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龙行天下

 

保定庙会印象深，

刘守庙会喜童真，

如今只剩龙潭寺，

有的没庙也欢腾。

清风修竹

　　             小庙里的小学
　　             ——岁月划痕之十六
　　 从西口走出我所居住的相府胡同，便到了杨淑胡同，沿杨淑胡同向北，过枣儿胡同、梁家胡同，就到了瑯瑚街。据说此街曾建有土地祠，祠门两侧立有抱鼓石兽门墩，石兽左为狼右为虎，该街遂命名为狼虎街，后改名为瑯瑚街。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座小学，就叫瑯瑚街小学。
　　这个小学是离我们家最近的小学，相距只有二三百米。不知那时是否有分片就近入学这样的说法，反正我们这片的孩子都在这个小学上学。
　　1956年夏天这个小学招收新生，母亲让我去报名。由于生日的关系，那时我还没有实足达到学校要求的七岁，但母亲希望我早点上学，就让我去报一下试试。喜子的母亲也这么想，就让喜子也一起去。喜子的母亲还一再嘱咐我们，老师问你们年龄，一定要说七岁，是属鼠的。没想到学校的老师很较真，要看户口，最终我俩都没有报上名。
　　1957年，我都八岁了，他们再招新生时我又去报名，这次他们没有拒绝，但提出还要面试。
　　什么是面试？母亲说就是老师要面对面地考我。这下我紧张了，怎么没教就考呢？看着被叫到名字的孩子进入教导室，我心里也跟着打鼓。终于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慌慌张张地跑进去，紧张得都不知道怎么站着好，
　　“会数数吗？”
　　“会。”
　　“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了。再看一下图片上有什么。”
　　老师拿出一摞涂有杂乱颜色的图片，让我辨认上面藏着什么图形。我觉得这很容易，一连辨认了好几张。
　　老师看上去对我比较满意，说：“等着看榜吧。” 
　　现在的孩子可能觉得可笑，怎么七八岁了还考数数啊，我们二三岁就会啦！没办法，那时候的家长觉得教育是学校的事，一般不进行学前教育，七八岁了不会数数也不奇怪。所以我能顺溜地数到十，还颇为自豪呢。
　　录取新生榜很快公布，我榜上有名。喜子、斗儿、大生也都被录取了。看来我并不比别人强多少，只是我的自我感觉太好了。
　　开学报到后我发现，这个小学有三重院落。入南边的校门，进入第一重院落南院，也就是我们报名和面试时进的那个院落。南院的南边有两间教室，教室的东边是校门。南院的西边有一间教室，南边是一排办公室。
　　办公室的西侧有小路，穿小路即进入第二重院落中院。中院南边有座像庙宇大殿的建筑，虽已破旧，但仍不失恢宏，有高高的石砌台阶，有宫殿般的大屋顶，柱子又粗又高，木质的窗户和门都雕着复杂的纹饰，连外墙的青砖都打磨得很平很光。从门口的牌子看，它已改为教室。中院的北边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楼上楼下各有三间教室。带顶的木楼梯位于楼的西侧，就对着那条小路。中院东边是带雕花装饰的旧式走廊，它的顶子上长满了草。立柱上的油漆已剥落殆尽。走廊正中的东边有一小院，院里有一口压水井。小院南侧有一小屋，里边住着敲钟、烧水的校工。
　　由走廊向北，进入第三重院落北院。北院较大，是学校的操场。不过北边还有房子，是两间教室和一间库房。
　　由于学校的中部有一座像庙宇大殿的建筑，我便怀疑这里以前曾是庙宇，后来一打听果不其然。原来这里最早是北白衣庵，后来才改为灶君庙、北白衣庵小学堂。
　　据说保定曾有三座白衣庵，即北白衣庵、南白衣庵和西白衣庵。除了北白衣庵改为了学校，南白衣庵也改为了学校。
　　保定的不少小学都设在了庙宇中，据资料记载，光绪年间设在庙宇或祠堂中的小学就有南白衣庵小学堂，灶君庙、北白衣庵小学堂，将军庙小学堂，九圣庵小学堂，城隍庙小学堂，清真寺小学堂。
　　保定有这么多学堂进庙堂，我觉得可能与“庙宇兴学”风潮有关。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意识到兴办新式教育的重要性，但又缺乏足够的财力，便决定利用遍布全国各地的汉传佛教庙产，这便是“庙产兴学”。此运动兴于晚清，勃于民国，持续近50 年。期间各种势力借机侵吞庙产，迫害僧尼，处于衰落停滞中的汉传佛教被迫团结起来，抗争自保，这便是“庙产兴学”风潮。当时，僧尼们自保的一个手段就是自办学堂。
　　北白衣庵小学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已不得而知，但有关资料记载，宣统二年时，保定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的讲堂就设在北白衣庵内，共有九间。有教员、职员9人，其宿舍设在附近另一庙宇灶君庙内，所以该校在光绪年间曾称灶君庙、北白衣庵小学堂。当时该校“堂室亦多迁就，多不合用”。看来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不太好。
