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从陇川到思茅

张智增、包永遵等。后都因故而没有走成。最终成行的人是：于耒、朱一成、潘希华、管同立、朱耀国、云雪忱、王平、黄玲。

惜别陇川

真要离开陇川，心绪是复杂的，既有几分激动又有几分眷恋。在陇川久了，不免觉得工作单调，生活枯燥乏味，极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如今真要离开陇川，离开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的老职工，离开同甘共苦的知青伙伴，才恍然感到这份友情的分量。

启程的头天晚上，与二队的老职工一一道别。在女生宿舍和于昀告别时老职工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管同立

我5年的知青生涯中，在云南陇川和思茅恰巧各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谈论起陇川或思茅，那难以忘却的知青情怀就会在心里跌宕起伏。

决定走

1971 年底，时任拉线一营教导员的王太举通过九连指导员刘德利通知我，调我去思茅参加兵团司令部的基建工作。同时得到通知的北京知青还有拉线电站的于耒、二连的潘希华、九连朱一成，四连朱耀国等。

得此消息的当晚，于耒从电站匆匆赶到九连，就是否去思茅的事与我和一成商议。在九连刚刚盖好且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抉择的过程还是颇为艰难的。当时，拉线各队的知青与老职工相处还是相当好的。知青中哥们儿义气味甚浓，相互间关系大多也很融洽。两年半以来，彼此确实感情深厚，走了真有些舍不得。如果不走，拉线部分知青显然已深陷“文革”派系斗争而不能自拔，当下，二队个别知青又出了政治问题。我们已明显感觉到，农场加强了对北京知青的监管，甚至私人信件都遭到拆查，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人情绪低落。如果抓住这个机遇，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应该是不坏的选择。

时至午夜，茅屋里昏暗的油灯灯影摇曳，像我们举棋不定的心境，烟蒂撒落一地，又是我们下定决心的前奏。最终，用于耒的话说叫“理智战胜了感情”。决定——走!

走的消息传开后，有不少拉线知青愿意跟着一起走。如四连的许光修，一连的杨芝兰对我说：“你安心走吧，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俨然把我当成了她的“兄长”，

真不知这些善良的老婆娘们看出了什么端倪。

走的那天中午，于昀请我们吃了一顿盛宴——鸡蛋炒饭，很香。

下午，二队的牛车将我们送往弄巴。随着几声牛鞭的脆响，牛车慢悠悠地离开了二队，离开了拉线，渐行渐远，车上除了我和一成，希华，还坐着个唯一送我们的人，她就是——于昀。拉线到弄巴只有大约十几里路，而我觉得牛车走了很久很久，车轱辘嘎吱嘎吱地响着，像是诉说着什么。车身不停地摇动着车上的人和行李，也摇动着心中的酸楚和忧伤。

在弄巴招待所门口和于昀分手时，我送她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了一句话“有共同理想的人，总会走到一起来的”, 望着她只身返回的身影，我有些茫然，不知去思茅是对了还是错了。陇川啊，我一定要回来，一定……当然，时间把这一切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28 年后，我和于昀携20 岁的女儿回到陇川，特意在拉线到弄巴的路上停车驻足，照相留念，一起怀念我们共同走过的路。

傍晚，拉线弄安寨的昆明知青姜孟等来送我们。不料，在弄巴商店给我们买礼物时被一伙四川知青打了，满脸是血。已经聚集在团部招待所的全部拉线知青，不知哪来的邪火，一气之下倾巢出动，四处追击那伙四川知青，打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复仇”战。

随后，又有一批拉线知青来送我们，榕树下，众多知青相互道别，惜别之情融融。分手时，6 连的王伟一把抱住潘希华哭了，哭出了声。泪水和抽泣声感染了心情沉重的同学们。瞬间，知青们都潸然泪下，且有几位哇哇地痛哭失声。此景，此情，此义，只有我们同甘共苦的知青们知道，只有四面青山的陇川知道。

多少年过去了，悲壮的离别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看来，当时无论打架还是痛哭，都是我们心中郁闷情绪的宣泄，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却身处天之涯地之角，看不到光明和前途，不知道这没有目标和尽头的路要走到哪年哪月？心中充满惆怅，还要读着红书，唱着红歌，佯装坚强，昂首挺胸地前进。这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哀和痛苦啊。

啊，思茅！

第二天一早，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一路奔向思茅。由滇西到滇南需翻越横断山、无量山、哀牢山等山脉。头上是耸入云霄的山峰，脚下是沟壑纵横的山谷。车上高山，满山积雪似严冬；车入坝谷，酷热难当如盛夏。一会儿雨，一会儿冰雹，一会儿云雾遮眼，一会儿艳阳当空。短短几天如经春夏秋冬四季。

我们在卡车上或坐或卧，一路相互关照，有的还唱起了歌，情绪欢快。车停路旁方便时，朱耀国在林子里摘了许多橄榄果，一边走一边向车内外砍着玩，惹得我们在车厢里打起了橄榄战。

