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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日 作者(左一)和姚学军 往事的回忆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三队/ 陈宗放 提起陇川,40 年前的一幕幕场景就时隐时现地出现在眼前。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人和事都变得模糊了,是这次回访团带回的录像,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当年一条带有深深车辙的土路,将我们送到一个不大的、略显光秃的山包上。迎面是两栋组成L型的瓦房,它的背后则是成反L型的两排茅草房,最右首一间草房,屋后有一蓬像大鸡毛毽似的竹子,可能还有一棵芭蕉树吧,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宿舍。而我眼前这张照片中,茅草房已不见踪影,新建的瓦房顶上赫然安装着太阳能热水器,唯有那当年的瓦房相貌依旧,连墙上的“文革”标语都历历在目,不禁让人唏嘘不已。这儿是我参加工作的起点,我的工龄从这里开始,我和这里的新老职工一起生活了三年半,如今,他们都好吗? 我所住的这个山包,当初叫“国营陇川农场丙寅二十三队”,后来改为军垦农场,从此我们都成了兵团战士。 我记得当时很自豪地给家信的地址落款写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四营四连”。回家探亲的通行证上也印着“军人通行证”,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平时拿锄头干活,站岗和堵卡时拿冲锋枪。其实,我连枪怎么用都不会。轮到我值班时,我就悄悄将子弹卸下来,怕走火。我还嫌枪太重,经常将它靠在一边,拿着锄头去赶夜里跑出牛圈的黄牛,将牛赶回牛圈,插好牛栏。突然想起老职工告诉我说,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曾在此扔下炸弹,炸得…… 我环顾四周,只有冰冷的月光投下我孤独的身影。于是我拔腿就跑,去找我的枪。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值班用的枪是部队淘汰下来,用以充实军垦农场和基层民兵的国产五四式步枪,它的性能还是可以的,就是容易走火。这样看来,我当年的持枪方式还是可圈可点的。 想当年,农场的各种会战不少,从年初的插秧到年末的甘蔗收割,还有修水库。为了在雨季到来之前把水库坝垒起来,各连抽调年轻劳力前去参加会战,我参加过二十六队的水库修建。只见工地旁的山坡上搭起几个茅草大棚,各连的牛车拉着参战人员的床及简单行李汇集到这里。这种茅草棚倒很风凉,晚上躺在床上可以看见星星,下雨了就在床上蒙块塑料布,一个个蚊帐隔出了一间间小屋。 虽说简陋,但晚上收工后还有北京知青拉小提琴,有人戏称“拉锯呢”。我记得好像拉奏的曲子是《梁祝》,乐声中还透着那么一股青涩,反正够浪漫的。 工地上自然是热火朝天,推土的小车跑得飞快。为了省力,各队都把取土的平台修得高高的,以便小车在斜坡上得到最大加速度,然后借助惯性的动力,将一车土倒出去。这样的物理知识,在这里无师自通。 每天早晨起床是最困难的,双腿都打不了弯,得慢慢活动后才能行走。营里也时常送点吃的来慰问,牛肉、马肉、还有驴肉都吃过,不知道哪儿弄来的。 到了休息日,各队的人员都纷纷回家了,我也沿着那条扬灰的土路,顶着烈日回队去看看。骄阳下芭蕉叶蔫蔫地低着头,场院上静悄悄的。我很奇怪,当时我们那个山包为什么不种点树,多种几蓬竹子也好啊,要不来个知了都没处停。我只好沿着房檐迂回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隔壁湖南人刘学义的母亲,将我拉去她家。她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作孽啊,怎么瘦成了这样?”。她递给我一碗泡米花,这是湖南人过年过节时才 左起:崔兵、陈宗放、李清 拿出来吃的,是将白糖和爆米花用开水冲泡。但我发现,她给我的这碗泡米花下还卧了两个鸡蛋。当年的两个鸡蛋可是足够珍贵,那时提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家只准养两只鸡,房前屋后也不许种菜,这鸡蛋是主人舍不得吃省下的。望着这一切,我的鼻子酸了。 我还有一件经常惦念的事,就是路右边那一块由防牛沟围起的实验田,那里种着橡胶和金鸡纳幼苗。我之所以忘不了它,是因为我曾经是这些幼树苗的保姆,正式名称“田管员”。当时队里挑有文化的、有责任心的北京知青来管理这片地。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也尽心尽责地去做。 我为树苗建立了档案,定期为它们量身高、胸围、除草、打药及上肥。几个月后,大多数的树苗都成活了,长出了嫩绿的枝叶,金鸡纳也枝繁叶茂。然而这绿色的枝叶对那些散放在外的牛儿可是太有诱惑了,它们不顾剑麻的尖刺,跃过一米多宽的防牛沟,杀进了我的橡胶园。经常是我刚拿起饭碗就被告知:牛进园了。