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家乡的那条河                                                      ——岁月划痕之一
大概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就赶上了水灾，因为我最早的记忆都是一些与洪水相关的景象。
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是，有人抱着我，在村子边上看洪水。好像村外到处都是水，翻滚着流动得很快，水面上还漂着杂物。
另一个场景是，有人带着我到村外去玩，村外到处是龟裂的河泥。河泥很厚很细，带我的人给我挖了一块泥，捏各种小动物。
是谁抱着我？是谁和我玩泥巴？我已记不起来，也不知这是住在奶奶家，还是在姥姥家了。
为什么会发水呢？听奶奶说，是因为我的家乡饶阳县境内有条大河，叫葡萄河。当时猜着可能河边种着葡萄，后来才知道它叫滹沱河，与“葡萄”不沾边。我便怀疑是奶奶说错了，或是奶奶说对了，而我年纪小，绝对想不出会有“滹沱”这么难认的字，便听成“葡萄”了。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流经饶阳。据说饶阳在西汉建县时，就因它在滹沱河的支流饶河之阳而定名。不过这条饶河是早就没有了。
滹沱河虽然是条多次改道、水患频仍的河流，但它给家乡带来严重祸患还是在清代。那次它是夺道古洋河，水注文安洼，直接危及到了京师。皇帝自然着了急，赶紧派人治理。治理的办法有点儿“损”，就是淹百姓，保皇上。他们筑坝堵住滹沱河流入古洋河的通道，并向东开挖减河，让滹沱河流到饶阳东边的献县，与滏阳河交汇后注入子牙河，再通过子牙河入海。可子牙河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泄洪能力，于是就在两河交汇的夹角形成了包括献县、武强、饶阳在内的滞洪区，这就是有名的献县泛区。
自此，饶阳百姓是在劫难逃，饱受水患。发水，也就成了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议论话题。印象中，大人们经常非常恐惧地谈论发大水。他们说，冲过来的洪水水头比房还高，翻滚的水头上有磨盘大的王八。还说，就是王八在引领洪水淹村。还说，有人被水淹之后拼命挣扎，晕头转向地抱住一段树干，可仔细一看，竟然是王八的脖子。到了夜间，可以看到水里有许多绿色的小灯，仔细辨别竟是王八的眼睛。还说，大水过后，有人从地里挖出过磨盘大的王八。当时听得我毛骨悚然。
倾家荡产的泛区百姓，只能自寻活路。献县百姓受灾最重，往往是直接外出乞讨，“献县的奶奶”的大名遂传遍四方。饶阳则兴“劁猪嚎”，就给猪做绝育手术，以便快速育肥。这活儿听起来不体面，可毕竟是靠专业技术赚钱，比之“献县的奶奶”直接伸手乞讨，该算上了一个层次。想来饶阳人都有当外科大夫的潜质，把“劁猪”这活儿也干得出神入化，不仅动作麻利，而且做得干净彻底。以至于提起饶阳，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劁猪嚎”。那苍凉的吆喝声，竟然成了信誉和质量的保证。
我的亲属中没有这样的能人，但饶阳劁猪人的形象我还是有印象的，骑着旧自行车，挑着红缨招幌，走乡串村，高喊着“劁猪嚎”。
听奶奶说，我们的家业就毁于水患。爷爷在的时候，家里有十几亩地，还有个十三间房子的大宅院。家业是爷爷置的，他是皮货商，经常到口外去贩运皮货，虽然辛苦——这是肯定的，因为我支边时在内蒙古生活了六年，对那里的艰苦深有体会，但肯定也挣了一些钱。
这样的家境在当时的饶阳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我也说不准，但从后来多次参加的忆苦思甜看，应该算是不错吧，要不，我家怎么会在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呢！
奶奶对她的大宅院颇为自豪，多次跟我提起这个大宅院。而每每提到这个大宅院时，她还会提到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曾住过她的大宅院。这个人便是耿长锁。
耿长锁在饶阳县，可是大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43年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后，耿长锁率先响应，联合三户贫农组织了一个“土地合伙组”。他们搞互帮，抓副业，进行生产自救，夺得空前的丰收，为全县“组织起来，生产度荒”树立了榜样。他所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冀中花开第一枝”。1951年耿长锁被政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所在的五公村也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
五公村离饶阳县有二十几里的路程。奶奶说，耿长锁来县里开会，一般都住在她的那个大宅院里。奶奶的宅院位于县城东边的东关村，离县里很近。为什么会住在那儿呢？是亲戚？是朋友？是同志？还是因为奶奶家房子多，闲着也是闲着？奶奶没有说。反正因为有了这个宅院才有了闲着的房子，有了闲着的房子才住了那么一位大劳模，奶奶讲起来才那么自豪。
不幸的是，爷爷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后来，这个大宅院也在一次大洪水中损毁。
大宅院损毁后，奶奶又张罗着在废墟上盖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只有七间房子，父母结婚时，就住在这个小院，我也出生在这里。
我对这个小院还有些印象。北面是三间正房，盖在了高高的土台子上。正房只有正中的那间开着向外的门。门前砌有一个带青砖围栏的高台，高台砌有六七级的台阶。中间的房子开有内门，可以通向两边的屋子。
印象中乡亲们盖房一般都采用这种土台上起房的模式。堆土台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却能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洪水来了可以保证新盖的房子高居水面之上。家家盖房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村里的路显得越来越低，走在街上像是走在沟里。
这个小院东边、南边各有两间房，不带土台。小院的西边是围墙，带门洞的大门开在了南房的东边，正对着东房的山墙。
印象中，姥姥家的三间正房也盖在了高高的土台上，门前也砌有一个带青砖围栏的高台，高台下也有六七级的台阶。姥姥家所在的西赵市村在县城东南，距县城仅有十几里，大水来了自然也会被淹，所以村里也盖这种带着高土台的房子。
姥姥家也肯定被水淹过，因为我听母亲说过，大水来了之后，村里有病人都送不出去，只能听天由命。另外，我还知道姥姥的村里好多人做花炮，我觉得这也与发水有关，因为经常发水才多盐碱地，多了盐碱地才能自己熬土硝做火药。
4岁多的时候，我离开了老家，到保定市生活。虽然父母偶尔还念叨老家发水的事，但从不正儿八经地跟我说，我也就不甚了了。
到上1960年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搞阶级教育，讲新旧社会对比，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人民求解放，才有了幸福的新社会。还让我们写这方面的作文，加以证实。可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常年吃不饱饭，要说幸福确实有些违心。可老师让这么写，我们也没人敢提出异议。最让人为难的是，我们没有这种经历，想象不出比顿顿吃不饱饭还坏千倍百倍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好在老师已想到了这层，让我们回去问家长。
我那时特别爱玩儿，一到家就把这事忘了。到了写作文的时候就抓了瞎，只能搜肠刮肚地乱想。突然灵光一现，我想到了老家发大水，于是就编写了一个旧社会家乡人民总遭水患，新社会治理后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当时国家确实在治理海河水系，我的编造还算是着点儿边际。
因为别人的作文多与教材大同小异，我的作文就显出了亮色，不但得了高分，还被老师口头表扬，让我在班里也风光了一次。
可1961年春节我第一次跟着父母返乡探望奶奶时，才发现我的编造太离谱了，水患并没有因为解放就销声匿迹，铁的证据就摆在我眼前，我记忆中的那个小院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院墙的两间北房和两间西房。北房很低矮，墙砖是旧的，砌得也参差不齐，一看就盖得很仓促。西房盖在了一米多高的土台上，看上去盖得比较规矩，应该是后盖的吧。原来我记忆中的那个小院又被洪水冲毁了。房子周围还有不少没有清理的乱砖，应该大水留下的痕迹吧。
这次大水发生在哪年，我已记不得。只记得我姨曾说过，大水久久不退，人们只能划着船去剪高粱穗，那就肯定是在高粱熟了之后了。
家乡再次发大水在1963年。这年整个海河流域出现了特大洪水，连我所在的保定市都水深两三米，老家饶阳自然是在劫难逃，又成汪洋一片了。之后，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国家搞了大批治理工程，老家的水患就很少听说了。
十几年后，各项工程都竣工发挥效用，水患似乎真的成了遥远的过去。可就在1996年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又发生了，滹沱南大堤决口，饶阳再成泽国。据说此次水灾与人们的麻痹思想有关，多年没有闹水，从上到下都不信“狼会来”，百姓在行洪道种庄稼种树，领导也没当事抓，直到大难临头，人们才如梦初醒。此事是饶阳同乡告诉我的，是否完全准确，我没调查，但大水却是千真万确的，大堤的决口也是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才堵住的。
一想起家乡，我就会想起那条河，只盼这种麻痹大意的事再也不要发生！