　　到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室仍以旧式老房为主，门窗破旧，油漆斑驳，新建的房子好像只有办公室和北院的北房。
　　报到后，我所在的一年级的那个班，就被安排在了大殿改建的那个教室中上课。坐在里面有时我会心神不宁，不由想起这里曾经的尼姑诵经，信众朝佛，觉得佛没准也在后面和我们一起听课呢。
　　据我所知，白衣庵一般都供奉观世音菩萨（唐代因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简称“观音”，沿用至今）。观音的全称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据说，世人受难时只要称诵她的名号，她都能“观察”到这个声音，并前往解救，所以称她为“观世音”，这样说来她可能是佛界最忙的人了。可能是人们都希望有困难时找观音，所以全国各地修了许多供奉观音的庙。而观音有三十三化身，不同的观音庙便供奉不同的观音像，比如有杨柳观音、鱼篮观音、水月观音、洒水观音等，保定的大慈阁供奉的是千手千眼观音，白衣庵供奉的白衣观音。
　　我爱听《西游记》的故事，知道孙悟空有了困难都找观音，所以对观音很崇敬。能在供奉观音的寺庵中学习，我觉得还是很荣幸的。不过我也有对观音不满的地方，就是她用欺骗的手段给孙悟空戴上了金箍，让孙悟空平白无故地受了许多苦。她信任的那个唐僧，其实经常犯糊涂，敌我不分，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看到她帮着唐僧给孙悟空这样立规矩，我心里很不服气。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也像孙悟空一样让人不放心，一进学校老师也给我们立规矩。
　　先说上课前，“预备”的钟声一响，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都得赶紧跑进教室，坐到座位上，耐心等待再次钟响后老师到来。老师一进屋，老师任命的班长就会高喊“起立！”我们就得齐刷刷站起来。待老师走到讲台前，班长还会高喊“敬礼”，我们要一起向老师鞠躬。老师还礼后，班长喊了“坐下”，我们才能落座。
　　开始上课，规矩也是一大堆：只要老师在前边一站，我们谁都不能讲话，只能听她说。有胆敢说话的，轻则被点名，重则罚立站，赶上老师不高兴，还有可能被赶出教室。光不说话还不算达标，摆弄东西也不行，看课外书也不行，连做个小动作老师也不高兴。
　　老师想让我们说时，我们也不能随口就说，还要先举手。连举手的姿势都有要求，要举右手，不能举左手，胳臂肘要放在桌子上，手臂要垂直于桌面。只有老师点到你的名，你才有资格回答。
　　因为老师是站着讲课的，你回答问题也得站起来。不过不能像老师那么随便，要站成立正的姿势。
　　老师没有点到你的名，你就只有认真听的份儿，不管站着的同学回答得多么荒唐，你也不能插嘴纠正。只有老师冲着大家问：“他回答的对吗？”你才能跟大伙一块起哄似地喊一声：“不对！”
　　我最反感的是对课堂坐姿的要求。要求我们听课时坐得跟立棍一样，要抬头、挺胸，身子与凳子垂直，用老师的话说是“姿势端正”。更要命的是双手要背在身后，就像古代犯人被绑时一样。这种姿势据说能防止我们成罗锅，但我坚持不到放学就已腰酸背痛。写字时也有要求，不能歪身，不能偏头，胸要距桌一拳，头要距桌一尺，据说这样能防止近视，但我的感觉是累。
　　学校的规矩还管到了课下。下了课也不许在教室里打闹、喧哗，玩耍要到室外。放了学也不能在学校逗留，要及时回家。还有一句有关规矩的话，我印象挺深，叫“不迟到，不早退”。“迟到”我理解了，就是在上课之前没能到校，“早退”是啥意思，老师也没有解释一下，害得我一直琢磨了很长时间：早来了，多等一会儿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退回去呢？退回去再赶回来岂不是要迟到了？压根我就没有朝“上半截课就回家”上面想。
　　学校还规定，放学时我们要列队回家，到了自己家门口或自己所住的胡同，才能离队。
　　学校还要求我们每人带一个喝开水的缸子，并经常检查，没带的就罚你回家去拿。
　　可我们都不习惯喝开水，喜欢直接对着压水井的出水口喝生水。我们胡同已装上了自来水，学校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装，中院东边小院里的那口压水井，是全校唯一的水源。即使拿着缸子，我们也不去学校的小锅炉打水，因为半开不开的水，还没有凉水好喝。只要不是天寒地冻，这口压水井边，总是最热闹的地方，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大帮孩子挤在井边，争抢着接水的情形。