等我奔到,牛儿已是连啃带撞,又损失了几棵树苗,真心痛啊。这是当年团部为试验高纬度地区能否生长橡胶而在这儿设的点,我走后,由当地一位知青接替工作,不知这些幼树能否度过这天灾牛祸。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它们,我知道它们不在了。 也是,40 年过去了,无论成与败,试验也该结束了。我只是心存一种怀念,就像那条眼前总是挥之不去的小路一样:赭红色的泥土,随着车轮翻起,两道深深的车辙引领我们上工、赶街、回家。这次李清特地为这条小路拍了照,只见绿色的甘蔗地旁,已是一条平坦的沙石柏油路,旧貌换新颜了。 杨百瑾在博客上写过:回云南后的最大感受是路修好了。我想,地处边疆的云南陇川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前进的路已修好,前程一定更加灿烂。衷心祝愿陇川的山更青,水更秀,人民生活更幸福。 2010年3 月24日于北京 在“城子”工作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三队/ 李清 1969 年10 月,我和水工队35 中张宗年、拉线香茅厂31 中孙克捷以及在邦外公社插队的昆明知青付丽珠一起被借调到城子(地名)的县革委会清队办公室,参加了“政治边防”工作,“文革”结束后,这项大张旗鼓搞“阶级斗争”的运动也和“文革”中其他错误一样被平反纠正,但那一年的工作生活,让我们有机会了解陇川景颇族傣族地区人文历史状况,锻炼了工作能力,丰富了生活阅历。 陇川地图帮我熟悉工作 陇川县政府当时被人民解放军接管,革委会马主任是54 军的,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边防部队派来的,我们办公室的军代表叫谭必华,是驻扎在陇川户撒坝的拉撒边防连指导员。谭指导员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我和付丽珠守办公室,负责上传下达的联络和工作汇总,并报告给上级机关,对已经交上来的报表登记整理备案。孙克捷和张宗年分别由老同志带着到公社及村寨落实检查工作。 看着交给我们的文件材料、办公室的公章及外调介绍信,听着布置工作时说到的那些生疏的邦外、曼软、邦瓦等地名及拗口的岩帅、玉罕、麻堵、勒排等傣族、景颇族人名,刚学会水田农活的我们,转瞬间又面临着陌生的新工作。在分配任务时,谭指导员和老同志们对我们这几个知青寄予很大期望,说我们有文化有知识,又是从北京毛主席身边来的,一定能完成任务。其实通知我到县里报到时只说是借调,不知道具体工作,我们几个都是初高中只上了一年的68 届学生,背着“家庭问题”的政治包袱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概是这里离首都太远,以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都政治可靠,忘了看档案吧。这么一想就觉得压力更大了,只能赶快学会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别给农场的北京知青丢脸。 我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熟悉各公社的联系人,领会文件精神并传达清楚,学会起草文件和撰写工作汇报。刚到的日子里忙着看文件、资料,了解什么叫“政治边防”, 按着《秘书工作手册》照猫画虎学写请示汇报等公文,按照交给我的名单打电话联系各公社。尽管如此,看着那些拗口的公社名称,对陇川的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情况还是懵懵懂懂,一天出完早操回来集体学习时,在政工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我发现了一张陇川行政区划地图,太好了,马上借回来用画表格的棉纸仔细描了下来。从这张地图上,我知道了陇川东邻潞西,南连瑞丽,北接梁河、盈江,西与缅甸毗邻,国境线有50 公里;县里有章凤、邦外、户撒、清平、王子树、邦瓦、拱瓦及城子八个区(1969 年改为人民公社);老同志们告诉我,陇川地貌特征是“三山两坝一河谷”,地势东北高峻,西南低平,高黎贡山余脉夹着陇川坝和户撒坝,南宛河从东北向西南贯穿境内,形成河谷地带;陇川总面积1900 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半山区约占四分之三,坝区占四分之一。在这张地图上,我找到弄巴、广线、丙寅和拉线等农场的位置,农场的生产队大都在坝子里,沿着南宛河分布,来陇川快半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陇川地图呢。 打电话时我的普通话引起了公社办公室值班人的注意,他们有的马上改口说着云南味的普通话和我聊天,我也从他们那儿知道了更多的情况,这些公社大部分都在山区,离得最近的清平也要走三个钟头呢。聊多了,对各公社基本情况有了初步印象,那些地名人名也顺口了。办公室里还有一本厚厚的蓝皮内部资料,是云南基本情况介绍及政策汇编,这也成了我的学习教材,当年陇川才有8 万人口,汉族和少数民族大约各占一半,少数民族中景颇族最多,傣族其次,再就是阿昌族和傈僳族了。