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调房

——岁月划痕之五十七

1966年10月上旬，我从焦庄支农回来，所住的保定市相府胡同3号院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儿家搬走了，田叔家搬入小儿家的两间南房；喜子家被遣送回原籍，全哥家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我搬回了全哥家腾出的小东屋，我原来住的2号院外院的小屋归了田叔家。

我是1966年9月20日去焦庄的，离家仅半个月，就发生这么大变化，让我震惊不已。这次学生支援秋收是市里统一组织的，我们保定五中的学生被安排到郊区的焦庄村劳动。焦庄村离我们家也就七八里路，但因下乡时我们都住在村里，不让回家，所以对调房的事一无所知。

其实在我去焦庄之前，保定市就已出现了遣送“黑五类”人员回乡的事，开始是抄家，后来升级，直接扫地出门，遣送回原籍，但我所在的相府胡同那时只出现了抄家的事。

最先抄的是住在14号院的满家。满家4口人：2个女孩及她们的母亲和舅舅。因2个女孩的父亲是日本投降后逃走的日本人，所以她们便有了鬼子余孽的原罪，当然难逃抄家的厄运。被抄家后她们的舅舅便天天义务扫街。

之后，就抄了我所住的3号院的喜子家。那时我正好没在家，等我回家时只看到了还在胡同口挨批斗的喜子父母，他俩都站在凳子上，把头低得让人只能看到头顶，头顶上的头发都被剃出一道可见头皮的沟。当时时兴给批斗对象剃“阴阳头”，即剃掉一半留下一半，可喜子的父母都是理发师，批斗他们的又是他们的理发业同行，所以才剃得更有创意。他的同行们批斗时呼喊的口号是“打倒大特务张某某”，从批斗时的发言看，似乎喜子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

没想到在我下乡支农的这段时间，我们胡同也出现了遣送回乡的事。除了喜子家，还有12号院的大宝家也被遣送。喜子家是被喜子父母所在单位理发业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遣送的，大宝家是被我们所在的街道遣送的。

（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289页载：1966年9月24日，截止本日统计，我市财贸系统共搜抄所谓的“黑七类”四百九十户，送回乡村四百四十户。由群众直接“罢官”和“停职反省”的二十人。）

所谓街道就是街道居委会，以往只负责调解居民纠纷、开展卫生运动、协助维护治安之类的事，可1966年5月后，市里在在新北街搞文化大革命试点，我们那儿的居委会又担负起领导街道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具体负责此事是街道干部，除了居委会的主任，还有各胡同的居民小组组长。我所在的相府胡同的组长是我们同院的小儿妈。印象中居民组长就管收水费、收卫生费等杂事，之前是居民随意推举的。可到1964年后，讲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占领街道这块阵地，于是居民组长就必须由出身好的人担任了。小儿家出身贫农，小儿妈又没有工作，就被居委会指派为组长了。

大宝家为什么被遣送？听说是因为大宝的父亲田大夫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医。

田大夫一家9口人，即田大夫夫妇及5女2子。所住12号院是她们的私房，有3间北屋和一间小东屋，住房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他们家被遣返后，他们的私房就空闲了，街道上研究之后，让小儿家搬进去。小儿家出身好，有好事自然要优先。小儿家只有4口人，除了她父母，就是她和她弟弟，这下一人能住一间房，宽敞多了。

小儿家搬走后，他们家的房子也空闲了，街道上研究后，让住在自建房的田叔家搬进来。

田叔家也出身好，是城市贫民，相当于城市中的贫下中农吧，自然也应该照顾。

田叔家的自建房在相府胡同南口，由于盖房时利用了被服厂外墙和8号院外墙的夹角，实际上只砌了南边的山墙和西边的窗台，砌墙的砖是捡来的旧砖，窗户拼凑的旧窗，房子显得非常简陋。从相府胡同南口的牌楼进入胡同，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间小房，让人感觉非常突兀。我猜它可能是私搭乱建，但它也有门牌号。

田叔的父母家离此很近，就在相府胡同南口东边不远，斜对大舞台剧场，是一个二层楼。虽然名为“楼”，其实很小，就是楼下一间房，楼上一间房。田叔除了父母还有弟弟妹妹，肯定无法在楼里结婚，所以我猜他为此才见缝插针地自建了这间小房。到街道研究调房时，田叔已有了2儿3女，全家挤在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是实在太挤了，所以照顾他还有这方面的原因。田叔搬走后，田叔的弟弟一家住了那间自建小房。

喜子家被遣送后，他们家的房子也空闲出来，经街道研究决定，也可能是经理发业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全哥家住了喜子家空出的一间半北房。

我们院一共3间北房，是对三间的那种老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要经过堂屋才能进入卧室。这种房子如果住两家，就得共用堂屋，利用效率很低。调房前全哥家住西边的一间半，调后三间都归了他家，堂屋也就得到充分利用了。

全哥两口子也是理发师，与喜子父母是同行。不同的是全哥出身好，是贫农（亦或下中家），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个理发馆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则成了理发业文化革命委员会（后被称为官办文革）的主任，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得到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全哥家人口比较多，也是被照顾的原因之一。他的母亲与他们一起过，他的弟弟一家也与他们一起过。他家5口，他弟弟家4口，一共10口人。除了住着北屋一间半，还住着2间东屋，但这两间东屋都太小，都只有6平米。

其中靠北边的小东屋（与我们家的西屋对门儿）1964年前由我们家租住，我就住在那个小屋。1964年深秋，住在2号院外院小屋的老太太死了，房子空闲下来，不知母亲怎么与老太太的家人及全哥商量的，让我去住那间刚死了人的小屋，把我住的小东屋让给全哥。2号院外院很大，全院就那么一间孤零零小屋，那时我虽已15岁，但一个人睡在那屋还是有些害怕。全哥还逗我，说夜里老太太还会回去睡觉，害得我醒了就往地下看。

这次全哥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后（北屋一间有十三四平米），住户条件明显改善。不知是大人们商量的，还是街道研究决定的，全哥将靠北边的小东屋还给了我们家，我又搬了回来。我住的2号院的小屋则给了田叔家。

我父亲也有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我一直担心街道组织人抄我们家。看到此次调房我家也得到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由暗暗感激街道干部，尤其是小儿妈。

可没想到小儿妈却因此次调房不得安宁了，因为没过几个月，大宝一家就杀回来要求落实政策，并且挤着住回了他们的12号院。

大宝一家之所以敢杀回来，是因为他们很快就醒过味儿来，红卫兵所说的必须遣送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中，并不包括他们家这种情况。

街道上因为拿不出遣送他们的政策依据，有些理短，所以只能听之任之。这下小儿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想搬回原来的南屋已不可能，田叔家已安营扎寨，不会退出；和大宝家挤在一起，遭恶语相向成家常便饭，小儿家是度日如年。

更糟糕的是，小儿的父亲被单位造反的群众打成了走资派。小儿的父亲本不是什么大官，就是一家浴池的领导，可在这个浴池他就是当权派，按当时的逻辑，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家就进入了后来的“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行列，似乎也成了遣送对象，他们家就更得忍气吞声了。

好在街道上对小儿家格外照顾，在14号院盖上4间新房后，分给了他们2间。房子是房管局盖的，他们怎么申请，街道怎么协调，就不得而知了。

小儿家搬出后，大宝家收复全部失地，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喜子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原来的“黑五类”标准中不包括他家这种情况，但后来的“黑九类”中加上了“特务”，他们就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了。另外，全哥虽然也当过理发馆的领导，但没有被群众打成走资派，非但没有被打成走资派，在官办文革垮台后他还成了理发业一派组织的头头，喜子家自然没有胆量杀回他家的北房。还有大宝家的原籍在保定郊区，来回很方便，而喜子家的原籍在定兴，来回就比较折腾了。

喜子家被遣送后，喜子并没有离开保定，他小学毕业后就拜师学木匠，此时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姐姐已经结婚，就住在税务角西边一点儿的阮胡同。他家被遣送后，他住到了姐姐家。

后来保定被造反派夺权，再后来造反派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分裂后又不停地武斗，被遣送的人家就没人管了，于是被遣送的人家陆陆续续回返。喜子家回返得很晚，大概到了八十年代初。听说此时喜子的父亲已经去世，喜子的母亲带着喜子的弟弟妹妹回的保定。回来后他们无处安身，租住了城郊西大园社员的房子。喜子的妹妹嫁了西大园的一位社员。他的弟弟则到西郊的新容理发培训中心学习理发。