　　那个压水井挺古怪的，每次压水之前，先要往里边灌点儿水，不然就压不上来。那个引水过程还挺有技术含量的，要边压边灌，直到听到“咕咕”声，才是水上来了。如果把水灌进去，压着压着，听到“刺刺”地跑气，就白费了劲儿，还得从头再来。
　　引水的这点儿水，一般我们都找敲钟、烧水的校工要。这位校工是位老大爷，一年四季吃住都在学校，晚上还兼管护校。他住的小屋离水井很近，屋里边就有个水缸。他的屋里很乱，锅碗瓢盆堆了一地。
　　老大爷不但驼背，而且瘦弱，应该是营养不良吧。他总是一个人过日子，没有看到过有什么人找他，不知他是否还有亲人。
　　老大爷敲的那个上课钟也很古怪，竟然是一段铁轨。吊铁轨的铁丝已锈迹斑斑，好像随时都会断的样子，我总害怕它掉下来砸着人。
　　老大爷虽不是老师，但有时也会给我们立规矩，大声地吆喝：“别玩压水井！”
　　除了这些零碎的具体要求，老师还给我们发了一本提出全面系统要求的《小学生守则》。这个守则感觉不是我们学校印制的，应该是上级发的，就像观音教给唐僧念紧箍咒一样。
　　守则中要求我们要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
　　身体好，虽然放在了首位，实际上老师、家长和学生都不在意，因身体倍儿棒而被老师喜欢，并成为好学生的事，从来没发生过。
　　功课好，是所有人都看重的。它也最好比较，就看谁的5分多。一年级同学最听话，“新来的人不摸门”，老师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大家都挺用功，好像成绩都不错，我的作业几乎每次都是5分。
　　品行好，怎么体现，我的感受是谁听老师的话，谁主动接近老师，谁的品行就好。品行好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学期未的“操行评定”，它分优、良、可、差四等，你是几等，全凭老师来定。
　　守则还有思想品德方面的要求，大概有热爱祖国、敬爱领袖、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讲究卫生等内容。
　　升到二年级，班里虽然还评“三好学生”，但规矩教育相对就少多了。
　　二年级时我们班不再在大殿改建的那个教室上课，而是搬到了北院北边的教室。那个教室前面就是操场。有关资料说宣统二年时该校“无操场，体育难望发达”，但我上学时已经有了操场。那时觉得操场很大，得有四五百平方米，但跟现在小学的操场比就太小了。操场是黄土地面，没有任何体育设施。
　　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主要是练队列，稍息立正齐步走，有时还跑步。除了少儿广播体操，体育老师好像没有教给过我们什么体育技巧，以至于我都怀疑体育老师根本就不会别的东西。
　　倒是体育老师有事时我们玩得最痛快。他把篮球、足球、跳绳之类东西分给我们，就去办自己的事，我们可以在小操场任着性子疯玩。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教室又调到了中院的二楼上。这座小楼我不知道它是否属于庙产，但它无疑是座老楼，因为它基本以木结构为主，楼板、楼梯、隔墙、门窗都是木头的，且都雕工精细，只有楼的三面外墙是青砖的。
　　这座小楼上的不少木构件已经开裂，赭红的油漆多已脱色。木地板上有不少大裂缝，我们能从缝隙中看到楼下的同学。小楼是悬山式屋顶，我们抬头就能看到粗大灰黑的梁。
　　搬到楼上不久，我们就听到一个可怕的传言，说每天夜里教室的房梁上都有两个小白人打架。本来我们学校建在旧庙里就有些瘆人，再听说出了这样的怪事，我们吓得都不愿上楼上课了。
　　校长自然也听到了传言，他担心是坏人装神弄鬼，就报告了学校东边的中华路派出所。派出所派人调查，很快就查出了真相，原来是校工小屋里的灯光折射到了楼上，那光影随着校工屋门玻璃的晃动而晃动，被好事者传为闹鬼。同学们都很佩服派出所派出的那位警察，听说他叫董洪畴（音）。
　　上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突然告诉我们，我们学校要与北边不远的后福盈小学合并。四年级时我就去后福盈小学上学了。
　　两校合并之后，后福盈小学还叫后福盈小学，而我们的瑯瑚街小学却取消了，这让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儿。
　　此时正赶上新北街扩建，把瑯瑚街小学东边的民房都拆除了，小学大门便由南边改到了西边，牌子也换了，改成了保定市青少年宫。看到那些出出入入学习唱歌跳舞的孩子，我还有点亲切，觉得他们是我的小师弟小师妹。
　　再后来，青少年宫又搬走了，那儿变成了企业，好像叫前进印刷厂，是个残疾人福利企业。虽然它与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路过的时候，还会不由地多看一眼。