阿昌族只在户撒坝居住,傣族住在陇川坝子,景颇族住半山区及山区,傈僳族住的最高,大部分在王子树山上,老同志说那些人迹罕见的地方还有人种大烟呢。 不懂就学,不会就问,慢慢地我开始熟悉工作了。 老同志们的担心 我们办公室的老同志们可不简单,他们之中有“文革”前的县外事科长张绍昌、侨务科长徐安贵,有公检法干部和其他原县委机关干部林昌树、姜昆峰、段之彦、段明等。这些干部有的当年是地下党干部、有的是人民解放军转业军官,在县革委会成立后“一锅端”进了五七干校,因为这次政治任务急才被调了回来,他们中有人在解放初期就作为工作队来到陇川,多年来熟悉党的民族政策,熟悉傣族、景颇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其中有些还是党培养的民族干部。 和这些老同志熟悉之后,他们告诉我很多陇川的历史情况,陇川是1950年5月和平解放的,1957 年在坝区废除了封建领主(傣族土司)制度,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任务;在山区废除了山官(景颇族头人)特权,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继续给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山官”等上层人士安排工作,实行赎买政策。这些根据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制定的政策,在“文革”中都被否定了,成了“民主改革不彻底”、“阶级阵线不清”。 外五县因为有很长的国境线和缅甸接壤,一寨两国的情况很多,听外事科长老张说,解放初期工作队挨家挨户通知开会,敲错门了就会被告诉“大军,我们这儿是缅甸”。傣族、景颇族和缅甸的掸族、克钦族本是同族同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内政治运动一紧,人肯定就往境外跑,1958年时“大跃进”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有上万人从陇川跑到缅甸。虽然是在“文革”极“左”思潮时期,老同志们仍以自己的经历经验担心这次“划阶级”会再次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在日后的出境人数统计中,果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裹毯子的赶牛人吓坏我 看到两个男生成天在下面跑,听付丽珠讲在景颇寨子插队的那些新鲜事,我可羡慕了,几次向军代表提出下乡要求。谭指导员同意我去章凤蹲点,章凤在陇川坝的坝尾,那儿是边境前沿,对面就是缅甸“洋人街”,听说驻有美国中情局派出机构、还有国民党李弥部队蒋残匪,是陇川敌特情况最复杂,也是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量最大的地方,需要增加人。 第二天一早,县革委会那辆吉普车要送马主任去“五七干校”检查工作,正好能捎我到景坎,从景坎再走上一个小时就到章凤了。记不清是1969 年底还是1970年初,反正是冬天,早晨的雾很大,我从景坎下了车,顺着砂石路往前走,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静静的,弯弯的凤尾竹透过白色的浓雾露出来,隐隐约约还能看见路边寨子里的竹楼,我在地图上查过,路过广登和户弄两个大寨子就到章凤。 呼吸着潮湿的新鲜空气,憧憬着新工作,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远处传来了叮咚叮咚的响声,声音越来越近,一群脖子下挂着铃铛的健硕的黄牛从对面的白雾中钻了出来,牛背两边还驮着东西,遇到牛帮了。我靠到路边上,想和牛群离远点。这时,牛群中出现了一团红色的影子,越离越近了,一个全身裹着红线毯拿着牛鞭的高大的汉子迎面走过来,红毯子衬着白雾是那么的显眼,我立刻紧张了,心咚咚地跳,虽然知道当地边民是靠裹毯子抵御冬天早晚的寒气,但是听说过芒市那边插队的昆明女知青被傣族小伙子用毯子裹走的事,我害怕极了,一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书包里的户撒刀,打开刀壳上的扣子,紧紧地捏着刀柄。人越来越近了,像是个皮肤黝黑的景颇族,那汉子看见一个知青模样的小姑娘独自赶路大概也奇怪,不断的 作者保存的当年手绘的陇川县地图 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敢正视,也不敢跑,装着没事人的样子紧贴着路边的水沟疾走,铃铛声越来越远了,我松了一口气,回头看看,那团红影越来越小,这时才放开了捏着刀的手。再往前走,路两旁开始有了房子,有人在走动,章凤到了。 第一次见到毒品 章凤和城子一样只有一条街,路过区政府、贸易公司、饭馆,很容易就找到设在派出所的清队办公室,派出所旁边就是陇川的外事办公室,再过去是海关,街上好像只有这些办公室是砖瓦房,其他尽是些竹笆、茅草搭的小铺子。 我和章凤“清队”办公室的兰淑兰老师(她是从章凤小学抽调来的)吃住都在派出所,很快和那些边防干警熟悉了,记得那时章凤的毒贩子就很多,干警们经常要半夜出动去堵卡,抓来的毒贩子就临时关押在派出所最后边的那间拘留室。 