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己剁掉。

那时虽然只是个小知青，我却不满足于只是按照传统方式种田。不仅自己试验喂猪的发酵青饲料，还专门一个人跑到农场场部试验站找技术员，说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他指导。

那个技术员姓翁，2009 年5 月20 日，北京知青回访团回到陇川农场时，接待处告诉我，一个姓翁的退休的总场副场长找我。我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翁技术员。老翁告诉我，多年来，无论北京、四川、上海还是昆明，到陇川的所有知青中，找试验站做农业科技试验，我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不会忘记我。

我记得大约是1971 年春，我去场部试验站问谁是技术员，一个面目清癯，高高瘦瘦的男子说我就是，我姓翁。我问，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产的新品种呢？翁技术员很无奈地回答：现在农业科技没人管没人问，哪里有人还想这个？我说我想试一试，感动得翁技术员从杂乱的家什中立即翻出了几本农业科技的书送给我。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做了两季的水稻育种试验。先是在连队的菜园里用卷秧育种，知青颜英还帮助我一起做。而后向连长张才扬要了块五分大小的地，自己插秧施肥。这块地长势很好，张连长很高兴，说据他估摸产量要高出一般稻田的一半。但是在抽穗灌浆的时候，水稻长虫了，必须打药。结果我药打多了，收成的时候稻谷空壳有一小半，而且晒场时我没在现场，有人将我的试验田和大田的稻谷混起来，没法用新稻谷做种子了。我当时难受了好多天，对翁技术员说我不再做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发、自主作农业科技试验，失败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并没有被家庭在“文革”中的苦难所吓倒，在老职工和农场技术员支持下走过的这段宝贵经历，正是我努力要自立自强的写照。直到今天，我做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仍然以三农为本，矢志不渝地帮助农民做综合性的农民协会的试验。综合农协不仅做金融合作、供销合作，还做农业技术推广和社区教育，而三十多年前陇川试验打下的基础是起了作用的。

我当时的理想是，只要人能干的我都要会干。

我当过代课教师，给连队的三年级小学生上过语文和算术课。还做过炊事员，在连队食堂用大铲子炒连队百多号人的菜。甚至还在婴幼儿室当过一段阿姨。

我所在的连队除了知青，都是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壮年农民。他们20 世纪60 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群结队来到云南陇川。当我们到农场的时候，他们都有了第二代。由于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所以一家有好多个孩子，大人出工，小孩子放在婴幼儿室里。有一段时间阿姨休假没人代替，我就自告奋勇向张连长请求带孩子。当地的风俗都是用一大块布把孩子绑在身上。我居然比湖南老乡还土，胸前裹一个，背后绑一个，然后左手、右手各领一个，我一个人居然可以同时带着四个孩子往前走，再招呼其他的孩子。

所有这些活计都是自己有意识做的。知青里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要求自己什么都要学，什么活都要会干。我当时为什么这样严苛地要求自己呢？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苦难，我知道自己的一生一定要靠自己站起来，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只要自己什么都做过，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都不怕，今后就没有什么能打得倒我了。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那几年让青少年的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跌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逼迫下，被动地被捶打，那么，陇川农场的经历才是真正地自主磨练和自我造就，从肉体到精神锻造出了今天的这一个我。

当所有的农话都做过，最吃苦受累的事都干过，我真的就习惯了。云南的农活可真是累呀，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去插秧，到天黑得墨漆漆的时候才收工。一天干活能干到16 个小时。插秧是永远弯着腰插。放高工效时我一天最多能插3 亩地，而且行距株距很密，是4 寸乘6寸的，现在自己想想都觉得够伟大。3 亩地你就是一趟趟走来回要多少时间！而那个时候这样放高功效的不止是我，有的知青还有老职工的孩子比我干得还多。那时候我们相互开玩笑说，插秧真是弯腰大练习，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不怕挨斗了。