清风修竹

让我们敬畏母亲之河，生命之源！

清风修竹

千年水患说滹沱，

上天恩赐何言多，

只缘争田灭湿地，

空由乳浆逐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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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修竹

 

            祖坟·苑陵·武丁

                        ——岁月划痕之三

      在我的故乡饶阳县东关村，姓苑的村民互相间都是亲戚。听父亲说，这些苑氏村民往上推若干代，就是一家人，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人们都管老祖宗的坟地叫祖坟，祖坟地里不光埋葬着老祖宗，还埋葬着他的后人。我的爷爷就埋葬在祖坟地里。

      我没有去过祖坟，但知道母亲肯定去过，因为她曾讲过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深更半夜由祖坟往家里跑。

      她说，那时族人中有人得了“壮克”，其症状是犯病时处于不清醒状态，还与不存在的人交谈。这听起来像精神分裂症一类的疾病，应该到精神病医院治疗。可那时村民遇到这种情况都去求“大仙”（巫婆神汉），我的家族也不例外。“大仙”看过后说，是遇到了故去亲人的灵魂。这位“大仙”挺人性的，不愿对患者亲人的鬼魂大动干戈，而是建议自行化解。他给出的化解的方案是：夜里到坟上去烧纸，跟鬼魂讲清阴阳两隔的道理，恳求他不要再来骚扰自己至爱的亲人。他还强调，一定要夜里去，烧完纸后要立即就往回跑，不能回头。

      母亲就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她说往回跑时能吓死人，因为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追。至于效果，母亲说并不明显。

      父亲肯定也去过祖坟。因为他说过，他给我爷爷上坟时，还要拜谒老祖宗。村里的其他亲戚也这样做。

      他还跟我说过老祖宗的来历，那就是来自山西。他说祖辈传下来的话是“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的全国大移民是在明初，由于元末明初战乱不断，中原各省赤地千里，人烟稀少，而山西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及其儿子的根据地（察罕帖木儿就是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社会比较安定，不仅自身人口增长快，而且有大量难民流入，人口过于稠密，所以明初先后组织了18次由山西向全国的大移民，以促进中原各省的经济恢复。据说移民的出发地就是山西洪洞的大槐树。这样看来，我们老祖宗迁徙到东关都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后来，大概是60年代，父亲调到保定市供销社前屯中心店工作，离商店不远有个村叫苑七里店，村里的人基本都姓苑（我同连的一位苑姓兵团战友就是这个村的）。父亲找到了老苑家的根据地，非常高兴，因为他走南闯北，很少碰到一个地儿聚集这么多姓苑的，于是就和这个村的人攀上了亲戚。很快，他就从这儿又获得了苑姓人迁徙的新信息，并兴奋地告诉了我。

