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在九连的日子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杨敏

1970 年4 月，农场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了，我们拉线分场改成了三师十团一营，所有的生产队都改称连队，只有香料厂没有改名。

我从北京探亲回来没几天，杨明伟厂长就来告诉我，营里准备调我到九连当文书，并且告诉我九连是新建连队，连长和指导员是现役军人，全连除了少数老职工和几个部队复员退伍军人外，全是四川成都知青。他经过反复思考同意了，他不想让我们年纪轻轻地被常年的三班倒体力活拖垮身体，所以调谁去做长白班工作他都放。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去做点有文化的事。和我同时调出的还有马援朝，她去六连当文书。

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和我一条胡同里长大、一起到香料厂的我的好朋友王蓉陪我到九连。

九连与缅甸边境接壤，趟过一条几米宽的小河就算是出国了，离最近的七连要翻过两个小山包。连队的东面和南面是一片洼地，西面是几百亩松树林，一条通向境外的小路穿林而过，北面是几百亩的香茅草地，茅草地的尽头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景颇族寨子。

连队坐落在一片空地上，4排用油毛毡做顶、竹席为墙的大棚子围成的一座院子，大棚被隔成数个小间：宿舍、办公室、会议室、食堂等。我被安排在其中的一间。推开同样是竹席做成的“门”，大夏天的，我们还是不禁打了个寒战，“屋顶”和“围墙”的连接处透着光，小风嗖嗖的，夏天倒是凉快，可冬天怎么过呀？“围墙”薄薄的一层竹席被风吹得一起一伏，靠地面的地方都吹飘起来了，真不知道这小小的房间有几个门。

隔壁的一侧是男生的宿舍，他们发出的任何细小的声音都像在我们的耳边。另外一侧是所谓的会议室，也就是最靠边的而且是不用装“门”的大房间。想象着夜深人静土匪拿把刀随便从哪个方向不用看都能把人捅个透心凉，真是不寒而栗。

面对着几面透风的“墙”，一张木床和高低不平的地面，我们正不知所措时，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是个四川知青，他看看我们俩再看看屋子里的东西就掉头走了，一会儿功夫他拖来了几张竹席和几棵竹子，从背后抽出砍刀一阵忙活。

不一会儿，周围的“墙”厚了——全都加了一层竹席，在屋子的中间用竹席做隔断分出里外间，并用竹条和竹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重新加固，他还把竹席做的“门”用竹子加了一个框，又削了一个扁担用来抵门，此时此刻站在屋子中间顿时就增加了不少安全感。

待我们把床摆好行李收拾好天色已晚，王蓉担心我第一天一个人害怕，就留下来陪我。聊到很晚刚刚睡着就觉得床下有动静，我们俩吓得抱作一团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天亮才跑出去叫人，结果大家进来一看，是一只母狗在我的床底下刨了一个大坑，还下了一窝小狗，真让人哭笑不得。

在这个大棚子里住了没多久，入冬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暴雨夹着雷电扑向我们的大棚子，在屋子里只听见四面八方竹条扭曲的咔咔声和厚重的油毛毡被风吹得噼啪乱响，雨水从缝隙中往里钻，所有的人都裹着被子坐在床上。

突然，一阵狂风呼啸而过，对面大棚的油毛毡顶一下子被风掀起，周围的竹席墙整体歪向一边，就听见男生的惊呼，女生的尖叫和“杨姐、杨姐”的喊声，我赶快冒着大雨冲了过去，和我一起冲过去的还有一个四川知青叫游志远。当我们两个还差几步就跑到即将要倒塌的房子跟前时，牛毛毡顶正好被风掀翻反扣过来，竹席围墙慢慢地倾斜，我和游志远被重重地砸在了底下。当时救人心切，哪顾得上自己是否受伤，只想着赶快把屋里的人救出来。

离开云南多少年后，终于有一天，肩背上的伤痛发作了，并且一直伴我到如今。

在九连，虽然我名义上是文书，实际上是典型的杂工。和三连的一个北京知青学了半天的记账，就管起了连队的小财务，而且是会计兼出纳；跟着副连长赶了一次街，了解了一下生产用品的单价，就当起了连队的采购兼保管；从来没有摸过枪的我，作为管理人员每晚要和连排长一起轮流巡逻值班；每天除了要做好这些零零散散的事务外，还要和大家一样出工劳动。

在九连最辛苦的活就是脱土坯。为了尽快改变住房条件，连里决定自己动手盖房子。连里规定每人每天自己挖土、和泥、脱土坯350 个，还要将自己脱的土坯翻晒好，挑到修房子的工地上去。为了不让别人小瞧自己，而且仗着年轻也想和那些四川知青小伙子摽着干，每日里，天一亮就去挖土并用水泡上，吃过早饭后泥巴泡发好了，就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脱土坯，中午要把前一天脱好的土坯翻个晾起，下午收工前再把晾干的土坯挑到工地去。按平均一趟两百米（到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一块土坯大约9~10 斤重，我一次最多能挑起10 块，也就是说每天要挑3 千多斤的土坯，走十几公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