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英雄情结（2）

            ——岁月划痕之五十一

        三是要求我们像雷锋那样写日记，写学雷锋的日记。于是，我们人手一册，都开始记日记。
　　小学时我没有写过日记，正式写日记就是从学习《雷锋日记》开始的。日记应该怎么写，老师倒是讲过，但真的日记是什么样子，却没有见识过。《雷锋日记》让我开了眼界，原来真正的日记是这样的：自己跟自己说话，记下自己的思想进步、学习体会，当然还要记下自己进步的步伐，也就是干的好人好事。
　　我确信《雷锋日记》是最经典的日记，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学啊。我希望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日记，写出像“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这样的警句。
　　四是树了班里的学雷锋标兵——靳同学。
　　对老师树靳同学为标兵，我不以为然，因为靳同学脑瓜一根筋，跟男同学关系都不好，基本上没有朋友。更不妙的是，一些同学看他缺心眼，总拿他找乐。我们班人人有外号，人们给靳同学起的外号就是“大傻子”。
　　老师为什么树他为标兵？我觉得与女同学的推荐有关系。当时班里要求进步的势头是女生压过男生，女同学在树标兵上更有发言权。而学雷锋活动开始后，每天早上擦桌椅擦玻璃的几乎都是女同学，男同学好像只有他一个。他总和那帮要求进步的女生一块儿活动，自然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他还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从家里拿了榔头、钉子，修理班里的桌椅，主要就是在松动的地方钉个钉子。修理的效果不敢恭维，但他能想到这件事，就让我佩服。因为这么多叫他傻子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学雷锋见行动的亮点啊。靳同学还做了什么，我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确实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大伙儿都能看到的好事。
　　老师树靳同学为标兵时，还强调了他的特点，说他像雷锋一样，也是“革命的傻子”。我怀疑是老师知道了他的外号，特意这样强调，以回击取笑他的同学。可这个称号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非但没有向他学习，反而处处为难他。比如别的同学学习差点儿没事儿，他就不行，成绩不好就有人讽刺挖苦，谁让你是标兵呢？
　　记得我们学过一篇忆苦思甜的课文，写解放前纺纱工人生活多么痛苦，说他们没有钟表，又怕早晨迟到被资本家克扣工钱，就点香记时，因此，天天晚上睡不好觉。还说冬天早晨去上班，有时就会在街上遇到“倒卧”，也就是冻饿而死的人。课文里还说了一些其它方面工人生活如何痛苦的事例，不过都没有这两点让我记忆深刻。我们觉得这种事简直不可思议，就特别痛恨万恶的旧社会，庆幸自己没有早生几年。学完这篇课文后，语文老师布置我们也写篇忆苦思甜的作文。这样的作文是很难写的，因为我们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还得麻烦父母帮着忆苦思甜。我偷懒没有麻烦父母，而是把小学写过的忆苦思甜的作文又翻炒了一下——说老家饶阳闹水灾的事。不知靳同学怎么采访得他的父母，他写的作文竟然和我们学的课文差不多。语文老师认为他抄袭，就在讲评时念了他的作文。在他的笔下，他父母上班也点香，也曾上班遇到“倒卧”，而且不少语句就是课文原文，这让人听着怪异而又可笑，加之老师念到这种句子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我们都听得乐不可支。
　　公正地说，靳同学学习是刻苦的，这突出表现在英语上，单词能百分之百地背过，朗读熟练流畅，考试分数总名列前茅。不过有些课程刻苦了也未必能取得好成绩，像代数、几何、作文、物理，死记硬背就不管用，他的成绩也就一般。
　　这次作文被当作反面典型，自然又成了人们取笑的材料，有同学就给他起了新的外号，叫“倒卧”。因为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么个词，而他竟然敢用在作文中，让人们觉得这最能体现他的一根筋，所以就用这个含蓄的外号，取代了原来那个直白的外号。
　　他对这个外号非常反感，听到有人叫就急眼，会恼怒地骂人。一次程同学用这个外号找他取乐，他又恼怒了，不但骂街，还飞起一脚踢向程同学的迎面骨。靳同学个子很高，也很有力，脚上穿的又是鹿皮鞋（男生好像就他穿皮鞋。那鞋已磨得油光，瘪得变形），一脚就把程同学踢了个跟头。他还不解气，依然骂骂咧咧。他的反应怎么这么强烈？看到这一幕的同学都被他镇住了。被踢的程同学也傻了，蹲在地上摩挲着大腿，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措施。我觉得可能是靳同学被人欺侮得忍无可忍了，于是突然爆发。当然，也可能是他把取笑他的同学划入了敌人行列，对他们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了。
　　总之，我觉得这个典型树得不好，因为没人想学习他，没人想处于他那样的境地。而且对他也是一种伤害，人们更不能容忍他的缺点了。至今，同学们聚会时提到靳同学，还不叫他的名字，仍叫他“大傻子”。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同学们虽然不认可班里出的标兵，却认可解放军里出的新英雄。这位英雄叫王杰。是一位为了保护军训民兵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也是一位学雷锋的标兵。
　　我们大概是在1965年十一二月份开始学习他的，除了学习他的英雄事迹，也学习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和我们的日记一样，也有不少学雷锋的内容，也有令人难忘的警句，像“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学习中我突然悟出，英雄都写日记，而且写得都像英雄日记。我也暗下决心，也要写这样的日记。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老师也有英雄情结，因为每次掀起学英雄活动后不久，她就教我们唱学英雄的歌曲。
　　她教的一首《唱雷锋》的歌，现在我还能哼出来：“生在湘江边，血泪伴童年，猪食当饭用啊，树叶当衣衫，狠心狗地主，把家给拆散。喝口湘江水啊，迎着秋风站。七岁的雷锋不低头，仇恨记心间。”
　　她还教过我们一首歌唱王杰的歌，叫《王杰的枪我们扛》，现在我也会唱：“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后来还有人教我们用英语唱这首歌，是音乐老师还是英语老师教的已忘了，只记得歌词的声音是：“王杰斯钢，威喀瑞，王杰斯汤，威森。”英语原词是什么早忘了。
　　这期间我还买过一本书，叫《欧阳海之歌》，书中描写的是一位真实的英雄欧阳海。最惊心动魄的情节是：他勇敢地冲上铁轨，推开卧在那里的驮着炮架的军马，保证了旅客列车安全通过，他自己却壮烈牺牲。学校组织学习这位英雄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就去买了这本书。看过后，我牢牢记住了他的领导对他严格要求的一句话，叫做“响鼓也得重锤敲”。
　　这之后，我们还学习过麦贤德、刘英俊、蔡永祥等英雄。英雄学习得多了，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英雄都出自解放军。那时候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是歌颂王杰的，叫《革命熔炉火最红》，歌中把解放军比作“革命熔炉”，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也觉得解放军是铸造英雄的熔炉，特别向往。
　　可向往解放军的人多了去了，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不光体检要合格，政审也要合格。我的家庭不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想参军门儿也没有。因此，在招兵条件不那么严苛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保定招兵时，我赶紧报了名。这一去就是6年多，直到1975年10月才返回家乡保定。
　　在那儿我还真写了日记，就像英雄们那样，也写自己的心得体会，也挖空心思地编闪光的豪言壮语，就是没有好意思记载自己干的好人好事。
　　后来，我看了鲁迅写的日记，感觉他写得太不经典了，写的都是些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收寄了什么书信，收到了什么书报之类，有时还直接写“无事”。里边既无心得，也无警句，更没有好人好事，与英雄日记无法相比。
　　可鲁迅是大文豪，难道他不会写日记？这么一想，我又觉得没准鲁迅的日记才是正宗呢。再后来，我想写兵团生活回忆录时才发现，还是鲁迅写日记的方法好，起码能帮助人回忆起一些往事，在说到某些事情时能有凭有据。
　　至于我是否当了英雄，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没有。不然报纸早刊登歌颂我的长篇通讯了，还用得着在这儿絮絮叨叨地聊学英雄的经历吗？

