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功课
　　          ——岁月划痕之三十七
　　从网上看到一篇比尔·盖茨的文章，好像是出自中学的课本，叫做《功课很重要》。因为他辍学创业取得巨大成功，不少人就向他咨询，是否可以效仿。他的回答却是“功课很重要”，他给的建议是“尽你所能，获得最高最好的教育。”
　　看到比尔·盖茨把“在校学习”称为“功课”，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上小学时就这样说，学习好称作功课好，做作业称作做功课。也许这微妙的文字差异是翻译造成的，但我宁愿相信比尔·盖茨和我一样，也在怀念着过去的学习生活。
　　说起小学的学习生活，“功课”上的事我还真是没记住多少。这恐怕与我有近半时间学习懈怠有关。小学一年级上半学期我是好学生，基本上都得5分，那会儿是5分制，5分就是最好了。一年级下半学期主动投靠大王子之后，心思就逐步向玩儿上转移。二年级期末虽然大王子调走了，可我的心已玩儿野了，收不回来，三年级、四年级基本上就是瞎混，还经常逃学去看小人书或听评书。到五年级下半学期才知道好好学习，到六年级才玩命学习，因为要应付升学考试。
　　记得小学时看过一本反映学生生活的相声剧本（书名忘了），其中有一篇说到，开始时努力学习，作业本上老师给打的分数，个个都像昂首挺胸的鸭子，5分啊！后来光玩儿，鸭子都转身耷拉了脑袋，成2分啦。再后来知耻后勇，作业本上的鸭子又抬起了头。我小学的学习经历与这篇相声中说的差不多。
　　回想小学6年都学了点儿什么知识，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体育课好像除了玩儿，没记住什么专业知识。
　　音乐课倒是学过几首歌，但没有一首经典，也没有学会识谱。记得老师教过这样一首歌：“养猪好啊养猪好，养猪的好处真啊真不少，社社户户多养猪，造出万车好肥料，地里庄稼添成色，农业展翅大飞跃。”只是我把“添成色”听成“添橙色”，怎么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虽然喜欢画画，但对图画课没多大兴趣，因为净画我不喜欢画的玩意儿。比如教图画的男老师就让我们画大肥猪。可我们图画书上没有这个内容，不少同学喊不会画，他就在黑板上画一只，让我们照着画。为什么音乐老师、图画老师都瞄上猪呢？我有点儿奇怪。后来看到街上出现不少“大养特养其猪”的标语，才知道不光是老师们对养猪产生了兴趣。
　　历史课我基本上记住了各朝代更替的顺序，就是晋到隋、唐到宋这两个过渡阶段的那些国家记不住。另外还记住了秦朝建立在公元前221年，因为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题肯定要考。
　　地理课知道了有关地球的知识，还背了省名儿和省会名儿。
　　自然课记不起到底学了些什么，感觉是学了不少科学方面的知识。
　　算术课是主课，我们学了四则混合运算，分数、小数、百分数，简单的面积、体积计算。还有珠算。具体的就记得小学最后讲的是如何计算体积。我也算过开着排水管给水池子注水之类的算术题，当时就觉得不合理，没有人家姜昆想得远，人家在相声《着急》里提到这类题时，还想到了国家的水资源紧张呢。
　　对于主课语文课，我喜欢课本，不喜欢上课。课本里的一些课文还是挺有意思的，记得一年级课本里有篇课文叫《秋天来了》，寥寥数语就写出了秋天的特征：“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行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不少课文还配有插图，看着赏心悦目。
　　还记得有篇课文是首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感觉好有气势。
　　还有一些课文是古诗、古文，学明白了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像《观刈麦》、《核舟记》。好像这些课文现在已放到了初中来讲，可我们那时是小学讲的。
　　我不喜欢上语文课，主要是不愿意做“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之类的练习，特别枯燥无味，而老师似乎又把它当成了重点，讲篇课文就重复一次，烦死人。我喜欢听有关修辞的内容，可老师不怎么爱讲。
　　另外，我上语文课还有一“怕”，就是怕写作文，主要是不知写什么才对。老师说写作文不能没有中心思想，老师说写作文不能写成“流水账”，老师说写作文要讲究结构，老师说写作文要语言生动，老师说……我一提笔就想起老师的要求，就想尽量达到老师的要求，所以写哪句都觉着不对劲儿，往往费好大劲儿也开不了头儿。
　　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时，经常讲一些优美词句，优美段落，我对此印象深刻，提笔就想写美词佳句。比如，有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去莲池图书馆看书，回来让我们写作文，我上来就写了一大段的秋雨。因为老师讲过怎么写雨，而去的那天正好下雨，我便把下雨当成了写作的重点，还把老师讲过的“细雨霏霏”用在了里边。其实那天雨并不大，用“烟雨霏微”描写比较准确，可惜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么个词。我自己感觉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可老师给的分儿却不高，大概是因为阅览图书的内容写的太少了吧。
　　不过，我有一篇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文曾得了高分，还被老师表扬。那篇作文我写的是老家饶阳发大水的事，我说旧社会老家发水百姓水深火热，新社会消除了水患百姓幸福无边。而实际上解放后也多次发水，水患还在治理之中，我是在睁着眼儿说瞎话。
　　这篇作文得了高分，我心里总有点儿不安，担心老师知道了实情说我不诚实。可后来发现，老师并不那么较真，比如写“做好人好事”的作文，好多同学写捡了钱交老师，老师没收到他们的钱，肯定知道他们瞎编，可老师并没有批评他们不诚实，该怎么打分还是怎么打分。
　　于是，我总结出个小经验，实在没的写就瞎编，只要有鼻子有眼儿，编得像那么回事就行。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个“绝密经验”老师早就知道，在我们升初中总复习时，还作为“法定”传授给我们，说考试时如果作文要求写的内容，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不熟悉的，不要惊慌，更不能放弃，要调动平时的生活积累，靠想象来写。我一听，这不是鼓励瞎编吗？
　　后来，老师又给我们发了油印的范文，有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记叙文又有写人的、写事的、借景抒情的。要求我们反复看，熟记于心，最好能背过。如果考题能扣上我们背的内容，就稍加改动地抄上去。
　　另外，老师还把一些同学写的优秀作文，也油印了发给我们看。在发的这类范文中，我还发现有一篇是大生写的。我对大生的学习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在丙班，他在乙班。看到他的作文上了范文，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老师除了给我们发范文，还发“范段儿”，有描写山的，有描写水的，有描写刮风的，有描写下雨的，有描写老人的，有描写儿童的，总之，我们考试写作文时有可能用到的，老师都尽量给我们提供范本。
　　老师对我们还是不放心，怕我们没有实战经验，怕我们没上过大考场到时候紧张，于是就组织模拟考试。听说老师们还开会押题，并把他们认为考试可能出现的题，提前让我们练习了。
　　这时期老师还让我们买了一本如何写作文的书，叫《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感觉王老师谈的和我们刘老师谈的也差不多，就是更系统，更全面。不过书里讲的有关写作文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刘老师讲得不多，我就在总复习的百忙之中挤时间看了一遍，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
　　对于数学的复习，基本上就是做模拟题，然后老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升学考试之前，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地位明显提高，不仅老师更加关注，同学们也另眼看待。比如有位瑞同学，一直默默无闻，可模拟考试总考高分，老师就经常表扬他。
　　我属于五六年级赶上来的，由于基础不扎实，发挥不稳定，勉强能归到学习好的一拔儿里。我可争强好胜，总暗着与几个尖子生较劲儿，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报了最不好考的保定二中。
　　那时保定市的初中入学率是多少已没有印象，反正是小学多（1957年市区有小学114所），中学少（1962年有国办中学17所，民办中学5所），有相当一部分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而重点中学仅有一、二、三中，想考入重点也就难上加难了。
　　还记得当年有关各中学缺点的顺口溜：一中不好考，二中房子少，三中搞对象，四中来回跑。后来又加上：五中大水淹，六中过铁道。再后边的中学就没听到过有什么说法了。当时人们心目中最好的还是二中和一中。
　　我报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二中。第二志愿五中。第三志愿就是服从分配了。
　　在我的记忆中，升学考试只考了算术和语文。
　　我报考的二中，考场就设在这个学校。
　　我们先考的算术。进入考场后，我发现考场氛围和我们模拟考试完全不一样，监考老师的脸都像结了冰，看了就让你心里紧张。宣布考场纪律的声调是生硬而又严厉，听了会让你心跳加速。还没有发卷子，我的头就大了，懵懵的。卷子发下来，看着上边的字都在跳，忽忽悠悠花成一片。我强迫自己定下神来看题，觉得似曾相识，可又看不出个门道。我心里那个慌啊，害怕晕场哪个题都不会做了。
　　好在老师已给我们讲了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对方法。我按照老师说的，闭上眼睛，均匀呼吸，稳定情绪，之后再看，果然能看明白题了。趁着脑袋电路接通，我赶紧开始做题。
　　可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不少同学都在回头儿，这才注意到教室里多了一位医生，原来有人晕场。监考老师说，有医生处理，这位同学不会有事，大家赶紧继续做题。可我总放心不下那位晕场的同学，不由地就抬头看一眼。直到医生扶着那位晕场的同学出了考场，我的心思才又回到考卷上。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可还是想知道他是否回来了。
　　不知是不是受了此事影响，我没有做完最后一道题，一道十几分的大题。
　　算术没考好，就盼望语文考好点儿，多拿点儿分，可我在作文的选材上又出现了小失误。作文的题目是《我学会了一件本领》，我要是写学做饭可写的细节会更多些，像王大娘怎么教我啊，我怎么攻克难关啊，母亲怎么感动啊，有好多可写的，可我觉得这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就没想到男孩子写学做饭才更有亮点），没选，我选的是学骑自行车。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学会骑自行车，也就刚不骑“大梁”，坐到座子上，有汽车在身边一过，还会紧张得只顾掌把，不敢蹬车。
　　我在作文中主要写了学的过程，侧身溜，掏腿骑，骑大梁，最后坐在座子上骑。基本上没写什么生动有趣的细节。出了考场后我就想起，应该把学车时“怕撞哪儿偏撞哪儿”、撞了老头儿道歉不灵人家就是不依不饶等细节写进去。当时怎么没想到呢？我那个懊恼，估摸着作文的分儿是高不了。
　　算术少做了一道大题，作文写得不理想，我觉得自己可能考不上中学了。
　　分数下来了，还不错，虽然没有达到二中的录取线，但达到了五中的录取线，我被五中录取了。
　　我们班考上二中的有和我打过架的蔡同学，有瑞同学，有陈同学。程同学也是考的二中，他和我一样，也被分到了五中。农同学考上了五中。梁同学考上了三中。王同学考上了四中。其他同学就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面子上有点儿过不去，可母亲很满足，说考得不错。因为她是和我们胡同中的孩子比较的。喜子没有考上，他父母安排他拜师当了木匠。斗儿和大生也没有考上。他们于第二年考上了新成立的半工半读中技学校——保定市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是保定市商业局主办的学校，毕业后将在商业系统就业。小儿考上了保定八中。母亲感觉我还是考得最好的呢。
　　另外，5号院“门楼头”的哥哥也没考上中学，他去了保定胶片厂。文化大革命中，保定市安排工宣队队员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领导、管理、再教育，“门楼头”的哥哥竟然就是工宣队队员，看着他戴着工宣队的袖章，神气地在街上游行，我心里很不服气。

