是产生遗传变异的自然途径，芭芭拉理论的重大意义才获得肯定，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后的1983年了，年逾八旬的“玉米夫人”也因此摘取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奖。当谈家桢向其表示祝贺时，芭芭拉竟突然提起了他们在冷泉港实验室的那次会面，对于谈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对昆虫世界的发现，玉米夫人的记忆异常清晰，并且说她在研究中提出的“控制因子”概念，正是读了谈家桢“嵌镶显性遗传理论”那篇论文受到的启发。

谈家桢在浙江大学工作的时间长达十五年，其中随浙大辗转西迁的日子就占了一半，流亡中的浙大没有溃散反倒崛起是一个奇迹，谈的科研与教学成就给这个奇迹加了一条注释：浙大，特别是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给了我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始于1937年敞开的一扇门。

其时谈家桢尚在美国，正打算“海归”，选择的去向是南京中央大学，但遭到了冷遇，第一封求职信被置之不理，第二封由摩尔根助手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面的推荐信，也被婉言拒绝。就在他无奈沮丧之际，那扇门敞开了，一纸由校长竺可桢签署的聘书寄到了美国：浙江大学生物系正教授，月薪三百。

向竺可桢推荐谈家桢的是胡刚复，给胡刚复写信的则是他的学生、谈家桢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师弟，后来的物理教育家朱正元，这是另一个故事。当时的浙大对海归学人，一般只给讲师职位，一年后晋升副教授，谈家桢能直接破格以正教授受聘，竺可桢这扇门开得连胡刚复也惊讶不已。至于进了这扇门的谈家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树瘿壶”  谈家桢在壶上题词是此壶的最大亮点。2003年初，为出席第11届国际茶文化节的国外茶界宾客创意一款珍藏壶，那天，在谈老下榻的嘉定众仁老年公寓，身为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的谈老知道后，便爽快地题上了“清茶涤虑，明泉旷神”并署上了名，边题还边说，为茶壶题款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编者）

 

（待续76）

大乌珠

（贝时璋 1903－2009，浙江宁波镇海人。1921年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福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滨根大学。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副教授。1948年，受邀请担任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当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立后，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2009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7）

 

贝时璋：从一个人的生物系开始

浙江大学生物系的发展脉络，从研究方向上看，大致属实验生物学，这和细胞学家贝时璋最初的建议有关。贝时璋1930年夏天到浙江大学时，浙大还没有生物系。上一年秋天贝从德国图宾根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回国，在上海、南京找工作，结识了蒋梦麟。其时蒋虽已任教育部长，但仍兼着浙大校长，正在计划着创办生物系，贝的适时出现，等于给了他一个理想的筹建人选，蒋梦麟遂致函主持校务的副校长邵裴子做了推荐。那一年贝时璋二十七岁。

既是筹建，就得先有个基本定位。贝时璋提出侧重实验生物学，也许有他本人研究形态的考虑，但虽然只是个建议，可以讨论，却没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在整个筹建过程中，上至专业布局、课程设置、教材准备，下到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订购、教学挂图的绘制，甚至实验所需药剂的采买，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白手起家、因陋就简，筹建时仅贝时璋一人，多费点力倒也没什么可说的，有意思的是生物系正式成立后，依然还只有他一个教师，系主任是他，教授也是他，从行政到教学科研，贝时璋单人独挑，虽说是刚开张，生物系的学生还不多，但专业科目的设置却并不马虎，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遗传学、比较解剖学、动物生理学、形态发生学、发生生理学等等，有关生物学的这些课程几乎都由贝一人包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贝时璋“一个人的生物系”居然维持了三年，直到植物学家范赉1933年加盟浙大，成为生物系第二位教授，情况才有所改变。据说对于贝时璋殚精竭虑的超负荷运转，其时已任校长的邵裴子和教务长郑晓沧也很是于心不忍，考虑过要给他配备些人手，但一是没有合适的人，二来见贝先生虽整天忙忙碌碌，倒也井井有条，并无捉襟见肘，就权当是照顾他了。这“照顾”的意思说来也妙，贝时璋是个沉静的人，一心学问，不擅交际，邵郑二人觉得贝学识过人，教研有方，若配备的人与其气场不合，使之陷入人际是非，还不如就让他暂且大权独掌，一个人说了算。