他说，这个村的所在地原来是个码头，宋代时有苑姓的人在此居住就逐步形成了这个村。由于村子距当时的保州城七里地，所以就叫苑七里店。

      对于这个村的老祖宗的由来，村里人有这样的说法：以前，姓苑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苑氏家族。为防止因管理者有私心而离心离德，他们一直由没有成家的十几岁的女孩来管家。

      一次皇帝出巡，不巧与苑氏家族出殡的队伍相遇。皇帝看到这队伍长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挡了圣驾，心中不悦：“这是些什么人，万一和朝廷有二心，怎么办？”一打听，敢情是苑氏家族。为了免除后患，皇帝想出个主意，让出殡的队伍劳军，借机加害他们。苑氏家族的当家人赶紧安排，很快就把事情办妥。皇帝没想到这个大家族的当家人竟是个小女孩，更没想到她把劳军的事办得那么圆满。他更嫉恨了，借口女人出面是对皇帝不敬，下令杀戮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皇帝的军队大开杀戒，顿时血肉横飞。面对突然降临的灭门之祸，苑氏子孙惊恐万状，四处逃散。苑七店的人说，他们的老祖宗就是在那次杀戮中跑到这里的。

      父亲说，如果此事当真，没准东关村的苑姓老祖宗也是这四散中的一支呢。可我却感觉太过离奇，不可信。

      1993年我担任《保定市报》工交部主任的时候，曾采访过当时的市体改委主任苑占铸，他说，咱俩名字太相近了，机关的人都认为咱们是哥俩儿。苑占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说，要真是哥俩儿就好了。这么一谈我俩感觉非常亲近，不由就谈到了苑姓的问题，他竟然也讲起了苑姓人遭到杀戮的传说，虽然情节不尽相同，但大意差不多。不过他讲得更具体了，时间是明代，地点是保定清苑县。听着更像真的了。

      他还说，他对自己能接触到的苑姓人都很留心。现在不少姓氏的人都在寻根问祖，而苑氏还没听说有人做这件事，让人遗憾。听上去他自己似乎想做这样的事。

      苑占铸老兄后来是否做了此事我不得而知，但山东临沂师范学院的一位叫苑振熙的本家却很早就在研究苑姓的起源、分布及辈分等问题。1998年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研究成果，我也因此知道了我们老苑家的宗族脉络。

据说，这位本家后来是中华苑氏宗亲会名誉会长，还组织编写了《中华苑氏渊源》一书。这本书由临沂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苑朋欣，临沂大学图书馆部主任苑朋山两位本家编著，2011年4月份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应该有更多的有关苑氏的资料，可惜我还没有看到。不知苑占铸老兄看到否。

      此书的目录中有“苑陵故城”一章，人们都说苑陵故城是苑氏始祖的封地和居住地，不知书中是怎么考证和定位的，反正苑陵故城已成了我心中的圣地。

      苑陵故城位于河南省新郑市以北18公里的龙王乡古城师村东北角。秦汉魏晋时此地为苑陵县，隋时并入新郑县。2013年5月，苑陵故城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苑振熙任名义会长的中华苑氏宗亲会是2010年5月15日成立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新郑市召开的。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苑氏宗亲代表还特意去瞻仰了苑陵故城遗址。看来与会宗亲代表们的想法与我是相通的。2011年3月20日，河南省的50名苑氏宗亲还在苑陵故城举行了河南苑氏宗亲祭祖仪式，虽然目前还没有出土文物加以证明，但河南的本家肯定是认定此事无疑了。

      苑氏宗亲们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基于文献资料。据说，在中国唐代谱牒姓氏学的专著《元和姓纂》中有相关记载，可我没有这套书，就查阅了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网站，里面有苑陵故城的介绍：“据《元和姓纂》记述，商代商王武丁曾封其子文于苑(即苑陵)为侯爵，世称苑侯。”另外，我还查了《中华小字典》（《辞海》编辑者汇集1936年版《辞海》单字部分编辑而成的古汉语字典），其载：“苑，姓也。殷武丁子文，封苑侯，其后以为氏。”

      既然文献资料有记述，当地文物部门也认同，河南的本家这样认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苑侯姓子，名文（苑侯的父亲武丁姓子，名昭），所以苑姓出于子姓，苑侯不姓苑，他的子孙才姓苑。

      据说，子文被封为苑侯之后，就在苑这个地方筑城而居，也就成为了苑陵城建筑的开端。这样算来这座城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目前，苑陵城已成遗址，东墙、北墙保存较好，西墙、南墙保存较差。城垣东西长2300米、南北宽1700米。整个城墙夯筑而成，城墙高9～16米，墙基宽13～32米，黄土板式夯筑，层次分明，夯窝清晰，绳纹、陶片举目可见。

      据新郑当地的学者调查，苑陵故城周围生活的人基本都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外地人。那苑陵的原住民都去了哪儿？他们为什么不固守自己的家园呢？这位学者研究分析认为，可能与西周初年的武庚复国失败后遭强制迁徙、东晋十六国时的战乱逃离、隋唐时运河启用而地位下降（隋时苑陵县被撤并）迁徙、宋元时期的战乱逃离有关。

