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再见，陇川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孙燕红

时间可以冲淡很多：记忆、梦想、信念、喜悦、悲伤……能保留下来的太少也更珍贵。

1974 年初夏，陇川坝水稻抽穗、香茅开割的时候，我最要好的同学，朝夕相处的室友也病退回北京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二队的10 个北京知青只剩下自己独守，那一刻我恍然意识到孤单，以致有空、冷、惧袭来，我的出路在哪？

1975 年，政策开始松动、知青返城成潮。父母相继被解放，让他们最牵挂的是远在天边的女儿……

在拉线农场的最后一年我22 岁，隐约感觉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与坝子里闭塞落后的反差。那段日子，虽然内心感到孤单、迷茫，但却依然勤劳着、坚持着、执守着、期待着……当然，那也是我在农场得到大家关心、照顾，体会温暖最多的一年。

病退回京通知是1975 年3 月到团部的，得到消息的一刻并无惊喜，苦难真的会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平静。跑了几趟营部、团部，回京手续办得算顺利，记不得有谁刁难设卡，不知是大势所趋例行公事呢，还是对北京知青另眼相看，反正就感觉人家都懒得难为你。

定下4 月初离开拉线，最后收拾行李的几天，把原本准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大木箱子连同剩余的“战备物资”、还有陪伴自己挑灯夜读的精神食粮（原著读本哦）统统留在了二队。带回家的是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搪瓷缸子和一堆小

作者（右一）和杨克

篾凳、小竹篓、斗笠、民族挎包、从老傣族那里买来的的确良布……

追溯历史、回忆往事，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历史重演，在人生命运面前我们的后代将会怎样选择？又能怎么选择？年轻时倍加崇拜的一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仍然言中现实：人民能够创造历史，领袖人物足以改写历史。个人的命运将因社会体制变迁和国家民族兴衰而改变。

那一阵子来宿舍串门的大人孩子特别多，杨水英、鲁小谷、李亚美、段月兰、张定芝、罗××、常××……最忘不了的还是二队婆娘们操着乡音的叹惜“你们北京知青可走完喽！”。

真想不起离开二队那天谁去送的我。只记得那个早晨天空特别蓝、云彩特别美，临出门前我最后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这间曾经盛满理想、欢笑、憧憬的四人宿舍，还会再回来吗？

现在回想起来，西南边陲的红土地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气息和定力，一种难得的平衡和自律，同时也给了我创纪录的136 斤超胖体重和绰号“老海”（据说是傣语“水牛”），后来回到北京再怎么吃也搋（chuai）不起来了。可以说那是我生命中最为单纯、忘我、安静的一段时光。

回想6 年的知青生活，最难熬的莫过于最后的历练独守，最英勇无畏的莫过于为了争取报名上大学，和杨克冒着倾盆大雨、从拉线跑几十里陌生的路去陇川县城（几年中竟是第一次去城子）。返回时天色已暗，来时小水流的南宛河，此刻变成翻着白浪花的宽河，没有桥更没有人，我们居然没犹豫，卷起裤脚手拉着手、深一脚浅一脚下水了。每一步都要在泥里、水里找落住脚的位置，齐胸深的冰凉河水令人头晕气短，迈一步稳住了，才敢再迈一步……

那一段水路的经历刻骨铭心！有了这一段历险、这一次体验，生命中还有什么越不过的河、跨不过的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面对挫折、磨难，自己能够保持一份坚韧与淡定大概均源于此吧。

离开陇川坝的日子正赶上泼水节，选了长途汽车靠窗的座位，瑞丽、畹町、芒市，一路象脚鼓响伴着傣家风情。我打开窗子尽情呼吸着湿润空气、山野清香，眼前闪过朴实熟悉的身影：耿直善良的二排长吴法山、诙谐风趣的孙医生、任劳任怨的司务长、泼辣直率的老胡嫂……离开了，才体会到有那么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停车休息时，大胆的小朴少猛然把一盆水泼进车窗，浇了我一个透心凉，窗外响起一片尖叫声、欢笑声，边疆人用最纯净的水为我送行。

再见了，让人脱胎换骨的红土地！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我的人生脚步从40 年前南下列车开始，我的青春梦想在天边的红土地展开，我把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梦开始的地方……

_{初到香料厂}作者（右）和王蓉在拉线香料厂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杨敏

经过几天敞篷大卡车的颠簸，灰头土脸的我们，终于到达了毛老人家指示我们“屯垦戍边 寓兵于农”的目的地——陇川农场拉线分场。当天晚上在第二生产队休息，我们还没有从长途颠簸的昏昏然中清醒过来，就在二队老职工热情的接待和七嘴八舌的言谈中大概知道了一些拉线分场的情况。

当时的我们大多数属于家庭出身不好才最后分配到云南边疆的，自己认为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没有退路就扎根农场吧。想得高尚一点就是要认真接受农场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尽快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但同时也担心会把自己分到哪个生产队，是否会和要好的同学分开太远。

