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木匠生涯》第四十八章 创办夜校（节选）

    据说，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指导员确曾就连队创办夜校，开展文化学习活动与几位上级领导进行过试探性的沟通，而且得到的答复也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几位上级领导较为一致的口头意见是，只要文化夜校的（政治）方向不走偏，有利于连队的思想稳定，有利于科学种田，开展文化学习活动的想法是可以肯定，并予以支持的。可见，上级领导并非都是极其僵化的政治盲人，孰轻孰重，他们都还拎得清。当然，这并非是把指导员划归于此类政治盲人的行列中，只不过他确实精于算计，而且谨慎有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放在了高于一切的首要位置而已。

    无需赘言，上级领导的态度最终还是促使指导员下定了决心，并且在由他组织召开的党支部会议上，通过集体讨论正式批准了我们创办夜校的建议，与此同时还责令葛建国等人立即着手与之相关的筹备工作。

    创办文化夜校的口头“许可证”终于拿到了，但是，为了突出夜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夜校的名称还是按照指导员的要求冠名为“政治夜校”，借此遮掩以文化学习为主旨的真实想法。文化夜校原本是开展文化学习的一种好形式，却被人为地当作了私货，夹藏在政治夜校的光环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势造英雄般的“政治智慧”。

    相对而言，夜校的各项筹备工作要比前期申请简单多了，其间并未出现任何难以克服的麻烦和困难，颇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既然要求全员参加，动员工作自然不必多费精力，大礼堂则是别无二选的最佳场所，只需木匠制作一块儿适用的小黑板。其二、尽管连队里有十几名具备高中学历的人，但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勇于担当文化教员工作的却只有葛建国和陈晓鹏二人，不过，这在夜校创办之初的摸索阶段也算够用了。其三、最难解决的似乎是各种教材的问题，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葛建国和陈晓鹏二人的手里就有现成的全套初高中课本，不少战友的手里同样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私藏货——各种各样压箱底儿的辅导材料等，只不过平日里从不轻易地拿出来示人罢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心系全力扶植夜校这一新生事物、肩负办好夜校促进文化学习之责任，以及心怀不可预见的美好之未来，葛建国在获得连部的正式批准前，就已经按部就班、不遗余力地在做各种有关方面的准备工作了。

    真正耗费一些精力和时间的，要算是开讲之前的备课工作了。当然，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程，对于葛建国和陈晓鹏这两位高中毕业生来说自然只是小事一桩，但也不能照本宣科，要务实适用，还要适当增加一点儿趣味性，那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去准备。

    让我感到始料未及的是，虽然我是创办夜校的一名积极响应者，也算是积极参与者，但是，作为一名仅仅具有小学六年级水平的六·九届毕业生，却被招纳到葛建国的麾下，司职夜校的政治教员——我暂且斗胆袭用这一神圣且又光荣的称谓，我还是感到既突然，又难以理解，对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心中更是充满了太多的疑虑与不自信。对我来说，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内，突然被人硬推上那个颇受众人瞩目的大讲台，那将是多么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一件事儿。况且，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不久，而且事皆懵懂，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刚好小学毕业的毛孩子，能有资格充当政治教员，去讲授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政治课吗？不管今后所谓的讲课效果如何，静下心来仔细地想想，都会觉得是那么滑稽可笑。教员，那可是万人师表的神圣职业，小学才算刚刚毕业，张嘴说话难免不用错别字(尽管仍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学习)，清晰的逻辑思维尚待进一步形成，又能向自己未来的听众们，抖落出什么有价值的好东西来呢？站在讲台上，如果就是有人与自己过不去，硬是不肯给我留面子，我断定决然架不住人家轻描淡写的两三问，立马就会现出自己的原形来。“豁牙子”上讲台，不误人子弟那才怪呢！

    葛建国与陈晓鹏敢于走上讲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人都具备较为深厚扎实的文化功底，那么，我又有什么资格迈向那个神圣的大“舞台”呢？刚刚领受任务的时候，我曾经极不自信地反复扪心自问过，也曾经自嘲地对身边的一些战友们说，我就像只被赶急了的鸭子，无处躲藏，不得不上架。

    事实上，能够完整地背诵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和整本的《毛主席语录》，乃至于大部分语录出自哪一页、摘自毛选的哪一篇文章，我基本上都能准确无误地脱口而出，算是我在众多战友们面前所能表现出来的一点儿真“本事”，或者勉强算是我能展示给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也是我被选中担当所谓政治教员的主要原因吧。当然，这种看似长于背诵的能力，主要还是源自于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动力上，或者换句话说，仅仅局限于这些政治理论的文章上，否则，这种动力也许未必能够维持太久。一九七二年春节之后，我曾经尝试通篇背诵大哥送给我的《唐诗三百首》，但却从未产生过如此明显的效果，正是因为不太喜欢，自然缺乏持久的动力，大概就是这种状况的最有力证明。

    不过，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的是，除认真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毛泽东选集外，我同样热衷于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小说、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专著，以及中外各种优秀的文学作品等。故此，在与众人闲聊时偶尔也能引经据典凑个热闹，算是卖弄吧，但却非常有限。其次，出于认真学习或深入探讨的需要，搬出所学到的哲学理论与他人进行激烈地争论也是常有的事，比如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一元论和二元论，以及否定之否定的相互关系等等，不一而足，但是，领会是否透彻、准确，则又另当别论了。