在云南，吃大苦，耐大劳的程度到了人的极限。

记得我被派到水库工地推土车。从大高坡里向外推土，一车土装得满满尖尖，我一天能推一百多车，干下来浑身筋骨都像散了架一样。水库工地还要为浇筑大坝搅拌水泥，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当时缺人手，工地让我们班上。我一个女的当班长，带着全班的男队员用长把铲子搅拌水泥和石头子，那一铲子下去就像要把你的五脏六腹都折断一样那么沉。但是我挺过去了，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受，只知道我特别能干。

我那时相信一句话：身体是肉做的，人的意志是钢的。在水库工地上一天开五餐，每顿饭我能吃下一斤米，没有什么菜。真的是最大的吃苦耐劳的活都干过了。现在想想，觉得尽管自己当时年轻幼稚，盲目蛮干，但是人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事，只要你觉得你能承受，就真的可以承受了。

劳动的汗水让我和土地和老职工亲近，也让我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老职工和连队干部对我有一致好评。不仅屡屡评选我为知青模范，还几次提出要发展我入党。我说我的父亲是没有解放的干部，他们说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入党。党组织居然向北京发出了外调。

多年后我回到北京，我父亲专案组的李组长专门找到我说，曾多次接到过我所在农场和工厂的外调函，都是为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做结论，只有简短回信说在等待上级给结论。这样的回函只能算没有清楚的交待，地方党委就不能发展我入党。我的入党问题直到1975 年才解决。这位专案组的李组长给当时我所在的工厂党委写了一封外调回函，大意是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影响杨团入党，请你们自行决定。张家口树脂厂党委就以此为依据，当即发展我入了党。而我的父亲被宣布解放，是在我入党的第3 年、上大学3 个月后的1978 年11 月间。胡耀邦做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手将毛泽东钦定的一批重案彻底推翻，去掉了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

我在云南的3 年多，除了不能入党，没有感受到其他政治压力，这份幸运源自陇川农场领导的一个重要决定。

当时同样处于“文革”风暴中的陇川农场，张志诚书记、李岱东场长等一批老干部也曾一度靠边站，是他们出于敏锐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来自“文革”中心——北京知青的家庭中会有各种复杂情况，于是和农场的领导们商定，采取整体保护政策，将所有知青的档案统统放在总场，不下放到各分场，不让我们的家庭情况扩散。

是他们，以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保护了我和我们北京知青。

而这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迟至2009 年5 月，北京知青组织回访团集体回云南陇川参加40 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从最后一批离开陇川的知青们的议论中我才知晓。

当时，已经60岁的我，心底止不住奔涌的狂澜。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

从北京到云南，不满20 岁的我，像从“文革”牢笼里飞出的小鸟，飞到广阔的天地，从此不再备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平等对待。是陇川农场的新环境解放了我，不但让我恢复了以往真诚乐观的本性，还增添了一份坚韧执着和旁人难以觉察的深沉。若没有陇川农场的宽松环境，我真不能想象自己后来的路。我能撑得下来吗？即便撑下来能不扭曲变形吗？

2009年5月，知青团集体回云南时，张书记李场长等一批老领导老干部都已过世，我和几个知青专门拜访了当年农场领导中还健在的几位离休老干部，表达了我们迟到的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经历过陇川农场这3 年半后，我转到张家口树脂厂做仪表修理工3 年多，而后又和家在张家口的一个北京人自愿对调，进了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做国家计划项目物资调配工作两年多。可以说，农工商我都干过了，世上再没有什么苦活累活脏活甚至技术活、智力活能难得住我。当1978 年考上大学时，我的心智和能力与同时代人相比真的算是比较成熟了。

和农场老职工相处的岁月

在陇川农场的3 年半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在丙寅分场二十队，也就是四营一连当农工，后来去过糖厂，又在水库工地干了几个月，之后被调到四营二连（原二十二队）当连队文书。离开云南时我是从四营二连走的。和二十队的老职工相处近3 年，其间发生过许多故事，今天回忆起来还为自己当时懵懂蛮干、不知分寸，甚至伤害了有的老职工感到内疚。