清风修竹

　　            税务角
　　         ——岁月划痕之三十八
　　在中国的不少城市中，都有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这类名称的街道，我的家乡保定也如是。
　　保定的城墙没有拆除的时候，这四条街是出入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要道，也是城内最主要最繁华的街道。东、西、南三街相交于税务角，而北大街侧向东移了一个路口，与东大街相交，正对着保定有名的佛寺大慈阁。
　　税务角处于城市中心位置，又四通八达，自然是保定的市中心。此处称税务角始于元代。宋未保定城毁于战乱，元朝都元帅张柔重建了保定城。当时保定路要征收大量商税，便在税务角这个闹市通衢设立了税务官署，而此处位于三街一巷的拐角处，人们便称这个地方为“税务角”。
　　我是1954年从老家迁到保定市的，所住的相府胡同就位于税务角的东北角上，出门去东西南的方向都要经过此处，可以说我认识保定，就是从税务角开始的。那时候南大道向北对着的是杨淑胡同（60年代初杨淑胡同才扩建为新北街）。从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出来，沿着杨淑胡同向南走二三十米，就是税务角。
　　税务角周围几乎都是商业门店，父亲工作的美利金笔行就在西大街南侧，距税务角也就十来米远。我们搬入相府胡同之后，父亲就带着我去金笔行玩儿。
　　这家私营的金笔行虽沾了“金”字，听起来很气派，可实际上很狭小，门店是一座宽仅三四米的二层小楼。它被两边的楼房挤压着，显得可怜巴巴的。印象中它只有下面那层对外营业，员工很少，也就几个人。进门后是一溜儿柜台，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钢笔、金笔。它不仅既销售钢笔，也修理钢笔，我知道父亲就会修钢笔。
　　门店的里面还有一间屋子，没有窗户，全靠门口进的那点光照亮儿。里边摆着一些旧的橱柜，有一架木梯通到楼上。楼上有什么东西已不记得，只记得有一个很老的老头通常会在楼上。他的腰弯得很低，也不与人说话。他是干什么的？当时似乎没问过，现在想来，不像老板，不像员工，没准是值夜看门的吧。
　　父亲在那儿当会计，可我记得他也在门店站柜台。那儿的经理姓张，我和母亲刚到保定时就曾在张经理家住了一个月。那儿的老板是谁，就不知道了。
　　去那儿我玩的最多的是钢笔的包装盒。那盒子略大于钢笔，是细长的方形，打开时底部和盖子可分开。盒子用硬纸做成，非常精致，我特别喜欢。
　　记得有一次，那里的叔叔伯伯给我攒了一堆小纸盒，并一层层交叉码起来，用绳子捆好，让我拿回家去。我兴奋不已，提着这一“方”小盒子出门就往家跑。可过马路时我不知被什么一绊就摔倒了，正好有一个人骑车过来，躲闪不及，竟从我腰部轧过去。我吓得不知道疼，也没敢哭，从摔散的小盒子中胡乱捡起两个，一溜烟儿地跑回了家。这事我谁也没敢告诉，因为我感觉自己闯了大祸。
　　在金笔行的对面，有家药店，叫乐仁堂。是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楼的前部都做了水刷石，显得特别结实，窗户是可窗的通体大玻璃，看着很洋气。里边卖西药，看着比中药铺更可信。
　　在乐仁堂的东边是一条很小的胡同，喜子的姐姐结婚之后住到这个胡同的一个小院里。
　　这条小胡同的东边是全兴酱园。它位于税务角的西北角上，门脸儿面向南开。
　　保定的酱园行业源远流长，北京酱菜行业的“老酱园”、“京酱园”、“南酱园”三派中，“老酱园”派就源于保定，它的代表是有名的“六必居”。解放前酱园业是保定的重要产业，1943年时保定的酱业公会就有71家商号。传承至今的有保定知名特产“槐茂”酱菜。离我们家近的酱园除了全兴，还有涌源，在南大街上。
　　“全兴”的门店房子很老旧，门脸儿全部由木制门窗构成。营业面积大致有三四十平方米。柜台非常旧，也不干净。柜台里面满是大缸小缸，缸里是酱油、醋、甜面酱、豆瓣酱、虾酱、腌萝卜、腌辣椒、疙瘩头、小酱菜等几十种酱园的产品。其中比较独特的是腌“春不老”。这种酱菜口感嫩脆，有独特的香味。据说也曾被列为贡品，与铁球、面酱一起，被称为“保定三宝”。
　　“全兴”的员工，也如它的门店一般，都是老眉砢碜眼的男性。虽然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童叟无欺，绝不会因为我是小屁孩就带搭不理，但我并不怎么喜欢他们，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秘密。他们的柜台下藏着一个大笊篱，有时会用它偷偷地捞缸里蝇蛆。那儿的缸上虽然盖有纱盖，他们也在努力地打苍蝇，但苍蝇们的后代还是进入了缸中。每次去打酱油醋，看到飞舞的苍蝇，我就不由地想起缸里的蝇蛆。
　　我也曾把这一情况告诉母亲，但她说没事，还说做面酱的时候就用脚丫子踩，要那么讲究就什么都别吃了。后来我发现母亲竟然也那么处理长了醭的酱油醋——纱布过滤一下继续吃。那时候的酱油醋放上十天八天就长醭，而现在放几个月也不长，不知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全兴在杨淑胡同拓宽前并不把角。当时税务角四角都是什么门店已没有印象，现在记起的都是新北街建成后把角的门店了。
　　全兴的南边，也就是税务角的西南角，是一家叫做“史三和”的乐器店。和全兴一样，这家门店也是单层中式建筑，木制门窗，但门窗都刷了鲜亮的红漆，玻璃也擦得很透亮，显得更有生气。印象中，它是保定最大、最专业的乐器店。
　　史三和东边的门店，也就是税务角东南角的门店，是父亲带我吃馄饨的那家饭馆。它位于东大街。开始叫什么名字给忘了，只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叫“第五食堂”，而且不再卖馄饨，只卖窝头。为防止顾客变修，窝头还得顾客自己端。记得有南方来的红卫兵吃了这儿的窝头大呼上当，说：“看着金黄的像甜糕，怎么吃着划嗓子眼呢？”
　　这家饭馆的北边，也就是税务角的东北角是家电料门市部。我们胡同秋生的姑姑（我也叫她姑姑）就在这个商店上班。她曾于1982年11月下旬帮我买了一台处理的天津产的北京牌的黑白电视。那时电视还是极度紧俏的商品，非常难买到，秋生的姑姑帮我先睹为快，我一直心存感激。
　　这个门市部的东边是五金交电商店，感觉电料门市部就是这个商店的一部分。这个商店里边也卖油漆之类，再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个专门的油漆店（也买染料）。因为听说我们房东以前就是保定油漆行业的大老板，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油漆店也是我们房东的。
　　油漆店的东边是国光文具店。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从私营的美利金笔行调到了这家国营的文具店，还是担任会计。调入国光文具店之后，父亲就算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还是国营职工呢。原来的金笔行关了张。
　　文具店的店面什么样，已记不太清，只记得后面是个大院，院里的房子是仓库，但也有人住。那人老且病，要喝煮梨的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把水果煮熟了吃，觉得怪怪的。
　　在那个后院，父亲的同事给了我一张画片，纸很硬，画面光亮鲜艳，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从这张画片上我见到了一些听说过的动物的尊容，也知道了一些未曾听说过的动物，如犀牛和犀牛鸟。还有人告诉了我二者的共生关系。那张画片我保留了好长时间，经常照着它画动物。
　　父亲的同事中，有个叫老何的，父亲让我叫他何大大。我叫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叫，因为他几乎每次和我玩，都要把我逗哭。记的有一次是抱着我的头亲我的嘴，还在我嘴里吐口水。更多的是强迫我管他叫爸爸。这个老何高高大大，脸很黑，说话声音很大。他好像也很愿意和别人逗。
　　国光文具店的东边是一家外店里居的修车铺，再东边就是相府胡同的南口了。
　　好像父亲调入时间不长，国光文具店就搬到了马路对面。它的店面我还有印象，从外边看，大廊檐下边，是两个大玻璃展品橱窗夹着一个两扇的木框玻璃门。所有外露木构件都刷着大红色的油漆。进到里边三面都是柜台，柜台后边的货架上是本、纸、笔等文具和各类办公用品。里边两角上都有门，一个通屋，一个通院儿。
　　父亲在那儿的职务是会计，他干些什么，我没有看到过，只看到别人在站柜台。我上学后多数的文具都由父亲从那儿买，到我自己会买的时候，父亲已调到第二炼焦厂，去支援“大炼钢铁”了。
　　由国光文具店向东走，不远就是保定有名的大舞台。据说以前这个地方是保仁水社（民间消防组织）。1914年保仁水社集资兴建了大舞台，那时候叫戏园子。解放后，大舞台仍是保定的主要剧场。
　　听大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大舞台”演出的戏，我也有了兴趣，一直盼着能进去看看。后来父母终于带我进去看戏，由于是在晚上，而且总是咿咿呀呀地唱，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一直睡到散场。戏里演的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大人谈论过许多演员，但我只记住了唱京剧的马又良和唱评剧的新艳琴。
　　后来，大舞台上演连本大戏《呼延庆打擂》，我特想进去看。因为我听过几次评书《呼延庆打擂》，每次都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就是不讲“力劈欧子英”（说书的把“欧”念成nou），气得我就不听了。我觉得唱戏不会“下回分解”，肯定能看上“力劈”，就想混进剧场听蹭戏，可剧场收票的始终在门口坐着，我也没办法。王大娘喜欢看戏，她倒通过熟人进去了。
　　我持票在大舞台看的第一场戏是京剧《白蛇传》，白娘子是男的演的，感觉比许仙还高，虽然他唱得不错，可我看着还是心里别扭。之后，还看过评剧《万水千山》，现在还能记起一句戏词“何时才能到陕北延安”。粉碎“四人帮”之后，大舞台上演过话剧《于无声处》，我看到了海报，没有看戏。九十年代初，兴起跳舞热，大舞台改成了舞厅，就再也不演戏了。
　　税务角向南是南大街。其靠近税务角的这一段曾叫“鼓楼北”，因为南大街与裕华路交叉路口北侧有一座鼓楼，也就是 “上谷八景”之一“横翠朝晖”中的“横翠楼”。1950年市里修建裕华中路时嫌它碍事，给拆了，“鼓楼北”这个街名也就没了。在我的印象中，南大街鼓楼北这段虽有不少临街铺面，但没有什么知名的店铺。后来，保定市百货站建在了其西侧靠近税务角的地方，但那儿没有门店，好像只做批发。
　　税务角向北是杨淑胡同。杨淑胡同也有不少临街铺面，同样没有什么知名店铺。保定市卫生局门诊部设在了这个胡同的西面。杨淑胡同拓宽时拆的主要是东面，门诊部完整地保留下来（80年代改建为保定市急救中心）。我的印象中卫生局机关也曾在这里办过公，它的一个大厅中放着乒乓球台子，我和胡同的孩子曾偷偷到里边打过乒乓球。
　　在保定城区的不断扩张与发展过程中，税务角的中心地位逐步丧失。而今，除了乐仁堂仍在坚守，其它老店铺已经拆尽，它已泯然众街矣。
　　
　　