喜子家的人再没有回过相府胡同3号院，更别提要回他们的房子了。

清风修竹

大串联（上）

——岁月划痕之五十八

大概在1966年八月中下旬和九月中旬，我所在的保定五中先后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我们36班的团支部书记石班长，红卫兵总部的头头是我们班的团员邵同学。

这两个组织都是学校党支部主导成立的，表面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这两个组织领导，实际最终还是要听党支部的。所以被称为“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它们存在了大约4 个月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批判过老师，抄过老师和同学的家，抄过附近街道的“黑五类”的家，这些活动是不是由“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组织的，我已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去焦庄劳动，是由它们和校领导一起组织的。另外，各班同学出去大串连也是由它们和校领导组织的。它们和校领导组织的最后的活动，可能是全校师生参加12月7日由河北省军区和驻保的69军在体育场召开的悼念申宪智大会。此后，党支部书记被批斗，校领导靠边站，“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也被迫解散了。

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大串连，是在参加焦庄劳动之后。开始说是按上级要求分批分期地走，可走了几批之后，安排串连人也去串连，此事就没人管了，想单人串连的就直接走，不想单人串连的就自已搭伴，至于不想串连的，那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大串连可以免费乘火车、乘汽车，还有接待站免费安排住宿，说是交流革命经验，可行程随心所欲，干什么也没人过问，你不去学校看大字报，去转着玩儿，也照样是革命行动，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想去。

与我有相同想法与境遇的还有虎同学，我俩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走。我和虎同学曾一起练过400米跑，关系一直很好。

回家跟母亲商量此事，她却不同意，一是担心外出不安全，二是不想掏路上的零花钱。不过母亲经不住我磨，最终不但同意我去，还给了我15元零花钱，这可是她近半个月的工资。

由于天气已开始转凉，母亲还给我赶做了一身秋衣秋裤。这之前我还没有穿过秋衣秋裤，冬天都是光身穿棉袄棉裤。布料是父亲从他们商店买的针织内衣布，处理的，不要布票。这布是鹅黄色的，很艳，我觉得不适合男孩穿，但母亲没有考虑颜色，她考虑的是我出远门要穿得体面些。那时父亲还不会裁剪，由母亲裁的。母亲虽然在服装厂工作，但只会用缝纫机砸衣服，不会裁剪，结果裁剪的衣服袖子、裤腿都又细又长。试穿很不合身，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也穿上了孩子们很少有的秋衣秋裤。

我们去哪儿串连呢？因为学校在8月中旬曾组织我们进京看过大字报，所以我们不想北上，而想去南下。最后我们决定先去上海，再去广州。

10月23日，我俩去开介绍信。听同学说，出去串联一定要开介绍信，因为办免费的车票要看学校的介绍信，革命师生串连接待站安排食宿也要看学校的介绍信。

负责开信的是管行政的老师，虽然管教学的老师早已没人坐班，但他还在坚守岗位。他只给我们开了一封介绍信，不过上面写了我们两人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我俩就去保定火车站办免费车票。火车站已设立了专门为学生串连办理车票的窗口。窗口排着很多像我们一样要出去串连的学生。听排队的学生们议论，9月5日中央就已发了文件，要求各地组织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保定火车站9月16日就开通了专门的学生串联列车。

“咱们学校安排串连也太晚了！”我不满地对虎同学说。“是，也太落后了。”虎同学也很不满。

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可当日南下的车票已没有了，次日的也只有清晨去石家庄的。我们不想再等，就办了这个车票。

10月25日一早，我们登上了去石家庄的列车。此车不是串连专列，车上既有普通旅客，又有串连的学生，人很多，没有座位，我俩一直站到石家庄。下了火车，我俩立即排队继续办票。这次运气不错，办到了当日的车票，是晚上去郑州的。

办好票也就上午10点钟，离乘车还有好长时间，我俩决定在石家庄转一转。听说白求恩的墓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我们决定前去祭扫。敬仰白求恩，是因为学习过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中的一篇）一文，知道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离火车站不算太远，沿着一条马路西行2公里左右就到了。陵园里松柏森森，冷清肃寂，人很少。

我俩很快就找到了白求恩墓，因为一人多高的墓碑上那“白求恩大夫之墓”几个大字非常显眼。墓为石砌，墓顶为半圆形。在我的想象中，白求恩的墓应该更为高大。我俩站在墓碑前，向白求恩鞠躬致哀。

在白求恩墓的旁边，我们还发现了另一座形制差不多的墓，墓碑上字为“柯棣华大夫之墓”。从墓侧面的简介得知（也可能是后来看了资料），他是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过程中病逝的印度医生。既然他与白求恩一样也是国际主义战士，我俩又向他鞠躬致哀。当然，我们也向陵园的其他烈士致哀，只是没有一一鞠躬。

祭奠烈士之后，我们又步行回到火车站。在车站的一个小饭馆吃午饭，为了省钱，我们要了最便宜的饭菜。饭后，我俩开始寻找新华书店，因为我特别想买到一本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1966年7月，语文老师张国荃在教我们毛主席诗词《昆仑》时（初中语文第六册最后一课），顺带给我们介绍了毛主席的其它诗词，勾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正好型同学说他父亲有本《毛主席诗词》诗词，我便借来阅读，谁知是繁体竖排，没有标点和注释，根本读不懂。大约在9月，有同学买到了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是小开本，红色封面，简体字横排，还有标点和注释，我立即追问从哪儿买的，并赶往他说的那家书店。遗憾的是已经卖完了。我不死心，又转了其它书店，还是没买到。

我俩转了石家庄火车站附近书店，都说没有。

晚上我们登上去郑州的列车，仍然没有座，我俩站了一宿。

26日清晨到达郑州，我俩还是先排队办票，这次运气更好，办了当日由郑州到上海的车票。

由于时间还早，我俩又去转书店。转到一家较大的新华书店门口时，我眼前一亮——有位顾客正好翻看着新版的《毛主席诗词》，我兴奋异常，立即跑进去，冲着营业员就喊：“我也买本《毛主席诗词》！”没想到年轻的女营业员竟说：“刚卖完。”

我大失所望，沮丧地说：“怎么这么倒霉！”虎同学也附和说：“咱们转了这么多书店，怎么都卖完了呢？”可能是我们的保定话引起了女营业员的注意，她问道：“是串连的红卫兵吧？哪儿的？”我回答：“保定的。”“我有个亲戚也在保定，咱们算是有缘，我把我留的这本让给你吧。”说着她从柜台下拿出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诗词》递给我。接过书，我激动得不得了，连忙道谢。

回到车站，我就翻阅起《毛主席诗词》，发现里边的句子看上去很好读，可就是不知说的是什么意思。

（串连结束后，我到处找毛主席诗词的解释，先后搜集到郭沫若、臧克家、赵朴初等人有关文章，研读之后，才大体明白了诗词的意思。）

下午，我俩乘上了从郑州开往上海的列车。

27日早上，我们到达上海火车站。因为不能确定在上海呆几天，我们没有急着办去广州的火车票。

出了火车站，我们直奔革命师生大串连接待站，接待站负责把来沪串连的师生分配到各个具体接待单位。我们被安排到上海市美术学校。

我们怎么到的学校，是乘接待站的车，还是乘公交车，已记不清，只记得这个学校离火车站很远。

美术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气氛很浓烈，到处都是大字报，而且很有专业特点，都是拿起画笔作刀枪，图文并茂，所以整个学校都花花绿绿。

学校的接待处给我们安排了食宿：住在打了地铺的教室，吃在学校食堂。给我们发了4天的饭票，看来只想让我们在这儿呆4天。

食宿安排好了，我们应该大串连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到哪儿串连，找谁串连。美术学校看来不行，因为基本看不到本校的学生，出来进去看到的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沪串连的。美术学校的学生去了哪儿？大概也出去串连了吧！

因为我们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北大看过大字报，我们觉得大学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最好的地方，便想去上海的大学转一转。

可第二天一上街，我们又改了主意，决定先去外滩，因为听说外滩是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不到外滩就不算到过上海。

听说外滩最初确实是上海城外的滩涂，是在成了外国租界之后才逐步繁华起来的。由于外国银行、商行云集，外滩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解放后外滩仍是上海的核心区域。