龙行天下

从小学习敬英雄，
全民积极学雷锋，
由此热爱解放军，
兵团六年算圆梦。

清风修竹

     马号（1）

         ——岁月划痕之五十二

       1、没有马的“马号”

      早年间，人们管官府或大户人家养马的地方叫“马号”，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很贴切，因为古代会考考场（贡院）里的考房，挺像马棚，而这考房就叫“号房”，所以与之格局相似的马棚称为“马号”，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皇上养马还要更讲究一些，要设个专门的衙门，叫“御马监”。孙悟空替玉皇大帝养马时，就在这个部门任职。

       现在的人们一般都不这么叫了，养马多的叫马场，养马少的叫马舍，只养一两匹，就叫马棚。

       而在我的家乡保定，人们提到“马号”指的却不是马场、马棚，而是一片曾经的商场聚集区，就如北京曾经的老东安市场。由于这片商场聚集区的主要商场“济善商场”建在了明清保定府总驿站养马的“马号”的旧址上，人们就习惯性地管“济善商场”叫“马号”，后来不知怎么又把“济善商场”所在的这片商场聚集区统称“马号”了。在我的印象中马号还包括天华市场、第一楼、同益商场、两益商场和新市场。它曾经是保定最集中、最繁华的商业区。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曾经”，是因为它在1971年就已经消逝。不过我小的时候“马号”还是相当红火的。

       我是1954年来到保定的（那时只有5岁），我们家所住的相府胡同就在马号附近，父母经常领着我转马号。到了七八岁，就不再劳烦父母，而是跟随小伙伴转马号了。再之后，基本就是一人行动，独享转马号的快乐。

       我一般都从位于马号东南角的天华市场进入马号，因为这个口离我们家最近。据说天华市场是这片商场聚集区中最早建起的商场，大概建于1912年。它的格局与“济善商场”一样，也是通道两侧是商铺，各商铺的屋檐之上架着相互联通的天窗，两侧天窗间架着人字形顶棚（木架子铁皮顶）。在天华市场的西边有条一米多宽的胡同，叫布袋胡同，也能进出马号，但我不爱走，没顶儿，很窄，两边都是墙，有被挤压的感觉。

       如果想多转会儿西大街，我就从位于马号西北角的第一楼进入马号。据说它建的晚于天华市场而早于济善商场，是一座长方形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四周为二层楼房，中间是大天井，天井上架有顶棚。第一楼临街的两个角儿各建有一个略微向外突出的棱柱形圆顶角楼。角楼为三层，我曾爬到三层向外观察过，趴的那个小窗户是六角形的。第一楼临街一层正中是大门，二层正中的上部有“保阳第一楼”的金字。保定位于府河之阳，所以又称“保阳”。据说题字的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2、两横三纵的格局

      穿过第一楼，进入的是同益商场。据说这个商场是为了拓开济善商场的西北通道，才陆续修建起来的。这个商场的通道不宽，还有三道弯儿，两边都是小商铺，好像就滨滨照相馆大一点儿。

       出了这座商场向东，有一条连接天华市场的东西向小街，是济善商场的北横街。北横街向南连着3条南北向的主商业街，东边是济善市场东街，中间是济善市场西街，西边的北头儿是有顶棚的两益商场，西边的南头儿是最后建成的没有顶棚的新市场（也叫西市场）。济善商场东街与西街之间有两处开口相通，两街的南口对着一条东西向的小街，是济善商场的南横街。南横街向西没有出口，向东有出口，出去是保定市公安局，公安局的东边则是保定有名的马家老鸡铺。南横街中部还有一个向南的出口，通往裕华路。新市场北部、中部各有一开口，与济善商场西街相通，南部没有与济善商场的南横街相通的开口，它通向裕华路的是单独的出口。

       由两横两纵4条街构成的济善商场，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号”，它处的位置才是保定府总驿站“金台驿”养马的地方。据说当年此处养的马有一百几十匹之多。后来有了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用不着再骑马传递公文，“马号”也就废了，这场地方也就成了商业用地。1922年时建成了只有一条街的济善商场，6年后失火烧毁，又用两年时间才建成后来的东西两条街的济善商场。之后又在西边建起两益商场和新市场，并建了通往第一楼的同益商场。

       济善商场的商铺一般都是平房，但也有二层楼，不过楼上部分从外边看不到，都隐藏在了天窗的后边。

      我小时候说到的“马号”就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号”，而是指与济善商场相通的这一大片商场。这个区域内店铺林立，有服装、戏装、布匹、绸缎、鞋帽、皮革、箱包、百货、杂货、磁器、钟表、五金、电料、糕点、糖果、果品、茶叶、书籍、书画、文具、药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各种商铺，还有理发、照相、镶牙、修理等服务性门店，饭馆、酒馆、茶馆、小吃店、冷饮店等餐饮摊点，影剧院、书场、小人书铺等文化娱乐场所。套用一句现在的广告词，可以说是“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