在派出所,我第一次见识了缴获的大烟,黑乎乎的像我们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有股特殊的味道,还见到收缴来的可能是最简陋的烟枪烟灯,笛子般粗细的竹管打个眼就成了烟枪,墨水瓶灌煤油做了烟灯。干警们告诉我,这些大烟在章凤很便宜,几元钱一砊(读kang,当地计量单位大约3 两),到了保山、昆明及省外价格就能翻上几十倍上百倍,高额利润之下铤而走险之徒屡禁不绝,抓捕毒犯一直是边防干警的最重要的工作。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国际禁毒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第一部展现边防干警打击毒贩的8 集电视纪录片《中华之剑》,一组组真实感人的镜头, 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突然我看见了当年在章凤派出所认识的年轻干警蒋晓春,他是公安部授予的全国二级英模,当时是陇川县公安局副局长,如今两鬓已经花白,端着冲锋枪,仍然出生入死战斗在缉毒第一线,看到这儿,想起当年那个话不多,皮肤晒得黝黑,眼睛亮亮的小个子干警形象,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章凤印象 记得章凤的《阶级成分认定表》和其他公社报上来的有很大不同,“坏分子”多,四川贵州山东人多,大都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有的还是排长。晚饭后在章凤街上散步时,看到那个竹笆房后的衣衫褴褛的老倌倌,派出所的女干警陈云(武汉支边青年)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就是国民党兵,是个贵州人。现在想来,这些流落在章凤的国民党兵多数都是抗战后没能再返回故乡的远征军老兵吧。 章凤离缅甸北部重镇八莫不远,现在修的章八公路只有92 公里长,十九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从八莫到陇川来传教,我们听说的景颇族信基督就是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布道的结果,连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景颇文,都是美国传教士十九世纪在缅甸创造的。章凤的硔山(又作“广山”)景颇寨就曾建有基督教的“硔山海洋教会”呢。 在章凤赶街比城子热闹,有自“洋人街”进来的小食品和知青喜欢的 “人字”拖鞋,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山茅野菜、以前没见过的水果、胡子鱼、猪肉、牛肉、牛干巴等,来赶集的不仅有附近的居民,也有远道来的境外寨子的村民、农场的职工和知青。 章凤派出所有摩托车,晚饭后有空时,派出所那个豪爽胆大的女干警陈云带着我骑着摩托风驰电掣的去兜风,公路两旁是绿色的凤尾竹,远处寨子上空飘荡着袅袅的炊烟,晚霞映照下的南宛河静静地流淌着,南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尽入眼帘。 不久,付丽珠被邦外公社叫回去了,我恋恋不舍地回到城子。 在章凤这两个月的工作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遥远的边疆不仅风光秀丽,“阶级斗争”也这么复杂(这是当年的思想认识,现在的说法是人文历史丰富)。 2010年8月我为纪录片《回陇川》收集和补拍资料再次来到陇川农场,有了重返章凤的机会,旧时的章凤街及派出所已经找不到了,只有章凤汽车站那棵大青树还在。陇川县城1998年从城子迁到了章凤,新规划的县城沐浴在宁静的绿色之中,在城中心的千亩森林公园里,矗立着景颇族抗英英雄、爱国山官早乐东的石雕像。清朝末年中英两国踏勘中缅边界时,英方有意将实际界线向中方超移120里,是王子树山官早乐东率领民众奋起抗击,在章凤将英国入侵者赶出境外,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 为景颇族同胞献血 我们来农场时就知道云南边疆蚊子多,瘴气重,是疟疾的高发区,在生产队时经常看见卫生员喷洒灭蚊剂,虽然也被蚊虫叮咬,但是很少听说有人得疟疾打摆子。 这天夜里睡得正香,大喇叭响了,是紧急通知,一个从山上送下来的患疟疾的景颇族病人因为服用抗疟药发生溶血,急需鲜血挽救生命。我马上起了床,住在宿舍的那些干部们也都出来了,大家一起来到县医院,我和4 个男同志血型合格留下来,医生让我当替补。前3 个年轻的干部很快抽完了血,轮到年龄稍大的林昌树时不太顺利,护士在他两只胳膊上分别扎了好几处,却只抽出了一管血沫子。该我了,盯着粗大的针头插进青色的血管,见血了,护士松开了绑着的橡胶皮管,一拉针管,血顺畅的流淌出来,够用了,旁边的医生说。针头拔了出来,虽然有点疼,想到我也为边疆民族同胞出了力,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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