      历史上的苑氏家族这么多灾多难，口口相传地留下“灭门之祸”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华苑氏宗亲会成立后，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分会。整理家谱成为分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河北沧州家谱资料就有“永乐二年（1404年）由始祖兄弟三人和亲叔伯兄弟二人一行五人，从河北保定清苑县苑家桥迁于山东”的记载，由此看来苑占铸所说，可能有一定的根据。另外，一些分会还组织了祭祖活动，如2011年清明节，北京分会就组团去河北保定苑七里店墓园祭祖扫墓，这样看来苑七里店也算是一个苑氏重要聚集区了。

     虽然苑氏宗亲一致认为始祖是子文，河南的苑氏子孙在苑陵故城祭祖时，牌位写的也是“苑氏始祖子文之灵位”，但人们对子文的事迹却知之甚少，因为文献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看来要想知道始祖的文治武功，只能等着新的考古发现了。

      不过这不大紧，因为我们始祖的父亲武丁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正是武丁的“武丁中兴”，将商王朝推向极盛，成为当时世界级的文明大国。更重要的是，“武丁中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文明至此成熟定型，并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

      比如，建立了成形的官僚机构和制度；建立了完备的军队，征服了周围的方国，初步奠定了华夏疆域；完善了分封制度；甲骨文成熟，成为汉字源头；创新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崇祖尚神，迷信巫术，影响至今。

就按现在的标准看，武丁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好干部。他年轻时遵从父命，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继位后，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晚年率群臣灭蝗灾，最终积劳成疾病逝。

     另外，武丁在任用干部上也是值得称道的。当时是奴隶社会，贵贱分明，等级森严，可他却用了一个奴隶做相。

     这个奴隶叫傅说，被任用之前在傅岩那个地方“版筑”，也就是打墙。据说，傅说精通“版筑”技术，后来就主持了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的建造。这样看来，苑陵城的建造用的还是他老人家的专利呢。

      武丁虽然知道他非常有本事，但也不敢直接任用他，而是编造了一个“上苍梦中推荐贤能”的谎话，作为提拔的依据。当时的人特别迷信鬼神，所以傅说也就被人们接受了。

      傅说不负众望，辅佐武丁完成了中兴大业，成为“武丁中兴”功臣。荣誉也接踵而来，被视为贤相的楷模，被称为圣人，甚至成了天上的星星。

傅姓的人说傅说是中华傅氏的始祖，这样看来，傅姓与苑姓还是很有渊源的了。

      说到武丁，就不得不说妇好，因为随着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妇好的名气越来越大，风头都要盖过武丁了。妇好是武丁的妻子，也是“武丁中兴”的功臣。她既管军事，又管祭祀，而这两件事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事，可见妇好在当时发挥的作用有多大了。

      据说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军事家，不仅具有指挥才能，而且武艺高强，她使用的铜钺就重达9公斤。这是在墓中出土的，上面就刻有“妇好”的字样。据说现存甲骨文中有关妇好的记载这达200多条，其中有记载说妇好曾率领13000多人的军队抗击入侵。

      有学者认为那次的入侵者是古印欧人的一支，与征服印度的雅利安民族有关联。如果妇好战败，商朝人有可能与印度的原住民一样，成为种姓制度下的贱民，中华文明也可能因此改变方向。万幸的是妇好胜利了。

      据说，妇好去世后，武丁非常伤心，就把她葬在了自己的宫室旁边。但他还不放心，担心她在幽冥中没人照顾，先后把冥界的妇好许配给了3位先王，他这才放了心。以这种方式体现一往情深，今天的人可能费解。但我们的先人特别信神信鬼，他们可能与我们有不同的见解吧。

清风修竹

和龙行天下：忆幼时小院

暖风初至椿芽小，

满院荫浓寻啼鸟，

枣压枝弯数新红，

唇上粘絮雪人老。

清风修竹

和龙行天下《关于之三》

强扯武丁说妇好，

攀龙附凤俗未了。

世人争看苑中花，

何曾留意陌头草。

清风修竹

 

             相府胡同

                   ——岁月划痕之四

      相府胡同，这么阔气的胡同应该出现在皇城北京才对，可它偏偏出现在了保定。

      据说通州曾经有条胡同叫过这个名字，但它还有个名字叫进贤胡同，不像保定这条胡同是咬定“相府”不放松，文革中被改为“前进胡同”，文革一结束又赶紧改回来。

      不过，保定的这条相府胡同还是在九十年代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了，那块地方已盖了楼房，地图也抹去了相府胡同这个名字，只有那些坚持旧习惯的人还在用相府胡同来称呼那个地方。我就是这顽固坚持旧习惯的人之一，因为我下意识地把它当成了我永远的家，虽然那里已经没有我住过的一砖一瓦。

      我和母亲是1954年来到保定的，刚到时我们借住在了父亲所在的美利金笔行的经理张伯伯家。寄人篱下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住下之后父亲就开始找房子。大概一个月之后，父亲告诉我们，房子找到了，离他上班的地方很近，那个小巷叫“相府胡同”。

      我那时虽小，但已经喜欢听人讲故事，并从故事中知道“相府”是很大的官住的地方。能住在大官住的地方，应该是一件荣幸的事，所以我很高兴，盼着快点儿去看房，好知道那个相府是个什么样子。

      看房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和母亲随着父亲先到了美利金笔行所在的税务角，然后向北进了一条小巷，父亲说这条小巷叫杨树胡同。由于税务角在保定地势最高，进入杨树胡同便是大下坡。下坡几十米处，路西有棵五六个大人才能抱得过来的大槐树。父亲说，大槐树对面的小巷就是相府胡同。在杨树胡同我只看到了槐树，却没有看到杨树，它为什么叫杨树胡同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听音定字弄错了，应是杨淑胡同。