       3、保定的“天桥”

      我小时候经常往马号跑，不过很少购物，主要是看热闹。其最热闹的地方当属北横街，这块地方相对宽敞，经常有打地摊儿卖艺或卖货的。卖艺的是五花八门，表演什么的都有。

      有表演吃玻璃的，能把玻璃嚼碎咽下去。如果你怀疑玻璃是假的，他就让你去找玻璃，找来洗一洗，照样能呑下去。我担心他划破嘴或消化道，可他咽下去后会张开嘴让人们看，嘴里还真没有血。那时候还没有特异功能这样的名词，人们议论说，他的身体肯定与常人不一样。

       如果说嚼碎的玻璃还是排泄出去，有人表现呑钉子就让我不能理解了。表演者把钉子纵向放到嘴里，再喝水就能把钉子呑下。看上去他也没事，但我担心扎伤了他的胃或肠道。

       还看过呑宝剑的，能把长长的宝剑从嗓子眼直插下去，插得只剩下剑柄。这时他会昂着头挺着身子向大家收费，大人们看到他这副模样，都赶紧掏零钱。

      不光他要钱，表演呑玻璃和呑铁钉的也要钱。我是小孩儿，看完不给钱，他们倒也不计较。

      还有耍把式的，表演不收钱，表演完了卖药才收钱。他说他的药说能包治百病，可我感觉就是大力丸。也有卖药不耍把式的，就靠嘴皮子忽悠，不过他们的药看上去比较过硬，是原装的鹿茸、鹿鞭之类，就摆在脚下的白布上。忽悠人的词当时觉得有些怪，说是能让人“钢枪不倒”，我以为是能让人打仗能更勇敢呢。

       我们同院的田叔也在那儿摆过摊，不过不是耍把式，也不是卖药，而是按摩。他也吆喝，不过比较文雅，就像大夫给病人讲医疗原理那样，声音不高，但有理有据，照样也吸引人。那时正闹文化大革命，他的工作单位河北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他不用去上班，闲着没事他就去马号摆摊按摩。他的摊儿简单，就一个凳子。按摩一套活收费3角，经济实惠，很受欢迎，他也就发了个小财。他的按摩是自学的，也算是自学成才。

       还有的比田叔更文雅的，比如卖字画儿的。他们一般都不大喊大叫，而是以画儿招人。有的就是扯条绳子，在上面挂上画好的画儿，吸引路人来看。印象中他们爱在春节前露面，多挂些鱼啊鹿啊胖娃娃啊等吉祥喜庆的画儿。记得曾看到一个画鱼的，挂的都是装裱好的条幅，画儿用的工笔，鳞片都画得极为细致，卖得很好。还看到过一个挂芭蕾舞剧《白毛女》画像的，也是条幅，就挂在北横街的西口，画的都是一袭白衣的白毛女。画得也相当好，可却很少有人问津。

       而画“龙凤花鸟字”的则不论时晌，经常出现。他们一般是通过现场作画吸引人，挥动蘸着几种颜料板笔，就能画出多姿多彩的龙凤及花鸟鱼虫，并用这些图案组字，写成条幅。虽然这种画儿很受欢迎，但我却不大喜欢，我总感觉那颜色和灶王爷灶王奶奶的颜色差不多，而且画儿不像画儿，字儿不像字儿。我更喜欢书画社里的画儿和字儿。

       在北横街路南的最东边就有一家书画社，这是我逛马号的必转之处。这家书画社叫什么名字已忘了，只记得它经营的是中国字画。它的门店不小，墙上挂满了画儿，中堂、条幅、横幅、斗方，什么都有，内容也很丰富，人物、山水、花鸟、草虫，也是什么都有。还有现代的，记得有一幅抗洪救灾的，画面儿是3名解放军战士在波涛中推着一个黑色救生圈，救生圈上坐着一位老奶奶和一个小女孩，一看就知道反映的是1963年保定发大水的事儿。不久我在一本画报上也看到了这幅画儿，不知道是这幅画儿上了画报，还是书画社的人照着画报画的这幅画儿。书画社的墙上也挂毛笔字，但我一般不看。我的邻居小五儿就在书画社工作，我想当然地认为他就是这个书画社的，可我没有从那儿看到过他。

       北横街上还一处好玩儿的地方，就是书画社对面位于路北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工艺品商店，里边的东西都奇巧精致，但价格贵得吓人。它的橱窗里总摆着非常漂亮的古式小佩刀，大概有10厘米左右，我眼馋得不得了，每次经过都要看一看。这里面也卖一些古装戏剧用品，也很好看。马号里还有一个专门制作古装戏剧服装用品的门市部，在济善商场西街南头路东。我也经常去那儿转。

       工艺品商店东边隔路相望的是保定土宝斋鞋店。这家鞋店的橱窗里摆的好像是老头儿穿的布鞋，跟母亲做的鞋属一个类型，我不喜欢，也从未在里面买过一双。

       工艺品商店的东边是红星影剧院。我在里边看过电影，也看过戏，但不是大人们爱看的那种咿咿呀呀的戏，而是木偶剧，学校组织看的。先演了一段儿有苍蝇飞来飞去的戏，具体内容已忘了。后演了一段儿《水漫金山》，这故事我知道，看过小人书。记得舞台上能看到吊着的许多绳子，应该是提线木偶。