清风修竹

　　         洪水与五中
　　             ——岁月划痕之三十九
　　1963年8月的大雨下得真邪，从3号开始下，一直下了七天七夜，直到把保定城下成了泽国。
　　开始下的时候人们倒也没有感觉什么不正常，因为第一天只下了挺小的小雨。第二天虽然雨大些了，也只是普通的大雨。第三天雨才真正大起来，转成暴雨。
　　那时候，我小学已经毕业，而中学还没有开学，正好有心情也有时间观雨。我们院房子的屋顶都是向院里前倾的，上面的雨水都要流到院中，而全院只在东北角两房间的夹道小墙下有半砖大的一个排雨小洞，大雨倾盆时水就不能及时排出，院里也就积满了水，站在屋子门口就能欣赏满院飞雨、水漫台阶的景象。
　　此时，雨声淹没了一切，耳廓中只“哗哗”声，这单调让世界显得更宁静了。积水完全覆盖了铺在院子地面的碎砖，汇成汪汪一片，水面上笼罩着朦胧的雾气，显得遥远而又辽阔。密密麻麻的雨点急遽地射向水面，激起无数的水泡，连连绵绵，让人想起古战场上那千军万马扎营的壮观景象。连绵的水泡，在风声雨声中起起灭灭，不停地变幻，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第四天、第五天，连降大暴雨。雨大得像瓢泼，是雨点儿挤着雨点儿，雨点儿追着雨点儿。那聒噪急促的雨声，让人听了都喘不过气来。屋顶上飞溅起一尺多高的水线，像突然冒出的白花花的衰草，乱糟糟地晃人眼。我再也没有观雨的心情，因为我们家的屋子已漏得一塌糊涂。
　　我们家的房子是白灰罩面的屋顶，这种屋顶大多都有一些小裂纹，应付小雨没问题，大雨有时就会漏。漏了我们要到房管所报修。我们院儿的房子本来是私有出租房，1958年市里对私有出租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改为了国家经租。国家经租后房子的出租、管理、修缮都归了房管所，所以我们的房子漏了要向房管报修。房管所接到报修也会派人来给来抹一抹，但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后抹上去的灰不久就会与老灰分离，成为两张皮。
　　从下雨的第三天开始，我们家的房子就开始漏，之后是漏点越多越多，漏得片儿越来越大，家里能用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雨水。最后是全屋无处不漏，连成一片，连呆的地方都没有了。当然也就用不着锅碗瓢盆来接了。
　　更糟糕的是漏水洇湿了窗户和夹在窗户间的柱子，而家里电灯的拉线开关就安装在了柱子上，窗户和柱子都带了电，一碰就麻酥酥的，灯绳也湿了，不敢碰，只好黑着灯。
　　胡同里像我们家这样情况的不在少数，街道干部们着了急，因为当时的房子都是外砖里坯的夹心房，里面的墙洇湿了就可能坍塌，一旦砸死人可就成大事了。于是街道干部们挨家挨户地检查，并紧急商讨解决之策。最后，她们与我们上坡的清和园澡堂协商好，澡堂暂停营业，让漏房严重的住户搬进去。
　　澡堂的房子相对来说要好一些，是两面坡的瓦顶，基本没漏。里边还有供浴客休息的床，搬进去就有睡觉的地方。漏房的住户听说有这样的好事，都争着报名。街道干部根据漏房的程度安排了入住人员。我们院儿的住户都搬了进去，其它院儿也搬入了不少人。
　　澡堂里顿时乱成一锅粥，人们不仅把被褥搬来，连衣物和值钱的家什也都搬来，怕房子倒了都埋在里边啊。由于每户给安排的地方都很小，基本就是对脸两张床的一个小单元，所以里面到处是人，乱哄哄的说话都听不清。可孩子们兴奋，还在通道里跑来跑去，一点儿也体会不到家长们受灾后的心情。
　　在澡堂，我听大人们议论，护城河的水要出槽了，就特意趁雨停的间隙去北关看了一趟。只见护城河里的水已漫过小桥，溢上河岸。那水有些浑黄，势头汹涌，看着着实吓人。
　　第六天，雨势比前两天小了，转为暴雨，但河水继续上涨，涌进了市区。下午我去看的时候，北护城河的水已顺着新北街漫过瑯瑚街，快到梁家胡同口了。我觉得好玩儿，就跳到里边蹚水。蹚到瑯瑚街与新北街的交叉口时，看到马路边上的水篦子在向上涌水，涌出的水柱有半米高，有点儿像趵突泉。
　　街道干部们可没有我这样的心情，怕胡同进水，风风火火地招呼居民们在胡同口砌砖打埝。很快。梁家胡同、枣儿胡同、相府胡同都把胡同口堵上了。打的埝有半米多高，人们要跳着出入。
　　后来听说，是因为上游的水库崩了，破堤的洪水直泄保定，才造成了洪水入城。入城的洪水摧毁了不少房屋，房倒屋塌的灾民们都涌入城内的高处，寻找落脚的地方。我们附近的佛寺大慈阁里就住满了灾民，听说体育场环形的看台上也挤满了人。
　　还听说，中央和省里派了飞机来视察水情，并从北京、天津调运救生圈和食品空投保定，在体育场就空投了不少烙饼。
　　第七天，雨还在下，只是转成了大雨，漫到新北街的水已越过梁家胡同，快到枣儿胡同了，再涨就到了我们家了。我们家住的税务角一带，是全城的至高点，如果洪水淹到我们家，那就是全城覆没了。
　　第八天，雨终于停了，天儿终于晴了，谢天谢地，洪水最终没有淹到我们家。
　　后来听说，外地将灾情传的更邪乎，说视察水情的飞机飞到保定，只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站在露出水面的大旗杆的斗上，他看飞机转了一圈也救不了他，也跳水自杀了。你看这传的，合着保定一个人都没有剩下，全淹死了。所以保定的邮政通信恢复后，许多人都收到了外地亲友焦急问询的信件。
　　保定的此次特大洪水，虽然没有外地传说的那么邪乎，可灾情确实非常严重，大旗杆那儿都水深一米。据灾后统计，死亡31人，共冲毁房屋78523间，损失物资8415809元。受灾面积144992亩。其中，市区共倒塌房屋44183间。直管公房倒塌38.5%，有一万多人因公房倒塌没处住。
　　好在我们相府胡同没有进水，虽然我们家的房子漏得一塌糊涂，屋顶中部还有些塌陷，但天晴后屋里不再滴答水还能凑合着住。当然我们也报了修，可当时需要抢修的房子太多了，房管所已忙得焦头烂额，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派人来给抹了抹。至于屋顶塌陷是否属于危房需要翻修，来的人说下来再评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在此次特大洪水之前，有关保定市各中学情况的顺口溜，还只有四句：一中不好考，二中房子少，三中搞对象，四中来回跑。而水灾过后就又加了两句：五中大水淹，六中过铁道。因为五中紧靠护城河，又地势低洼，大水来了自然首当其冲。学校的所有房子都进了一人多深的水，说“大水淹”还是恰如其分的。
　　我小学毕业后考上的是五中，我入学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洪水留下的淤泥。
　　印象中是9月2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于校长讲了话。他要求大家发扬抗洪救灾的精神，抓紧清除淤泥，以尽快上课。
　　这位于校长在开学典礼露面之后，就很难见到了，听说他被市里抽调到外地去搞“四清”，基本不再管学校的事。没想到他竟因此逢凶化吉，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资派时，他算不算当权派存疑，他也就没有坐了“喷气式”。1971年春节前后保定市慰问内蒙兵团的保定知青时，他竟然成了慰问团成员，还专程看望了我们五中的同学。
　　开学典礼之后，师生们就开始清理淤泥。我们班负责的是学校的平房教室。这项工作还是挺不好干的，因为不光地上有厚厚的一层淤泥，桌凳上也积了厚泥，连墙上和窗户玻璃上都留下了泥水的印迹。
　　平房教室的阳面是大窗户，阴面是小窗户。小窗户离地有一人多高，但也没逃脱被浸泡的命运，玻璃上照样有一条条的泥印。我看地上的淤泥有人铲，桌子凳子有人刷，大窗户有人擦，就小窗户还没人管，就登着凳子爬到小窗户上去擦。小窗户的窗台空间很小，得蜷缩着干活，挺费劲的。
　　擦好之后我想下来，却发现凳子不知让谁给搬走了。于是便毅然地从小窗户上跳下来。可跳之前我没有注意，窗户下面有块木板，木板上有个钉子，而钉子尖又正好冲上，我落下时左脚不偏不倚，正好踩在钉子尖上，钉子尖一下就穿透了我球鞋的鞋底，扎入了脚心。我疼得大叫起来，脑门上立马出了汗。有同学赶紧去报告老师，老师来了赶紧扶我去卫生室。
　　没想到我们中学还有卫生室，我们小学是没有的。卫生室紧挨着学校的门房，在其东侧，是一间平房。大夫是一位和蔼的胖大夫，老师叫他霍大夫。霍大夫给我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还包了纱布，一分钱不要，我感觉当中学生真好。
　　扶我的老师问我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还要上医院，我说没事。这倒不是客气，我确实没把它当回事，照样踮着脚乱跑。
　　之所以扎了脚还乱跑，是因为我看到好多地方在晒书，好奇。学校里不少地方都支着铺板，铺板上放在被洪水浸泡过的书。书都曲曲绉绉的，不少都粘成了一坨儿。从书上的印章看，都是学校图书馆的书。我想找找有没有《封神演义》，就在铺板之意转悠。转着转着，一本叫《飞出地球去》的书吸引了我，我翻了翻觉得很有意思，就特意记了一下，准备以后借这本书。我记得书的作者是郑文光。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的科幻文学之父，还知道了他是我们保定人。
　　另外，我在学校东侧的老师宿舍的门前，也看到了这样的铺板，就过去转了转，发现除了有教学书，还有古典小说，其中就有《封神演义》。可我不知道那些书是哪位老师的，心想要是知道跟他借了多好。
　　在校园转悠一圈之后，对它有了一个基本印象。校园整体是个南北向的长方形，但东北方向缺一个角，后来知道那儿是保定市文教厂，西南方向缺一南北向的长条，后来知道都是民房。
　　校门开在了北边，临着花园街。进入校门后有一条砖砌的甬路，直通北教学楼。校门口的甬路东侧是门房，门房基本上总有校工值班。甬路西侧20多米处有一篮球场，篮球场西侧是几个堆着建筑垃圾的大坑，报到那天我曾在坑里捉到一只大蛐蛐。最西边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厕所。
　　北教学楼是二层，每层4间教室，楼梯在中部，走廊在楼南侧。
　　北楼南边20来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班清理的那栋平房。那栋平房西侧是教室，东侧是办公室。
　　这栋平房的南侧，是南教学楼。南教学楼也是两层，每层4间教室。在第一间教室与第二间教室之间设有一处楼梯，第三间教室与第四间教室之间设有一处楼梯，走廊在楼的北侧。
　　南教学楼的南边是操场。操场上有足球场，有沙坑、单杠等设施。在操场东侧有一条百米跑道，跑道东侧是一座礼堂。
　　礼堂北边是一个小院儿，院儿里有学校食堂，还有住宿生的宿舍。院子中央有一架葡萄。
　　这个小院的北边是几栋平房教师宿舍。教师宿舍的北边有一栋更长的平房，记得财务室就在这栋平房中，学校的后勤仓库也在这栋平房中。这栋平房的北边就是文教厂了。
　　在这栋平房的西侧北边，有一个很高的木架子，上面挂着一口钟，钟里的摆锤上拴着很长的绳子，拉动绳子就能敲响钟。上课下课我们就都听这口钟的钟声。后来知道敲钟的校工叫刘福海。这钟声传的很远，在我们家都能听到。
　　入校之后，我很快就发现，比我们高的年级都男生很少，一个班只有几个。怎么会这样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五中计划着要办成第二女中，所以男生招的少。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彻底实施，到我们这届招生就男女大体对等了。
　　保定五中成立于1956年，已办学七年，共招生35个班。班的名称就按招生顺序排，到我们这届又招了4个班，那就是36、37、38、39班了。我分到了36班。
　　我们的下一届也是招的4个班，就排到了40、41、42、43班，其中42班是男生班，43班是女生班。再下一届，因为又新盖了教学楼，招了6个班，就是44、45、46、47、48、49班。再之后就文化大革命了，学校不再招生，再之后的事就说不清了。
　　新教学楼是1965年上半年竣工的，盖在了操场的最南边，也是二层楼。这样它就成了南教学楼，而原来的南教学楼则成了中楼。新楼南边是学校的围墙，围墙南边是黄花馆小学的操场。我上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就在新楼二层上课，课间能看到黄花馆小学的学生踢球。那个小学是保定市的足球重点学校，球踢得好，我们经常在楼上观战。
　　我们自己则很少踢球了，新楼开建之后足球场就取消了，建了篮球场，我们就主要打篮球了。
　　另外，新楼盖好后，全校的教室都装了电铃，那个高架子上的大钟下了岗。刘福海不用再敲钟，到时摁电铃就行了。那电铃声音急促响亮，比大钟有震撼力，跟催命似的，我们听到就往教室跑。
　　