外滩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我们边走边打听，后来还乘了公交车，才到了外滩。

外滩位于黄浦江西岸的一个转弯处，江边堤防壁立，上砌护栏，倚栏眺望，江水涛涛，很是壮观，江上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轮船。

堤防西侧是广场，回忆广场情景，好像只有草和树，其它就印象模糊了。

广场西侧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西侧则是一座接一座的高大洋楼。现在知道这些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很有讲究，很有价值。可当时没把它们当回事，听说这些洋楼多为洋人所建，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象征，所以对它们的雄浑、华贵颇不以为意。

转完外滩，我们又转了附近的南京路，去了第一百货商店。这家百货商店是一座大楼，有好几层楼面在营业，商品特别多，我从未看过这么大的商店，兴奋地转了一层又一层，不过什么也没买。下午我们返回美术学校。

29日，我们仍然没有去串连，而是去了上海虹口公园，我们听说鲁迅先生的墓在那里。

我们也知道大串连不应该游山玩水，可觉得到各校看大字报没有什么意思，与人家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又不知从何谈起，最后决定还是先转着玩儿，不过我们尽量去一些能接受革命教育的地方，以求心安理得。

转虹口公园的情形已不太清晰，不过对鲁迅先生的铜铸坐像却印象深刻，那坐像非常写实，就如同真人坐在那儿一般，看上去身形刚毅，神情冷峻，眼光深邃，让人过目难忘。虽然此事已过去这么多年，且只见过这一次，却仍历历在目。而墓地什么样，公园还有什么景致，都已不甚了了。

另外我还记得，转完公园，我们就在附近的饭馆吃饭。看到饭馆有带汤的面条，我喜出望外，作为北方人我爱吃面条，可出来这些天，一直没吃上，早馋了，于是我俩一人要了一碗。听当地人说这叫阳春面，明明已深秋，为什么叫阳春？不得而知。更没想到它是辣的，辣得厉害，我们根本吃不了。没办法，只好请厨师帮我俩用水冲一冲。冲后辣味小一些了，但我俩还是难以承受，不过舍不得扔掉，都硬着头皮吃下去。

30日，我们没有去远处，就在美术学校周围转了转。

在上海转悠，转到里弄，也就是北方的胡同，我有个发现，就是墙边砌个小便池就是男厕所，它只有侧面的小墙，后边空无一物，路过的女人可一览无余，不过她们都若无其事地经过。我曾试着在这种厕所小便，心里跟做贼似的。

31日，我俩开始打听去广州是否需要提前办票，却意外地得知去了广州就出不来。一位广州来的学生说，广州很难办票，他就因为办不了票在广州困了十几天。

困住十几天没了零花钱怎么办？这位同学说，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就可以向接待站借。还说从我们住的美术学校也能借。我俩将信将疑，就去美术学校的接待处询问，到那儿正好看到有同学正在借钱，看来此话不虚。

不过我和虎同学都没有借，因为我们决定不再去广州，而到上海周围的城市转一转。

（后来，我们学校收到过外地接待站寄来的催款信。原来有同学借了钱，没跟家里说，一直未还。）

清风修竹

大串联（下）

——岁月划痕之五十九

1966年11月1日，我俩离开上海市美术学校，去火车站办返回保定的票。

找到给学生串连办票的窗口，发现挤满了人，可窗口却关着。怎么回事？挤在窗口的学生说，车站说所有的车票都没了，他们不信，就坚持在窗口等待。于是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等。

等了两个来小时，窗口还没有开，窗前的人渐渐散去。眼看到了中午，我们也只好离开，出去找地方吃饭。

饭后，我们又回了火车站。办票窗口依然关着。又有许多像我们一样没有办了票的学生在窗口徘徊，我们也决定再观察观察，实在不行就回美术学校。

整个下午，我们都和一帮学生在站内游荡。期间我们曾挤在进站的人群中想混入站台，可检票员很认真，没票就是不让进。

检票口就设在候车大厅，内外隔着一人高的隔离网栏，透过隔离网栏的网眼，可以看到进站的人群涌进站台的大门，许多和我们命运相同的学生都扒在隔离栏外，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进站。

天渐渐黒下来，候车大厅显得有些昏暗，此时，没有列车检票进站，隔离网栏内也看不到工作人员，突然有学生扒上隔离网栏，翻身跃入，并迅速跑入站台大门。接着又有一些同学如法炮制。我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招呼虎同学，赶快翻越。等我们越过隔离网栏跑到站台大门时，隔离网栏上已扒满翻越的学生。

我们进入站台不一会儿，身边就站满了人，看来隔离网栏外的学生都进来了。

站里停着一列双层列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列车，比普通列车高不了多少，却是二层楼。看到前边的学生都往车里钻，我赶忙打听车往哪儿开，什么时间开，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有个学生不耐烦地说：“有地儿歇着就得了，管那么多干吗？”我们一听有道理，也跟着上了车。

车上没开灯，人们摸黑找座。由于整个列车都是空的，座位富余，我们占了2个对脸的双人座。坐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困，于是趴在小桌上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列车已在高速行驶，但灯还是黑的，只是人多了不少。开往哪儿？还是没人能说清。

也不知开了多少时间，车在一个大站停下来，从站牌看是到了杭州。看到有学生下车，我的心也动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应该到杭州开开眼啊，可一想到在上海办票的遭遇，我又打了退堂鼓。

当列车再次开动时，车厢已挤满从杭州上车的学生。从他们口中得知，这列火车在向西开，终点站是与京广线交会的株洲，这下我彻底放了心，回保定方便多了。

大约在11月2日傍晚，列车到达株洲，我俩随人群下了车。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了一所中学，中学的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转了株洲市区。回来后听说，可以报名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旧居，这让我俩兴奋异常，立即报了名。

11月4日早饭后，去韶山的学生被安排上了一辆中型客车。车驶离株洲不久，就下起蒙蒙小雨，透过小雨看车窗外的景色，空蒙而神秘。路边不时有一些低矮的小山，虽有远有近，但都绿得可爱，像童话里的一般，在北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绿的山。路边有时也能看到小河，河水都很清澈。过一条小河时，我还看到同时跃出水面两条大鱼。

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们冒雨参观毛主席旧居。

当地人却称那里为韶山冲，我觉得这个“冲”字有些奇怪，可没好意思问个究竟。后来才知道“冲”是当地方言，是山间平地的意思。

毛主席旧居就在一座小山中的一小块平地上，屋后是长满树木的小山坡，屋前是一片水塘，可谓山清水秀。房子是瓦顶土坯房，高高大大的，据说一共有十三间半，不过我没有数，只是觉得房子确实不少。屋里很宽敞，有的屋里放着架子床，这种雕花床我只在小人书上看到过。有的屋里则放着农具。总的感觉是毛主席少年时代家境不错。

参观了毛主席旧居，我们又参观了陈列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间展馆介绍的是毛主席的6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有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健，儿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另外，在陈列馆还看到一些与毛主席早年革命活动有关的珍贵历史文献。

参观结束后，我们又乘来时的汽车返回株洲。

这两天，我总觉得身上有时会痒痒，后来看虎同学也总挠，就怀疑长了虱子，因为我听串连回来的同学说过，他们串连时都招了虱子。晚上睡觉，我特意脱下秋衣秋裤检查，还真在衣缝里发现了一些会动的小怪物，我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感觉有些吓人，还有些恶心。虎同学见状，也检查他的衣服，自然也有。于是我俩便一起用指甲挤虱子。睡在我们边上的学生大概嫌我们多事，说：“别拿了，住那儿都有，这是革命虫，长了光荣！”我们只好作罢，无奈地与吸血鬼和平共处。

11月5日，我俩去株洲火车站办回保定的车票。办的是第二天上午的。株洲是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我想当然地认为这趟列车是从株洲始发的。

可第二天候车时才知道，这趟列车是过路车，始发站是哪儿忘了，终点站是北京。候车的人不少，基本都是串连的学生。

列车到站后，人们蜂拥而上，我俩也随着一起往上挤。等我们挤到车厢门口时，已再也无法上人，因为最外边的那个人，是抓着车厢外的两根把手勉强站在那里。

跑着看其它车厢，也是这种情况。张望之际，我发现有人从敞开的车窗钻进去，赶紧跑过去想跟着钻，可没想到里边的人把车窗关了。

眼看上不去车，我的心里急得像着了火，顺着车厢一个一个地拍车窗，可都没反应。就在我绝望之际，一个车窗打开了，窗内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伸出手把我们拉上了车。上车后我们一再向她致谢。