    当然，我也并不否认，自一九七零年初受到班副百般讽刺挖苦之日起，我便开始刻苦自学凡能接触到的各种书本知识，其中就有不少政治理论和不同版本的历史教课书等，虽然从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但这些都不是胜任政治教员的基本条件，远远达不到走上讲台，去给战友们讲授政治理论的水平与资格。简单举例来说，阅读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某些哲学专著，以及马列部分著作的时候，其中的一些章节似乎读懂了。但是，合上书本却又觉得理不出任何头绪，很难换做自己的语言表达清楚，其余大部分要么似懂非懂，要么始终都无法读通读懂，理解错误更是在所难免。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所学理论未能密切联系实际的结果，而实质性的问题却在于，自己的知识面太窄，无法正确理解那些既复杂，又深奥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概念，无法融会贯通，最终为我所用。即便阅读鲁迅先生以白话文撰写的杂文与小说，真正读通读懂也同样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次阅读时，自己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文字上，比如，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初读此文时，自己的直觉以为，作者不过是在阐述一条从无到有，直至形成公路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为抄近路，常常行走在荒郊野外的沟沟坎坎、杂草丛生之地一般。真正体会到这段文字富含的深意，还是经过多次细心阅读后，才渐渐地领悟到，这是作者在号召那些安于贫穷落后，或任人宰割、麻木不仁的世人们，要痛定思痛，敢于破旧立新，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而发出的愤怒的呐喊声。翻开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哪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不是经过几代人的勇于探索，生生不息地流血牺牲换来的呢？

    以上，无论是自己的长于记忆，还是常与他人激烈争辩，抑或是在人前卖弄，一切皆为表面现象，是在懵懵懂懂中逐渐成熟进步的一种常态，但是许多政治理论问题并未系统地学习研究过。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又怎能上得了讲台呢？

    所谓“赶鸭子上架”，通常是指明知不可为，却非欲为之的、一种极不理智，又不现实做法。现实生活中，即便被迫勉强攀上架去，也注定呆不长久。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就如同被赶上架的鸭子一般，可谓顾虑重重、胆战心惊地走上讲台，复又狼狈不堪、跌跌撞撞地退居台下。

    我负责宣讲的内容是《简明社会发展史》，也是经过集体讨论，最终选定的一本初高中历史教材。涉及内容包括原始人类社会在内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力，以及基本社会生活状况等，全部课程计划分八次讲完。由于是首次宣讲，内容做了适当压缩，目的在于逐渐适应现场气氛，为今后的系列宣讲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计划总会有失算的时候，当我走到讲台时，看到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连队的战友，人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惊讶、疑惑，甚至轻蔑、窃笑的样子，仿佛集了世界之大成的各种不友好的表情，顷刻之间便潮涌般向着自己扑面袭来。我顿时觉得腿肚子转筋，两腿发软，颤抖不止。脑海间一片空白，只觉嗡嗡乱响，事先背得滚瓜烂熟的讲义几乎瞬间就忘了个精光，结结巴巴地只讲了几句开场白，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想要拿出讲义，照本宣科读下去，讲稿却被自信地放在宿舍里。

    葛建国坐在前排，离我最近，看到我举止失措的样子，赶忙示意我拿出讲稿。可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而且盲目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从来就不曾想到过要随身带上讲稿，以防不测。当然，我更不曾想到过，即便自己背诵如流，其效果也无异于小学生例行公事地站在课堂上给老师背诵课文的场景。

    无须讳言，最后的结果，我被尴尬地替换下场。为了完成当日的宣讲计划，我只得利用葛建国及时救场，临时增加解析数学题的间隙，迅速跑回宿舍取来讲稿，以便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再做一次新的尝试。重新走上讲台时，我首先诚惶诚恐地向大家表达了诚挚的歉意，随后手举讲稿照本宣科读完了事。

    实际上，葛建国对此还是有点儿先见之明的，并非没有预案。早在备课阶段，他就明确提出，第一次讲课，最好还是手拿讲稿较为稳妥，免得由于过度紧张出现忘词等意外情况。而我却充满自信地表示，就那么几页纸，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还当着他们的面完整流畅地背诵了一遍。那时候年轻气盛，哪里会预先想到台上台下有那么大的区别。而在此前，葛建国、程鹏等已经顺利完成了讲授数学和物理的课程，不管效果如何，结果还是成功的，对我脱稿背诵讲义起到了决定性的鼓励作用。

    不幸的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夜校的文化学习活动并没有持续太久，尤其是后来听者寥寥，只能被迫宣布停办了。

    夜校之所以半途夭折，大致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连队的领导并未尽力予以扶持，比如缺乏经费上的适当支持，缺乏必要的组织协调，许多不感兴趣的战友不听约束，现场秩序较为混乱，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习效果，给人留下一种可办可不办的感觉。第二、劳动强度过大，战友们辛辛苦苦地劳作了一天，都已筋疲力尽，无暇他顾，普遍失去了对“求学”的孜孜动力。第三、文化大革命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远未消除，除少数人外，轻视、甚至蔑视文化学习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加之各级学校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文化学习的氛围非常淡薄。第四、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让太多的年轻人对未来人生丧失了信心，索性破罐破摔混日子。第五、也是最为主要的一方面。大家的学识水平本就参差不齐，如果授课的内容过于简单，有人会说是小儿科，与其参加这种陪绑似的教学活动，还不如待在宿舍里有的放矢地选学自己更需要的文化知识。相反，如果学习内容过于高深，绝大多数人又认为是在听天书，多坐一会儿都有涨破脑袋的危险，加之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许多人宁愿扎堆儿凑在一起插科打诨，嬉笑打闹，也不愿把分毫注意力放在可能学而无获的讲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