       这家影剧院有幸保留下来了，没有随着马号消失而消失，但已重建，名字已改了，叫“直隶大剧院”。

清风修竹

              马号（2）
               ——岁月划痕之五十二
    4、棚中的“书场”
     在新市场路西偏北的地方，还有一片文化娱乐场所，是连在一起的几间书场。现在说长篇评书的一般都在广播里播出，小段儿则在剧场的舞台表演，已没有了专门说书的地方，可当时说书的没有这么高的待遇，都在书场说书。书场就是简陋的棚子，棚子前边有一个三十厘米高的砖台子，台子上放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放一把椅子。如果说的是需要伴奏的西河大鼓，台子边上还放一把椅子。椅子是给说书人准备的，没有听众坐的份儿，听众只能坐钉在木桩上的木板。书场也有跑堂儿的，说书的一说“且听下回分解”，他说拿着小笸箩收钱。是15分钟一场，还是20分钟一场，我说不好，反正觉得还没听一会儿就收钱。一场只收2分，不过我们小孩都不交，他一说“且听下回分解”，说往外跑。听着说书的又开讲了，我们再钻走去。跑堂儿的一般不跟我们较真，不轰。
     那时，我最爱听的是梁更生的评书《武王伐纣》。这之前我看过三四本《封神演义》内容的小人书，觉得特有意思，就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正好我在马号转悠时，看到书场门口的节目牌子上写着《武王伐纣》，我知道武王、纣王都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就进去听。这一听可就着了迷，原来《武王伐纣》就是《封神演义》，而且听书比看小人书还有意思，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位梁先生的嗓音洪亮硬实，吐字清楚，口若悬河。他喜欢带说带表演，尤其说到打斗时，往往说个什么招式，就来个什么招式。他还善于模仿人物表情，能学得惟妙惟肖。再加上他说书时能添油加醋地增加现场气氛和具体细节，所以让人听着特别过瘾。
     喜欢听书之后，我也就注意了其它书场在说什么书，什么人在说。记得有三位唱西河大鼓的，一位年纪大的，叫蔡宝光，说的是《三下南唐》。一位年轻的，叫王天波，说的是《杨家将》。还有一位是女艺人，个子不高，挺胖的，忘了叫什么名字。这些人虽说是唱西河大鼓，但不总唱，是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虽然他们唱的时候都很陶醉，但我不爱听，嫌情节发展慢。也因此，我较少去听西河大鼓。
     另外，还有一位老评书艺人，说《三国演义》，我听了听觉得没有梁先生说得好，就不再听。
     后来，我听书到了痴迷状态，经常逃学去听。父母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每次都找人代写病假条交给老师，老师不找家长，家长也就不知道，还以为我去上学了呢。
     虽然我喜欢听梁先生说书，但对他也有意见，就是他每讲到关键时刻，就停下来收钱。最气人的是当天结束时，他一定留个大悬念，让你明天还想着来，害得我不得不逃学。其实也不光我有意见，大人们也有意见，我听他们都叫他“梁半截”。文化大革命后，书场不再让说书，我看到他在西大街开了小人书铺。
     我听书那会儿，书场南边也有小人书铺，如果我身上有钱，也到小人书铺去看书。
     5、那个年月的吃喝
     好像在书场北边，还的一家中药房，它的招幌很特别，是一根一米多长的弧形鱼骨，听说是鲸鱼的，它就摆在门前桌子上的支架上。我虽从不买中药，却总要在这家中药铺前驻足，就是为了看这鱼骨。
     在书场附近还一家让我刻骨铭心的茶馆，因为它的老板抢过我的红薯。1960年秋天，我和同班的马同学一起去北关大队已刨过的红薯地里捡红薯，碰到一个长得像小人书《狮驼国》中黑脸小钻风的中年男人，他硬说那地是他的，生生抢走了我们捡的红薯，连布袋都没给我们留下。后来我发现“小钻风”竟是马号茶馆的老板，就对这家茶馆也没了好印象。以前我看到茶馆里贴着一张张各种摔跤姿势的画图，还以为这儿的老板很义气呢，原来是个欺负小孩子的恶棍。
　　书场的南边还小吃店，但都有什么已记不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里面买过吃的。不过我倒记得在济善商场西街有家挺有名的包子铺，叫“白运章”。因为我没有进去吃过，不便对它的包子妄加评论，但它的操作间我却印象深刻——透明度高。它的操作间就在门脸左首靠小通道的位置，临街都是大玻璃窗，站在外边就能观赏里边的操作。比铺板还大的操作台围满包包子的师傅，擀皮的师傅一边用擀杖击打面板，一边擀皮。伴随着悦耳的击打节奏，包子皮就“嗖嗖嗖”地从擀皮师傅的手中飞出去，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吃不上包子，但听听包包子的“点儿”，也是一种享受。由于窗前总围满了大人，我只能从人缝中钻进去，才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另外，我还记得在两益商场的路东有一家点心铺，之所以记住它，倒不是我因为我经常进去买点心（说实话我是一次都没有进去过），而是因为我在它门口看到过令人难忘的一幕。大概是1960年，那时正闹自然灾害，人们饥肠辘辘。有个人买了包点心，出门就打开包想尝尝，没想到旁边一人“叭”地一掌，就把他的点心打落在地，然后抓起地上的点心就往嘴里塞。买点心的人怒不可遏，狠劲地搧那人的脸，可那人并不理会，依然往嘴里拼命塞。买点心的突然醒过闷儿来，赶紧蹲下来，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手里抢。可最终他也没有抢到几块儿。抢点心的看地上没东西了，露了一个歉意的笑，转身跑了。看他们两个都吃得腮帮子鼓鼓，我馋得直流口水，可没敢上去抢。
     6、只留下记忆
     在两益商场北口，有一家挺大的理发店，我在里面理过发。这个店里有收音机，开的音量很大，播放的是样板戏《沙家浜》中沙奶奶“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的唱段儿，我听着好听，牢牢记住了这个唱段儿。
     马号里也有照相馆，好像我没在里边照过相，我照相都去西大街的美章。但有时我会浏览马号里照相馆的橱窗。我看到“三滨”橱窗中的彩色照相很好看，就特意到里边去观看技师给黑白照片上色。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彩色照片，所谓彩色照相都是人工抹上的颜色。看过之后觉得也不难，跟我画画差不多，于是也选了张自己在古莲花池照的照片上了色。但效果不好，白衬衣染上了绿树的颜色，裤子涂得花里胡哨，就再不敢涂。那时照张照片不容易，舍不得糟蹋了。
     我经常转的地方虽说好玩儿，但不是马号最繁华的地方，马号最繁华的地方是济善商场东大街，其次是西大街，马号最上档次的商店基本都在这两条街上，记得东街有卖钟表的，有卖皮革箱包的，有卖服装的，有卖鞋帽的，有卖化妆品的，有卖书籍的，有卖文具的，有卖百货的，都是门店装潢考究的大字号。但这儿的东西基本都不由我采购，我反而较少到这些商店里去转悠。有印象的是经常去东街北头路东挨着大下坡的那家新华书店，主要是去看是否来了新的好小人书。
     另外，还在路西的一家百货店买过茶缸子。那已是1969年8月，我报名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着手准备要带的东西，看看还缺个茶缸子，母亲就和我一起去到马号购买。我们就进了这家较大的百货店。母亲把店里的茶缸子选了个遍，最后选中一款白底蓝边的大号带盖儿搪瓷缸子，上面有“庆祝国庆二十周年”的红字，红字下面还有天安门的图案。这个缸子一直陪伴我到如今。
     可1971年我回来探家时，马号却开始拆除了，听说拆除后要建一座现代大商场。1972年我再次探家时大商场已建好，就是现在的保定商场。
     保定商场虽然比马号宽敞、明亮、现代，但这样的商场却是大路货，而马号式的商场却日见稀缺，于是人们又开始怀念老马号。九十年代初，保定曾设想在西郊建一座马号式新商城，还给它起好了名字“新马号”。可1991年9月商城建好开业时，名字却改成了，改成了“大世界商业城”，原因不得而知。
     而今，马号已不可能恢复，也没有恢复的必要，它就只能出现在人们的回忆中了。