上了车我就理解车上的人为什么不愿开窗户了，车上的人太多了，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站着人，抬起脚就有可能落不回去，那块地儿被别人的脚占了。行李架上躺着人，座位底下钻着人，连座位靠背上都坐着人。厕所的门开着，能看到里面也挤满了人。

我俩硬挤到了人堆里，我感觉被压迫得连喘气都费劲。车开动后，随着不停地晃动，我才有了喘息的空间，算是踏实下来。

我盼着列车尽快到下一站能有人下车，这样能松快一点儿。可车到了站，却看不到有人下车，只能看到站台上的人又在往上挤，人反倒更多了。

由于通道已被人挤满，难以通行，列车员无法送饭，自己也无法去餐车，如果没带吃的就只能饿着。好在我俩买了点儿吃的，就装在随身背着的帆布挎包里。一直到天黑，我们都没有吃饭，我好像就没有想起吃饭这回事。

天黑后，我的累劲儿上来了，困劲也上来了，看到坐着人歪着头睡觉，羡慕得不得了。想让别人让座不现实，于是我也想爬上行李架或钻到座位底下，可踅摸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空着的地方。观察过程中，我发现有个人蹲在站立人群的腿缝中，就想如法炮制，可试了试，挤得太紧，蹲不下去，最后还得硬撑着。

撑到后来，就有些迷糊了，好像站着也能睡觉似的。

11月7日天亮后，我感觉嘴唇有些痛，一摸原来已经肿起来了。我觉得可能是一直没吃没喝，上火了，没太在意。

列车进入河北之后，车厢内冷了许多，我冻得发抖。虎同学则没有觉得这么冷。他摸了摸我的头说有些热，可能在发烧。

我觉得特别无力，恨不能立即躺下。这时有个坐在座位靠背上的学生，要和站着的人换位置，大概是屁股硌得太难受，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抢先答应，和他换了位置。坐上靠背后，我感觉轻松多了。我坐在靠背上，脱了鞋的两只臭脚就夹在座位上的两个学生之间，其中一位还是给我们开窗的女同学，可他们都没有提出抗议。

车快到保定时，虎同学说他不下车了，要去北京。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我知道这一列车的红卫兵，都去北京，大伙目标一致——接受伟大领导毛主席的检阅。我当然也想去，可我实在太累了，太想睡觉了，当时就觉得世界上没有比睡觉更最重要的事情了。我说我不去了。

列车到达保定，我自己下了车。

从车站往家走的路上，我耳朵中仍有火车轮子撞击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没完没了，让人心烦。

回到家中，母亲看我发烧，想让我休息。可听说我招了虱子，又让我先到门口的清和园澡堂洗个澡，并嘱咐我要多洗洗头，小心头发里留下虱子。

洗澡回来，发现母亲已把我串连穿的衣服，用脸盆泡着在炉子上煮了。衣服煮过后，虱子是死了，可黄色的秋衣秋裤有点串色儿，染上了外衣的绿色。不过我不在乎，照样穿。

我吃了些东西，就睡了觉，一睡睡了好几个小时。

醒了之后，耳朵中的声音仍没有消失，母亲说，没事，睡一宿觉就好了。

第二天，我不发烧了，嘴上的泡也变成黄痂，可耳朵中的声音仍在响。

11月9日，母亲带我去了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给检查之后，说耳朵没事，给我开了一些镇静药。服药一天后，耳鸣声才消失了。

大概是11月12日，虎同学从北京回来，说他见到了毛主席，并激动地跟我讲起了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听得我也热血沸腾，后悔没有坚持一下，带病前往北京，错失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事让我懊悔了好多年。

清风修竹

             步行长征

                 ——岁月划痕之六十（上）

在我大串连回到保定之后，也就是1966年11月上中旬，社会上支持省地市委的红卫兵和反对省地市委红卫兵斗争得更为激烈。据说我们学校也有人参与了这两派的斗争，但我们班的人不怎么关注社会上的事，还在关注大串连。

我赴上海的这次串连就没转几个地儿，心有不甘，就又想出去。可中央已发了文件，暂停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连，但还支持步行串连，就想参加“步行长征”。

那时步行串连的红卫兵都打着“步行长征队”的小旗，号称要向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学习，所以又称“步行长征”。《人民日报》还发过支持这一行动的社论，标题就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正好班里有些同学也有同样想法，我们就决定也组织一支步行长征队。最后真正参加共有六人，除了我，还有旺同学、程同学、崔同学、型同学、汪同学。

商量行程，大家都不想走得太远，怕出去一两个月家里担心，像什么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就没有考虑。最后决定围着“京津保”这个金三角走一圈。

告知母亲我又要串连，她没有反对，这可能与我上次串连安全归来且花钱不多有关。听说我要去天津，母亲还把大舅、二舅的住址给了我，让我一定去看望他们。

由于步行串连沿途可能住在村镇，我们都带了被子。被子也打成背包模样，就像红军战士一样。穿的也尽量朝军装靠拢，因为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是红卫兵的标准服装。这方面我做得较差，因为我只有一件绿色军便服勉强凑合，其它都不合格，帽子虽是绿色，但是那种带耳朵的普通棉帽，裤子连绿色都不是，是黑色。那时一般孩子都没有棉外衣，都穿套在外衣里面的家做棉袄棉裤，我也如此。另外我们都带了装有毛主席著作的仿军用绿帆布挎包，这也是红卫兵的配套装束。

三角形的“长征队”小红旗是长征队必备装备，我们也做了一面。忘了是谁提议的（可能是崔同学），说我们应该带上毛主席的画像，这样更能表现我们对毛主席的忠诚。大伙都说这个主意好，能把别的长征队比下去。于是又有人准备了装在镜框中的毛主席画像。

我们大概是12月11日出发的，第一个目标是首都北京。

与我们结伴而行的还有一支初一年级女生组成的长征队。我们去学校开介绍信时，负责开信的老师让我们带上她们，并一再叮嘱要在路上多加照顾。我们是初三的，又都是男生，所以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

没想到这些十四五的小女生，不仅事多，走得还慢，到中午吃饭的点儿，也就走出二十多里路。

中午饭在路边小接待点吃的。小接待点儿也不知那个村办的，很简陋，就是路边的两间房，路过的红卫兵在那儿签个字就能吃饭。饭很简单，窝头菜汤，菜汤也就几个菜叶，油也很少，不过我们很满足，因为都是热的。

饭后继续前进，又走了二十多里，到达徐水县，此时天色尚早，但小女生不走了，说走不动了，于是我们住在徐水。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到了一个学校。

第二天，小女生们说什么也不走了，要去乘火车，我们不能勉强她们，就把她们送到徐水火车站。我们看着她们卷起小红旗，上了火车，才开始自己的长征。她们是办的票，还是买的票，还是没票直接上的车，已不记得。

不再为小女生们分心，我们的长征步入正规，六个人排成纵队，雄赳赳地走在公路上，崔同学将毛主席画像挂在胸前，双手抱着，走在第一位，程同学打着小红旗，走在第二位，其他人则跟在后面。我们走得乏味了，就高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

这天，我们走八十来里，到达新城县。

新城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了什么地方已说不准，只记得房间很大，灯很亮，里面已住了不少串连的学生，其中有一支长征队人很多，他们七嘴八舌地吵闹，旁若无人地议论，让我很有压迫感。该睡觉了，他们还在大声唱歌，也不管别人休息不休息，令人侧目。所唱歌曲的歌词很怪，其中有句是“把山药煮熟呦”，我怀疑他们在恶搞革命歌曲，原词可能是“巴山呦蜀水呦”，对他们更加反感。

12月13日，我们继续长征。当日住在哪里，已没有印象，只记得我们在路上遇到一支河南的长征队，其中一位女红卫兵主动为我们唱歌。我们六个排成横队，她大方地站到我们队前，自己报幕，自己演唱。