清风修竹

　　          中学同学及外号
　　                   ——岁月划痕之四十
　　1963年9月2日，我考入的保定市第五中学开学，我被分到了36班。我小学的同班同学程同学、农同学也分到了36班。初一新生班还有37、38、39班3个班。我小学的一位不同班的殷姓同学分到了37班。
　　除了程同学和农同学，班里我最先认识的同学是石同学，因为他是班长。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大，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被指定为班长的原因之一。班长人很好，不仅能和大伙儿说到一块儿，玩儿到一块儿，还处处维护大伙儿，有长兄之风。他爱给大家讲一些农村的故事，听着都很有意思。有时也讲“坏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他父亲是保定老调剧团的演员，唱旦角，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有时也会弄兰花指。他也能唱老调，每次班里搞联欢会他都要唱上一段儿，多数是《潘杨讼》里的唱段儿，唱的最多的是寇准的“两条龙相斗我在当中”。
　　班里的同学熟悉之后，就相互起外号，人们也给班长弄了一个，叫他“大洋马”。因为他个子高，走路有点儿甩脚，而马走路时要甩蹄儿，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
　　班长对他的同桌杨同学非常推崇，说他有学问，不但会背古诗，还会背古文。我很想见识杨同学的学问，就求他背几段，可他说什么都不肯。人们说这是真人不露相。不过，他知道的东西就是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都能说出个条条道道来。我喜欢听他白活，就整天跟他摽在一起，还去过他家。
　　杨同学属鼠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是“耗子”。后来37班、38班、39班都有同学外号叫“耗子”，为防止混淆，他的外号中又加上了他的姓。
　　杨同学个子高，较胖，很有力气。记得我们搬入新建的教学楼之后，他说他能推断楼上走廊的护栏。那护栏看着确实单薄，但还是没人相信他有那么大的力气。他为了让人们信服，还真的推了一把。他双手抵住护栏，腿成弓步，大喝了一声：“嗨！”，就全力推出，可护栏没断，他后脚上的鞋帮儿却“嘶”地一声裂了口儿。这戏剧性的一幕，逗得大伙前仰后合。他很尴尬，说以后换了鞋再推。
　　杨同学家住在东升街，比我离学校还远。我们这些离学校远的，下午放学后一般都不回家。因为中学不但早上有早自习，晚上还有晚自习。晚自习是晚7点上课，家远的孩子回去吃饭就可能迟到，所以放学后就在学校玩儿，等上完晚自习再回去吃饭。
　　晚自习前这段儿时间，我除了和班长、杨同学一块儿玩儿，还经常和其他同学一起钻到小树丛里去打牌、下棋。
　　我们学校的西边是民房，民房的地面比我们学校高出一米多（我猜着是为了抵御水灾垫起来的），这样民房边上就都有一米多高两米来宽的土坡。坡上长满小树丛，钻到里边玩儿谁也影响不到，不用担心爱学习的同学告状。我们在里边主要是打扑克、下象棋、下军棋。和我一起玩儿的最多是申同学和石同学。
　　我猜着申同学是1950年出生的，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庚寅二字，而1950年是庚寅年。申同学眼神不好，体检时确认视力为0.2，于是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零点二”。申同学性情随和，处事低调，我挺愿意跟他玩儿。
　　石同学家住双井胡同，离我们学校很近，可他也不回家吃饭，不知是家里没人做饭，还是贪玩不回去。石同学的嘴有一点儿凸，有人便把上英语课时学的单词“fox”（狐狸），作为外号送给了石同学。石同学爱笑，也爱逗，跟他在一起玩儿也是很快乐的。
　　我们在一起下棋都觉得自己棋艺不错，谁也不服谁，所以就天天较量。直到班里流行打乒乓球之后，我们才不再较量棋艺，而改为较量球艺。
　　上初二下半学期的时间，我迷上了无线电，一位姓李的小个子同学就跟我吹嘘，他的好友梁同学的哥哥搞无线电特棒，梁同学也懂。我立即向梁同学请教。梁同学便带我去他们家观摩。他家住在我们学校的南边，离学校非常近。他让我看了他哥哥安装的收音机，还借给我一个全铝壳的单只听筒。
　　我对梁同学非常佩服，这倒不是因为他懂无线电，而是因为他会做熏田鸡。此事也是李同学给我讲的。他说，梁同学的父亲就卖熏田鸡，梁同学和他的哥哥、弟弟都帮着捉青蛙，帮着加工。他们家做的熏田鸡小有名气，可好卖了。他还说，梁同学兄弟捉青蛙都是晚上去，打着大号手电，手电照到青蛙之后，青蛙就一动不动，等着你拿。他们出去一次就能捉半口袋。
　　一次，我去梁同学家还真的看到了正要熏的田鸡，一口大锅里放着锯末，锅上架着铁篦子，铁篦子上是穿好的田鸡。那竹签很长，穿在上面的田鸡已剥得只剩肉，盘在一起成了一团，整体看着像大号的糖葫芦。感觉着扣上笼屉点火就能熏了。
　　我虽没有看到过梁同学家的田鸡成品，但见过街上卖的，都熏成棕红色，闻着味道不错，不过我一次也没有吃过。我上小学时曾和程同学一起煮过青蛙，那效果没法和熏田鸡相比，所以我对梁同学有这手绝活还是很佩服的。
　　由于他家离学校最近，经常有好多同学去他家玩儿，跟打狼的似的，可他老父亲从不轰我们。不过他是最先离开我们班的，文化大革命不上课之后，我们都忙着串联，他却上了班。去的是保定第一棉纺厂，那时他应该只有16岁。
　　我们班里起外号成风，你没外号别人就不舒服，怎么也得千方百计地给送一个，于是人人都有外号。这位小个子李同学的外号是“老臊儿”。缘由是他上了小学还尿炕。听说，她母亲到处给他讨偏方，其中有一个偏方是，烙好葱花饼放在他褥子下边，等他尿过之后再让他吃。当然，这不能告诉本人，不然就吃不下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反正上中学时他肯定不尿炕了。至于梁同学，肯定也有外号，就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中学运动会的400米赛跑，也因此交了一位名叫虎的朋友。那次比赛是预选赛，还是中学的分片比赛记不清了，反正是不用考核，报名就能参加。我报了400米，他也报了400米，我们俩经常一起练习，也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他在班里朋友不多，因为他有个外号叫“老肝”。他的外号是与申同学那个“零点二”的外号一起获得的。那次体检时大夫要用手摸一摸肝脏，摸到他的时候说他的肝大，还给写在了体检表上。同学们就说他是肝炎，会传染，不敢和他接近，还给他起了个“老肝”的外号。我没那么多顾虑，自从一起练跑步之后，就经常一起玩儿，大串联都是与他结伴而行的。
　　这个时期，班里调入一位叫旺的同学，人们就叫他“老旺儿”。他一到班上，人们就对他刮目相看，因为听说他父亲是武汉军区的大军官，是由于战备顾不上照顾他，才把他安排到保定的伯伯家里。他是我们唯一属免的，年龄最小，可他学习一点儿不差，到了班里后就跻身好学生之列。
　　旺同学不但学习好，长得也好，还会打篮球，而且人品好，能跟同学玩儿到一块儿，很快他就和我成了朋友，并进入了男生经常在一起玩儿的那个小圈子。我们班有二十四五个男生，经常凑在一起玩儿的有十来个人，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基本就进入了班里的“主流社会”。我曾去过他家。他家也住在双井胡同，与我们班一位姓杨的女同学住一个院儿。1969年我去了兵团， 1970年他参了军。1974年3月底时，他到保定探望伯父，我正好在保定培训，我们见了面。分别时互留了通信地址，他留的地址是四川省崇庆县7860-51分队。
　　上初三的时候，我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崔同学。我和他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同病相怜。我俩都是入团积极分子，都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未能入团。我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他的父亲则参加过三青团。他的父亲在生物制药厂工作，据他说，他的父亲很积极的，不仅热心厂里的科研工作，还经常给报纸写科普的稿件。他还邀请我去他家看他父亲的那些见报稿件。
　　他家住在生物制药厂的宿舍，离市里可远了。他是班里少数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之一。与我一起去他家的是一位名叫型的同学。型同学是崔同学的好朋友，我和崔同学交了朋友之后，也与型同学成了好朋友。型同学家住物探公司，住的是楼房，楼梯是木头的，楼板也是木头的，走在上面“咚咚”响，也不知住楼下的人怎么忍受这长年的噪音。
　　我和型同学向北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崔同学的家。崔同学立即拿出他父亲发的稿子让我们看，稿子都贴在一本杂志上，把杂志撑得厚了不少。我翻了翻，发现稿件涉及好多方面的科学知识，觉得他父亲知识好渊博呦。另外，他们家还养了两只小白鼠，白鼠的笼子做得很巧妙，不但有楼上楼下，还有转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雪白的毛，红眼睛，粉尾巴，像迷你小白兔。它们能把转轮推转，看着真可爱，心想我要养两只多好。
　　崔同学在我们班很要求进步，被选为小组长。当了小组长后他特别认真，事事都管，而他个子又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干部”。虽然因为父亲的问题入不了团，受到打击，可他很坚强，依然积极如初。
　　型同学也很要求进步，但做事低调，所以在班里不显山不显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迷上了毛主席诗词，他借给我一本，是他父亲的，大字竖排版，没有标点，繁体字。我一首一首地抄，还试着给词断句，费老鼻子劲了，还是多数都没整明白。型同学的父亲在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应用地球物理工程公司这样的科技单位上班，还能读没有标点的毛主席诗词，还没有历史问题，我感觉比崔同学的父亲还牛。
　　由于我是入团积极分子，和团员同学接触得也就多了，当时班里的男生团员除了石班长，还有邵同学。他大概是初二时入的团。他是我们第一个在教室吹笛子的人，虽然也是刚学不久，没有我小学同学大徐吹得好，但不知怎么就触动了我，我也跟母亲磨着要了7角钱，买了支笛子，偷偷在家练。我不让他知道，但目标却瞄着他，一心要比他吹得好。可我和他交上朋友的时候，他却不怎么吹了，也不知练到了什么程度。
　　他是我们班的住宿生。我们学校在东边小院里安排了一些学生宿舍，家特别远的同学可以住校。学校对住宿生管理严格，有专门的管理员管理他们。夏天时午休我们可以不睡觉，去玩儿，去游泳，他们得老老实实地睡觉。不睡觉偷着出来玩儿，就可能被抓现行。记得学校曾在下午上课前的大喇叭广播中广播：“邵某某同学，午休不睡觉，出来偷葡萄，严重违纪。”原来，他睡不着就出来溜达，看到小院的葡萄都熟了，就想摘两颗尝鲜，没想到让偷偷监视的管理员看到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入团，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苗红根正，本人也积极上进，偶尔犯个小错也不算什么。
　　邵同学也有外号，因为他后脑勺稍大，人们就叫他“邵梆子”。后来又叫“四九梆子”，好像与女同学有关，但具体怎么回事已记不起来了。
　　我们班住校的同学共有3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叫伟的同学，一位姓朱的同学。
　　伟同学和邵同学的家长都是保定惠阳机械厂的职工，而惠阳厂是生产飞机螺旋桨的军工厂，是小三线企业，建在了满城的深山，他们不可能走读，只能住校。住校要有不小的花费，当时觉得能住校的同学，家族经济条件肯定不错。
　　伟同学，个子不高，肢体粗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日本”。他的家庭出身也不错，是工人，但本人有点儿调皮，所以没有被班长他们划入“积极进步”行列，到闹“红卫兵”的时候，他才彻底扬眉吐气。
　　朱同学是后调入的，瘦高的个子，近视眼，一口京腔，印象中是从北京转过来的。和他接触不多，只记住了有关他的几件小事。一是敢用手从煤球炉子中拿出红煤球儿。他们住宿生都在学校食堂就餐，由于定量，经常吃不饱。一次他们几个打赌，谁用手从火炉中拿出红煤球，谁赢一个馒头。朱同学为了这个馒头，真的从炉火中拿出了红煤球。二是，他说美国人的生活比中国人的生活好，还唱“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到美国吃面包啊!”现在这么说当然没问题，当官的还把老婆孩子往美国送呢，可当时不行，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我觉得他有点儿另类。三是，说他的拳头是“金钢拳”，能砸碎砖头，可他并没有砸过。文化大革命前，他调走了，不知去了哪个学校。
　　在朱同学转入之后，我们班又有姓汪的男同学、叫葆的男同学、叫平的女同学、叫娜的女同学，先后转入，他们都来自京津二市。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因为战备疏散人口才来的，后来从有关资料得知，1965年8月至1966年4月，保定市曾开始过京津家属迁保工作，共有72个中央、省驻保单位的339户、1058人迁入保定市，其中有421名中小学生，他们也有可能是因此而来的。另外我还觉得，天津的学生到保定也可能与河北省省会迁回保定有关。1958年时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河北省的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1966年1月天津市又改为中央直辖市，4月河北省省会又从迁回保定。他们中也许有省直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
　　我和他们之中的汪同学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胖乎乎的，戴眼镜，有点儿像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胖翻译”。汪同学是由天津转来的，说话天津味特重，还有意思，人们都愿意听他白活，他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经常抱团一起玩儿的那个圈子。汪同学家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排子房工厂宿舍，他经常带着一帮一伙的同学去家里玩儿。
　　那时候照相机是稀缺的玩意儿，只有特潮的人才玩儿，汪同学家就有一台，有时他就带我们一帮人去照相。由于玩儿照相是烧钱的事，胶卷、相纸、药水都得花钱买，所以这项活动并不能经常举行，一旦举行大伙就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到底照了多少照片已没有印象，我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我们在古莲花池的合影。
　　他听说我喜欢画画之后，还送给我十几张画片。那画片与明信片差不多，上面印着名人画的扇面，有吴伯年的，有齐白石的，有余樾园的，有张志鱼的，有溥靖秋的……这在同学间已算是很重的礼物了，尤其对我这喜欢画画的，简直是如获至宝。
　　葆同学是从北京转来的，平同学是从天津转来的，我凭他们的口音就能确认。而娜同学说普通话，所以我没记住她是哪儿的人。
　　葆同学跟班里同学说，他有海陆空战棋，特别有意思。我们只玩儿过军棋，没人玩儿过带飞机、军舰的，都想见识见识，就跟着他去家里看。他家好像在和平里一带，离学校不太远，住的是一个大院中的北房。他把战棋拿出来，大伙都围着看，棋盘上除了有铁道，还有海和机场。他给大伙儿讲了半天规则，也没人完全明白。最后我们只看了个新鲜，一盘也没下。
　　他转到班里后不久，学校让我们照初中毕业证的照片。我照好后葆同学非要看，我就给了他。他看后评论说“油头滑脑”，气得我够戗，就不怎么跟他玩儿了。
　　升入初中之后，男女生虽然也说话，但亲密了还是会被人起哄。有位姓耿的男同生与同桌的女同学关系不错，就被同学们说成是“媳妇迷”，还给他起了个“老迷子”的外号。所以我基本不主动与女同学交往，说更别说交朋友了。可初二下半学期时，有位女生偷偷在我书桌里放我想看的无线电的书，竟被同学知晓，我也遭到起哄。此事说来话长，只能以后再说了。
　　
　　
　　