 

 

 

 

 

 

千帆过

   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开始重视新式教育，兴起“庙产教育”，这个风潮持续50余年，对清末民初的人才培养起到过很积极的作用。

龙行天下

瑯瑚街上有小学，

入学情景记忆绝，

童年经历真难忘，

看到那里总亲切。

清风修竹

虽然宗教界对此颇多微词，但此举对中国普及平民教育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千帆过

     虽然宗教界对此颇多微词，但此举对中国普及平民教育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就是就是。国家穷的时候借用庙宇办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培养大批人才的角度看，佛家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称得上是功德无量。

龙行天下

庙里办校不稀奇，

各地几乎都有迹，

其实这样真挺好，

当时也算是必须。

清风修竹

　　            第一任班主任
　　                  ——岁月划痕之十七
　　听外孙说起他的老师，我也会不由地想起我的小学老师，想到最多的是张老师。
　　1957年9月，我进入瑯瑚街小学上一年级。报到之后，我和部分新生被安排到一个寺庙大殿改成的教室，之后来了一位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的老师，说她姓张，是我们的班主任。
　　她肤色较黑，像农村妇女一样壮实，说话粗声粗气，看上去很严厉，我有些怕她。
　　她说她将负责我们班学习、思想、纪律等各方面的管理，我们有什么情况，都要向她反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她解决。
　　她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座位。那时候还没有听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样的说法，但她给我们安排的都是男女同桌。
　　她说她还要教我们算术、语文两门主课。
　　当时的副课是体育、图画、音乐。一年级时好像还没有品德课。
　　虽然我有些怕张老师，但却愿意听她讲课。她说话干净利索，我都能听得明白。她还喜欢用教具，比如上语文课讲生字时，她就会展示带画图的大卡片，或者在黑板上挂大张的挂图。通过看图，我们就能对字的含意一目了然。
　　我发现课本也都跟图画书似的，像语文课本的“山、水、土、田”等生字的旁边，就都有相应的图画。算术课本中表示数量时也都画小猫、小狗、萝卜、白菜等。因为我喜欢画画，感觉图文并茂的课本也很亲切。
　　张老师教课的进度不快，比如语文一天也就教我们几个生字，课堂就能掌握。
　　在教生字之前，张老师先教了我们“注音字母”。张老师说，这种字母是给汉字注音的符号，学会了它，就是没有人教，也能知道字典上那些生字的发音。
　　这种注音字母，像字不是字，感觉着像从汉字上卸下来的胳膊腿，样子怪怪的。为了让我们记得牢固，张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注音字母歌”，挺好听的。现在我还能记起第一句：“注音字母什么音？玻波模佛……”
　　听张老师说“注音字母”的意义这么重大，我学得非常认真，掌握得也很好。可没想到二年级时注音字母给取消了，又让我们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的字母长得都像外国字母，可不好认了。可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重新学。
　　张老师教我们算术时，也使用了教具。那是一个很大的10珠计算器，穿珠子的横杆是铁丝拧成的，上面有许多白色鬃毛，珠子拨动后能稳稳地停在一个地方。张老师就通过拨拉珠子，给我们演示加法和减法。
　　我那时已有八岁，但开始学习算术时还数手指头，我的同学们大体上也和我差不多，算个几加几，也得琢磨一会子。我怎么也想不出，那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笨？
　　张老师不仅重视我们的考试成绩，也重视平时的作业，每天都要检查前一天的作业，看我们是否都已完成。
　　我最讨厌做作业，因为这影响了我和胡同里的孩子一起玩儿。其中最烦的是抄写生字。张老师留的语文作业，最多的就是抄写生字，而且一个字就让抄二十遍，方格作业本上一格写一个，一写就是一大篇儿。抄得我心烦气躁，最终竟然仇视起抄写，听到布置抄写作业就觉得是张老师在和我故意作对。更过分的是张老师还把抄写作为处罚手段，同学写错了字，她会处罚抄写几十遍，让人觉得是在“劳动改造”。
　　由于对抄写有了逆反心理，我是越抄越潦草，字是越写越不成型，有时写过字连自己都不认识。直到快升初中时，我才有意识地好好写字，因为察觉到字写不好影响个人形象。
　　另外，有同学不遵守纪律，张老师也会处罚。她的性子比较急，看到同学做错了事，脾气马上就能上来，会声色俱厉地训斥。我很害怕，还怨恨做错事的同学，不该惹老师生气。
　　张老师生气了会罚同学站到教室的后面，甚至站到教室的外面。有的同学迟到的时间长了，在门口喊了“报告”，她也不让进，要在门口站到下课。看到同学无奈地站在门口，我觉得很可怜。为了不让这样的噩运轮到自己头上，我总是早早起床，从不迟到。
　　张老师管起我们来，严格，严厉，我有些怕她，可又觉得她像我母亲一样，虽然总吆喝，但内心还是爱我们的。比如，在我们入学一个多月的时候，张老师曾提议让我们从家里拿煤球，说要在教室生火烧水，给我们洗澡。看她那心情，就像母亲看到我脏兮兮的就催我洗澡一样。
　　那时候人们都住杂院的平房，挤挤插插，很难在家里洗澡。要洗澡还得花钱上澡堂，洗一次就得两毛，这对小孩儿来说就太奢侈了，所以母亲并不让我经常去洗澡。不过我每次去洗澡都是母亲提醒、催促的，我自己对此没有积极性，母亲不催是绝对想不起来的。
　　我不但洗澡不积极，连洗脸也不认真。我每天早上肯定洗脸，但只洗脸蛋儿这一小块儿，耳朵后边不洗，脖子就更不用说了。母亲看到我洗脸就会说：“洗洗你的车轴。”我并不把母亲的话当回事，该怎么洗还怎么洗。有时母亲会揪着我让我照镜子，看我的脖子有多脏。大概是像我这样不讲卫生的孩子不在少数，张老师才想到要为我们洗澡的。