她唱的是歌颂雷锋的歌曲《八月十五月儿明》：

八月十五月儿明，

连队里的战士分了月饼。

雷锋把月饼放在床头，

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出了房门。

朗朗月色，

阵阵秋风，

营房里隐隐传来同志们的欢笑声。

幸福的时刻，

想起了从前，

他心里像黄河滚滚翻腾。

……

她的嗓子真好，又高又亮，虽在旷野听着都有些震耳，且声情并茂，能让人随其悲喜，我一下子就沉浸在她的歌声中。

事后才知道这首歌是歌剧《雷锋》的唱段，由郭兰英原唱。我觉得它特别好听，就想学。后来还真找到了歌谱，并学会了它。可惜现在我只会唱前边的几句了。

14日下午，我们到达北京后，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了右安门小学。

15日，我们前往天安门广场。先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后观看天安门城楼。

在由纪念碑向北走的途中，有照相的小摊，招呼我们在天安门前留影。摊位上戳着展示板，展示板上贴着大大小小的样片，样片上的诸君在天安门映衬下，都显得很神气。我们看后眼热，决定忍痛掏腰包。照一张多少钱已忘了，反正觉得好贵。那时还没有数码快相这种高科技玩意儿，照的是胶片底片的黑白照，照后需要冲洗，当下取不了，所以照相费用中包含了邮资。付款后，我们还在信封上填写地址，以便摊主邮寄。

据旺同学说，我们照了合影，不过不知合影在谁手里了。我还照了单人的，照片一直珍藏。其他人是否都照了单人相也已无印象。

照相后，往天安门方向走，过马路时我们竟然看到了和一起出发的小女生们，她们打着“长征队”的小红旗，雄赳赳地走在长安街上。明明坐火车来的，却要冒充步行长征，让我们哭笑不得。不过我们没有跟她们打招呼，免得她们不好意思。

印象中，我们只在天安门城楼下游览，除了看天安门，还看了金水桥和华表。没有参观故宫，可能那时故宫已经不开放了吧。

之后，我们去了西边的中山公园。现在还能想起的是，有雕梁画栋的长廊，上面的彩绘很漂亮；看到了有五色土的社稷坛；参观了中山堂。

另外，我们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模模糊糊觉得看过化石，看过有关原始人生活场景的油画。

16日、17日两天，我们参观游览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动物园、王府井、大栅栏等处。

在军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真的战斗机，可比我想象的小多了。还看到了真的鱼雷快艇，好像立过什么战功。

在动物园象房内看到了大象，饲养员正在给它喂干草和胡萝卜。在灵长动物馆看到了猩猩，感觉它的胳膊真长；看到了黑叶猴，不知怎么我觉得它像戏里的武松。还看到一种长相可怕的猴子，鼻子上边一块红，红块两侧两块蓝，像鬼一样，看介绍叫“魈”。

在王府井我们转了东安市场，是个中间通道带棚子的综合市场，通道两边都是小门店、小摊位，感觉和保定的马号差不多。

在大栅栏转悠时，有人往我手里塞传单，接过一看，标题竟然是《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吓得够呛，赶紧扔掉了。

17日下午回到右安门小学，学校的接待人员动员我们离京，说新到的红卫兵已无处安置，让我们腾地方。

清风修竹

         步行长征

             ——岁月划痕之六十（下）

18日早上，学校给我们发了馒头和煮熟的鸡蛋，硬性打发我们上了路。

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人们不再那么兴奋，长征的过程也不再那么享受，好像只盼着尽快到达，因此只留下了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印象，至于都在何处住宿，已记不起来。

21日下午，路边的房子多起来，后来就连绵不绝了，我们知道，天津终于到了。

找到接待站，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了天津市职工大学。这是一所成人教育学校，可学生们看上去与普通高校学生没有什么两样，根本不像工人，另外也看不到他们搞什么“斗批改”的活动，就看他们整天在排练节目，我猜他们准备开新年联欢会。学校不大，但有一个很大的礼堂，他们就在礼堂里排练。

22日，我去看望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二个舅舅，没有其他同学一起串连，他们去的什么地方已无印象。

先找的大舅。母亲给我的地址是他的工作单位，位于建国道，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大舅见到我很惊讶，因为事先没有写信通知。他说了他的情况，在厂里是个小头头，管点事儿，挺好的。因为他在上班，我怕影响他工作，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他告诉了我去二舅家的路线。

二舅家在大丰浮桥附近，住在老老店大街。之前一直认为是姥姥店，后来才知道是“老老店”，清初那条街开了不少粮店，后来都称“老店”，最早的那家不乐意，改称自家的店为“老老店”。由于大舅已告诉了我行走路线，那地方虽都是七转八拐的小胡同，但我还是最终找到了。

二舅母在家（她没有工作），她想办法通知了二舅。二舅请假回来，还捎回一条黄花鱼。

听说我是出来串连，二舅告诫我，千万别去大学，那些大学经常武斗，很不安全。二舅还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都挺好。

我在二舅家吃的晚饭。饭后告辞时，二舅硬往我手里塞钱，不要不行。到街上一看，竟然是五元钱。

回到职工大学时，出去串连的同学早已回来，他们带回一个消息，说我们离京后，周总理接见了在京红卫兵。这让我们很气愤，都痛骂轰我们的右安门小学的接待人员。

23日，我们转了天津的繁华商业区。听人说“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所以特意去了此处。这座五层的商场中部是天井，站在顶层栏杆边，都可看到一层往来顾客。栏杆外面架着不到1米的护网，大概是怕上面落物砸到下边的人。楼上还有影院、剧院，可休闲娱乐。我们去时正值冬天，里面竟然有卖冰糕的，大伙都觉得新鲜，可谁也没买。

24日，我们继续逛街。有人提议到澡堂洗澡，获大伙赞同。寻到一澡堂，门眉上有不知什么人题写的繁体大字，第一个是“红”我们认识，第三、第四字是“澡堂”我们认识，只有第二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大伙怎么也猜不出来，有人说像“鼻”，有的人说不像，最后统一认识，就是“红鼻澡堂”。于是我们就在红鼻澡堂洗澡。此澡堂与一般澡堂无异，洗浴后也未见鼻子有何异样。

回到职工大学，人们又议论起此事，程同学说应该是“昇”，即繁体的“升”字，他练过毛笔字，对繁体字更熟悉一些，大伙都感觉有道理。但是否如此，已无法核实。

晚饭后，职工大学的学生在礼堂彩排大合唱，唱的是毛主席诗词歌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一首多声部合唱歌曲，气势雄浑，听着非常震撼。联欢会的节目这么好，我很想参加他们的新年联欢，可惜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天津。我们已经在外奔波十几天，有些想家了。

12月25日，我们踏上归程。一路住宿何处，已无印象，只记得28日晚上住在徐水县。

天黑前我们到的徐水，被安排在了一所小学校。在小学校吃的晚饭。晚饭后睡在了一间教室。教室的门在正中，门口内有一大汽油桶做的大炉子，炉子已生好火，炉口冒着淡淡的蓝色火苗。门口两侧打的干草地铺，对面也是，中间是通道。整个教室都睡满串连的学生，我们几人睡在了教室的西边北侧。

半夜，睡在我们里边的人出去小解，脚步很重，把我惊醒，我有些不满，就睁眼看他。只见他走到门口时，身子一晃就倒在炉子边上，爬了两下，还爬不起来，于是大喊。这下把门口的人吵醒了，想爬起来扶他，可爬起来的人也站立不稳，还喊“头晕”，更多的人被吵醒。不知是谁醒过味来，大喊：“有煤气！快出去！”这下，全教室的人都醒了。

我们几个赶紧穿衣服，跟着大伙往外走。出门时我看到，炉火很旺，已经没有了蓝火苗。

在屋外一走，感觉头有些重，还有些恶心。在屋外转了两个多小时才不难受了。

我们几个议论，多亏有人半夜解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天已亮了，有人把此事告诉了学校。

早饭后，我们告别这所险些要我们命的小学。一路无语。中午，我们回到离别了半个多月的保定。

清风修竹

      劲松战斗队

       ——岁月划痕之六十一（上）

1966年年底，我与同班的5位同学步行串连归来，发现学校里不少班都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且非常活跃，唯独我们班死气沉沉，没人挑头张罗。

我们班最有威望的自然是石班长，他应该站出来担当这一重任，但他因为担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受到冲击，有些心灰意冷，不但不再管学校的事，连班里的事也不管了。

我们保定五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初中三年级共有4个班，除了我们36班，其它3个班都有了自己的组织，37班是钢铁兵团，38班是“烈火”，39班是红色造反团。初中二年级、初中一年级成立的组织也有七八个，能想起名字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十八勇士”、“大圣毛”等。