      进了相府胡同的这个西口，南边北边各有两个院，东边有两个院。南边的1号院和2号院之间，有一公共厕所。这六个院围出了一块不小的空地，空地北侧有块一米见方的大石头，棱面光光，几个小孩正在围着它玩儿。

      空地东南角是胡同的小路。父亲领着我们顺路向南拐，走出十多米，路面由刚拐时的二米宽，变成三米多宽。并一分为二，左边坡度大增，在顶头处向东拐去。右边则随原地势向南延伸，在超过拐弯处两米多的地方，形成一个凹形区。在转弯处上坡比下坡已高出一米多，梯次摞起三块大石头把上下坡连了起来。

      父亲指着转弯处西侧凹进去的地方说：“我们找的房就在那个院儿，４号院儿。”

      可我却没有发现有什么院门儿。近前一看才发现奥秘所在——大门开在了凹形的西南角西边一侧，且拱形院门与外墙浑然一体，没有任何凸出的部分，不进入凹形地带，是很难发现院门的。

      我一直猜测房主是为了防贼特意做了这样的设计。别说，效果还确实不错，自我们入住就没有招过贼。

      父亲说，这个院儿的房主是保定最大的油漆店的老板。他有两处宅院，另一处在保定市光华路38号，比这处大得多。不知什么原因，房主决定全部出租这个院子的房子。他们全家已都搬到光华路去住。我们到时，房东已安排人在等我们。

      爸爸已事前来过，并了解了租房的行情。他带我和母亲又逐屋看了一遍这个院的11间房子。

      北房，屋子地面高出院子地面30多公分，中间有一阶石头台阶。北屋共三间，中间的那间凹进去一米多，其正中是上部装有四块玻璃的木门。凹进去的部分形成一个外廊，廊檐两侧角上有格状雕花饰件。东西两间面积都在15平方米，门都开在中间的那间屋内。三间房阳面全部都是玻璃窗，东西两间有可开启的活窗。三间房的雨檐下装有带浮雕的饰板。

      南房为两间，里外间，每间大约12平方米。靠东的一间开门，有一贴窗纸的木格窗户。靠西的一间被一小厕所压住近两米，只留了一个小木格窗户。

      西边，靠南是个小厕所，也就3 平方米。中间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靠北的一间大些，也就10多平方米。

      东边，最南边是一间小房，从外边看只有一个门，但由于不压南房，里边有向南的空间，面积有5－6平方米。挨着这间小房向北，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再向北是门洞，门洞口装有两扇大木门，门上除了有木门闩，还在下边装有3个环的铁吊链。另外，还留有插顶门杠的地方。最北边是一间近6 平方米的小屋。

      东房和西边靠北的房子，房檐下装有雕花的饰板。

      当时，这个院的房子全都空着，可由我们任意挑选。

      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没有选宽敞明亮的北屋，因为每间要租金5万元，而且最少要租一间半，当时爸爸的工资不过30多万元。南屋也不能选，黑暗潮湿不说，里外间必须一起租，房钱也少不了。所以，最终选定的是西边的那个10多平方米的单间，它的租金是3万元。（那时用的还是旧版人民币，1万元只相当于后来的新版人民币1元。）

      要租的房子选好了，可我心里还有事儿，那座“相府”在哪儿？是个什么样子？父亲说，他也不知哪个院儿是那座旧相府，听说在南口。我们走时决定从南口出去，顺便看一下。

      从院里出来，我们踩着三块石头上了坡。上坡向东10米处是一个澡堂，澡堂门向南开，拱门的上部有三个字，父亲说是“清和园”。由此向南，顶头后再向东向南，就到了出口。原来我们是从东到南斜穿了税务角的东北角。

      以前，我还从没有走过这么窄的路，宽处也就一米多的样子，最窄处两人走对面都要侧身。小巷里的房子多数破旧不堪，有的外墙中部已凸出，像挺着的大肚子，在故意挤压行人。

      小巷南口冲着东大街的只有一个院，门楼的花砖虽然雕刻得挺精细，但门楼很低矮，而且进门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因为院子地面低于小巷地面。里面的房子不知如何，但从逼仄的格局看，也不像相府。巷内似乎还有两三个院落建有门楼，但都非常小气。即使不论它们的位置，它们也难与相府搭界。

      唯一与别的胡同不同的是，胡同南口有座高大但已残破的砖牌楼。它有一个很大的砖拱顶，拱顶两边是高大的立柱。柱顶有残破的圆球，柱面似有彩绘，但已模糊。拱顶上有泥灰塑的祈福类装饰，也已剥落。总体感觉是一副破落户的样子。

      这就是那个住过大官的相府胡同？太让人失望了。

      我也曾怀疑过这里是否真的住过相爷，因为不仅院落没有像“府第”的，而且胡同里也没有像达官贵人的，住的都是像我们家一样的平头百姓。

      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听起来很闹气，但我们的日子却是很清贫，并没有沾上相爷什么光。

      大概1959年的时候，相府胡同瘦过一次身，拆掉了紧临杨淑胡同的两个院。拆掉的原因是因为杨淑胡同要扩张，不过扩张成马路的杨淑胡同倒把名字弄丢了，要改称新北街。

      相府胡同被拆掉的两个院儿，分别是1号院儿和16号院儿。拆除后那些剩下的房子，都归了新北街，这两个院儿的门牌号也随之取消，我们住的4号院儿就升级为3号院儿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们要革“四旧”的命，我们这个相府胡同也就成了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于是得改名，有人便将它改为“前进胡同”，“革命永远向前进”吗！那个人是谁？肯定不是我，我没那么有才。