　　同学们都积极响应张老师的号召，从家里拿来了煤球，可洗澡的事却没有搞成。印象中是学校不同意这么搞。最终我们奉献的煤球都成了班里冬季取暖的材料。
　　张老师还热心地组织我们参加课外文化活动。比如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时候，她就希望我们都能报名参加。我当然也希望去看电影啦，可我自己没有钱，因为母亲从不给我零花钱，花一分都得向母亲要。而向母亲要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她要认真地审查是否必须花这个钱。这让我一听到学校组织看电影，心里就紧张，因为又得跟母亲软磨硬泡了。虽然母亲审查得很严格，但有些电影还是让我看了。
　　母亲批准我在学校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小白兔》，它是儿童片。这之前父母也带我看过电影，但都是大人电影，属于我陪着他们看。比如他们带我看的《李二嫂改嫁》，就特没意思，我看了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直到电影散场才被叫醒。我发现在电影院睡觉还真香，父母叫我都不愿意醒。
　　而《小白兔》就棒多啦，一帮小孩儿假扮的兔子，穿着大耳朵的兔子装，蹦蹦跳跳，非常可爱。但他们经常受到也是由孩子扮装的狐狸和狼的袭扰，惶惶不可终日。有个老猎人，出场时唱着“我不打兔子和羊，我专打狐狸和狼”，可他还没有打到狐狸和狼，就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狐狸和狼没有袭击他，倒是一只小白兔偷了他的枪。小白兔用这只枪赶走了狐狸和狼，就骄傲起来，瞧不起同伴。后来狐狸和狼知道枪里没有子弹，就来袭击小白兔。危机时刻，小白兔的同伴救了他。最后小白兔把枪还给老猎人，老猎人消灭了狐狸和狼。小白兔也改掉了骄傲的毛病。
　　看这个电影时，我感觉我就是里边的小兔子，跟着兔子们一起喜怒哀乐。我的同学们也和我差不多，完全深入到剧情中，兔子们胜利时会开心地鼓掌。看完电影后，张老师还让我们讨论其中的意义。
　　印象中，张老师还带着我们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含苞待放》，内容是中国戏曲学校里小学员学习成长的故事。电影里孩子们的学校有高楼大厦，有规范的操场和体育设施，都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在宽敞教室里上课，有德高望重的老师教授，我觉得他们过的才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向往得不得了。后来得知，我国著名京剧演员刘长瑜就在这所学校学习。
　　另外，张老师还带着我们看过动画片，好像有《神笔马良》、《骄傲的将军》等。
　　不知是不是受了电影《含苞待放》的影响，看过这个电影后不久，学校就要组织开联欢会，要求各班出节目。张老师对此非常重视，说咱们班的节目一定要排练好，不能让别的班比下去。
　　张老师给我们确定的节目是小歌舞剧《大板车》，其情节大致是，一位叔叔拉着板车去送货，路上遇雨，板车陷入泥中怎么也拉不出来。正在他焦急之际，来了一队少先队员，齐心协力帮助他把车推出了泥潭。
　　由于是歌舞剧，演员应该挑选能歌善舞的，可我唱歌不行，跳舞也不行，张老师却选中了我，看来她对我的印象是不错的，大概认为我是个听话的好学生。
　　我们这七八个被选中的同学，每天放学后都不能回家，要排练一阵子节目。
　　我们的音乐课是不是也由张老师来教，我已记不清，反正《大板车》里的歌儿是张老师教的。那时候老师教歌用的是脚踏风琴，搬进我们的大殿式教室比较困难，好几个同学们才能将风琴抬上高台阶。
　　张老师能手脚并用地弹琴，同时还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歌。她教的《大板车》我现在还能哼哼，只是歌词记不全了。印象中剧中叔叔的歌词是：“大板车，装货多，陷在泥里上不了坡，使劲拉，使劲拖，再难把板车上难呵。”最后一句肯定不对，但我一直就是这么唱的，正确的词是什么，现在实在不知道了。孩子们的歌词是：“红领巾，胸前飘，少年儿童志气高……”后边的词儿就想不起来了。
　　教会我们唱歌之后，张老师又指导我们排练舞蹈。是谁演的拉车“叔叔”，我也记不得，反正我演的是少先队员。
　　那时的孩子都没上过幼儿园，没人会演节目，张老师得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出场，怎么表演，怎么配合。练了好一阵儿，我们才能完整地表演这个节目。之后，张老师又组织我们反复练习，提高熟练程度。
　　练习得差不多了，张老师决定让我们先在班里试演。她要求我们都要戴红领巾，穿少先队队服。当时的少先队队服男同学是长袖白衬衣配蓝色裤子，女同学是长袖白衬衣配蓝色背带裙。
　　那时我们班还没有发展少先队员，自然我也不是，什么队服啊红领巾啊，都没有。回去跟母亲一说，母亲着了急，因为我没有蓝色的裤子。于是她拆了她的一条蓝色旧裤子，给我改造了一条。母亲是连夜一针一线给我缝的，那时没有缝纫机，小孩的衣服都要母亲手工缝制。母亲那么辛苦，可我还不满意，觉得裤子颜色偏浅，不像队服。现在想来实在不应该。
　　试演很成功，我们都盼着联欢会快点儿召开，我们好在全校演出。可不知为什么，学校的联欢会竟然取消了。那么多天都白练了，我有些难受。母亲知道后劝我说：“不是班里的同学都看了吗？不算白练！”
　　大概在一年级下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才开始发展少先队队员。我被批准第一批入队。
　　入队仪式上，国旗升起，鼓号声声，鲜艳的红领巾飘在胸前，嘹亮的队歌响彻校园，我第一次感受了庄严。入队仪式上还宣布，张老师担任我们中队的辅导员。记得那时的队歌与现在的不一样，歌词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在我的内心，我肯定认可张老师对我的关爱，因为曾我做过一个很甜蜜的梦，梦中张老师是我的妈妈，非常非常地疼爱我。
　　张老师在我心中是神圣的，不可置疑的。可我在一年级上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却因此吃了一次亏。算术考试中有一道题是5+6等于多少，我计算之后觉得应该是11。可又想，张老师明明说我们这学期只讲10以内的加减法，怎么会给我们出超过10的题呢？我几经犹豫，还是写了10。发下卷子，我发现此题张老师竟然判我为错。我很想去找她理论，可犹豫再三没敢去。我很郁闷，张老师怎么能这样出题呢？
　　