清风修竹

　　        保定五中的老师
　　                 ——岁月划痕之四十一
　　考入保定五中后，我接触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1963年9月1日报到的时候，我没有见到她，或是见到了当时还不认识。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我才知道这位长的有点像电影中的江姐而又满口天津话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当时学校刚被大洪水淹过，一片狼籍，我们就凑合着在北教学楼南边举行了开学典礼。由于教室的凳子还没有刷，我们都站着听于校长讲话，当然也列了队。我就是在列队时认识我们班主任的。
　　典礼过后，班主任就组织我们清理平房教室。可奇怪的是，我们清理了半天却没有在那儿上课，我们上课的教室是别人清理的南楼楼下东数第一间教室。印象中，班主任给我们安排了座位，发了书，其它的事，比如她教什么课，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使劲想，也就有她带着我们做课间操的印象。更对不起她的是，我连她的姓名都忘了。那么多老师的姓名我都想起来了，怎么就想不起她呢？我觉得可能与她调走有关，她当我们班主任还不到一年，就调到天津去了。
　　考入保定五中后我接触的第二位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因为开学后我们班上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
　　上课的钟声响过，教室里还充斥着交头接耳的“嗡嗡”声，突然教室的门被呼地一下推开，一位瘦高个儿的男老师疾步抢入，只见他把门用力一关， 三步两步就跨上讲台，目光略微一扫，猛然回身，在黑板上写下：我叫卢铭。然后一字一板地说：“现在上课。”
　　他干嘛这么风风火火的？为什么不说而要写自己的名字？我有些不解，不过已被他强烈吸引。乱糟糟的教室立即静下来，没有一个人再说话。
　　“现在讲第一课，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
　　他开始朗读，基本不看书，像在背诵。他朗读得亲切，平实，就像娓娓地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
　　听着他朗读，我觉得许地山的文章写得真好，那么真切，那么自然，那么深刻。文字虽不华丽，却很有美感，我觉得这才是好文章。
　　他朗读完之后，又引导我们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特点，并给我们介绍了许地山先生的生平。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从不看讲义，随手就能用他那漂亮的板书，把要点写在黑板上，看上去已是烂熟于心。
　　不知是许地山的文章打动了我，还是芦老师的讲课打动了我，我觉得上语文课有了享受的感觉。
　　有了这样的感觉，往往不经意间就记住了老师讲的内容。现在我还记得卢老师在初一下半学期给我们讲的第一课是朱自清的《春》。
　　那也是一篇非常美的散文，卢老师讲得也生动。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句很美的诗句，叫“吹面不寒杨柳风”，将春的特点概括得太形象了。记得卢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叫什么的和尚写的，现在查了一下是南宋的诗僧志南。此诗共4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不知为什么想起这句诗，我就会联想起宝二爷给袭人起名时依据的那句诗“花气袭人知昼暖”来，总觉得它们意思极为相近。
　　另外，这篇文章的比喻也非常形象，比如描写各色春花时就用了“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以致我不知不觉地烙在了脑子里，后来写文章时竟原封不动地抄袭而不自知。
　　卢老师的语文课对我影响很大，首先是影响到了作文。他对课文的分析让我知道了好文章到底好在了哪里，自己想写好文章该朝哪个方向努力。比如，初一上半学期时他曾让我们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我就如实地写了我们胡同的街道干部，在抗洪救灾时安排危房户入住清和园澡堂的事，并写了自己的感受。卢老师对我这篇作文给了很高评价，不但在班上朗读，还推荐参加了全校的优秀作文展览。那次展览是在学校的乒乓球室举办的，参展的作文都挂在了墙上，各班都要组织学生参观。我们班去参观时，我还特意找了一下自己的作文，看到它与高年级同学的作文挂在一起，我心里挺自豪的，也很感激卢老师。
　　其次，让我对朗读有了兴趣。我听卢老师朗读课文之后，觉得朗读课文也是一种享受，欣赏词句的优美，感受节奏的变化，领悟蕴含的深意，都在其中。于是每天上早自习，我都会扯着嗓子读课文。这时正好要举行全校的朗诵比赛，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那时正好卢老师给我们讲了周敦颐的《爱莲说》，我觉得写得真好（至今还这么认为），就报了朗读这篇课文。选它的原因有二，一是听说周敦颐给他种莲花的池子叫“莲池”，而保定的名园古莲花池也俗称“莲池”，觉得亲切。二是我想背诵，这篇课文篇幅不长，好背。
　　经过班里的选拔，我和一位姓刘的女同学被确定代表班里参赛。
　　全校的比赛在北楼的一间教室举行，前排是评委老师，后面是各班前来为自己的选手助威的同学，比赛前还有校领导讲话，气氛显得隆重了许多，可我也紧张了许多。
　　比赛开始后我发现，紧张的不光是我，有的选手照着书念都打了磕巴。
　　轮到我比赛了，一上讲台我就慌得不知怎么站着好。“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声音从我嘴里发出时，我感觉都不像是在自己说话。压力来自射向我的目光。当众多目光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时，它就有了能量，会让人心跳加快，会让人满头是汗。我察觉到这点之后，就尽量避开人们的眼睛，只看后面的板报。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滚瓜烂熟的句子，不假思索就能从嘴里蹦出，我知道自己已稳定下来，心里踏实多了。这时我才想起卢老师的提示，朗读要想着读到的内容，不能只是机械地背。我赶紧做了相应调整，“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感觉自己朗读得自然多了。
　　有了自信，我再看前排的评委，再看后排的同学，都不再胆怯，朗读得都有点儿忘我了。“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我顺利朗诵完全文，没出一点儿纰漏。
　　比赛结果，我获得二等奖。我们班那位刘同学获得一等奖，她是朗读了一篇长课文。一金一银，我们班取得了全校最好的成绩，我也算给班里争了荣誉。这个二等奖是我中学时期获得的唯一奖励，想起它我就想起卢老师。可惜奖状早已没有了，不然晒张照片该有多好。
　　升入中学，小学的算术升级为代数，里边多了X、Y、Z。教我们代数的老师是位年轻的老师，黄老师。他高个儿，背头，戴宽边眼镜，穿吊带裤，蹬尖头皮鞋，说话洋腔洋调，我看着很不顺眼。后来得知，他并不是装相，因为他是华侨，原本就这样。你让他工农化，他还得投资配行头。
　　听说，他是印尼华侨，是1959年印尼反华排华后来中国的，来的时候还是学生。还听说，他当了老师之后他家里还给他寄钱，寄好多。我觉得他父母肯定是资本家，他的生活方式也肯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我的猜测得到印证，他竟然经常把挂面当面条吃。这是住校的同学发现后告诉我的，后来我也亲眼看到过。普通老百姓生了孩子粮店才供挂面，他一个大小伙子凭什么吃挂面？我对政府给他这种特供很有意见。我怕他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我，对他敬而远之，可看到他吃挂面还是很馋的。
　　后来他结婚了，媳妇也是华侨，是越南华侨，在保定罐头厂上班。由于他找的媳妇也姓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黄”。
　　大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听说他和他媳妇又出了国，好像因为什么原因困在了香港。我对这个信息一直将信将疑，觉得没准是有人嫉妒而在捕风捉影。
　　学校里还有一位略显另类的老师，就是教音乐的潘老师，因为人们都说他是右派。
　　听人们议论，他成为右派与他想深造有关。他分配到这个学校后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可校领导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之后正赶上党内整风，上级号召人们提意见，潘老师便借这个机会将窝在心里的火都发了出来。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又开始反右派斗争，潘老师就被打成右派了，他的“音乐学院梦”也成了永远的梦。由于右派的原因，学生们也不敬重潘老师，都叫他老潘。
　　不知是不是与他的右派身份有关，潘老师一直没有谈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独身一人。后来我利用兵团探家的机会看望过老师，没有见到他。当时没问他的去向，而今就更说不清楚了。
　　我们班的第一任班主任调走之后，来了一位新班主任，是位年轻的老师，王老师。那时她刚结婚不久，有八卦同学竟然探听到了新郎的情况，说是保定市射击队的。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不知是否确实，反正大伙都当真的瞎传。班里有位有学问的同学知道新郎的名字后，神秘兮兮地说，他俩确实有缘，因为他们的名字中包含了这样的信息。大伙都想知道其中奥秘，他却卖起了关子，最后才说，他们的名字合在一起是“马望青山之景”啊。也不知他怎么琢磨出来的，听着还真有些道理。王老师热情，爱笑，不严厉，跟同学们关系不错。
　　王老师没有教过我们主课，可教过我们好几门副课。她没当我们班主任之前，就教过我们《植物学》。我还记得她借助大张的挂图，给我们讲雄蕊、雌蕊，讲授粉。不知怎么我觉得年轻的女老师讲这些有点儿别扭。她当了我们班主任之后，又给我们讲过《动物学》，印象最深的是讲过蝗虫。后来还讲过《生理卫生》，记得曾专门给女生开课，让我们男生去操场上玩儿。
　　那时初中才有英语课。记得英语老师一进教室班长就喊：“Stand up！”我们就得接着喊：“Good morning, teacher！”可初一时进来的英语老师是谁却没有印象了，只记住初二时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岁数大的男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不知是哪个县的，说中国话有地方口音，说英国话也有地方口音。他可能有察觉，有时就不自己念课文，而是放留声机。是手摇的那种，用布满密纹的黑色唱盘播放。他怕同学在课堂上听一遍记不住，还让同学们下午放学后去他的宿舍听。我也去听过，可看到男生去的太少，就不去了。
　　开始我的英语成绩还是不错的，后来我迷上无线电就没时间背英语单词了，期中考试考得一团糟，我担心自己会破天荒地不及格，可分数下来竟然正好60分。我知道是李老师给我提了分，觉得以后再让李老师为难不合适，就注意挤点儿时间复习英语。
　　初二的时候，我们有了物理课，教我们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师。刘老师不但授课，还指导课外无线电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都和他关系不错，张口闭口地刘老师，我不是小组成员，很有些嫉妒。
　　刘老师威望较高，又有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老师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我从兵团回来探家时到学校看望老师，他已成了校长。
　　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又换了班主任，是新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大学生，好像是哪个师范学校毕业的，男生，也姓刘。他岁数比我们大不太多，工作热情高，又忠实憨厚，深得我们男生的喜爱，我们都想和他套近乎。至于女生是否喜欢，就不知道了。
　　初三时没有了物理课，有了化学课。谁教的我已记不得，只是记起两件事。一是老师在玻璃黑板上分别抹了酒精、水和植物油，让我们观察挥发的速度。酒精马上就干了，水也很快就干了，只有植物油的那个油点儿一直干不了。另外，就是老师让同学观察水银，我和程同学偷偷往课桌上倒了一点儿，并找了一根电线的铝芯（那时铝电线很常见）拨弄它，没想到铝丝开始长白毛，长得很快，就是眼看着长，还长得很长。我俩惊异不已，但不敢声张，怕老师知道。一下课，我们就向其他同学显摆，可有同学说水银有毒，不能玩儿，吓得我们赶紧扔了，还把桌子擦了又擦。这两件事到底是不是在上化学课时发生的，现在也不敢确认了。
　　初中还有历史课和地理课。地理课是谁教的忘了，历史课我记得，是谢老师教的，他讲课不错。
　　谢老师是我们班谢同学的父亲。另外，谢同学的哥哥也在我们学校上学。谢同学摔跤特棒，人也好，我们都喜欢他。有这层关系，我们也很喜欢谢老师。我记得谢老师讲课时，说话有时一顿一顿的，有个手指还爱弯着。
　　初中还有政治课，能记起的是讲过《社会发展史》。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她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于校长去搞四清没有回来，学校没有正宗当权派，就把她当头号走资派批斗。
　　初三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换成张老师。这位张老师有诗人气质，讲课一上劲儿就激情洋溢，不但高声朗读，还手舞足蹈。1966年初我们学校借用263医院的礼堂举办联欢会，张老师就上台朗诵了他自己写的一段长诗。现在还记得，他的诗中有“亚洲风雷”、“历史车轮”之类的句子。
　　他给我们上的最精彩的一课，也是初中语文的最后一课：毛主席的词《念奴娇·昆仑》。他朗读得好，讲得也好。通过他的讲解，我透过字面的意思，理解了其中的内涵。感觉毛主席真是站得高，看得远，长征途中，中国的革命还未成功，就已经想着世界革命了；真是渊博，典故能顺手拈来；真是有气魄，想象自己能倚天拔剑，比大战现原身牛魔王的孙悟空还牛；真有胸怀，敢把中国的昆仑山遗欧赠美。
　　张老师除了讲这首词，还给我们介绍了毛主席的一些其它诗词，这下子引起了我对毛主席诗词的兴趣，恨不能马上就找到一本。很快我从型同学那里借到一本繁体字的《毛主席诗词》，可惜没有标点，更没有解释，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后来我看到有同学在新华书店买到了红塑料皮的小本《毛主席诗词》，也赶紧去买，谁知卖完了。这事我就惦记上了，到深秋出去串联时我是见新华书店就进，最终在郑州买到一本。书一到手我就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后来，还到处搜集《毛主席诗词》的解释。我是越读越崇拜，感觉毛主席诗词就是诗词的顶峰了。
　　
　　
　　