在浙大校史上曾经被戏称是“one man department”（一个人的系）的生物系在今天看来，五味杂陈中显现的却是学界前辈的卓尔不凡。只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感受到掌握生物系的这“一个人”的价值。

时为1932年春天。春天的自然界万物复苏，动植物生命蓬勃，最是适合生物学家采集标本，贝时璋也出了浙大校门，去松木场。从现在的杭州大学路去松木场，完全可以说是在市中心转悠，但三十年代初，松木场还是郊区，标志性的景观是农田与荒地。就在松木场一带的稻田和水塘里，贝时璋从一种叫做“丰年虫”的小动物身上发现了异常。他原本不是来采集这种小生物的，也没有过拿它们做研究材料的想法，但在那一天，贝时璋不仅捕捞了许多丰年虫带回学校，还就此开始了以此为载体的新的研究课题。

丰年虫的外形似虾，据说其通体色彩柔和，在水中游动时，腹部朝上、姿态优美，故亦有“仙女虾”之称；又因为这种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小型甲壳动物耐盐力极高，它还另有一种在喜欢吃盐水虾的杭州人听来好笑的称谓，叫做“盐水丰年虾”，不过全称应该是“丰年虫盐水丰年虾”，挺拗口的。至于在生物学上的分类就更繁复了：节肢动物门，有腮亚门，甲壳纲，鳃足亚纲，无甲目，盐水丰年虫科。这长长的一串，太专业，只能从资料上照本抄录。

贝时璋1932年春天发现的丰年虫异常形态，是一些非雌非雄，亦雌亦雄的特殊个体，也就是说，有些雄性的丰年虫，长着一个雌性脑袋，而另一些雌性个体的头形却又分明像是雄性的。在贝时璋的印象中，对生物体的这种异常现象及原因，生物学界还没有过从事研究的报道。贝时璋心动了，希望浙大生物系能设立这个课题，哪怕只是“一个人”的系。

两年后的1934年，已经不再是贝时璋唱独角戏的浙大生物系，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贝让他的那些“非雌非雄，亦雌亦雄”的丰年虫，从松木场的稻田水塘“游”上了生物系的讲台。他说这些在生物学上称为“中间性”的丰年虫在生活周期的某一阶段，会进行性的转变：雌中间性向雄的方向转变，雄中间性向雌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其生殖细胞也会同时发生性转变。讲述这个现象的贝时璋兴奋不已，但兴奋点显然不只在这方面，两年来对丰年虫的观察结果也并非仅此而已，贝是细胞学家，最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在于，他还观察到了在生殖细胞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细胞的解体和细胞的重新形成。正是根据这一实验结果，贝时璋在讨论会上提出了细胞重建的假说。  

（浙江宁波镇海民联村憩桥自然村贝时璋故居是典型的江南民居院落，占地面积390平方米。整个建筑建于清光绪中期，构筑普通，并不豪华，但很别致。由正房两厢房组成，正房为传统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座北朝南，面阔五间。厢房为两间平屋，对称列于正房南侧。厢房廊前设木栅栏，北侧有廊道与正房相连。整个院子古朴典雅。院外是村里为贝老100岁诞辰而建的百岁亭。亭子为六角翘脊凉亭，青石材质，南北贯通。南北两面额匾阴刻“百岁亭”三字。南面两柱上刻有“两朝院士师承土滨根”“百岁宗师恩泽浙大园”；北面两柱有“君子科苑奉圭璋”、“贝叶其颐憩桥时”。亭子虽小但很精致与故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贝时璋98岁以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很少去医院，很少打针吃药。问起他的养身之道，他总结了四条：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饮食清淡。 编者）

 

（待续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