龙行天下

保定马号童年事，
纷纷杂杂介绍之，
清晰记忆真不易，
可惜未能保留实。

清风修竹

             图书馆           

——岁月划痕之五十三（1）

第一次进入图书馆读书大概在1961年，那时我正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读书。但进入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我们学校就没有图书馆），而是莲池里面的一家图书馆。

那时正是秋天，下着似有似无的小雨，我和同学冒雨走到莲池。我们要进的图书馆是座西洋风格的灰砖二层楼，大门上面有“直隶图书馆”的字样。

图书馆里有阅览室，老师就安排我们在那儿看书。阅览室里有开架的报纸杂志，可以自由翻阅。

看的什么书已记不起来，只记得书很有意思，在那儿看书的感觉也很好，遗憾的是老师再也没有组织我们去过。事后老师曾让我们写记述此事的作文，我猜着老师可能就是为了写作文才组织我们去的。

我很想再到图书馆看书，但担心没有老师带着人家不让进。有同学就告诉我，有借书证就能到里边看书，还能把书借回家。不过我想当然地认为图书馆不给孩子办证，因为我去莲池玩儿，看到进出图书馆借书的都是大人。于是我就盼着自己尽快长大，也能理直气壮地去办借书证。

没想到我考入保定五中，学校就有图书馆。我是1963年考上保定五中的，开学前保定刚发过大水，报到时发现校园里好多地方在晒被水淹过的书，书上都盖着保定五中图书馆的印章。知道了学校还有图书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也能到图书馆借书了！

学校的图书馆位于南楼（后来南边又盖了新楼，就成了中楼）二层最东边。我们班的教室就在图书馆的下边，从西边的楼梯上去就是图书馆，借书很方便。

图书馆并不大，它占用的就是一间教室。它的东门已封死，只留下了西门。迎在门口的是课桌，课桌后面是一排排两面都可以放书的书柜，书柜上满满当当地都是书。管理员就在门口，要借书得由她登记，再由她给找出来。

我最想借的书是《封神演义》。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封神演义》的故事，但通过看小人书或听评书，知道的故事情节都支离破碎，所以我想借书系统地看一遍。可管理员却说没有这本书，于是我又借《飞出地球去》。这本书是我报到那天翻看图书馆晒的书时发现的，觉得有意思。

借到这本书，我很认真地读了一遍，长了好多天文知识，可班里的同学没人议论行星、恒星、星云、星系之类，他们都议论小说中的内容，听着比《飞出地球去》更有趣，于是我看过《飞出地球去》之后也改借小说。

我按同学的推荐，借了一本名为《小城春秋》的小说，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的小说，上小学的时候我读过《小布头奇遇记》、《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都是少儿读物，情节简单。还读过父亲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虽然非常有趣，但它是一本故事合集，不是真正的小说。而《小城春秋》里不仅有好多人物，还有精彩复杂的情节，上来就是宗族械斗，中间还搞三角恋爱，最后是大劫狱，让人看着很过瘾。里边的正面人物，都是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令人可钦可敬。

看了《小城春秋》之后，我又借了《三家巷》，虽然写的也是革命青年成长的故事，可好多地方婆婆妈妈的，不爽快。

之后，经同学推荐，我又阅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反映保定革命斗争的小说，很为保定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而自豪。

这些小说，作者是保定人，写的又是保定的事，所以在保定自然反响强烈。喜子的妈妈就说，她觉得当年发生在红关帝庙那儿的一件什么事儿，应该就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那个韩燕来干的。

美章照相馆还挂出了《敌后武工队》汪霞原型人物的老大个儿的照片。看了照片，人们议论纷纷，怎么这么老啊？推算起来应该比魏强的原型岁数大不少啊，能是恋人吗？于是人们猜测是作者冯志为了给小说添“作料”，搞得“拉郞配”。魏强的原型叫魏树槐，后来任河北影剧院的书记。大概在1995年，我所在的保定日报社的发行人员在河北影剧院前边设点发行报纸时，因占地儿的事儿与他打了架。报社当时在全市设了好多处发行点儿，涉及到的单位都很配合，唯独他这儿起了纠纷，我猜着没准与他的老革命的身份有关。

我还看了一本反映军垦生活的小说《军队的女儿》，让人对边疆的军垦生活心生向往（受此影响，后来我还真的去了内蒙兵团）。

再后来，我迷上了无线电，就基本不再借小说，而是借这方面的书籍了，先后借过《少年无线电爱好者》、《少年无线电》、《少年半导体收音机》等书，并看着这些书，试装成功了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

我上五中之后，我还和同学一起去过保定市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位于环城西路，离我们学校不远。图书馆有个很大的阅览室，里面有很多桌椅，很亮的日光灯，还很安静，特别有学习氛围，我们有时就去那儿复习功课。进阅览室不要证件，随便进，只要不吵不闹地学习，没人管你。阅览室里有多种报纸，可以翻阅。还摆了几盆花，是文竹，栽在了陶土盆中，而陶土盆外还套着白瓷盆，上面有蓝色的图案，看上去很古雅。坐在花盆边上学习，感觉自己都像古代士子了。

大概在1964年秋冬，我看的那本小说《三家巷》被报纸批判了，同时被批判的还有这部书的第二卷《苦斗》,好像是说它宣传了“阶级调和论”、“阶级投降论”。

同时被批判的还有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我们学校组织我们看了这两部电影，还让我们批判。我们的批判主要是读报纸。记得当时给它们定的罪名，是宣传了资产阶级人性论。那时候讲究“亲不亲，阶级分”，只能讲阶级性，讲人性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印象中《早春二月》挺有人情味儿，挨批不冤，而《北国江南》挺讲阶级斗争的，不知为什么也挨了批。