      文化大革命搞烦了之后，我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离开了相府胡同。说是要扎根边疆的，可最后还拔了根，又跑回相府胡同。

      结婚的时候，相府胡同的院里没有我和媳妇住的地方，只好去租社员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直到父亲从单位分房搬走，我才又搬回相府胡同。

      虽然断断续续在相府胡同住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弄清相府胡同里的相爷到底是谁，似乎它成了谜。

      直到1990年春，我才找到了谜底。那时我已到保定市报社工作，担任了总编室副主任。上级要求各单位都要配合省市有关部门编写志书，我便承担了编撰《保定报志》的任务。由于工作需要，与市里主管编志工作的尤文远有了交往。又由于工作需要，他送我一本1984年7月保定市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地名资料汇编》。我发现书中便有关于相府胡同的介绍：“基本为南北走向，呈不规则状。南起东大街，西到新北街，路长155米，宽2米，土路面。系居民区，隶属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清代有一姓于的相国，曾在此街南端建公馆，故该胡同得名相府后，后称相府胡同。1969年改名前进胡同。1981年复名相府胡同。”

      按照《地名资料汇编》的说法，清代姓于的相国在小巷南端建的公馆，那对着牌楼的那个进去要跳坑的院子，还真的就是“相府”，那相爷的府第也太寒酸了，这官儿当的。

      那么这位清代的于姓相国是谁呢？《保定晚报》一篇有关保定街巷的形成和演变的文章说，清代直隶巡抚于成龙曾在相府胡同住过，因为他加衔太子太保，而太子太保有相位之称，所以这地儿就叫了相府胡同。这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清代在保定任职的于姓大官中没有比他更合乎条件的，就只能算是他了。

      这位于大人您可能也认识，因为他曾在全国火过一把，2000年央视一套上映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那位“于青菜”、“于青天”就是他。他的事迹着实感动了一大批人，以致被公认为是清正廉洁的楷模。据说那些故事还都有真凭实据，他不是那种人为拔高的假典型，所以我的这位邻居就着实可钦可敬了。据说保定贤良祠供奉的第一位贤良就是于成龙，另外，还给他修了于公祠。

      这位于成龙这么厉害，我就以为他是公案小说《于公案》主人公的原型了。后来才知道弄错了，原来还有一位于成龙在保定任过直隶巡抚，他以治河闻名于世，这位才是《于公案》中那位断案如神的于公。由于这位于大人比前面那位于大人任直隶巡抚晚，且年岁要小，所以被称为“小于成龙”，前面那位自然就是“老于成龙”了。

      不过也有人对相府胡同是因于成龙而得名的说法不认同，他在报纸上发文章说，清康熙年间两位先后做过直隶巡抚的于成龙，都当不起“相位之称”，且督抚衙门后边都有官邸，不需在外边建公馆。

      那相府胡同因何得名？文章说是从冠有民国辛巳（1941年）序的《清苑县志》抄本得知，因明代刘吉府第在此故也。文章还介绍，《明史》说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屡遭御史弹劾，却越弹劾越加官，终至相位，且居位十八年。“人目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得罪皇帝丢了官。文章还说这条胡同明代叫刘阁老胡同，清光绪《保定府城图》则标名相府后。

      对这种说法，我也有疑问，因为保定市还有条街叫国公街，据《地名资料汇编》说：“相传，明朝阁老刘吉国公曾驻此街，故得名国公街。曾称刘阁老胡同。”一个保定市怎么会有两条小巷都叫“刘阁老胡同”？难道刘阁老也是“房爷”，有多处府第？

      我知道胡同历史是越久远越有底蕴，但还是希望我的老邻居是清代的于公，而不是明代的刘阁老，因为刘阁老与我厌恶的那批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最终，我在没有完全弄清这条胡同出处的情况下搬离了它。1992年时我从所在单位分到了宿舍楼，两室一厅带厨卫，可比我在相府胡同的小平房强多了。邻居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自然也是喜气洋洋。

      可离开后，我却空落落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同院叔叔婶婶，那些与我一同成长的发小，那些与我比邻而居了三四十年的邻居，那亲切的声音和习惯的味道，那熟悉的环境和温馨的氛围，都让我依依不舍。

      好在我搬走之后，我弟弟住了过去，我还可以随时回去看看。

      可弟弟搬回去不久，这条胡同就彻底消失了。那时候保定市搞旧城改造，规划到了新北街东侧的胡同。于是包括相府胡同在内的一条条小胡同被夷平，很快，一座座居民楼又拔地而起。

      弟弟也像我一样住进了楼房，可再去看他的时候却没有了回家的感觉。

清风修竹

 

和龙行天下关于《相府胡同》的评论

旧居难忘此心同，

花甲犹思父母情。

何必隔墙居宰相，

只须同院赏月明。

清风修竹

 

       父亲的巧手

             ——岁月划痕之五

我从乡下来到保定之后，才对父亲有了清晰的印象，那时我已快5岁了。

从父亲收拾新租的房子开始，我就发现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有一双巧手。

我们家租下的房子，在相府胡同4号院，是院里靠北边的西屋。这间西房是借3号院房子的后墙盖起来的。南北长4米多一点儿，东西宽2米多一点儿，总共10多平方米。由于中部用了过梁，还被看作两间房呢。

当初我们看房时，此屋的内墙有的地方抹了泥面，有的地方还露着借用墙的砖，显得又脏又旧，不像居室。可我再跟着母亲来帮父亲收拾房子时，墙面已焕然一新，雪白雪白的。原来父亲已补抹了脱落的墙皮，腻了露着的墙缝，并用白灰刷了墙。我真没想到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竟然还会泥瓦匠的手艺。

