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政治生活与思想变化 所谓心理暗示方面的原因，是指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下意识的“负疚”感和“恐惧”感。早在60年代，从社会上强调阶级斗争开始，许多事情就要看你的出身成份。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往往要低人一等。我记得1966年暑假前，我们班里推举去北京的代表，首要的一条就是出身工农成份。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就没有资格去当代表。文革开始以后，社会上流传一种“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更加剧了这种状况。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虽然不算剥削阶级，但也不算正统的劳动人民。当时理解的所谓劳动，就是指体力劳动，就是做工务农，认为只有做工务农才创造财富。所以我觉得我这种“非劳动人民”、非革命家庭出身的人，没有为革命出过力、没有为社会创造什么财富。在工农和革命家庭出身的人面前有一丝说不清的自卑感。同时觉得革命的浪潮随时可以把我这样的“无用”之人抛弃。这就促使我在建设兵团的干活时下意识地努力干活，在政治活动中不要表现落后。以求得安身立命的保障。
我从小脸色就比较白。文革时期，红五类成了光荣，而黑五类则受到歧视。我的家庭成份是“职员”，正好不左不右，不红不黑，在中间。而红五类中的工农兵一般都不是脸色较白的。文革中受到鞭挞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都是白白净净的。我心里害怕说不定哪天把我归到黑五类之列，所以到了兵团农场头几年干活时，我有意让自己多晒太阳。即使夏天烈日当头，别人戴上了草帽遮阳，我还是坚持让太阳晒。争取早日脸色变黑，以示自己也是劳动人民了。 我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我很荣幸地被评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1970年度的“五好战士”。这大概是生产建设兵团唯一的一次评五好战士。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就不再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了。连队战友还有谁被评上“五好战士”也已经记不清楚了。这张奖状是直接寄到家里的，我好象记得当时连队并没有举行什么授奖仪式之类的活动。 1971年12月30日，我又加入了共青团，入团介绍人是徐州知青孙洪锦，当时同我在一个班排，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有一段时间他的床铺与我的床铺并排。大家相处也很好。只是他很快就招工走了，后来就没了联系。 在这二年中，我的思想比较稳定，一方面是全家下放到了农村，也就不抱回无锡去的希望了。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文革的理论观点，认同知青上山下乡的必要性，愿意在生产建设兵团好好锻炼自己，希望将来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随后发生的二件事情促使我的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第一件事情是我在四连的中学同学柴锡春被打成了反革命！时间大约是1971年春，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揭发柴锡春用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作手纸！这在文革中就是犯了大罪。当时好象还是处在“一打三反”运动之中。所以很快就给这个事立案定性，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那时还在一连，但很快也就听说了这个事情。我当时大吃一惊！但又无可奈何。这种事情在文革中根本就不容辩解。类似的冤案在当时社会上也不在少数。事情发生后，连队召开了批斗大会。然后柴锡春被监督劳动，苦活脏活都让他去干。给他心灵上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我知道，柴锡春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估计连队的大多数人心里也都知道。 柴锡春同学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平时不善言辞，家庭出身也很好。发生这起手纸事件，是因为当时没有手纸，大家都是随手找一张纸当作手纸。文革时期的纸张印刷品上又经常印有毛主席的画象，稍不注意就会犯忌。这事如果无人去报告也就无事发生。但是一旦有人揭发，谁也不敢庇护或者置之不问。这就是当时文革的一种政治氛围，兵团农场也不能例外。 这件事情对我有所触动，以后我就比较注意处理有毛主席画象的纸张。但更主要的是促使我思考：一件无意识的小事竟然导致了一个好人被定罪！为什么？当然，当时我的学识水平也想不出什么结果来。不过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对文革及其理论的一个怀疑的种子。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一直跟柴锡春保持良好关系。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宿舍，铺对着铺；一起在蔬菜班干活，相互帮助。后来我当了营部书记员，同柴锡春也保持着密切来往。我的日记上记载着那些我们一起吃饭、相互借宿的许多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1971年“9.13”林彪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件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大事情。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经历了文革的这一代人，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观念。 向我们知青传达林彪事件，记不清是当年的10月份还是11月份了，好象天已转凉，但还不冷。营部通知全体人员集中到营地前面的防风林里面，营长孙文云亲自宣读了文件。 我记得当时听到营长讲林彪叛国出逃的事件时，犹如五雷轰顶，惊得目瞪口呆。以致后面营长读的几句话都没听清楚，过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赶紧聚精会神地听营长宣读。文件传达时间不长，但它引起的震惊和影响却是长久的。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无不感叹不已。 在林彪事件之前，我虽然只是一个文革的旁观者和逍遥派，但对文革运动也一直关注着。也曾对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感到兴奋。那时我对文革的看法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观点。有时候看到揭发出来一些领导干部生活腐败，作风官僚，不关心群众，觉得文革运动还是有必要的。但有时又看到文革运动中学校停课，许多工人上街闹革命，导致一些工厂生产受到影响，甚至停工停产，我常常会想，不生产就没有东西供应了，会不会有问题？对于红卫兵的一些过激行动（如抄家、剪烫发、剪小裤脚管、剪旗袍等），一方面觉得不妥，另一方面又恐自己思想落后、保守，觉得革命大概都要这样“矫枉过正”的，毛主席当年不就是这样肯定湖南农民运动的么？ 但是随着文革运动从上到下不断地揪出新的“坏人”，逐渐让我心生疑虑，先是彭、罗、陆、杨，接着是刘、邓等一大批干部，再后是贺龙，然后是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又有王、关、戚，杨、余、傅，甚至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都成了“坏人”。我有时不禁会想，毛主席手下怎么有这么多“坏人”呢？后来听闻到处发生武斗，无锡地区也避免不了武斗发生，心中更是加重了疑虑。不是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么？怎么会打起来呢？后来武斗止住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听到一些造反的工人进了单位的领导班子，一些红卫兵头头也进了学校革命委员会了，我又觉得这种状况好象也不错。文革似乎正在开辟一个新社会、新世界。 总之，当时对毛主席的崇拜和信任可以压倒我所有的疑虑。我曾经努力用当时的认识和观点进行自我解答：文革运动揭出这么多“坏人”不正是说明了文革运动的必要性么？因为如果不搞文革，这些“坏人”不是还会隐藏在党内，潜伏在毛主席的身边么？各地发生的武斗应该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挑拨和破坏。当时我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毛主席总是正确的。对文革总体上是拥护的。 但是，林彪事件的传达除了使我震惊之外，还使我的思想认识比之以前发生了一点变化。最主要的就是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个念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都对的，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好象也有点问题。这个念头一闪，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赶紧想摒弃这个念头。但是，思想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个念头尽管我不去想，但一碰到一些具体问题总是会浮现出来。比如后来批判林彪，传达《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是林彪等人的最大罪证，但是我听到其中的一些说法，竟然并不反感。比如对“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等说法。后来得知，其实有这种感觉的人还有不少。但是当时我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反对毛主席还是不能接受。只是认为毛主席也会有失误的地方。（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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