后来，我看过的书籍，陆陆续续都受到了批判，好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是美化了敌人（伪团长关敬陶），《红旗谱》是歌颂了王明错误路线。

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书籍都成了“毒草”，古典书籍是“封建主义”，苏联书籍是“修正主义”，西方书籍是“资本主义”，左翼文人及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书籍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总之，除了“马恩列斯毛”，其它书或多或少都有“毒”，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

大概是怕我们受到毒害，也可能是担心造反的学生洗劫图书馆，学校不但关闭了图书馆，还安排校工刘福海把图书馆的门窗用木板、木棍钉了个严严实实。

就在大批判搞得如火如荼之际，同学之间却开始偷偷传阅“封资修”书籍。此时老师们因为传播“封资修”毒素，都成了学生批判的对象，不被揪斗殴打已属万幸，哪还有胆儿过问学生的事。于是学生们翻了天，以学校主人翁的姿态为所欲为，，自然，偷偷看点儿被批判的书就算不得什么了。

传阅到我手里的第一本“黒书”是《醒世恒言》下册，竖排版，繁体字，看着很不习惯。但别人都说好，就硬着头皮看。一看进去，就觉得很有意思。本来想边看边批判，可深入情节就把批判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书中都是一个个并无关联的小故事，记得有“飞剑斩黄龙”、“火焚红莲寺”，还有一篇叫“金海陵纵欲亡身”，只有目录，没有内容，却让我猜着应该更有意思。

看了下册，我就想找上册，可一直没找到。有同学告诉我，不一定非找这册，这个系列的书一共3本，合称《三言》，除了《醒世恒言》，还有《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一共6册呢。另外类似的还有《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也有4册。于是我放宽了寻找范围，但最后只找到了《初刻拍案惊奇》上册，其它的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不过这册书却给我提供了找书的新线索——书中学校图书馆的印章透露了这些书的来源。

图书馆已经封了，偷书的同学怎么进去的呢，我决定去看个究竟。当然，我也做好了进去偷书的思想准备，所以专门赶在人们中午回家吃饭时去的。

到那儿一看，门和大窗上所钉的木板、木棍完好如初，只有门上边那个小窗户不仅木棍被拆除，连窗扇也被卸掉了，而门框上所钉的木板、木棍上留着杂沓的鞋印，一看就知道小偷是从那儿钻入的。

看看周围没人，我也跳起来，手扒着小窗户框，蹬着钉的木棍，钻进了小窗户。落地一看，图书馆里真是着了贼，书架东倒西歪，上面基本已没有书，地上倒是乱七八糟地堆着烂纸和破书。情况表明，我来晚了，只能拔橛了。

我在地上的破书中翻腾，发现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已没有封皮儿，从扉页看是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我曾以为作者是中央文革的那个王力，后来才知是两个人），翻了一下内容，是讲怎么写诗词的，那时候我正着迷毛主席诗词，可又不知怎么弄懂，觉得这本书没准能帮上忙，就决定把它带走。继续翻，又发现一本介绍古典诗歌的，只是品相太差，肯定是被1963年的大水泡得地厉害了，不仅纸张扭曲变形，还粘在一起不好翻页，就不想要它。可看里边的插图还不错，像解放前的连环画，就撕下来，夹在了《诗词格律十讲》里。继续翻，没有新发现，看来先行者是好赖通吃，别说多数人喜欢的小说，少数人喜欢的无线电书籍，就是没人喜欢的《原子的秘密》，都不给留下，我很失望又从小窗户钻出去。

清风修竹

             图书馆
              ——岁月划痕之五十三（2）

回家后我认真地看了一下那本小册子，感觉讲的那些知识虽不太好懂，但例诗例词非常棒，就念啊背啊，现在我还记得最后一首是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因为我去内蒙兵团时也有些离情别绪，就照着它生搬硬套地填了一首，以坚定自己奔赴边疆的决心，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词如下：

别古城

高举红旗，远征塞外，满腔热血奔流。任雨急风骤，恶浪迎头，不怕千难万险，更莫道、别苦离愁。决然走，喝干饯酒，执手别秋。

休休，这回去也，有领袖批示，勇进不留。定挥抢跃马，震慑敌酋。重整边疆天地，让戈壁、化作绿洲。绿洲上，凭添麦浪，新起高楼。

印象中，我没有写的愉悦，只有凑的痛苦，反反复复改了好长时间才定稿。

这是我第一次仿写古诗词，还竟然成功了，我很有成就感，也对传统文化平添了热爱。

于是，我整天抱着这本很薄的没有封皮的小册子琢磨，照葫芦画瓢地炮制歪诗。可后来发现汉语拼音的四声无法对应诗词的平仄，汉语拼音的韵母也无法对应诗词的韵部，怎么也写不成合乎标准的诗词，最后只好无奈地放弃。

这时，有战友向我借这本书，我就痛快地借出，后来竟然还忘了催还。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感觉它也是我兵团生活的见证，应该作为兵团文物收藏。

兵团没有图书馆，我们看书主要靠互相串换。记得我曾借到过一本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如获至宝，是边看边抄，抄满2个日记本，之后有空儿就翻看。

1975年10月，我返城回到保定，进了一家小塑料厂。小厂自然没有图书室，我看书就主要靠买了。那时挣钱很少，感觉新华书店的书都贵，喜欢从旧书摊淘两三毛钱一本的旧书，我的好多外国文学名著就都是从旧书摊淘的。

另外，还从天津亲戚处淘了一些旧书，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版物。亲戚做小生意，从废品站买了一堆旧书，要拆散做包装纸。因为我常从旧书摊买书，对此很敏感，立即从中淘宝。很快就挑出二十几本，有《桐柏英雄》、《马兰草》、《扎西梅朵》、《三辈儿》、《白兰花》、《英雄赞歌》等等。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图书馆的章，有天津九一中学的，天津五七中学的，大概是学校要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把它们统统卖给废品站了。可我觉得它们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资料价值，就不辞辛劳，打捆提回了保定。

1983年我考入河北大学函授汉语言文学专科，需要扩大阅读面，而手头哪点儿书远远不够，于是又想起了保定市图书馆。那时办借阅证要有单位的介绍信，而那个时段我正在办工作调动，找原单位开信不合适，找新单位开信又有点儿为难，就让妻子从她们单位给开了一封。1984年9月22日，我才办好保定市图书馆的借阅证。办好借阅证我立即借了一本《外国文学简编》，因为函大正上外国文学这门课程。