清风修竹

　　        西大街忆旧（上）
　　                   ——岁月划痕之四十二
　　我原来上的厚福盈小学离我们家较近，还不到1华里，而新考入的保定五中则远了不少，穿小胡同抄近路也得2华里半，如果走大路，就得3华里。
　　一般早上我都抄近路，因为早上有两节早自习，6点多就得到校（正课是8点上）。我5点多起床时间都紧张，所以能省一分钟就省一分钟。
　　抄近路，我要穿过相府胡同西口对面的那条无名小巷。这条无名小巷极窄还两边都是墙，走在里面压抑而无趣。出这条小巷进入紫河套，还要穿过私搭乱建的犬牙交错的小房，也让人烦心。出紫河套西口是市府前街，接着是双彩街，虽然路宽了，但两边基本都是民房，依然无趣。所以下午上学时，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都走西大街。
　　西大街是保定市最繁华的街道，基本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风貌，可以说算是保定市的名片。我上中学的1963年秋后，正是保定百姓为此街骄傲的时候，因为那时上映了一部轰动全国的抗战片，叫《野火春风斗古城》，故事发生在保定，拍摄的的主要街景就是西大街。
　　发生在保定的事儿，拍摄的是保定的地儿，保定人都争先恐后地去看。影片上出现西大街等街道时，下面就会出现一阵议论声，有人还喊叫出来。
　　在没有上中学之前，我对西大街东段就非常熟悉，因为我住的相府胡同离此很近，我经常由此去马号或城隍庙街。从税务角进入西大街东口，过了全兴酱园，就是乐仁堂药店。乐仁堂药店和全兴一样，也在路的北侧。它的店铺向里凹进去一些，门前有一小片水泥地面，可以停放自行车，这在寸土寸金的西大街是少见的。
　　乐仁堂是个老字号，据说，乐仁堂的创始人乐佑申是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传人。他于1921年在北京开办乐寿堂。1930年在天津开设乐仁堂总店。1932年在保定开办了这个分号。另外他还在太原、石家庄、开封等地开设了分店。据说，保定乐仁堂的匾额是民国的大书法家冯恕题写的。乐仁堂还建了小作坊，用以加工从天津总店运来的半成品，并制造一些急救药品。该店经营的丸散膏丹在保定很有名。
　　当时乐仁堂聘用的经理、大伙计和店员、工人有近50人。据说，乐佑申对业务骨干非常重视，曾为3位大伙计在平嘉胡同购置宅院。
　　不知是不是因为乐佑申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他建的保定乐仁堂有点儿西洋风格。两层小楼的前部都做了水刷石，显得很现代，窗户装的是可窗的通体大玻璃，看着很洋气。我去乐仁堂买药时，它已兼营中西药，卖中药的柜台在西边，卖西药的柜台在东边。不知是历来如此，还是公私合营后改的。
　　2009年西大街整治之后，我发现乐仁堂变了样，成了青砖外墙，木格子窗户，完全没有了西洋韵味。中西合璧是西大街民初建筑的风格，改掉就失去了特色，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由乐仁堂向西，在路北有一家书店，开始是新华书店，我经常在里面买小人书。后来（印象是60年代初）改为古旧书店，主要经营古旧书籍。改为古旧书店之后，我还经常到里面转，因为它也经营字画，它的橱窗和营业厅总是挂着许多画儿，而我喜欢画画，就总到里边观摩。那时候名人的字画大约是几十元一幅，比如一幅齐白石的草虫，标价就为40元。当时也认为很贵，因为都超过了一个人的月工资。可与现在相比，就不由让人怀疑它是赝品，因为现在动辄都成百上千万。
　　由书店向西，在路北有一个熟肉店也很有名，叫六味斋，它加工的酱肉制品就是美味的代称。可我只能在路过时看一看，享受不了，因为父母从来不买熟肉制品，有邻居买了，他们还会笑话人家不会过日子。
　　过了六味斋，就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它向北的那条街道叫城隍庙街。此街因为北部建有城隍庙而得名，曾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但到我小时候街上的铺面都已破落，且都是菜店、副食店、果品店、茶叶店、镜箱店、土产杂品店等小商店。过年时家里发了羊肉、鸡蛋、豆腐、糖等副食票，都是我去城隍庙的副食店购买，要在寒风排长队，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买到。另外，1969年我去内蒙兵团时市里给特批了被套票，我就是从城隍庙街北头东侧的土产杂品店买了被套做的新被子。它的对面也是一家土产杂品店，但主要卖烟囱、炉子、锅碗瓢盆。
　　正对着城隍庙街南口的是天华市场。天华市场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条形市场，由北门进，从西南门出，可进入马号。市场两侧是铺面，中间是通道，通道上方建有顶棚。顶棚将两边的铺面连为一体，而铺面又基本敞开，让人感觉它似乎是一个整体综合商场。顶棚与房子之间设有天窗，能自然采光。市场内的铺面经营的物品有布匹、百货、文具等。
　　在这个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一家信托商店，我偶尔也到里面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无线电元件。里边委托出售的东西有旧首饰、旧照相机、旧手表、旧怀表、旧座钟、旧风琴、旧自行车等，还有旧衣物，甚至有旧皮鞋。1958年我母亲上班之后，就从这家信托商店买了一台旧座钟。它棕色木质外壳的油漆还比较光亮，但白色的表盘已有些泛黄，显现出它是个老物件。上了发条，拨动钟摆，它的表针就会走起来，到了整点、半点，还会咚咚地报时，夜间也不休息。开始我总被吵醒，后来就习惯了。像人老了爱生病一样，这台老座钟也爱出毛病，好在我们的老邻居心宅的父亲就是修表的，他虽已搬走，但我父亲还可以把他请回来。信托商店有时也受委托出售晶体管、双联、磁棒之类，我总盼着能淘到便宜货，可一直未能如愿。1975年我返城的时候这个商店还在。1977年我结婚的时候还在里面买了一台三角牌的煤油炉。
　　这家信托商店的西边路北是一家科技书店。那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对所有科普读物都有兴趣，但真正花钱买的只有无线电方面的书。当时的新华书店还都是柜台售书，样书都摆放在柜台或橱窗，你想买还得麻烦售货员拿出来才能细看，而这家书店不同，是开架售书，你可以随意翻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这里的售货员对只看不买的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致总有好多人看蹭书，甚至有人拿着纸笔在那儿抄书。我喜欢这种宽松状态，没事时也到里边站着看。另外上学路过时也经常进去转转，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新书。
　　科技书店的西边是理发馆，叫甲级12馆，印象中是楼房，有几十个座位，是省内有名的高档理发馆。1963年时我曾在这个理发馆理过发。
　　我们院儿与理发业有缘，全哥和他爱人是理发的，北屋喜子的父母是理发的，先后在我们院儿住过的谢叔叔、谢姑姑兄妹是理发的。另外，还有一位叫张振华的也住过我们院儿，也是理发的。张振华好像与喜子的父亲、南屋小儿的父亲是远亲，喜子及小儿的父亲的名字前两个字也都是“张振”。
　　但小儿的父亲干的不是理发，而是洗浴。理发馆和澡堂同属服务公司领导，也算一个行业吧。小儿父亲工作的澡堂也在西大街，印象是在中段儿南边，万宝堂附近，澡堂的名字叫什么已忘了。小儿的父亲是这个澡堂的主任。小儿的老家在定兴县。定兴县也有三宗宝：摇煤、搓澡带修脚，据说定兴的搓澡师傅是北派搓澡大军的主力，以手法好闻名京津，我猜着小儿的父亲从事这个行业，并当上领导，没准与此有些关系。
　　另外听说，保定的理发业最初发展时，就以饶阳人和定兴人为主，而全哥老家是饶阳，喜子老家是定兴，所以理发师在我们院儿大聚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院儿虽有不少理发师傅，但我基本不找他们理发，要理发都去没有熟人的地儿，主要是觉得碰到熟人不自在。没想到我不找他们，他们却找我，1963年春天全哥非要给我理发，原来市里要通过比赛评选理发业的技师，他要我给他充当比赛的“加工原料”。我不想去，可母亲发话了：“你正好该理发了，就让全哥收拾收拾吧。”
　　比赛就在西大街的这家理发馆进行。全哥拿出浑身解数，恨不能给我把脑袋理出花儿来。我理完一看，哈，真棒，感觉是有生以来最好的发型。可4月底评选出了结果，全哥竟然没评上，评上的是张振华。
　　那次全市一共命名了7位行业技师，市里还专门召开了命名大会，为他们佩戴光荣花，是当时的副市长给他们戴的。
　　听到这么个结果，我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全哥，他要是找个大人理，没准也能评上呢，我知道全哥的理发技术确实不错。
　　文化大革命中理发馆也受到冲击，说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先后有十几家理发馆被关停。12馆也难逃厄运，在西大街扩建中被改建为平房，营业面积减少三分之二。名字也不再叫什么甲级多少，而叫“古城”。后来，全哥当了古城理发馆的主任。
　　在甲级12馆的西边是稻香村点心铺，这家点心铺是保定有名的点心铺，经营中、西、南、京糕点。它也是老字号，建于1917年。门店是中西合璧的二层楼，一层外墙带罗马柱，是西式建筑风格，二层带前廊、栏杆，是中式建筑风格。门店的“稻香村”牌匾据说是民初的保定书法家张诗言写的，不过已在1967年破四旧时被砸烂。我父母极少从稻香村买食品，所以吃一回稻香村的点心也是令人兴奋的事。记得母亲曾买过小八件，那种酥皮掉渣的最好吃。
　　说起稻香村，似乎全国有许多稻香村，但创建最早的是建于1773年的苏州稻香村，影响力最大的是建于1895年，停业近60年后于1984 年重新开张的北京稻香村。而最早持有稻香村商标的则是咱们的保定稻香村，它于1983年便注册了糕点类别的“稻香村”商标。手握商标是多么主动的事啊，可后来它竟给弄丢了。它先是与北京稻香村、苏州稻香村合作，授权它们使用稻香村商标，后又于2004年以55万元将商标转让给苏州稻香村。转让的事被举报后，保定市国资委很生气，打官司追讨，可已经晚了，最终因为时效问题败诉。2013年底，北京稻香村和苏州稻香村又为商标打起官司，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可保定稻香村就只有看的份了。
　　在稻香村的西边，有一条向北的小巷，叫秀水胡同。稻香村是前店后厂，它的加工厂就在秀水胡同南段东侧。沿秀水胡同向北走，就到了我早晨上学经常走的市府前街。市府前街解放前叫公安街，因公安局曾驻于此而得名。解放后市政府驻于此，名字就改成市府前街了。1955年市政府改为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这条街的名字没再改。
　　在秀水胡同南口的西边（具体位置已有些模糊），有一家乐器店。在西大街东口路南也曾有过一家乐器店，它们是由于搬家形成了两个店的局面呢？还是本来就是两个店，我已说不清了，反正东口那家叫史三和。我没有在东口那家买过东西，但稻香村边上这家买过笛子。
　　我们班的邵同学在班上吹笛子，我看了眼儿气，也想吹，就到稻香村边上这家乐器店打听行情，一问便宜的一支也得7角钱。这种消费母亲一般都不支持，不像现在的家长都求着孩子去学琴。我跟母亲蘑菇了几次，她才不情愿地给了钱。笛子买回后我怎么吹也吹不成调儿，吵得同院的王大娘总提抗议。
　　吹笛子要在笛子上贴苇膜儿（可以买，也可以从苇子中剥），开始我用吐沫贴，不结实。后来改用蒜汁。蒜汁虽然贴得结实，可那个蒜味儿太冲，总是臭烘烘的。后来我们胡同的大宝告诉我，最好用白芨，贴的结实还没味儿。他说，药房就有买的，很便宜，一块能用好几年。
　　我一听大喜，第二天就去秀水胡同对面的万宝堂药店买了白芨。那东西像干姜而比干姜硬实，在笛子孔边上吐点吐沫，再用它在上面蹭，就能蹭出粘性把苇膜儿粘住。
　　万宝堂也是老字号，建于1876年。它是纯中式风格，檐板房，木格子窗户木格子门，刷红油漆，门口挂着直隶总督李鸿章题写的匾额，是典型老中药铺的模样。
　　万宝堂也建了制药的手工作坊。到解放初它的员工已达到75人。1958年保定市成立中药厂时，依靠的就是万宝堂和乐仁堂的技术力量，这也算是这两家药店对保定中药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吧。
　　据说，西大街上还曾开过春和庆、鹤年堂等药店，可我没有见过这些药店的印象。
　　万宝堂与乐仁堂及春和庆、鹤年堂等药店相比，还是有自己特点的，那就是它不是外地药店的分号，而是在保定发展起来的本土药店。所以说起保定的老药店，最令人自豪的还数万宝堂。另外，万宝堂还曾刊印了独家药典《万宝堂药目》，共辑良方635种，这在保定的众药店中也算独树一帜了。