更让我惊异的是，父亲竟然还会木匠活，他用几个旧包装箱当原料就打出了家具。

他将一个大包装箱加固之后，改装成了农村的大板柜，柜子上部三分之二钉死，三分之一可以掀开，可掀开的部分作为盖子。后来母亲主要在里面放衣服。

他还改装了一个小包装箱，把上面的面做成了整个可以拆开的活盖子。母亲用它来放米面，做饭时还将它当作操作台，切菜、擀面都在上面。

最让我佩服的是父亲打的架铺板的“人字长凳”，我一直认为这是爸爸的独创，如果赶在现在，说不定还能申请专利呢。

这种凳子，是用包装箱的稍厚点的板子作凳子腿，斜着钉在面板的面儿上。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面板的边儿冲上，而一般的长凳是面儿冲上。由于面板的宽度变成了厚度，虽不能坐人，但大大加强了这种薄包装箱板作面板时的承重能力。之后再用横牚把两条腿钉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三角结构。最后再用木板把两根横牚钉牢，就成了简捷结实的“人字长凳”。

由于屋子小，父亲还在空间利用上下了功夫。

他把大板柜放在床铺的下面，顶了一条“人字长凳”，节约材料倒在次要，主要是为了节约空间。铺板支在了屋子的南部。大板柜放在了靠西墙的地方。大板柜的盖子露在了床铺的外边，这样可以方便地放入或取出东西。妈妈锦上添花，将这露出的部分糊上了一种亮光纸。绿色的亮光纸上，印有黑色的折纸燕子的图案。我曾对那图案了观察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才能折出那种小燕子。

床铺的铺板不知从何处而来，一看就是旧的，因为已磨得光光滑滑，再就是已受潮变形，拧拧巴巴的，搭好床铺后起伏不平。为此，父亲又在上面铺了些稻草垫，才看上去平整了。这个床铺占去了整个房间的小一半。

父亲把那个小木箱放在了屋子的北边，把水缸放在了东北墙角，这样显得不碍事。因为水缸在屋门打开的情况下，被掩藏在门后，根本看不见。

这个屋的门是我从未见过的怪门，两个黑漆门扇由合页连接在一起，开门后两个门扇能折叠起来。由于它折叠后靠到了墙角，出入更为方便。我猜着房东这么设计，也是为了节省空间。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种折叠门的插销只能装在门框上。而门框边上都是木格的窗户，捅破窗纸便可从外边开门。所以入住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常做有坏人这样从外边开门的恶梦，梦中我和妈妈奋力抵住插销不让坏人进门。

另外，父亲还对窗户做了一些处理。屋子的朝阳面没有墙，除了窗台，都是木格子的窗户。这种窗户只能糊纸，没留装玻璃的地方。爸爸便在靠南的那边钉了6个小钉，卡上一块玻璃，作为向外观察的窗口。妈妈则把一种叫窗户纸的人工粗绵纸糊在了窗户上。这种纸窗户看起来面积不小，但屋里并不亮堂，而且还不保温。

更要命的是特别怕下雨，大雨一浇，纸就破损甚至脱落。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特意买了一块四角带铁包角的大帆布，临到下雨时赶紧挂在木窗的钉子上。但它只能护到南部的窗户，有时来不及挂，整个窗户都被淋坏。后来爸爸又钉了四块雨箑子挂在窗前，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收拾房子时，父亲还显示他的裱糊手艺。这个院儿的房子都是略带坡度的平顶，没有做顶棚，进屋抬头看到的是旧椽子和破苇箔。爸爸买了白纸，糊了房顶。由于屋子比较低，爸爸没有绑架子，而是直接把纸糊在了椽子上。由于屋子是借人家的房子的后山墙盖的，靠墙的那根顶梁柱无法砌到墙里，就成了明柱。爸爸特意用硬纸板把这根柱子和过梁包起来，并糊了白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意做的里外屋隔断呢。

之后，父亲买了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紫红色油漆的迎门桌，放在了屋子迎门处。这是爸爸为安家买的唯一家具。

经过父亲和母亲一番精心拾掇之后，再看这屋子，墙白，顶白，窗纸也白，所需家具基本齐备，还真有了家的感觉。

1954年5月，我们搬进了父亲精心收拾过的家。

在居家过日子的过程中，父亲的心灵手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他因打篮球磕掉门牙而装了颗假牙，但装得质量太差，没用多长时间就掉了，他也曾试图用钢丝固定它，但效果很不理想，最终他扔掉了这颗假牙。可缺颗大门牙看着实在别扭，听他说话都漏风，母亲就催他再去装颗假牙。可他对牙医失去了信心，坚持要自己做。

他找了个废弃的白塑料（当时叫化学）牙刷，截取一段儿做了个假牙，然后装在了掉牙的地方，怎么装上的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是装自如，拔方便，还挺美观。

父亲还会修理脸盆。脸盆漏了，他会拿一种彩色的热塑的材料修补（那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将脸盆的漏处烤热，把那种材料趁热涂上去，等它凉了，窟窿眼也就补上了。

总之，凡是自己能做的事，父亲都不求人。我觉得自己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大了之后也是所有活计都试图自己干。

父亲的手巧还体现在多才多艺上，他画画就挺好。

那时母亲正好照了一张照片，父亲可能觉得照得相当好，就决定照着它画张大的挂在墙上，作为新家的装点。他买了一种叫图画纸的厚纸，买了碳铅笔，便动了笔。不知那时有没有绘画培训班，也不知父亲是否参加过这方面的学习，反正他画得是相当好。画像上的母亲与真实的母亲，不论是相貌还是神情，都非常像。邻居们看了，都夸父亲画得好。