我本计划把自己想看的书都借出来，好好地过把读书瘾，只可惜借过这本之后，就戛然而止。1984年10月底，我参加了保定市报社招聘考试，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11月底就上了班，之后就是紧紧张张的开会采访写稿，写稿采访开会，再无闲暇跑图书馆。

保定市报社是新组建的单位，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借住在保定市青少年宫。青少年宫位于五四路与新北街交叉路口的东南角。保定市报借用的是一楼，一楼以上是保定团市委的办公地和青少年宫活动场所。一楼只有七八个大房间，十来个小房间，要安排7个业务部室，4个行政科室，还要安排领导办公室和一些职工宿舍，房子相当紧张。可就在房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竟然还安排了一间大屋做资料室。

虽说是资料室，可里面除了有全国各地的报纸和各种杂志，还有不少图书，新闻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艺的，方方面面，简直就是图书室。报纸杂志只能在现场阅读，书籍则可借阅。资料室发的借阅证我现在还保留着，上面记载是1985年2月5日发的。

资料室和我所在的政教部是对门，我有空儿就过去转转，看看又到了什么新杂志。我喜欢看《美术》，因为刚上中学时我曾幻想着当画家。

1988年我担任了总编室的副主任，有了为资料室增砖添瓦的责任（资料室由总编室管辖），开始关注书展书市信息。我曾参加了1989年8月的北京书展、1990年6月的保定书市，为资料室购了不少书。

1990年10月底，保定市报社搬入新竣工的编辑部大楼，资料室也鸟枪换炮，有了宽敞的阅览室和贮藏室。1991年8月底，我又南下广州，从广州书市为资料室购了不少书。

在报社工作期间，我也曾多次去保定图书馆，但不是借书，而是为了工作。

1985年初，我刚到报社工作时，政教部领导安排我办“科学宫”专版，怕我闹稿荒，向我推荐了几位铁杆通讯员，其中一位就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接触的资料多，特别擅长写科普文章。我曾多次找他约稿。

另外，我还曾到图书馆借阅并复印过1948年的《新保定日报》和1949年的《保定日报》，时间是1990年10月。当时我承担了撰写《保定报志》的任务，需要查阅各个时期的旧报纸，而保定市图书馆就收藏着解放初期的市委机关报。因这些报纸成套存世的极少，所以非常珍贵。我怕图书馆不同意借阅，特意找当时的市委秘书长靳伯仁搞了个批示。

图书馆非常配合，不但让我翻阅，还同意我复印了全部合订本，只是不让带出图书馆。复印的合订本我至今珍藏，看到它我就想起图书馆对我的支持。

1999年保定市图书馆搬到朝阳路新址，2000年我搬到报社在朝阳路的新宿舍，我家与图书馆成了近邻。但我去得并不多，好像只到里面看过两三次书画展。

我退休之后，随子女到北京生活，保定的图书馆、报社的资料室都派不上用场了。可网络给我带来新的读书途径，百度一下，一般都能找到自己想读的书籍，还有专门的读书网站提供服务。只是此类网站沉沉浮浮，很不稳定，于是我批量下载书籍，建立起自己的书库。

网上搜索，一般很难找到古典书籍，我就想到数字图书馆碰碰运气，2014年6月，我一下子注册了4家，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办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最棒，能找到很多心仪的书。

没想到，不用出门就能畅游国图，真是太爽了。

龙行天下

自幼爱上图书馆，
本质自是爱读纨，
一生经历多变幻，
如今数字最解馋。

清风修竹

       入团

         ——岁月划痕之五十四

近日在整理旧证件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共青团离团证，不由想了入团的桩桩往事。

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申请入团的。当时正在保定五中上学，所在的班级是36班。我们班的团支部是1965年2月成立的，那时二年级下学期刚开学不久。

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是班长石同学，后来又陆续发展了清同学、兰同学、邵同学，加之年初转学来的旺同学也是团员，有了5位团员，超过了3名团员以上可以成立团支部的条件。

团支部成立后，非常活跃，经常组织政治活动，如学英雄、学雷锋之类。还组织文体活动，如篮球比赛，周末联欢会。当然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入团积极分子，发展新团员。

那时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觉得高不可攀，就连想都没敢想。可就在这时团员清同学找我谈心，鼓励我入团。

那是一个下午，课都上完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回家。我走到门口时，候在门口的清同学留住我，说有事。因为清同学是女同学，我有些紧张。我们班男同学基本不与女同学说话，曾有个女同学主动借给我无线电方面的书，我接受了，便成了男同学取笑的对象，我不胜其烦，很怵头与女生说话。

清同学学习一般，处事也很低调，虽然她是班里少数团员之一，但我几乎忽略她的存在。没想到她很会做思想工作，说话亲切得体，让人愿意接受。她鼓励我追求进步，申请入团。还说团支部分配她一对一地帮助我，以后还会找我谈心。

我那时正痴迷无线电，对班里组织的活动很少参加，对团支部要培养我感到有些意外，猜测着可能与我是班板报组的成员有关，还可能与石班长对我印象好有关。有了清同学的鼓励与督促，我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极参与班里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很快就上交了入团申请书。

为入团我似乎做过不少事，可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却极少，印象最深的是在联欢会上表演过一个节目。

组织联欢会是团支部做得最多的工作，要靠近团组织就得参与到联欢活动中去。我本来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但为了表现，还是主动提出要演节目。清同学听说后很高兴，主动帮我找演出资料，很快就拿来一本文艺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部队出版的，里边的节目反映的都是部队生活。我觉得它不太适合学生表演，可又找不到新节目，只好从中挑选。挑来选去，最后选了一个连队饲养员如何养好猪的小快板。挑选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单人节目，可以自己演，不用求别人帮忙。二是没什么技巧，背熟之后大声说出来就行了。

我跟同学借了副竹板，天天晚上9点半之后练习。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每天都有晚自习，从晚上7点上，要上两节课。等回到家再吃过饭（我家住得离学校较远，放学不回家吃晚饭），就9点半多了。

当时，我自己住在相府胡同2号院的外院（父母他们住3号），院里就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我一人住。本以为这影响不到别人，可北边邻居冯家还是愤怒地抗议了，因为那个点儿已非常安静，我那“呱哒呱哒”的竹板声，已极具穿透力。在抗议声练习，我很难集中心思，练习效果大打折扣。