清风修竹

以保定街道为外景的电影还有《青春之歌》。

2009年西大街完成整治，本意是建成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街，可整治后逐渐演化成了自行车一条路，该街上很多店铺卖自行车。

清风修竹

退休以后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都想起来，有些场景还越回忆越清晰，感觉就像刚过去不久。许多人也都想起了模样和名字，但我不愿意写出真名实姓了，因为写兵团生活回忆录时用了真名，有人就说暴露了隐私，不乐意。咱没必要因此让别人不高兴。

清风修竹

　　       西大街忆旧（下）
　　                    ——岁月划痕之四十三
　　在万宝堂东边，西大街的路南，是保定有名的第一楼。它号称“第一”，可它并不是保定最早出现的楼房，像它这样的中西合璧风格的楼房，到了清末民初才出现。
　　那它第一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保定最早的楼房式综合商场。当时，保定楼房式的商铺不少，综合商场也有，如它东边的天华，马号里边的济善商场，但楼房式的综合商场可能还没有，所以它才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勇气。
　　我第一次去第一楼，是我和母亲一起陪着父亲去镶牙，时间大概是1956年。那时父亲已调入国光文具店，成了商业局下属单位的正式职工，并因此参加了商业局的篮球队。我不知父亲的球技如何，只知道他参加球队不久，就在打球时磕掉一颗大门牙。母亲可能觉得太影响形象，就催着他去镶假牙。
　　第一楼是一个由二层楼组成的大四合院，这样的四合院我以前从没有见过。院子上边还有顶儿，与天华市场、马号通道上面的顶儿有些类似，在里边购物是刮风下雨都不怕。
　　它楼下的商铺是中式商铺，多数是前脸敞开的那种，楼上的商铺带点儿西洋风格，不是格子窗而是通体玻璃窗。镶牙的门市部就在楼上。上楼的楼梯在角上，木头的，往上边一跑“咚咚”响。楼上走廊的地板也是木头的，一跑也“咚咚”响。我觉得好玩儿，就在上边来回跑。可父亲看了很不高兴，厉声喝斥我。
　　趁着牙医让父亲张大嘴巴检查之机，我又接着跑。印象中跑楼梯时我还扒着窗户往外看，看到了其它房子的房顶。只是记不清那窗户是二楼的窗户，还是二层上面那个小角楼的窗户了。另外，还记得楼上除了有镶牙的，还有照相的，其中有一家叫三滨照相馆。
　　后来，大概是1960年，我听到一个有关三滨照相馆的传言，就不太愿意去第一楼了，总担心那里会出什么怪事。传言说，有人在三滨照相后，取照片时发现照片上多了个人，多的那个人竟然是他已经去世的妻子。这人给吓病了，因为他心里有鬼，他的妻子就是他害死的。据说，是因为他妻子并不知道他是凶手，鬼魂还恋着家，所以看到家人照相也跟了来。
　　这传言肯定是谣言，可我那时正着迷《封神演义》，认为世上真的有神有鬼，加之人们都言之凿凿，所以就相信了。以后再去马号，都尽量走天华市场，或旁边的布袋胡同，而不走第一楼。第一楼也通马号，从第一楼的南门出去，就是马号的同义商场。
　　在第一楼附近，西大街的南侧，还有一些小铺面，我印象中有照相的门市部，有修钢笔的门市部，有修钟表的门市部，有刻图章的门市部。
　　照相的门市部中有一家叫“美章”，1955年我在那儿照了我到保定后的第一张相片。那时父母给我买了一套小海军服，穿着很精神，父母就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时候我很紧张，照相的师傅怎么逗，我都不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照相。第一次是在饶阳老家照的，我没有此事的记忆，但保留着照片，照片上我显得很自然，应该是年岁小，还不知道害怕呢。而这次照时则脸上带着惊恐。

　　刻章的门市部和修钟表的门市部都有临街的大玻璃窗，可以从外面看到里边的人怎么干活。我觉得挺有看头，经过时就看两眼。尤其是修钟表的，有时会用眼皮夹着一个黑色的小圆筒，我猜着那是一个能夹在眼上的小型放大镜，就特想也有一个，能拿它观察神秘的微观世界。
　　由第一楼向西走几十米，就到了西大街与永华路的交叉路口，路口的东北角是保定有名的槐茂酱园。这个酱园门店的最奇特之处，是把一棵一米多粗的大槐树盖在了房子里，这棵树处于房子的角上，是一半在房子里边，一半在房子外边，苍老的树皮就正冲着西大街，枝繁叶茂的树冠遮盖着酱园，显得这家酱园很有生气。据说，1671年赵氏夫妇创建这家酱园时，就是看中这棵槐树生机勃勃，有象征财源茂盛的寓意，才保留下来，并将店铺取名“槐茂”的。
　　不知是否与槐树的保佑相关，槐茂还真的兴隆起来，成为保定酱园业的首户和代表，它的酱菜还被慈禧老佛爷赐名“太平菜”。
　　槐茂的酱菜那么有名，可不知父母为什么不买，总自己腌萝卜丝。所以，我只有路过槐茂的经历，而没有到里边买酱菜的经历。每次经过那里，我都要看一眼那棵有300年历史的古树，惊奇它的长寿，惊奇它的神奇。可没有想到，这棵能保佑别人发家的槐树，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过河的“泥菩萨”，被人给当作“四旧”刨了。
　　我有幸品尝槐茂酱菜，并将它作为地方名产馈赠外地亲友，是在槐茂重新恢复名称之后。槐茂没有像众多保定老字号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消失，而能劫后重生，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只是那树象征槐茂的大槐树已无法起死回生，只能出现在槐茂的商标之中了。
　　在槐茂酱园的对面，是保定有名的酒楼义春楼。它是一座中式小楼。我的印象中此类饭馆都有钱人进的饭馆，一般人轻易不进，反正我的父母是没有带我进去过。听说，它的招牌是白肉罩火烧，也就是用高汤涮泡火烧和熟的带膘猪肉，现在想来也该是大众食品，大体跟“拉面”在一个档次，可当年可牛了，去吃“白肉罩火烧”的人还会自豪地吹嘘我去“下馆子”呢！
　　我的一位杜姓同学就住在义春楼的东边，一个叫“卫上坡”小胡同里。据说，那胡同因为位于明代大宁都司辖的右卫衙署旁边，才叫了“卫上坡”，那个地方还确实有个小坡。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常和杜同学一起打乒乓球，就成了好朋友。他曾带我去他住的杂院看同院的人养得的鸽子，我也因此知道了“瓦灰”、“点子”之类的鸽子名，还知道了鸽子没事就不停地叫“姑姑”。
　　在西大街与永华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坐落着一座二层的砖楼。当时是什么商铺已没有印象，现在北面的成了“老街坊”饭馆，南边的成了“鹤年堂”药店。
　　而老街坊饭馆所在的那座小楼以前曾是党的地下印刷机构，叫协生印书局。它建于1926年，为党印刷了几十种书籍和大量重要文件，被誉为北方的“人民出版社”。其创办人张培植在给党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印刷设备过程中暴露身份，被日寇杀害。
　　这样的革命遗址，按说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码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然在旧城改造中被拆毁，现在人们看到的已是赝品。看到那个饭馆我就想，为什么人们连革命文物都不保护了？难道钱已经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吗？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在鹤年堂西边有一个较大的百货商店，是平房，门前有较大空地，里边除了卖服装、布匹、日用百货，还卖文化用品。卖文化用品的在最里边，要上一层台阶，好像那片儿房子是后来拼接过去的。让我感兴趣的是那儿卖类似书签的小画片，上面画着各种花卉，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手里有一点儿钱，就去那儿转转，买个一两张。
　　另外，在协生印书局的西边，还有一个专门处理无线电废旧器材的商店。那儿卖的东西没有新的，都是旧的，是从废电器上拆下来，有电子管、电子管插座、晶体管、电阻、电容、电位器，晶体管又分二极管、三极管，其中还有大功率管，电容中还有老大个儿的电解电容。那儿的东西有的论个卖，有的论斤卖，都很便宜，但都不给测试，买了坏的就得认倒霉。也不知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电器上拆下来的，绝大部分能用。
　　我上初中二、三年级时，自己组装晶体管（当时叫半导体）的收音机，需要各种无线电元件，而这里的比较便宜（有的废品站也卖，更便宜），就经常到里边转。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碰到甩货，这时会以极低的价格论斤处理电阻、电容，一两毛钱能买三四十个。我曾碰到过一次，买了一兜儿，直到我去兵团之前还在用。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商店叫什么，现在想来应该是某个无线电器材厂的门市部。这样的商店在裕华路大旗杆西边还有一家，它规模更大，还卖正品的元件。
　　在这个商店的西边是保定市委大院，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人们经常举着红旗，敲着锣鼓，放着鞭炮，到这儿来报喜。我从没有进过这个院儿，不知里面是个什么情形。后来听说，这个院儿历代都是衙署，元代时是都元帅张柔的元帅府，明代是巡抚行台署和总监军署，清代是直隶布政使署，民国时是保定道尹公署，日伪时期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后为国民党保定警备司令部。解放后为河北省公安厅驻地。1958年省会迁往天津，中共保定市委机关迁移至此。
　　在这个大院的西边有一条胡同，叫帅府胡同。据说当初之所以叫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它紧邻张柔的元帅府。张柔对于保定，就犹如刘伯温对于北京。不过刘伯温修北京城是传说，而张柔实实在在地是保定城市建设的开创性人物。明末保定城在战乱中损毁，是元朝的都元帅张柔重新规划建设了保定城，基本奠定了保定府的城市格局。所以保定城有条以张柔官职命名的街道也是顺理成章的。
　　帅府胡同在西大街的北边，对着帅府胡同而在西大街南边的是唐家胡同。在这个十字路口附近的唐家胡同西侧，是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一客栈。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北京来看望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的湘籍同学，就下榻于此。
　　由这个十字路口西行不远，在路南侧可见一个小个胡同，我们班的小个子李同学就住在里边。这个胡同叫茂跃胡同，可我们都叫它猫腰胡同，因为胡同非常老旧，且有一个弯儿，就像是已经弯了腰的老人。
　　我曾和程同学一起去过李同学的家。他家在胡同北口，离西大街很近，是一个小院儿，院儿老，房也老，但房子的门窗有雕花儿，感觉当初还是不错的。如果这房子一直是李同学家所有，那当初他们家的家境应该也是不错的。
　　李同学个子不高，但主意不少，还爱给同学起外号，比如就给一个女同学起了个“染凳子专家”的外号。他的姐姐也在我们班，学习很好，但非常低调，低调到让人难以想到她的存在。
　　印象中，茂跃胡同的边上有一个临街的玉器加工作坊，橱窗中摆着他们加工的玉器成品或半成品。他们的玉器的材质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不是太好，都是那种绿白色的石头，不透亮，看着也不特别坚硬，不知是什么玉种。雕刻的多是菩萨、仙女，也有动物，个儿都较大，只适合在架子上摆放。这个作坊还有一个对外展示加工过程的窗口，你站在街上就能从窗口看到里边的工人干活，他们用很小的砂轮磨制玉器。我从那儿路过时，往往要站着看一会儿。
　　在茂跃胡同西边路北，还有一条胡同，叫双井胡同，我们班的男生石同学、旺同学，女生杨同学都住在这条胡同。有时我和程同学一起上学，走到这里就特意从此穿过，以便叫一叫石同学和旺同学。
　　据说这条胡同是因为有两口相距约3米的井，才叫了这么个名字。而这条胡同在保定也小有名气，因为这里曾发生过为守名节而投井自尽的故事。据说，明末闯王李自成的部将刘芳亮率部攻打保定城，家住双井胡同的光禄寺少卿张罗彦（已被诬落职）与家人一起参与守城，城破后他自缢于双井胡同的井亭，其兄弟、家小或战死，或自缢，或投井，死难者达二十三人之多。张罗彦家人投的井就是胡同中的这两口井。
　　我是在1969年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那时与一起在火车站烧饼房打工的工友到古莲花池游玩，闲着没事研究起莲池里的碑刻，就看到了一些有关明末保定官绅抗击李自成义军事迹的碑刻，由于碑刻无标点，又是文言，我们都不能准确地阅读，不过看后大概知道了说的是什么事。
　　碑刻的立场与《荡冠志》一样，也把义军称“贼”，而把对抗义军的人称为忠烈节义之士。看后我很生气，怎么破了半天“四旧”，这儿还残存着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呢？
　　当时觉得这些人与岳飞一样是“愚忠”，朱明已腐朽没落，无可挽救，为什么不弃暗投明，非要跟着殉葬呢？后来读了课本之外的书，才知道被反复歌颂的李自成他们也“先进”不到那儿去，进了北京就露了馅，一样的腐朽。又觉得投降这样的“义军”也难称弃暗投明。怎么办好呢？出路似乎只有“跑路”，可“跑路”又不像保定人的性格，保定人是很认死理的，要不怎么会英勇抗日，文革死掐呢？
　　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才对，但我对他们的精神还是很佩服的，起码不是软骨头。
　　之后，我再走这条胡同，就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清风修竹