这些组织都号称要揪出学校的走资派，但都是喊喊而已，没有采取过什么过激的行动。我们学校的校长于文是名副其实的当权派，但3年前被市委抽调去搞“四清”，一直没有回校，也没见哪个组织把他揪回来批斗。管教学的是教导主任马主任，她是女老师，民主人士，定性当权派太勉强，也没有组织揪斗她。只有党支部书记在运动初期略受冲击，党支部刘书记也是女老师，教政治的，由于校长不在，她被学生当作走资派批判过，不过到各班成立红卫兵组织时，已成“死老虎”，没人再找她的茬了。

各班的红卫兵组织，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社会上的黑帮与走资派，并根据斗争对象的不同，分别与社会上不同派别挂钩。当时保定社会上的红卫兵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支持省地市委，批判省地市委点名的黑线人物。一派反对省地市委，支持“黑线人物”造反。

最早造反的“黑线人物”是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懋，他在保定专员公署（原总督署）门前贴出揭发地委书记李悦农的大字报《李悦农与周潜川》，揭发李悦农曾因跟着周潜川（当时认为他是特务）学气功而受到中监委调查一事。看到大字报中说，李悦农练气功痴迷到相信“手上出小猴”，我对这位书记有了负面看法。

可不久，我又看到了要武战校红卫兵驳斥李懋观点的传单《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李悦农》，说李悦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跟周潜川学气功的问题是中央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我又觉得她们说的也有道理。

我还看到过有人当面造李悦农的反，那是在1966年8月25日，我随本校师生到体育场参加“庆祝保定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时见到的。这次大会很隆重，与会群众有4万之多，西郊八大厂还开来多辆报喜彩车。可没想到大会召开不久，主席台上就莫名其妙地冲上几个学生，他们上去就抢了正在讲话的地委书记李悦农的话筒，大喊：“红卫兵造反了！”李悦农及台上的其他省地市委领导，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纷纷退场。主席台随之成了造反学生的舞台，印象叫他们大喊大叫，要炮轰省地市委。我对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是胡来。

后来，社会上就出现了支持省地市委的“保定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红一司）和反对省地市委的“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

我们步行长征回来时，两个司令部已斗得不可开交，攻击漫骂成家常便饭。红总司的人称红一司的人为保皇派，或“黑一司”；红一司的人称红总司的人为“农造派”，因为红总司的核心组织是“农大造反团”，并蔑称其为“能糟派”（意指特别能胡糟），我同院的全哥就一直这样叫。红一司的人还给红总司起过另一个名字，叫“保猴兵”，缘由是红总司支持曾任市法院院长的侯玉印揭发市委。我曾看到过红一司的人在街上演节目，其中一个节目是用《农友歌》的曲调演唱攻击红总司的歌词：“霹雳一声震乾坤啊，打倒李懋侯玉印啊“。接着一起高喊：“打打打！打倒侯玉印，气死保猴兵！”

当初，五中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我们班的石班长和邵同学，经过全校选举进入班子，石班长当了主任，邵同学主管红卫兵，也算风光一时。可到我们步行长征归来时，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部在各班红卫兵的冲击下，名存实亡，我们36班倒有点儿灰头土脸了，于是我们步行长征回来的几个人就酝酿成立我们班的红卫兵组织。

由于石班长、邵同学都持“红一司”观点，而我们又都支持石班长和邵同学，我们酝酿成立的组织也就站在了“红一司”一边。

不过石班长和邵同学都没有参与筹建我们的新组织。挑头张罗此事的是旺同学。旺同学因父亲是部队干部，根红苗正，比其他人在政治上有优势，所以更有担当的底气。

新组织的名字也是旺同学起的，叫“劲松战斗队”。“劲松”一词虽古已有之，但我们取的是毛主席诗词《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之意。当时主要由“红五类”学生组成的“红一司”已在争斗中处于劣势，而对手“农造派”的势头则是风起云涌，我们在这个时刻站到“红一司”一边，有如面临“乱动飞渡”的庐山劲松，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名字，意在学习劲松“仍从容”的坚定态度和无畏气概。

“劲松”成立后，我们班的一些持一司观点的同学也加入进来，最多时得有十几个人吧。新组织成立后没有进行领导选举，不过大伙默认旺同学是核心。

加入的女生很少，能想起来的只有从天津转校到我们班的平同学。印象中她是因省委迁移而随省委机关来到保定的。她很可能是干部子女，因为当时的干部子女一般都支持“红一司”，且比较活跃。

她天津口音很重，总把“劲松”喊成“劲儿松”，听着像是松了劲儿似的。不过她这么喊也不算错，我们这个组织确实够“劲儿松”的。自打成立后，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学习，一如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时班里的政治学习。我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到现在我还有我们坐在学校门卫房东边屋里，听平同学念报纸的印象。

我们保定五中的大门向北开，进门后西边是一个小操场，东边则是一排小平房。小平房最西边靠近大门口的一间是门卫室，门卫室东边则是卫生室。卫生室共两间，是里外屋。我们占据的就是卫生室的房子。此时学校的图书室、仪器室、卫生室、杂物仓库等早已被学生们洗劫，都成了空屋子，谁想占谁占。我们为什么选这个犄角旮旯作为根据地？回想起来，可能是学校三座教学楼的教室都已被别人占领，已没有空房可选；也可能是还有空房，但我们不愿与不同观点的组织为邻。

社会上的一些组织成立后要在门口挂个大牌子，我们学校的组织好像都没有挂，但都有队旗，成员还发红袖章，一有活动就打起队旗，戴上袖章，也照样可以报出自己的名号。

我们“劲松”成立后，也制作了队旗和袖章，是到莲池边上的一家印染门市部制作的。印象中我们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什么活动，队旗和袖章也就一直没有派上过用场。

制作队旗和袖章的钱，是学校财务出的。学校的领导班子早已瘫痪，可学校财务人员却一直在坚持工作，不但给各个组织报销搞运动产生的一些费用，还主动买了一些搞运动需要的用品，如贴大字报用的笔、墨、纸及糨糊粉，供各组织领取使用。

劲松成立后，我们也领了笔、墨、纸，另外还领了一台手推油印机及钢板、蜡纸、铁笔、油墨等配套用品。于是练习毛笔字、学习使用油印机，也成了我们的一项日常活动。

程同学是练习毛笔字的主力，白纸、墨汁随便用，自然可以任意挥洒。但他练习行书、楷书之类的书法字较多，很少练习刷大字报的排笔字（美术字）。他喜欢书法，对保定的大书法家张布舟崇拜得五体投地，曾特意带我去位于北大街的张布舟书法社看张布舟写字。受程同学影响，我也跟着写毛笔字。

不过，我对学习使用油印机的兴趣更深厚一些，经常把蜡纸铺在钢板上，拿着铁笔练习刻字。听说油印最好使用仿宋体，我就让人帮助找了工程图纸，照着上面的字练。学了刻字之后，我又学习印刷，发现油印机很好操作，就是把刻好的蜡纸附在油印机网子上，把纸放在网子下，用蘸好油墨的滚子在上面滚动就行了，一滚就印一张。

学会了使用油印机，我们就想印正式的传单，可没人会写传单上的文章，于是就让程同学在八开纸上写了一幅标语，内容是“坚决支持红一司”，署名是“保定五中劲松战斗队”，由我用空心字将其刻在蜡纸上。

清风修竹

劲松战斗队

       ——岁月划痕之六十一（下）

之后，我俩用油印机印了几十份。印好后，我们没有去街上散发，而是把它贴在了校内及校外的墙上。虽然传单贴在墙上显得很小气，却亮明了我们“劲松”的观点。此传单是我们“劲松”发布的唯一传单。

我们也刷过大字报，还因此跟“钢铁兵团”的人打了一架，时间大概是在1967年1月22日。1月21日保定发生了多县农村基干民兵进城围攻“农造派”的“1.21事件”，我们“劲松”上街刷大字报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而校内声讨这一行动的“钢铁兵团”阻止我们贴大字报，于是发生了冲突。

据说“1.21”事件是由“农造派”查封省委、地委机关报而引起的。1月5日，“农造派”联合天津、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来保定串连的红卫兵，查封了《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并利用报社设备印发传单，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有效控制了舆论阵地。在市区内处于弱势的“红一司”一派便救助于各县支持自己观点的农民，秘密组织了1万多人连夜进城，于1月21日凌晨，对“农造派”突然发起了大规模围剿。