龙行天下

难忘小学张老师，

像极妈妈关怀施，

张罗给咱来洗澡，

教咱歌舞费心思。

清风修竹

　　        除四害
　　             ——岁月划痕之十八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 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这是我小时候参加“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时唱的一首歌谣。
　　1958年初春，我们一年级下半学期刚开学，张老师就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与学习无关的活动，就是参加“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她说市里为开展好这项运动，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提出要全民奋起，向“四害”发起总攻，在两年内把保定市变为“四无四洁”城。
　　什么是“四害”？张老师说就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她还逐个宣布了它们的罪行。其实张老师不讲，我也知道它们是坏家伙。
　　我们家就闹老鼠。半夜有时会听到它“咯吱咯吱”地嗑桌子腿，想悄悄拉开灯打它，没门，灯一亮它就溜了。听说，老鼠的牙会不停地生长，不嗑东西磨牙，嘴就会合不拢。可不管它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在我家搞破坏，我也会恨它。
　　更可恨的是，它还胆敢偷吃我的东西。父亲买了红薯，一般都放在桌子下面，我想吃就拿。母亲一般都会阻止，吆喝我等煮熟了再吃。我多把这吆喝当耳旁风，趁母亲不注意，偷拿一块儿就溜出去。跑到门外一看，红薯上有一个白花花的坑，上面还留有清清楚楚的小牙印。可恶的耗子竟然偷到了我的前面，我那个气啊！
　　再就是夜里，它还干扰我休息。我家的顶棚是纸糊的，上面只有苇箔与顶棚间的狭小空隙，根本不是理想的活动场所，可它们偏偏喜欢到上面探险， “咚咚咚咚”地跑过去，又“咚咚咚咚”地跑回去。有时还在上面“吱吱吱”地争斗，把顶棚振得四处掉土。我恨不得钻进顶棚，用大棍子把它们梆死。有时父亲也会忍无可忍，用长擀面杖猛然捅上去。但老鼠是捅不到的，只能把顶棚捅了个大窟窿。
　　蚊子也非常讨厌，夜间咬人还要“嘤嘤”地通知你一声，摆明和你斗气。拉开灯和它斗，会让你睡意全无。只要消灭不了它，它绝对要卷土重来，接着跟你斗气。苍蝇也有类似的“赖皮”脾气，从饭菜上轰走它，它兜一圈还会落回原处。你怒火满腔，可又不敢用苍蝇拍拍它，只能容忍它与你共餐。
　　这三种动物都是令人生厌的家伙，还都传播疾病，“讲卫生”把它们列为消灭对象，我感觉合情合理。可麻雀也成了“讲卫生”的敌人，我有点儿不理解。它的样子那么可爱，画家都把它作为描绘对象，我还想让父亲给我捉一只养着玩儿呢，另外，也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卫生的恶习，影响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怎么也成了“四害”呢？虽说早晨有时会“叽叽喳喳”地叫，扰人清梦，可这也没有必死的罪过啊，喜鹊还叫呢，声音更大，怎么不下除掉的“必杀令”？
　　张老师对此作了解释，说麻雀之所以成为公敌，是因为它偷吃田里的粮食，而且贼胆大到了不怕田里的稻草人。我觉着张老师的理由有点儿牵强，因为这个理由和“讲卫生”没有关系呀。另外，我最讨厌的臭虫为什么不是“四害”？人被它咬了就有可能感染，它还那么臭，把我们的墙弄得到处是血迹，绝对是不“讲卫生”呀？
　　张老师还讲了“除四害”的意义，我们和“四害”作斗争，就是和美帝作斗争。美帝搞细菌战在我国北方投下了带病毒、病菌的老鼠、蚊子和苍蝇，造成疾病传播，我们消灭“四害”就是消灭美帝。