　　                 志向
　　           ——岁月划痕之四十四
　　刚去五中上学的时候，我还戴着红领巾。因为小学经常检查，不戴就算违纪，而我又不知中学是否检查，就戴着去了。
　　没想到一个高年级同学看到后告诉我，上中学就不用戴红领巾了。我看了看班里的其他同学，还真没有戴的。后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少先队员一到14岁就自动退队了。
　　这之后，这位高年级同学见了我还打招呼，还关心地询问我对中学的学习生活是否适应。这人怎么这么热情？一打听，敢情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是初三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当时知道，现在想不起来了。
　　他也就比我大两三岁，十六七岁的样子，但显得很成熟，很有思想。他曾和我谈心，说做人要有理想，不能混。他说，他的理想是当画家。
　　后来，他让我看了他画的画册——一个画满花卉的十六开的白纸本子。虽然每页的花卉不同，但都画得清新秀雅，像自制的图画书，我不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之他个儿高，英俊，懂道理，我觉得他简直完美无缺。无形中我把他看作自己的楷模和偶像，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
　　可一年之后，他毕业离开了学校。新选的主席没找我谈过话，更别说让我看画册，兴许他根本就不画画儿，因此我也不再关注学生会。这位新主席毕业之后，我们班的班长石同学继任了学生会主席，他人不错，但不会画画儿，我觉得还是比不了那位老主席。
　　自从知道老主席的理想是当画家之后，画家在我心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感觉像科学家、文学家一样，可以列入成名成家的行列了，于是我也有了自己的理想——跟老主席一样当画家。
　　其实，我六七岁时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时，父亲照着母亲的照片画了一幅素描，贴在墙上，获得了邻居们的称赞。我有点儿嫉妒，也照着小人书试着画。当时父母给我买的小人书中不少是古代打仗的，书里那些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的将军看着特神气，我很喜欢，就从《清风寨》中挑了一幅秦明骑马点兵的画儿，一笔一笔地照着画起来。我很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虽不太像，但大体有那么个意思。
　　我拿给母亲看，母亲大为惊喜，立刻拿着去给同院儿的王大娘看。王大娘看过发表评论：“我说这孩子有出息，你们不信，看这画儿画得多好。将来准成画家。”自从听了王大娘的评论，我画画儿的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没事儿就画两张，还坚信自己一定能成个大画家。
　　除了画小人书上的武将，我也画小动物。我曾在父亲工作的国光文具店得到过一张画片儿，有画报那么大，上面画着各种动物，我很喜欢，就照着画，可总也画不像。原因是那幅画儿是彩色的，没有小人书中那些黑线条，我不知道用铅笔该怎么画。
　　上了小学有了图画课，老师教我们画蜡笔画儿，我觉得没意思，光画一些简单的东西，难度极小，会不会画画儿都能画出来，很难分出高低。
　　后来，老师又让我们买水彩，画水彩画儿。有了水彩，我不仅能给我画的武将上色，还能照着我从国光文具店得到那张画片儿画彩色的动物了。
　　现在想来那幅画儿的原作应该是一幅油画，因为它的颜色特别厚重。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画的时候就不用水来调水彩颜料，而是直接从袋里挤出来用。记得有一年，大概是1959年，我姥爷从老家到保定来看我们，父亲为显示教子有方，让我当着姥爷的面儿画一幅画儿。当时，父亲正陪送姥爷喝酒，小饭桌就放在炕上，他俩一人一边地坐在炕沿上，边喝边聊，我则坐在迎门桌前画画儿。这次我什么也没有参考，就凭想象画，画了一只落在树上的小鸟。桌上葱爆羊肉和油炸花生米的香味影响了我，怎么也专注不起来，最后画得那鸟的彩色羽毛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像落汤鸡。可姥爷看后还夸奖了我，并在我嘴里喂了一筷子葱爆羊肉，作为奖赏。
　　后来我发现父母收到的信件上的邮票，也有不少是我喜欢的画儿，什么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所不有。于是我便开始搜集好看的邮票，不光我们家的信，就是邻居家的信到了，我也赶紧先把邮票剪下来。后来我发现有些邮票是成套儿的，像菊花的，金鱼的，蝴蝶的，就都是好多张一套，于是我就想尽量搜集齐。
　　这一搜集我才知道，敢情这是一项高雅的活动，叫“集邮”。而集邮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交换，互补余缺。我听说我们胡同14号院儿的小祥、小蛟兄弟俩都在集邮，就主动去找他们交换。他们都比我大，交换自然就由他们主导。后来，有人说我是傻瓜，用自己值钱的邮票去换人家不值钱的邮票，可我不介意，因为我搜集邮票主要是看画儿。
　　虽说我喜欢画画儿，可都是瞎画，没有看过专业的书，连美术作品如何分类都搞不清。由于总去古旧书店看画儿，而那里挂的画儿基本都是一路——用毛笔蘸水、墨、彩来画，还在画上写毛笔字，盖个红印章，我便熟悉了这种画儿，并知道了这种画儿叫国画。
　　再后来，我听说学画画儿都要写生，就和也喜欢画画儿的好朋友梁同学一起去东关公园画风景。
　　另外，我还给我们院里的花儿写生。那时候我们院儿家家种花，除了往花盆里栽，还在窗前的土地里栽。我画了一批又一批，但满意的极少，只记得画了一幅母亲盆栽的“小受气花”（锦葵）感觉还不错，就把它贴在了墙上。在这幅画上，我也学着画家，在花儿边上写了一行毛笔字：“家中一花写生”，然后署上大名。略有遗憾的是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字迹古怪的印章，没法弄出那片红印印儿来。
　　大概在60年代初，同院儿的喜子得到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1958年《年画缩样》。听喜子说，是新华书店的人送给他父亲的。这东西是出版社免费提供给新华书店让他们选样订货的，订货之后就没用了，所以新华书店的人也拿来送人。喜子的父亲是理发的，结交面儿广，大概也有新华书店的朋友吧。
　　喜子知道我喜欢画画儿，就把它送给了我。《年画缩样》里面的画儿包罗万象，有风光名胜、神话传说、影剧故事、花鸟鱼虫等等，记得其中有一幅好像是阶级教育的画《王贵与李香香》，画得特棒，不仅两位主人翁画得生动传神，连他们身边的小羊都画得非常可爱。
　　《年画缩样》32开，由于每幅都有说明，画面就更小了。可这东西印刷精致，细部仍能看清，我得到之后，经常翻看临摹。
　　只可惜我上兵团时嫌它累赘，没整本的带，只选了刘旦宅的《昭君出塞》、田世光的《芙蓉鸳鸯》、陈半丁、曹克家的《猫》、王雪涛的《芙蓉双鸡》带去。当时我已攒了好多画儿，不想都带着，就精挑细选了一些，剪去边框贴在一本杂志上。后来我返城了，又想起那些留下的画儿，可再找时早没了。
　　我爱搜集画儿，母亲也爱搜集画儿，不过她与我搜集的不一样，她搜集的是绣花用的图案。
　　母亲很爱美，给我的妹妹们做鞋、做小衣服总要在上面绣花。她用的“挣子”是父亲做的，就是两个竹圈，大的正好把小的套上，把布卡在它们的缝隙，就能挣紧绷平，以便刺绣。母亲一般都是先在布上绣好花，再裁剪制作。
　　母亲绣花的纸样都是用复写纸复印的，夹在一本杂志里，得有二十几张，多数是花卉，也有小动物。我喜欢鸳鸯，就想从纸样中找“鸳鸯戏水”的图案，可惜没有，只找到了鸭子凫水的。
　　母亲纸样上的花卉与现实中的花卉一点儿也不一样，都是均匀排列，对称分布，一点儿生气都没有，倒有些俗气。年画缩样》中那些画家都不画这种东西，所以我也有些不屑。母亲也曾让我给她画纸样，我照着画家们的国画给她画了一幅，她夸奖之后却始终没有绣，我有些不满，觉得她缺乏画家的审美眼光。
　　渐渐地我画画儿在班里也就有了一些小名气，记得老师让用“栩栩如生”造句时，安德志同学就举手回答说：“苑战国画的小动物栩栩如生。”
　　后来有位双同学调入我们班，她听说我喜欢画画儿之后，特意把她父亲画的画儿拿给我看，原来她父亲也喜欢画画儿。她父亲的画儿都在一个16开的本子上，是铅笔素描，画的都是静物，看着像是她们家里的场景或器物，画得都很逼真。可自从看了《年画缩样》之后，我喜欢上了国画，不再欣赏西洋素描，所以对双同学父亲的画没有特别感兴趣。
　　小学时我画的最后一幅画儿是送给我们班主任刘老师的，画的是一只天牛。
　　升入中学，没想到我们的学生会主席也喜欢画画儿，还想当画家。我受到激励，也想当画家。我看他画了一整本花卉，就模仿着他，也买了一个白纸本子在上面画花卉。可我没有他那么高的成功率，经常出现败笔。我这人追求完美，一出现败笔就撕掉重画，结果画到最后，一个本子没剩几张纸，都不好意思示人了。
　　除了画花卉，我也画草虫。那时考上三中的小学好朋友梁同学给我从他们学校的图书馆借了一本《怎样画蔬果草虫》，我也曾一边读一边画。
　　后来，中学的同学也知道我爱画画儿了，是和我一起考入五中的小学同学程同学主动给宣传的。
　　班里的大个子杨同学知道后借给我一本书，是介绍齐白石的，已撕得没头没尾，所以不知道书名。里面的插图都是黑白的，远不如我搜集的图片好看。但内容相当励志，说齐白石开始干的是木匠，二十多岁才拜师学画画儿。还说他五六十岁还大胆改变画风。结论是：他历经磨难才成为一代宗师。
　　另外，我还从书中探知了他画画儿的秘诀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一开始不太理解，画画儿要画得像才好，不像怎么能说好呢？后来看画报时才恍然大悟，你画得再像，也不如照片像，要超越照片就得有与照片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要在画作中体现出对事物的深层次理解了。
　　看完此书之后，我很受激励，立志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我画了一幅《荷花游鱼》，特意在上面写了一首立志的诗：“胸有凌云志，要学齐白石。只要下苦功，成功必有日。”
　　由于有了程同学的宣传，班里成立板报组时，我被确定为板报组成员，负责画板报上的装饰画和插图。
　　那时我们的教室前后都有黑板，前边的用于老师教学，后面的就办板报。板报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班里的动态，主要是表扬好人好事，这主要由板报组的人撰写。二是心得体会，这块儿是发动同学投稿。三是国内外时事，基本上是抄报纸。
　　板报组的组长是一位姓殷的高个儿女同学，板报什么时候出新刊，新刊出什么内容，都由她提议。我一般都是听喝儿，她安排什么就干什么。
　　还有一位组员就是住在“卫上坡”的那位杜同学。杜同学的字写得好，他负责抄写文字。殷同学虽是带“长”的官儿，但不光指挥，也负责抄写，她的字也不错。我的板书一般，但他们忙不过来，我也帮着抄。板报组应该还有其他组员，不过我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自己曾为板报配过一幅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漫画像，是照着报纸画的。不知约翰逊本人长得如何，反正漫画是大鼻子头，脑袋圆得像土豆。我还抄了上面的简介，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但说约翰逊是个坏蛋却是无疑的。
　　另外，我还记得我们的板报还从报纸上抄过“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斗争”的内容，抄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道。
　　老师说：“君子立长志，小人常立志”，我听后很自卑，因为我的志向也经常游移。比如，上到初中二年级时学校组织无线电课外活动小组，我就又迷上了无线电。志向也变了，想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基本上就不画画儿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不用再上课，有的是可支配时间，光鼓捣无线电又觉得没意思了，于是又拿起画笔画画儿。但这主要是为了调剂生活，换换口味儿，与当画家的志向已基本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