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与思想变化 知青来到生产建设兵团，虽然远离了城市的文革氛围，生产劳动成为生活的主题，逐渐淡化了革命的热情，但还是没法摆脱文革政治的影响。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世外桃源，不能脱离当时文革的政治大环境、舆论大氛围。二是兵团农场的各级领导还是遵循文革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工作方式。遵循上级的要求安排一些政治活动。三是知青自身的思想观念从主体上说还是文革的思想方式，就绝大多数知青来说，还不可能超越文革思维模式。 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时，是要按照军队的方式来管理知青，所以我们在淮海农场时还有过一次半夜里军训拉练之类的事情。到了方强之后的一段时间，还要求我们早起集合出操，跑步等活动。还有吃饭排队，各排唱歌之类的形式。以后随着农事繁忙，这种军队式的活动也就逐渐消失了。但是，连队、全营组织的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活动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连队组织的政治学习，营部组织的政治学习更是一直坚持到兵团撤销。甚至后来转制成农场也一直组织政治学习，直到我离开农场。但是相比于二十多年后我看到的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浓厚的政治色彩，我们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的政治色彩其实还是比较淡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也开始参加到文革运动之中，主要是参加当时的革命大批判。 为什么说我开始参加到文革运动之中呢？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文革的活动和组织（如红卫兵组织，如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破四旧等等活动）。我只是以一个闲居在家的初中学生的身份，目睹和听闻了部分无锡地区以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我完全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旁观者。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之时，1966年的暑假前几天，突然患了急性肾炎，住院治疗一阵子，在家休养。我很担心学校的学习，因为马上暑假后开学，我就要升到初二年级了。如果还要休息就会拉下学习。这是我最不愿意的事情。于是我一边在家休息，一边就拿哥哥以前初二的书本来看。希望不要因为疾病而落后于同学。没有想到这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了。 说是“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当时我对文革完全不了解。以为是突然搞起来的运动。其实早在我们初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末，大约是1966年的5月份文革就开始了，标志是《五一六通知》的发表[1]。不过当时我们初一的学生，只管自己的学习和玩耍，根本不懂毛主席已经在搞文化大革命了。令人诧异的是1966年放暑假之前，大概是5、6月份吧，有一天我到学校，看到在学校的一区走到二区必经的过道的墙壁上突然贴满了大字报，揭露和批判我校一位高三同学的日记。我在下课后认真地看了这些大字报，心中既震惊，又疑惑。震惊的是阶级斗争真的就在自己的学校发生了，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决定了我当时只会这样去认识问题。疑惑的是这个日记怎么会给人看到的呢？在我的常识中，日记是个人自己的东西，除非自己主动示人，别人不会看到私人日记。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隐私”之类的概念，全毕直觉常识看问题。但这个问题我只是闷在心里，没有对别人讲过。然后，那位被批判的高中同学竟然被关在学校一区一楼的一间房间里。大家在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位同学，带眼镜，圆脸。我到图书馆去借书，也看到了关在屋子中的那位同学。我还记得有人义愤填膺地指责他，表达了鲜明的阶级立场。但是，说实在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对这位被批判的同学的愤慨之心，有的反而是一丝对弱者的同情。我站得稍远一点，看着屋子外面的一些人对屋子里面的人表示着种种义愤，默默地转身离去。 后来听说学校里又贴出了批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大字报。但这时我已经住院治病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本来我也想着要记点日记，把自己做的和想的写下来，以免时间长了忘记，也好经常翻看一下，回味过去的自己。但是看了学校对高中同学的日记的揭发和批判，我再也不敢写日记了，日记并不保险啊！ 使我安心做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旁观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家被七中的红卫兵抄家了。大约是1966年7月份的一天上午，无锡市七中[2]的红卫兵突然来到我家，说是要给我家破四旧。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妹妹在家，父亲上班去了，母亲也出去了，好象是去买菜了。我和妹妹都很茫然，我的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是看红卫兵不是很凶的样子，稍微安心了一点。这些红卫兵就闯进我家开始翻箱倒柜地搜起来。一会儿就把家里翻得一塌糊涂。所有箱柜抽屉都被打开，地上堆满了各种杂物。我和妹妹呆在一边看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去告诉父母，当时也没有电话。心里只是叨念着父母早点回来。 过了一会儿我的父母都回来了。也不知道谁通知了我的父亲，让他从单位赶了回来。父母回来了，我心里松了口气，感到有倚仗了。但面对这种情况，我的父母也无可奈何，也不敢得罪红卫兵。好在红卫兵的态度比较平和，不算凶狠。最后，红卫兵把我家的所谓“四旧”东西装满了好几辆板车，运走了。板车上装的主要是旧书字画，还有许多过去家里祭祀用的铜制烛签、香炉之类的东西。我家不是大富之家，不过是一个旧式读书人家，最惹人注意的大概是一大柜子旧书了。后来听人说，居委里有人告诉红卫兵，这家人家家里有许多旧书，让红卫兵来破四旧。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我听得父亲对他们说：这些书有的是有价值的，请他们送到图书馆去。后来这些书藉字画到底怎样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听说红卫兵把抄来的书藉，字画，和其他许多“四旧”的东西都烧掉了。 抄家以后虽然慢慢恢复了原来的生活状况，但是我的心里多少产生了一点自卑感，对红卫兵有点敬而远之的情绪。也就一直游离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外。所以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我什么也没有参加。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我这个旁观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不由我这个思想幼稚的中学生有什么其他选择。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逐渐为我所接受。 到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全新的环境中，我同许多知青一样，努力想融入这个集体之中，所以各方面都想表现得好一点。从1969年底擅自回家到1970年初回到连队后，我不但努力劳动，而且还积极参加营、连召开的大批判会，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等等。那时连队大批判要有人写批判文章，但写的人并不多。我想可能一些人在文革中常写大批判，已经不屑于写这类文章了。而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这种文章，此时对此正有新鲜感。所以几乎每次开会都写一篇，而且写的时候动脑筋，遣词造句也颇用心。只是当时大批判的稿子现在都找不到了，写的具体内容也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所有稿子开头一定要用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就是进行口诛笔伐。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中学生对于被批判的所谓“刘邓路线”、“走资派”等等根本也不了解，所谓批判也就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只是在“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我倒是经常会自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私心杂念。经常会想到高尚的张思德、白求恩，以此来鞭策自己。 我在兵团农场的积极表现从深层次来说，有二个原因：一是文化教育使然，二是心理暗示影响。 所谓文化教育方面的原因，是指我的童年既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接受了社会革命文化的教育。家庭中的传统文化是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的。他们身上体现出“温、良、恭、俭、让、勤、信”的品质。特别是其中的“恭、信”，父母差不多做到了“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不屑于低声下气去求人，内心清高而为人谦逊，自强不息只想以自己的能力和实绩立足社会，对工作恪尽职守，信守职责。父母的这种既传统又带点现代的观念和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我们兄妹三人）。所以我的工作态度，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份工作，只要你做了，就得信守职责，尽力做好。做事情，做工作都要认真踏实，不可以敷衍了事。 同时，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新时代，毛主席称之为“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们所处的社会，那时通俗地叫做“新社会”。在这个新时代和新社会，革命文化以泰山压顶之势扫荡摧毁着一切旧文化，旧习惯，旧观念。这就使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接受了革命文化的熏陶。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阶级观念，也包括一些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艰苦朴素等道德和品行的要求。而这些道德和品行的要求倒也与我家庭的教育大体相合。 这样，二种文化就在我身上融合起来，再加上我自身的性格特点，造就了我在兵团农场踏实干活的现实表现。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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