　　就在张老师给我们做动员的时候，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什么侦察队、捕鼠队、堵洞队、火枪队、捕蚊队、捕蝇队、挖蛹队，纷纷建立，并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术对“四害”进行围歼。
　　对付老鼠，人们除了用耗子药，还用捕鼠夹、捕鼠板、捕鼠笼，土法上马就是灌水和堵洞。对付麻雀，除了弹弓打、火枪射，还用粘网粘。最绝的办法就是人海战术，成百上千的人追着它们到处跑，让它们无法落地，最终活活累死。记得那时大人们站在房上敲锣打鼓，敲盆打桶，摇旗呐喊，轰得麻雀们在天上飞着飞着，就跌落到地上。对付蚊子，除了清污水、灭孑孓，还用烟熏和药水喷。对付苍蝇，除了用拍子打，还用药条粘，再就是挖蝇蛹。
　　为搞好环境卫生，市里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比如进城的大牲畜都要挂粪兜。那时汽车还很少，城里需要的物资大多由畜力车运输，牛马驴骡走在市区也是司空见惯。这些牲畜可不管是不是开展“讲卫生”运动，照样“随地大小便”。对它们思想教育，肯定是“对牛弹琴”，人们只好将就它们，给它们做了粪兜子挂在屁股后面。我还记得有人在街上检查，发现没有挂粪兜的畜力车要给处罚的。
　　另外，临街的墙都破破烂烂，脏脏兮兮，看上去也很不卫生，于是全市统一粉刷，用白灰刷一米多高的墙裙，并在白灰与灰墙间刷一条棕色的横线作“裙带”，算是遮了丑。街上的树也都做了这样的处理。
　　当时宣传工作也搞得轰轰烈烈，到处是“除四害”的宣传画。在我上学的路上就画了一幅：一把硕大的宝剑，赫然刺穿血淋淋的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我也喜欢画画，知道画画讲究比例，可这幅画中蚊子、苍蝇竟然和老鼠、麻雀一样大，显然是比例失调。
　　我们街道也给各家各户分配了任务。任务下达之后，我们院里就行动起来，家家户户忙着“除四害讲卫生”。
　　为消灭老鼠，父亲将水泥调成糊状灌入了能发现的所有鼠洞。他还下了鼠夹，鼠夹是他自己做的。记得父亲烧了一小块生肉，绑在了鼠夹的绳子上，并将鼠夹上的竹签插在生肉上。夜里还就真的打到了老鼠。父母还按街道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撒了鼠药。鼠药是街道发的，好像也收了钱。但效果如何无法考证，因为屋里没有发现死掉的老鼠，而死在洞里又观察不到。父亲下了这么大功夫，效果不明显，顶棚上照样还有老鼠出没，我怀疑它们感觉形势不对，在“开会”研究应对之策。
　　消灭蚊子，父亲用的是街道提供的药水。那药水是一种黄色液体，叫滴滴涕，现在好像已见不到。它装在玻璃瓶子里，配合一个口喷喷雾器使用。那个口喷喷雾器用马口铁制造，结构极其简单，就是在铁皮竖管上部的一侧，通过小支架连接一根铁皮横管，并使横管口处于竖管口上部。只要将竖管放入瓶中，口吹横管，滴滴涕就能雾状喷出。爸爸跟我们强调，这个任务只能由他完成，大概是因为操作起来比较危险吧。那根横管大约只有10厘米长，感觉毒雾就是从爸爸嘴里喷出的。把喷雾器插到毒水里，还要用嘴去吹，而且喷出的毒雾就在眼前，极容易吸入气管，这种设计也太不科学了。可那时的人们似乎并不计较，家家都这么用。
　　对付苍蝇的药条也是街道上发的，一尺多长，近一寸宽，上面浸满黏稠的黄色液体，挂在屋里即可。不知上面有什么东西，苍蝇很乐意去品尝。但一落足就会发现上当了，因为细腿被粘住了，且越挣扎粘得越牢，再也无法脱身。更奇怪的是，即使已有苍蝇在上面痛苦地呻吟，后来的苍蝇还是照落不误。我清梦地记得，我们院西南角上的小厕所里也挂了一条，我还数过上面粘了多少苍蝇。它的不足之处是会逐渐干硬，最终失效。
　　我们院儿还按照街道的要求进行了彻底大扫除，犄角旮旯都清理，印象中要求“八翻”，大概就是翻箱倒柜、翻缸倒罐之类吧。上级还号召，要做到“五要”、“五不要”，养成卫生好习惯。
　　另外，街道干部还给各家摊派公差，让各家出人出力搞街道卫生，我就曾替母亲干过这个差事。街道有自己分包的地段，街道干部在点卯查清人数后，再把任务分解到人头。记得我曾和大人们一起清理过门口的地沟口。我们先把地沟口里清除干净，再把地沟周围的脏土铲掉，垫上干净黄土，使之面貌一新，路过时再不必掩鼻绕行。