分到二十队的北京知青女生7名，都是女附中的，男生两名，是31 中的。二十队唯一的两层小楼，就让我们7个女生住。楼上5人，楼下2人，楼下还有一间大屋，队里分甘蔗时就堆在这里。男生住在斜对角的平房里。

刚到二十队，第二天要出工时下雨。云南雨季很长，大半年人都要泡在雨水里。早上，老职工给我们拿来褐色棕麻编制的蓑衣和圆顶大斗笠。一看这蓑衣在肩膀上织成一个硬壳，下摆丝丝拉拉成条屡状，一弯腰就像撅起来的鸡屁股，我们当中老初一的一个女生就撅嘴了：“什么东西这么难看，我才不穿呢。”老职工告诉我们，干农活( 比如插秧) 常常要弯腰，后背最需要挡雨，穿蓑衣是为干活方便，不干活的时候可以打伞穿雨衣，这才勉强穿上。再后来就很习惯了，也觉得挺好看的了。

40 多年过去，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这位女生都无比怀念那穿蓑衣戴斗笠的日子，盼望在不久将要举办北京知青八千子弟赴云南农场的展览中能看到久违了的蓑衣斗笠。

老职工不但在劳动上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农活，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照顾我们。当时每个老职工除了吃队里大食堂的饭菜，有时也自己开小灶，所以都在自己的住房后面搭一个草棚，支上一口做饭炒菜的铁锅。看到知青只能吃大食堂，他们就跟商量过似的，来请知青，一家分一两个去吃他们的小灶。我们吃得最多、最喜欢吃的是糯米粑粑。白白的糯米粉搅成面，用油一煎，两面焦黄，吃起来又甜又香。

农场发工资，我们都是28块半。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不能算低，因为后来我转到工厂做徒工月薪才18 块。凭农场的工资，我不但自己经济独立了，还能接济家庭和朋友。那时除了给队里交饭钱，我基本上不买零食，努力积蓄。到云南半年多后，一个北京知青因父病重返京，我居然一下子能拿出100 元帮她。得知赵婆婆患了食道癌，我寄了钱给家里表达心意。

农场星期天也放假，只是星期天经常要出义务工，种队里的菜田。现在想起来，农场的田是公田，种的庄稼要交公，工作日要种公田；生产队里大食堂是集体的，职工吃饭只交8 块钱，除了买大米，大部分蔬菜和猪肉由队里解决，所以队里的菜田是集体田，不占国家便宜就只能星期天出义务工了。可是北京知青劳动一周，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谁不想赶个街逛逛市场。这就产生矛盾了。我们那时不懂得出义务工的道理，还认为是队里安排不好，总想延长劳动时间。我是二十队知青的头头，为这个事在老职工和知青中两边犯难。有几次干脆我就自己去出义务工，让其他知青星期天出去逛。张才扬知道我犯难，和队里的老职工们做工作，说年轻人在这儿没有家，我们大家要多关心她们。让她们周日多出去走走吧。这样，问题算解决了。

离开北京前，护国寺中医院办免费的卫生员培训班，还说明是专为下农村的知青办的。我报了名，如饥似渴地学习卫生常识、中医经络、针灸还有接生，对经络和扎针最着迷，就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到云南后，这一手初学乍练的技术居然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给我们队里几个女知青扎针，后来，我会扎针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老职工也来找我给扎针。下水田干活时，我看到有的女职工和知青肚子疼，就在田埂上用草棍顶住她们的耳朵上的压疼点，居然也能管点事儿。