1月22日，“农造派”一派上街游行声讨，我们“劲松”认为这是大快人心之事，则上街贴大字报予以支持。

我们出了校门，就往学校东边文教厂的墙上刷糨糊，贴白纸，并由程同学在上面写大字，内容好像是“坚决支持一·二一革命行动”。可就在这时，“钢铁兵团”的人出现了，为首的是这个组织的头头37班的“大山（shai三声）药”，保定人管红薯叫“山（shai三声）药”，而“大山药”的真名中的后两个字发音与“红薯”接近，所以他有了这么个外号。“大山药”二话不说，上来就撕我们的大字报，旺同学立即上前阻止，于是二人便起了冲突，“大山药”是先下手为强，挥拳就打，旺同学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双方的其他人怕事态扩大，纷纷上前拉架。两人被拉开后没有再纠缠，冲突也就结束了。至于此后我们是否还有兴致刷大字报，我已记不起来了。

在这次打架之前，我们36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曾到我们“劲松”的队部，向我们提出忠告，他说《十六条》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是“斗批改”，而“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放在首位，因此揭发批判当权派的问题肯定是斗争的大方向，为当权派歌功颂德肯定有问题。他说，“一司”处处维护省地市委，肯定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劲松”最好和他们划清界线。

我们对刘老师的提醒，嘴上没有反驳，但心里并不服气，《十六条》说的是要斗跨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并没有说所有当权派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斗跨吗！

可事态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发展，而是验证了刘老师的预判。

就在打架的那天下午，“红一司”拥护和支持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被“农造派”批斗游街。我在裕华路亲眼目睹了游街情形。刘子厚被人押解在缓缓行进的汽车上，他身着唱戏用的红蟒袍，头戴插着雉鸡翎的乌纱帽，眼皮低垂，面无表情，显得滑稽可笑，而又有些可怜。没想到我们“劲松”支持的革命干部竟成这般模样，真让人难以接受。

1月23日，“农造派”联合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来保串连的红卫兵夺取了省地市各级党政财文大权。

1月24日，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全副武装，同“农造派”一起游行，并表示全心全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我也目睹了此次解放军游行，感觉非常震撼，颇为意外。

随即，“农造派”就对“红一司”一派进行了全面围剿，我们“劲松”自然也不能幸免，也被“钢铁兵团”抄了队部。

抄我们队部时可能里面没人，因为我们都没有为此发生冲突的印象，只有被抄后屋一片狼藉的记忆，屋里的东西大部分被抄走，包括我心爱的油印机。据说，是“钢铁兵团”勾结五中对面的第一橡胶厂的“农造派”干的。

被“钢铁兵团”抄了队部之后，我们“劲松”没有反击，而是自行解散了。社会上的“红一司”也不再公开活动，而转入地下。听说“红一司”的“侯司令”曾到我们学校召集铁杆骨干开会，研究如何继续坚持斗争。印象中“侯司令”是农大的学生，叫“侯慕英”（音）。我们“劲松”的旺同学和崔同学参加了会议，另外还有初二年级的单同学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情况看，我们学校支持“红一司”的组织应不只我们“劲松”一家。可到底还有哪个组织，我已记不起来了。

此后，我不再参加运动，经常连学校都不去，而是在家里玩儿。

大概在1967年2月中下旬，有人通知我，军代表进驻了学校，让我回校复课闹革命。当时好像叫“军训”。

军训开始后，各班红卫兵组织全部解散，实行全校大联合。大联合后成立了新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包括军代表、教师和学生组织代表。我们“劲松”被定性为“保守”组织，没有推选代表的资格。

大联合之后，学校并没有真正复课，也没有印象搞军事训练，而是继续搞运动。

不久军代表撤走，学校重新进入无政府状态，我又不怎么去学校了。

印象中学校还有学生代表组成的红卫兵总部，但到底它是个什么存在状态，是否管事，已记不清了。

清风修竹

钢铁兵团

——岁月划痕之六十二（上）

1967年2月11日凌晨，我被新北街上传来的口号声惊醒，口号声忽远忽近，像是由行驶着的卡车上的人群发出的，且这样的汽车不只一辆。我屏息静听，辨别出人们呼喊的口号是“黑八一，就是黑！”“彻底砸烂黑八一！”

我知道保定“农造派”中有个组织叫“八一总部”，据说成员有3万人之多，在“一·二三”夺权中它还是主力呢。此时保定已成“农造派”的天下，有谁敢“砸烂”它呢？难道已转入地下的“红一司”卷土重来了？

天亮之后才知道，喊口号的不是“红一司”的人，而是“农造派”的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八一总部”竟然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被解放军在此日凌晨武力镇压了。据说部队出动的兵力达27个连队之多。

从捡到的传单得知，镇压“八一总部”的是“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一般简称“粉反”）。听说这个指挥部是由河北省军区和69军与一些“农造派”的组织联合组成的。

此后，“粉反”继续镇压“农造派”中与“八一总部”有关联的组织，“红总司”和“农大造反团”等“农造派”核心组织也被迫解散。

解放军不是支持“农造派”吗？怎么这么大规模地镇压“农造派”的组织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些快意，因为这正是持“红一司”观点的人想看到的。

在镇压“八一总部”后不久，解放军又开始对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军训”，并促使各校实现了“大联合”。

4月上旬，在各校“大联合”的基础上，全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保定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一般简称“红代会”）。我们五中的红卫兵总部在其中也有一席之地。我不是五中红卫兵总部的成员，不清楚它的组织情况，好像从它成立之后，我就不怎么去学校了。

4月中旬之后，一些在“大联合”中解散或在“2.11镇反”后垮台的造反组织纷纷新生，重新杀向社会，其中包括“农造派”的核心组织“农大造反团”。支持此类行动的人，称这股潮流为“四月洪流”，而称“2.11镇反”为“二月逆流”。新生的这些组织都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而称其对立面为“保守派”。

我自1967年初参加红卫兵组织，基本都在本校活动，对社会上的情况不很了解。但我很想从这纷乱的局面中看出个眉目，于是经常到街上看大字报，并不时到河北农大看看，因为河北农大是保定当时唯一的一所大学，我想当然地认为农大的大字报水平更高一些。

5月份，我还去过保定市评剧团，因为评剧团的造反组织“革命红楼”突然崛起，成了反对“四月洪流”一派的领头羊。

“革命红楼”反对这些造反组织新生，说杀出“大联合”是破坏军训成果，是无政府主义。并声称谁反对“2.11镇反”，就是反对解放军，就要砸烂谁的狗头，就要和谁血战到底！于是支持“2.11镇反”的人都站到“革命红楼”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新的派别，叫“红楼派”。

“革命红楼”的名字据说也有些来历，他们在筹建时曾在评剧团的小楼开会，对立面因此就称他们为“小白楼”，他们为回击诬蔑，就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革命红楼”。

“革命红楼”成为支持“2.11镇反”一派的领头羊之后，反对“2.11镇反”的人则称它为“小修楼”（修正主义）。

我对这个神秘的小楼很好奇，特意到评剧团一探究竟，结果很失望，原来就是一座普通小楼。

我们保定五中有点儿后知后觉，直到社会上基本形成了支持和反对“2.11镇反”的两大派后，才有组织从“大联合”中杀出来。杀出的组织叫“钢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斗兵团”，站在反对“2.11镇反”的“农造派”一边。它好像是由原37班“钢铁兵团”和原42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一些其它组织共同组建的，成立时间是1967年5月8日。这些情况我不敢确定它是否完全准确，因为在其成立初期，我基本上与之没有接触。

大约在5月底的某一天，我目睹了一次五中红卫兵总部围攻“钢铁兵团”的武斗。因为我以前是“劲松”的成员，是“钢铁兵团”的对立面，有人便兴奋告诉我，说这天天黑之后要攻打“钢铁兵团”占据的中楼，并让我一定到场，为他们助阵。

社会上的武斗我已听说过一些，但还没有亲眼见过，于是就抱着看稀罕的心态在天黑后来到了学校。中楼北边的平房前已聚集了不少红卫兵总部的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而楼上“钢铁兵团”的人明显要少得多，看来他们没有得到有人要突袭他们的情报，因此没有多少人守楼。不过“钢铁兵团”的人平时就做了防止攻楼的准备，在东西两个楼梯上都堆了课桌和凳子，留出的弯曲小道只有侧身才能通过，而此时楼上的人又采取了临时应对措施，用凳子将弯曲的小道也堵了起来。