保定市群艺馆曾到我们学校普及快板，我们班的王同学就学了打花板。他学得像模像样，联欢会上经常表演，只是打完花板就退场，并不说唱。我正好相反，光练背词儿，没练打板，表演时手里的竹板就“呱哒呱哒”地打一个点儿。

由于是第一次表演节目，我上台就有点晕，背得滚瓜烂熟的词儿是怎么也说不顺溜了。好在清同学特意站到旁边，不时对着小册子提醒，我总算磕磕巴巴地表演完了。同学也给了掌声，可我知道那是出于礼节，没人会真心喜欢我的表演，除了清同学。

虽然我的小快板表演得不好，但团支部却认为我进步很大。清同学就暗示快要发展我入团了。

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可又觉得事情还没有板上钉钉，还是等等有了确实的消息再说吧。

就在此时，大约是1965年的7月初，父亲背篓上山了。

父亲在保定市供销社工作，而北京供销社出了个“背篓商店”，职工们背着货篓把山区社员急需的商品送上去，销售后再收购山区社员的农副产品背下来，极大地方便了山区社员生活，深受欢迎，成为行业楷模，于是保定市供销社赶紧学习，倡导“红色背篓”精神，并派出职工上山。当时有个电影就叫《红色背篓》，电影的插曲叫“背篓上高山”，所以职工就管这个活动叫“背篓上山”。实际上它有正式的名字，叫“商业工作队”。

父亲去的是涞水县，要工作3个月左右。这样，我就只能等父亲回来再报喜了。

很快就放了暑假，等初三上学期开学时，又有同学入了团，可我还没有音信，我有些焦急。

正在我焦急之际，班主任刘老师找我谈话，告诉我，团支部为发展我入团，进行了外调，发现我父亲有“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他要求我，正确认识父亲的问题，与父亲划清界线。

国民党？反动派？那不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吗？没有想到敌人就在我的家中，就生活在我身边，竟然就是我的骨肉至亲。我一下子完全懵了，仿佛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了混沌之中。刘老师后来再讲什么，我几乎就没有听到。从刘老师那儿出来后，我跌跌撞撞，魂不守舍地回了家。

我跟母亲核实此事，多么盼望这些都不是真的。可母亲告诉我，千真万确。因为我小，怕我承受不了这种政治压力，所以一直没有告诉我。

10月初，父亲背篓上山工作结束，从涞水回到保定。他黑了，瘦了，一脸疲惫，说山里村和村离得很远，空旷的大山里见不到人，背篓途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得自己克服。

看到父亲这么不辞辛苦地为山区的农民服务，我怎么也难以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系起来，就非常想知道他为什么加入国民党，于是找一个机会，跟他说了学校对我的外调，并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确实加入了国民党，是17岁时加入的，和我要求入团时的年龄差不多。他16岁时到北京一家百货店当学徒，师兄冯某某看他人不错，干得也不错，就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我不知这位冯师兄是否也如清同学一样热心，反正父亲是被他说动了，最后真的成了国民党。

父亲的政治嗅觉是太迟钝了，仅过了3年国民党就成了反动派，他的政治前途毁了，还连累了我们做子女的。我对他这一抉择耿耿于怀，这不仅让我无法入团，还害得我在同学面前矮了一截儿，连清同学也都不再理我。

很快我就听说，班里的崔同学和我有着相同的命运。崔同学追求进步的愿望比我强烈，干得也比我好，爱管事，由于是小组长，个子又矮，人称“小干部”。他也因为父亲有问题入团受阻，听说他的父亲加入的是三青团。

同病相怜，我俩成了好朋友。我们不仅一起参与班里的活动，像扒火车去北京看大字报啊，步行串联啊，还于1969年8月一起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到兵团后，我俩都入了团，最终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印象中，兵团外调一般都是发外调信，不知父亲单位怎么给父亲写的证明，也不知当时团支部怎么把的政治关，反正我是顺利地通过了政审。

我是1970年3月入团的。一帮一对我帮助培养的是钧战友。到兵团后我分配到六师战勤连七班，钧战友是七班的战斗小组长、共青团员，他是保定二中高中的学生，比我年长，像大哥哥一样地帮助我。我对他感激终生。1972年他选调去了包钢，当了人民教师。返城后战友们多次聚会，仅大型聚会就举办过两次，可他都没有参加，我俩至今还没有见过面。

1972年5月，我担任了连队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连队副指导员、现役军人），主抓宣传，也曾帮助别人入团，当然，也像清同学、钧战友一样热心。

1975年10月，我返城回到保定，进了一家小塑料厂。厂里也有团支部，可我没有印象参加过团支部的任何活动，唯一与团支部有关的记忆，就是发给过一本《团员超龄离团纪念证》。时间是1977年4月1日，那时我已经28岁，超过了团员规定的最高年龄，不得不离团了。

返城后我与初中那些要好的男同学取得了联系。石班长在介绍同学情况时就提到了清同学，说她在保定市邮电器材厂工作，住在该厂的宿舍。

1992年1月，班里的女同学董同学曾召集十来位男女同学聚会，说清同学也要参加，可实际上没到。

2005年1月，崔同学的儿子结婚，我去参加婚礼，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清同学已经去世，是自杀。

听说自杀的缘由是，我们班的一位学同学发展清同学参加传销，说有高回报，而且想用钱还能取出来，于是清同学没和家人商量，就把家中全部积蓄都交给了学同学。后来清同学家人重病，急需用钱，清同学找学同学取钱，学同学却说钱已经拿不回来了。

清同学无法和家人交待，很绝望，一时想不开，竟自杀了。对此，同学们都悲痛而惋惜。

2014年5月，我到保定街头拍摄与我相关的老建筑，在寻找厚福盈小学时，有一位女同胞过来问我是不是姓苑，又问我是不是五中的，我惊异中细辨，认出她就是学同学。她向我介绍了女同学情况，说已有4位去世，其中就包括清同学。她提到清同学时神情自然，看不出一点儿与她相关的迹象，以致我怀疑清同学是否因她而死。

清同学已经走了，离团证还在我手里，翻看它眼前就会浮现清同学的影子，不由感叹，流毒全国的传销怎么不能绝迹呢？

龙行天下

忆起入围曲折情，
初二后期就申请，
只因父亲被耽误，
兵团入团回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