不但老职工找我扎针，农民户也来找我了。距离二十三队知青宿舍不远处有一户云南本地的农民找到我，说是他的老母亲有病，子宫脱垂，走路不便，希望我能给扎针试试。我去看了，老妈妈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瘫在床上。我不知道扎针管不管事，但是老百姓的期盼我肯定义不容辞，于是就开始了为老妈妈扎针的过程。我记得都是用休息时间，主要是中午，从二十队走到二十三队，来回要20 多分钟，再加上治疗时间，一个小时左右，中午的午休全部占用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被二十三队的知青常寒婴知道了，他也会扎针，就接替了我的工作。

在扎针中，有两次险些出事故，今天想起来都让我后怕。

第一次是给戴建春扎睛明穴。我才学了浅浅的一点扎针技术，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蛮干。睛明穴在眼睛内框靠鼻梁的地方，一般扎针大夫都不敢扎，我却非要练习给自己扎。被戴建春看到，就说你给我扎吧。我可真敢干，两针下去，进去时还好，但是起针时有一针抖了，导致她的一只眼睛当即有出血点。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扎睛明穴了。

还有一次，老职工郝东妹说肚子疼，我想肚子不是眼睛，我给自己也扎过，这总不会扎出毛病来，就到她家去扎针。之后她丈夫来找我，说是她刚有孕在身，这着实把我吓住了。我怎么知道她怀孕了呀？她没有说呀！我忙不迭地给她和她丈夫道歉，悔恨自己不问问清楚就干，并且赶紧让她到医院检查，还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得到了她家的谅解。

二十队开始有个卫生室，有一个姓常的四五十岁的老医生。他经常给我讲卫生常识，有意要培养我向医疗卫生方面发展。他还告诉我，州里有个中药的展览会，如果我去了，能够在那里学习，将来就可能做中医药的工作。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是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家庭情况经不起任何审查，所以我对任何别人看来是好事的机会都不抱希望。而我也真的是对劳动、对老职工有了情感，记得当时就和常医生说，我不想做脱离劳动的专职医生，只想业余做一点，对别人能有所帮助就行。还有一次县里向农场要人组织工作队下乡，按照当时的看法，能脱离劳动都是好机会，也有人告诉我，我很合适，要推荐我去。我只是淡淡一笑了之，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对联事件”

和老职工相处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对联事件”。这件事曾闹到几乎全场皆知。而且至今还影响着其中的受伤害者——我的排长，老职工何发秀和他们一家人。2009年5月下旬，我和颜英一起到瑞丽他小儿子的住宅去看他。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仍然记得这件事，这让我的心像被揪起来一样难受。

那是1971年春节前夕。为祝贺春节，给老职工一个惊喜，我们几个知青凑在一起出点子。大家想到我们给每个老职工房门前贴一副对联，红底黑字，不是挺喜庆的吗！大家一致同意，于是说干就干：有人从报刊上找词儿，有人买红纸毛笔。当时的词儿都挺革命的，找出来一大堆，但是要不要针对每个人选一幅呢？大家兴致勃勃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一幅适合张三，这一幅适合李四。我记得，给连长张才扬选的是“拉革命的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还有一幅是“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 决不为私后退半步生”，是解放军画报刊载的，出自北疆一个边防哨所。有知青说，这一幅给何发秀吧。

事情就出在这幅对联上。

我们将所有的对联都写好了，也贴了几幅。张连长的对联是他在的时候我们一起贴上的。还向他讲了鼓励的话，他很高兴。但是，我们来没来得及贴完，就被一大群别的队的知青叫住，要一起到总场街子上耍去。知青们就将这些没贴完的对联分发到各家的门口，让其他人帮助我们贴上，我还说明要按照我们分发的给各家贴，不能错，之后，就离开二十队去总场了。