攻楼行动开始后，红卫兵总部的人开始由下而上地清理课桌和凳子，楼上的人则挥舞着桌子腿叫骂。经过艰难的清理，下面的人终于接近了上面的人，但上面的人居高临下，用桌子腿向下乱打，还不时扔下凳子，攻楼的人几番冲击才攻上去，但很快又被楼上的人反击打下来。此时双方都有人受伤，红卫兵总部的人担心出大事，最终放弃攻楼，撤兵了。看到战斗这么快就以失败告终，我很有些失望

6月上中旬，我们保定五中红卫兵总部被红代会开除，五中“钢铁兵团”被吸收为正式成员。原38班的“烈火”、“39班的“红色造反团”重新拉起队伍。五中红卫兵总部随之散体。“烈火”和“红色造反团”都站到“红楼派”一边。

因为“红楼派”得到河北省军区的支持，而河北省军区与省地市委关系密切，所以原“红一司”的人都愿意加入“红楼派”。我们“劲松”没有新生，一些成员参加了“红色造反团”或“烈火”，我没有跟着参加，因为我担心得到“红一司”骨干们认可的“红楼派”，有可能是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来的“保守派”，我不想再被人骂一次“老保”。

产生这种想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红代会开除“五中总部”后，吸收了五中“钢铁兵团”，而没有吸收五中“红色造反团”和“烈火”，说明红代会这个保定红卫兵的主体组织不认可“红楼派”。二是38军明确表态，支持“农造派”。 38军是2月中旬69军移防山西后从东北移防保定的。他们与省地市委没有利害关系，观察判断肯定更为客观。他们“支左”选择了“农造派”，说明他们也不认可“红楼派”。

之后，我亲眼目睹了发生在河北农大的“六·二二”武斗事件。6月22日下午，我去农大看大字报，正好赶上了“农造派”围攻农机楼。听说是因为“农大联总”和“农大东方红”的人抢了“农大造反团”的材料，“农大造反团”才招集了援军围攻讨要。为阻止围攻的人进入农机楼，“农大联总”和“农大东方红”的人从三层楼顶向下面的人投掷石块、砖瓦、农机零件。我脑海中还有当时场面：楼下的围观人看到楼上有石块飞来，便如退潮般后撤，之后又慢慢回拢，不断地反复……到天黑的时候，围攻也没有取得进展，但损失惨重，有多人受伤。后来解放军前来制止武斗，劝人们离开，我就离开了农大。

第二天，听说围攻农机楼的武斗还在继续，不过我没有再去围观。

6月24日清晨，我在家就听到了农大“联总”、“东方红”的高音喇叭播放的哀乐以及对“农造派”的控诉。原来在6月23日的武斗中，“农造派”最终攻下了农机楼，造成“联总”、“东方红”4人死亡。广播中不断地播放“烈士”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位叫“勾锡坤”（音）。

我上街探听情况，发现公安局的大院里也在播放哀乐，原来在攻楼过程中“农造派”也有3人死亡，他们也在搞哀悼活动。我记得其中一人叫陈大水。还有一位是我的内蒙兵团战友小齐告诉我的，叫郭志敬（音），是小齐所在的七中“井冈山”的头头，小齐说郭志敬是个非常好的人。

事后听说，我们五中“钢铁兵团”也有人参加了围攻农机楼的武斗，不过我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他们。据参加围攻的人透露：农机楼攻下之后，胜利者等在楼口，殴打被赶出来的每一个战败者，打得非常解气。

这事虽由农大“联总”、“东方红”抢东西引起，但“农大造反团”组织人强行攻楼无疑是造成这么大伤亡的主因，我本应同情被围攻的一方，但我却同情不起来，总觉得“农大造反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联总”、“东方红”不过是投机分子。通过此事我发现自己已完全站到“农造派”的立场上来了。

清风修竹

钢铁兵团

——岁月划痕之六十二（下）

大约在7月初，我加入了“钢铁兵团”。介绍人是37班的老贵儿同学，我俩虽不在一个班，但因为上学走同一条路，就成了好朋友。我的原“劲松”战友崔同学、程同学也加入了“钢铁兵团”，另外，我们36班参加“钢铁兵团”的还有伟同学。

加入“钢铁兵团”后我才知道，与它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个由老师组成的造反组织，名字叫“千重浪战斗队”，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就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名字无疑取自毛主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但用的不是诗词的原义，而是字面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个组织有力量，势不可挡吧。

加入当天，我就领到了“钢铁兵团”的袖章。这袖章与我们“劲松”战斗队的袖章一样，上面的主体大字用的也是毛主席的字体。我知道“劲松”二字的出处，却不知这繁体的“钢铁”二字来自何方。后来听说毛主席给《钢铁小报》题过报头，我猜测着也可能是报头上的字吧。

文化大革命过后，我觉得这个袖章有点收藏价值，就把它放在了一个别人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可当我写回忆录再想找它的时候，连自己也想不起放在哪儿了。

参加“钢铁兵团”没几天，我就赶上了他们的选举。选举之前“钢铁兵团”也有头头，怎么产生的已忘了，可能是各班推举的吧。这次选举没有公布候选人名单，采取的是选举人自主提名投票，票多者当选的方式。选举当场投票，当场唱票，当场在黑板画“正”字，看上去挺民主的。在唱票中我发现，哪个班在“钢铁兵团”中的人多，哪个班的被选举人的票就多一些。最后结果，初二年级男生班42班的顺同学票数最多，当选为一号头头。初三年级37班的唐同学次之，当选二号头头。另外当选的印象中还有初三年级38班的蔡同学（文化大革命初期画《异曲同工》漫画的那位同学），初二年级的庆同学。还有一位女同学当选，是初二女生班43班的娇同学。我发现，我们36班的人没有互相投票，因为唱票时没有出现我们班同学的名字。

“钢铁兵团”原来的头头“大山药”普同学没有当选，我猜可能是37班同学为保证投票集中，把票都投给了唐同学。但普同学在“钢铁兵团”中仍很有凝聚力。

参加了“钢铁兵团”我就想为它出点力，干什么呢？我想到了办宣传栏，因为我在我们班办过黑板报，这算是我的强项。

我把这想法与崔同学、程同学等一说，得到一致支持。于是我们便一起商量出什么内容，当时批判刘少奇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便决定搞刘少奇批判专栏。材料很好找，到处都是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参考正式发行的报纸不过瘾，因为都不直接点名，批判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红卫兵的小报火力更猛，不仅直接点名，还配有丑化的漫画。有同学就找到一本红卫兵组织出版的批判刘少奇的彩色漫画连环画，大概有三四十页，内容很全面，我们决定用它。

没有工具，我们跟学校财务打了招呼就去文具店购买，买了白纸，毛笔、平头笔，广告颜料。另外还买了一把放大尺，用它缩放图画又快又好。买回工具后，我们将中楼东侧楼下的乒乓球室辟为画室，因为在乒乓球台子上使用放大尺更为方便。

我先设计了通栏栏头，中间是字，两边是图，中间的字已忘记是什么，可能是“大批判专栏”之类吧，两边的图还清晰记得，左边是一个倾斜的钢水包正倾倒火花四溅的红色钢水，自然是示意“钢铁”，右边是一重又一重向内翻卷的蓝色海浪，自然是示意“千重浪”。

画好栏头，我又开始依照那本连环画画批判刘少奇的漫画。先用放大尺和铅笔画出轮廓，再用毛笔描成墨线，然后用平头笔上色。由于使用了放大尺，并完全参照原画上色，画好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幅的画面：下巴上长着大胡子的刘少奇，把自己套在一个镜框里，嘴里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刘克思？”（大意）

画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先画好的通栏栏头长度有限，下面放不下全部漫画，最后只好能放多少算多少，放不下的以后再续一期。专栏下面的署名是“钢铁战斗兵团”和“千重浪战斗队”。不过署名时我并没有征求过老师们的意见，想当然地就代表了他们。

整个专栏画好后，我们把它贴在了中楼和北楼间那排平房的山墙上。我们钢铁的人看后都说，比“烈火”办的那个专栏强多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我对我设计的那个栏头尤为得意，每次经过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

不过后续的一期并没有出来，因为此后各组织已不再满足于“文斗”，而是开始“武斗”，“文攻武卫”的口号一喊，我再也没有心思办专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