这大大刺激了我，我也想画画。这之前我还受过一次类似的刺激。刚搬到这个院儿的时候，全院儿就住了我们一家，我没有玩伴儿感到很没意思，就到院子门口看别的小朋友玩。这样，我认识了3号院的一个小姐姐，她叫田文霞，还领我去了她们家。3号院分里外院，她家住在里院的西屋，是里外间，有带玻璃的门和窗，我感觉比我家又大又亮堂。

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好像应该没有上学，但她们家的墙上贴了不少她用蜡笔画的画。有花草，有鸟兽，还有小人儿。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鸡鸣图。一只大公鸡正昂首啼叫，远处的山上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那时感觉这画儿棒极了。佩服之余，还有些不服气，感觉我要有蜡笔，没准也会画。

又受了父亲的刺激之后，我决定付诸行动，央求母亲给我买了铅笔，也画起来。那时父亲正好给我买了《杨家将》的小人书（一种小开本的黑白连环画），我就临摹起小人书里边的人物。没想到我的处女作还得到了母亲的夸奖。

父亲不仅会画画，毛笔字写得也特棒。后来，我的小人书买多了之后，父亲就曾帮我粘了牛皮纸的书皮，还在书皮上写了毛笔字的书名。那时我已上学，课程里就有书法课（当时叫大字课），我觉得父亲写得比字帖上的字还好看，正规而不死板。后来才知道那叫行楷。

我一直以为父亲的书法好，后来看了叔叔写的字，才知道叔叔写得更棒。叔叔退休后开了家书画店，招牌就是他写的字。写字都成了叔叔谋生的手段，父亲就显得业余了。

不过父亲在手工方面却很专业。大概在1966年初的时候，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从保定电影胶片厂弄到一点儿废电影胶卷和废片基，并开始用它扎镜框。当时正流行用这种镜框装毛主席的画像，父亲似乎也想跟上风潮，所以着了迷似地绑扎。他把毛主席画像放在两片大片基之间，然后在片基的四边扎上双层的电影胶片，扎的方法是将塑料绳依次穿过电影胶片的小孔。扎好后再往两层电影胶片之间夹上细圆棒，最后再用塑料绳封好外沿，镜框就做好了。

做好的镜框既庄重大方，又非常时尚，家里人喜欢，邻居们也羡慕。更重要的是，里边放的不是家人的照片，而是伟大领袖的画像。当时人人都说自己最最忠于毛主席，父亲自然不甘落后，也非常郑重地把“红太阳”挂在了我们屋最显眼的地方。有段儿时间时兴灵魂深处闹革命，每天都要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汇报思想，我们家没有机会去中南海面禀，就面向镜框里的画像表忠心。

1969年我去了内蒙兵团，1971年春天借开会的机会回过一次家，发现家里挂着好几个漂亮的小布娃娃，夸张的大脑袋戴着鲜艳的小帽，红彤彤的脸蛋儿，水汪汪的大眼儿，不丁点儿的小裙子，可爱极了。那眼神画得特别好，你看她，她就看你，让人越看越想看。我以为是买的，一问敢情是父亲做的。

我在兵团干得不错，心情极好，看父亲没事做了这么多小布娃娃，以为他也心情极好。可我临走时母亲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在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中父亲参加了群众组织，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在全省站对了队，但在保定市却站错了队。可竟致被打成反革命，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只能让人怀疑某些人在报复。

我担心父亲承受不了，可看他做了那些多小布娃娃，知道他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放心了不少。

1972年兵团战士有了探亲假，11月我正式探家，得知父亲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但给留了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父亲的心情好多了，竟然在自学裁剪。我母亲是服装厂的职工，会自己做衣服，我们家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母亲做的。但母亲不会裁剪，做像样的衣服还得求厂里的师傅帮着裁，很麻烦。父亲自认为心灵手巧，能掌握这门技术，就找了裁剪的书自己学起来。听母亲说，父亲学得很快，裁剪制服已经没有问题。

父亲听说我们兵团已实行了供给制折款，不再发服装，就提出给我做一身军便服，让我见识见识他的手艺。

那时上映了一部反映“乒乓外交”的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片中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穿了一种铁灰色的队服，这在蓝、绿、黑三色泛滥的中国顿时成为时尚亮色，母亲也赶新潮给我买了铁灰色的斜纹布。

轮到父亲显身手了，他把布铺在炕上，量量画画，“咔咔”地把布裁开，然后信心满满地交给了母亲。衣服做好了，我一试，感觉比买的还棒。

1974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保定接受技术培训，父亲看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特意从他们商店买了一块儿处理的黑色粗呢子布，由他裁剪，由母亲缝纫，给我做了一件很不错的外衣。穿上那件呢子外衣，我感觉精神了不少，还臭美地去照了张虚光相。

1975年我困退回到保定。1979年父亲平反。1985年我应聘考入保定市报社。父亲听说我当了记者，又给我买了块毛呢布料，做了件西服上衣。

后来，他想给我个意外惊喜，悄悄给我做了一身白西服。我确实意外惊喜了，可回家一试，怎么看都像扮装成华侨巨商的洪常青，太扎眼了，不好意思穿出去。

我本想穿着它去看望一次父母，让父亲知道他没有白忙活，可我太缺少勇气了，竟然一次都没敢穿！

 

 

清风修竹

后边的字实在调不大了，调大了越过限制，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