　　街道干部还频繁地检查。那时居委会的头头是一位凶巴巴的大妈，她身板硬朗，办事风风火火。母亲管她叫赵四。不知是否是与母亲同姓的关系，她对我们家挺好的，有事需要街道证明时，都痛痛快快地给开信。
　　街道干部们在督促检查的同时，还进行评比，她们会给评比出的优胜院子，插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
　　上级不但给街道下达了任务，也给学校下达了任务，听张老师说，有老鼠尾巴若干条，麻雀若干只，蚊子若干斤，苍蝇若干斤，蝇蛹若干斤。学校又把任务进一步分解，落实到各个班里。可能考虑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能力有限，只给我们分派了打苍蝇、蚊子的任务。高年级则还要打老鼠和麻雀。
　　据说，打了老鼠不用上交全鼠，只交尾巴即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大概是参考了古代战争割敌人首级的做法，只是将头改成了尾。而苍蝇、蚊子太过细小，不便计数，所以只好秤量。
　　记得那时特别流行弹弓子。本来这种东西是不让带入学校的，可有了打麻雀的任务之后，学生带弹弓得以合法化，男孩子几乎人手一把。看着他们像射手一样地瞄准树上的麻雀，我挺羡慕，回家也试着做弹弓。由于家里那时没有钳子，窝不了拴皮筋的小圈，最后不了了之。
　　那时各班也要评比，看哪个班完成任务好。张老师很看重此事，要求我们“人手一拍”，随时灭蝇。我不敢怠慢，回家就让母亲给买了苍蝇拍。那蝇拍是由一块铁丝纱网做的，有巴掌大小，四周砸了一圈红布带，以防扎手。把儿是一根一尺多长的细竹棍，有弹性。它挺好用，就是不太结实，很快就变形。
　　张老师还让我们找两个小瓶，打了苍蝇、蚊子放在里面，随时交到班上。
　　要想打得多，就得找到“宝地”。我打苍蝇的“宝地”是胡同口上的公厕。只要有耐心等，在那儿一定能捕捉到“猎物”。
　　院里的垃圾桶也是不错的选择，可随时发起攻击。那时家家门口都有一个破桶或破箱，用来收集家里的垃圾。听到胡同里有清洁工吆喝 “倒垃圾喽”，就可以把家里的垃圾倒到他的排子车上去。不知后来为什么这项服务给取消了，大概是想增强居民的劳动观念吧。人们再倒垃圾，要提着桶，端着箱，运到胡同口的大垃圾箱。
　　捉蚊子就比较困难，白天很难找到。有同学说，傍晚野地里很多，他们都去那儿捉。不过我没有去过。
　　张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了挖蝇蛹的任务，为此还放了我们半天假。一人要完成多少任务我已记不得，反正我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我能一次性完成，是因为我找到了挖蛹的“宝地”。上学之前，我跟胡同的孩子去北关捉蜻蜓时，曾发现北关桥往北不远的土路边上，有个破败的公共厕所，粪炕边的苍蝇多得很，一惊动就会爆炸般飞起，轰然作响，我猜想那儿的蝇蛹一定非常多。
　　进了厕所，我发现苍蝇不是很多，感觉蝇蛹们还没有孵化，就等着我挖着呢。张老师说蝇蛹都埋在土里，可厕所的地面上铺着砖，我便用特意带的捅炉子的捅条，撬开地面的砖，寻找目标。砖下面的土里蝇蛹密密麻麻，虽然有些已是空壳，但多数还未孵化。我用捅条挖出了一批又一批，通通装入我带的罐头瓶。看着棕色的蝇蛹装满瓶子，我那个兴奋，感觉就像打了大胜仗，抓了一大批俘虏，根本就没有想过它们是肮脏的令人厌恶的苍蝇幼虫。
　　我把我的蝇蛹交给张老师，张老师也很兴奋，非常高兴地在班里表扬了我。这是我在小学受到的为数不多的表扬之一。
　　后来，我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了保定市“除四害”运动取得的辉煌战果，从1月到7月份，共灭鼠23万余只，捕雀5.6万余只，堵鼠洞11万余个，灭蝇约3千斤，挖蛹1.8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