赶紧向唐书记解释这是从报刊上抄下来的，没有指责他家的意思。唐书记让我将载

有这句话的解放军画报找出来，又说要开全队大会公开解释。

我还来不及想，很快，在队部最大的堂屋里召开了全队大会。那时还没有电灯，

记得桌上点着煤油灯，靠近油灯的人投射在墙上形成长长的灯影，堂屋黑压压的只

看得见人头攒动。我心里很紧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又想到在北京挨斗的情景。

会议开始，唐书记首先开腔，说明要请知青做解释。我还没说完我的解释，何

发秀的老婆就哭喊着向桌边靠过来，大意是，你们为什么非要把这对联贴我们家？

看她的架势是要来抓我，这时人群一片骚动。唐书记立马挡住说，你有话好好讲。

关键时刻何发秀站出来，喝住了他老婆，让她回家去。唐书记就趁势让大家散开了。

事后，很多老职工对知青表示，其实你们不要指定哪一家，顺着贴下去就没事了。

我无语，我知道不能再做任何解释。本是一件好事，结果让我们弄成了坏事。

为表示歉意，之后我多次到何发秀家里，不提这件事，就是和他坐坐，闲扯。

他是我的排长，我是他的下属，能谈的话题总是很多。终于有一天，何发秀和我说

着说着掉眼泪了。他终于原谅了我，原谅了我们北京知青。

但是，当37 年后的2009 年5 月，我们在瑞丽再见面时，我才晓得老人心里一

直因为这件事有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内心的沉重无以言表。

在此之后，我又辗转听到何发秀小儿子对“对联事件”的感言，心中的震撼更

难表述。那副对联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年他才8岁，觉得“天都塌了”。

我这才意识到当年的过失有多么严重。其实，我过去一直都没弄明白“对联事件”

何以让何家悲痛欲绝。一直以为是涉及“公”、“私”之辩，有影射之嫌，完全没

能理解关键在于对联“前进一步死”有个“死”字。在中国，过年是全家最为喜庆

的日子，最忌讳不吉利的话语和行动。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过年在大门口贴“死”

字，不就是诅咒么？谁家挨上它，难保不遭灭顶之灾。

可是，“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在当时我们这伙北京知青眼里，的确是最最

革命的口号，我们决然不会想到“死”就是一个毒咒。

虽说全国经历的是同一场“文革”，但是边疆的农工和北京的学生受到的影响

还是有天壤之别——再革命、再淳朴的农工过年也忌讳“死”，无论这个“死”是

为公还是为私。

其实，许多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禁忌。这是不容冒犯的，否则就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闯禁忌的人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可是在“文革”年代，招来杀身之祸的不是闯禁忌，而是任何一点点与社会的

疯狂相悖的言行。当时抄家、打人、侮辱人，草菅人命成为社会常态。多少人在屈辱中饮冤自尽，又有多少人被害，北京就有好几所中学的校长被学生活活打死。在那种状况下，统治一切的极“左”思潮以“破四旧”为名横扫一切传统和禁忌。而当时的我们，不谙世事，再加上受极“左”思潮的裹挟，完全没有一点点顾及传统民俗的意识。

可是，真正可悲的是，我这个受“文革”迫害异常深重的青年，却在自己受伤害的同时深深地伤害了关爱自己的农场老职工。

更可悲的是，这种伤害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并不知晓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侵袭和荼毒，还以为这是在追求革命，向着真正革命的路上迅跑。

那个疯狂的年代，受害者同时又成为害人者，是多么沉重的社会悲哀！

多年后，当我自己完全从压力和歧视中走出来，对于何发秀一家当时的悲痛就更加感同身受。

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人类社会里最为尊贵，不容侮辱和亵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尊严和价值，应该得到和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的尊重。而不尊重人的日子就是非人的日子，过非人的日子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耻辱。

我永远记得，是何发秀，是二十队的领导和全体老职工以博大的心胸保护了我，保护了我们北京知青！

自2003 年始，我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协助三农的事业。2005 年，我在社科院和伙伴们一起支持各地的农民合作组织设立了农禾之家（联盟），2009 年7 月退休后，更是将重点放在帮助各地农民建立综合性农民协会上。我和伙伴们发起设立了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支持农禾之家（联盟）发展，尤为重视社区教育和推广。到农村调研，走村串户，和农民们围坐讨论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在这样的生活里，我感到温暖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