为了让男女生说话，杨厂长煞费苦心

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二天一早，知青集中在分场场部的院子里，分场领导和各生产队队长坐在前边，农场史无前例的迎来了北京的知识青年。场部大院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老老小小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随着分场领导宣布名单，来自女八中、三十一中和三十四中的60 多名知青分别被各队的队长带走，院子里只剩下马援朝、汪建华、黄茹、吴建平、王蓉、我6 个女生和三十一中的4 个男生，我们被告知分到香料厂。

这时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从前面走过来，他说他叫杨明伟，是香料厂的厂长，让我们带着行李跟他走。

绕过分场场部的院门，穿过一片香茅草地，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厂区。看着广场上三层楼高的厂房、锅炉房和发电机房，想着我们要当工人了，心情一下子就好多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杨厂长和全厂职工弄了个莫名其妙。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司务长把一盆饭和几盆菜端出来放在厨房门口的地上，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大家都围在一起蹲在地上边吃边聊，结果我们几个知青迟迟不肯上前，任凭厂长怎么叫，谁也不第一个过去盛饭，僵持很久，还是男生先盛了饭菜，离开后女生再去盛。

几天下来我们都不在一起吃饭，更不会在一起聊天了。杨厂长终于憋不住了，分别找我们问了许多为什么，才搞清楚，我们是来自北京的两所男女分校，在两千多人的校园中从来没有异性学生，加上女八中学生特有的公主病，我们更是不会主动和男生说话的。为了让我们10 个人能够说到一起，杨厂长可真是煞费苦心。他带我们去和在傣族寨子插队的昆明知青座谈，看看他们艰难的生活情景——按照傣族的风俗，因为他们是汉人，不能住在寨子里，只能住在在寨子边的牛圈。

他还带我们到山里的景颇族家中做客，看看插队在景颇山寨里的昆明知青和景颇族百姓一样头顶着背筐，腰围着筒裙从山上下到坝区购物、劳动。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们互相照顾非常团结。

杨厂长还要求我们共同负责办厂里的宣传专栏，促进男女生之间的交流。他像长辈一样嘱咐我们：“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你们面对的情况还很多，远离父母，你们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关心，要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关照。”仔细想想，我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从那时候起我们10 个人就聚在一起了。

班长因违章操作失去了右手

开始上班了。穿上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想象着好歹我们也是工人阶级了，心里那个美呀。

我们分别被分到了4 个班里，女生在加工车间，男生在锅炉房和发电机房。每天工作8 小时，三班倒运转班。不到一个月，周而复始的辛勤劳动就把我们折腾的晕头转向，几个夜班上下来，就像病了一场。

我们在第一道工序上班的人，也就是用手将几十斤重的成捆的香茅草提到一个木槽里，用剪刀剪开捆扎后，赤手将香茅草一把一把的喂进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铡草机里。且不说双手被锋利的茅草边割出无数个小口子火辣辣的疼，看着那被发电机带动的两个“吃”草的滚筒和三片飞转的铡刀，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当时对我们的安全教育就是告诉我们：当铡草机转动时，喂草的人不准戴手套，手更不能离滚筒太近，一旦手被滚筒吃进去了，整个手臂都会被吃进去铡个粉碎。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那8 小时，而且终于有一天，我们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现实：我的班长杨德华因违章操作失去了右手。直到现在，回想起那一刻我都心有余悸。

香料厂每年的工作时间和香茅草的生长期同步，我们一年中只有半年在厂里上班，其它时间就要到水稻连帮助插秧、收割；到甘蔗连帮助打叶、砍甘蔗；到砖瓦厂帮助做砖瓦、装窑；还要到糖厂搞协作。

香料厂的人就是一支突击队和救援队，有一年遇到水灾，六连刚刚收割完的水稻全部被突发的洪水泡了，我们接到紧急通知，赶赴六连抢捞水稻。

当我们赶到六连时，只见一片汪洋淹没了稻田，很多割好的水稻都在水面漂着。我们几个人一组乘上临时扎好的竹筏子往水里划过去，到了水深的地方才发现：如果人在竹筏上，根本无法捞到稻子，而竹筏放上稻子，人就没有地方可站。当时也顾不了许多了，什么蚂蟥牛蟥也不知道怕了，大家全都跳下了水，往返了多少趟也不记得了，直到天黑才基本上捞完了。

秋天的夜晚已经有点冷了，我们一直都在齐胸的水里泡着，加上拖着竹筏在水里走来走去，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身上原引以为自豪的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此时像厚重的铁板冰凉的挂在身上，几乎连上岸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没有换洗衣服，我们就穿着一身透湿的衣服围着一堆大火烤了前面烤后面，然后穿着半干的衣服连夜回到了香料厂。

第二天我发烧了，全身发冷，在床上打哆嗦，王蓉和黄茹把她们的被子都盖在我身上还是冷，后来还是老职工看到了，说我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我们这才赶快去了医务所。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怕呀。

在香料厂我呆了两年，先是汪建华调到团宣传队，王蓉回北京上大学，接着我和马援朝调离，香料厂就剩下吴建平和黄茹两个女生。我调到九连后每到周末都要回到厂里吃一顿吴建平做的可口的饭菜，和黄茹挤在一张床上聊到很晚很晚，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是那么的放松和温馨。

香料厂是我涉足人生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我18 岁的成人纪念日，有我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锻炼成长的经历，还有着我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