汽车昼行夜宿，在临沧和景谷各宿一夜后，于第三天到达思茅。

传说中的思茅透着几分神奇，据说这里是诸葛亮七擒孟获，遭遇瘴气的荒蛮之地。清末民初形成几万人的小镇。由于暴发传染病，这里的人口几乎灭绝，尸横街头，连抬尸的人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山上下来觅食的野兽。

上世纪70 年代的思茅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新城。

老街坐落在一小山上，老旧的房屋店铺歪歪斜斜地建在山坡的石板路两旁。个子高的人，头都能碰到屋檐。顺街而下是一条贯通南北的新街，路面是水泥的，两边是整齐的各类商店，两行高大的桉树把这条新街拢成林荫道。街的北头山坡上耸立着一棵硕大无比的木棉树，每当花开时红得耀眼，像是给这座新城戴上了一顶美丽的桂冠。

思茅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兵团的政治中心。司令部新址也就是我们驻扎的营建工地，选在风景秀丽的洗马河边。因洗马河下游修了水库，这里的水域十分宽阔。河东面是连绵群山，森林茂密。河水西面是一片丘陵，漫山遍野种植着一排排茶树，其茶叶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普洱茶。

一幕幕新奇的景象，冲击着刚到思茅的我们，放下行装，稍事休息就上街了。好家伙，这里除了有百货店、杂货店、餐馆，还有电影院、新华书店、邮局。被如此繁华景象惊呆了的我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这瞧那目不暇接，兴奋和好奇驱使我们在思茅街两边走“之”字，几乎每个商店或门面都要进去看看。虽然囊中羞涩，什么也买不起，依旧兴趣盎然地走完了思茅整整一条街。

“抓革命，促生产”

从兵团四个师和独立五团调来的几支基建队伍，被兵团营建办公室分别编为一、二、三、四连和独立排，三师来的就是三连。几个连队各自驻扎在几座茶山凹地的山坡上，宿舍全是油毡盖顶，树枝或木板做围墙，还有几个工棚和食堂都是一样的建筑材料。

1972 年，“文革”的政治风云依然笼罩着兵团营建工地。政治气氛比陇川要浓烈得多。

兵团司令部的陈副处长是工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役军人，五十多岁，圆脸小眼睛，操一口山东口音，不管在什么场合，永远是红领章红帽徽，四个兜的官服整整齐齐，像个大首长。他经常在篮球场召开这个会那个会。茶杯往主席台小桌上一放，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做长篇报告，无非是“抓革命促生产”啦；“批林批孔”啦；“两条路线斗争”啦等等。四连的知青私下说：“咱们不怕累，就怕陈副处长开大会”。

我和一成是经常被“抓革命”的，不是写什么稿子、标语，就是画什么宣传栏之类的东西。批林批孔开始的时候，还要负责给全连队的人讲孔老二的“罪恶”。有趣的是，连队常常在露天场地，开挑灯夜会，灯是那汽灯，贼亮，在灯旁张嘴讲话，成群的蚊虫、飞蛾，就会密密麻麻地扑过来，稍不注意，就能钻到嘴里去——批孔真的难以启齿。

晚上一抓革命，白天就要促生产了。

朱一成、朱耀国是木工，自然是在木工棚里干活。王平是连队文书，连部就是办公室，常常见他蹲在连部门口，捧着一个竹筒，大口大口地吸水烟。于耒、潘希华和我是泥瓦工，挖地基，砌石头，垒砖墙是我们的活。于耒身体单薄，搬运大石头，砌地基，着实有些吃力。好在司令部的房子设计相当超前，一律是平房，为防地震，所有房子一米以上全是木结构，屋顶都是石棉瓦，再大的地震都砸不死人，因此全连的生产主要是同木头打交道。

上山伐木是我们的一道工序。那时兵团司令部真牛，汽车营的大卡车拉着我们在靠近西双版纳的密林里，漫山遍野地跑，见到合适的林木，就停车开砍。命令就是见到胳膊粗的笔直的可做椽子的小树，就可以砍。五、六个人拿着砍刀，随意砍伐，不一会就装满一车。今天看来，砍椽子真是对森林的一种摧残。

有时，我们还要在深山老林扎营，砍伐一些大树。住，自己搭帐篷，吃，自己架锅烧。一次，汽车兵把我们一伙知青和退伍军人拉到一个原始山林。这里大树参天，遮天蔽日，头顶上挂满了一根根老藤条，谁也搞不清东南西北，懵懵懂懂像掉进了森林的海洋。我们选了一个有溪水的山沟安营扎寨，搭帐篷和架锅砌灶是首要任务，然后就是捡柴禾。帐篷里的床是各自就地取材搭建，用树条或枯草铺成。

退伍老兵李红兵是佤族人，黑黑的脸庞，一身健壮的肌肉，爬树像森林里的大猿猴一样敏捷。他常常告诫我们，森林里野兽多，如何注意防范。活泼好动的他，也常“犯坏”。一晚，入睡前我们几个知青结伴到帐篷外解手，只听树丛中一阵骚动，同时几声似野兽的怪叫，吓得我们连蹦带跳跑回帐篷。惊魂未定，只见李红兵大笑着走进帐篷，原来是他用藤条拉动几棵小树，躲在一旁怪叫，以此拿我们知青取乐。

在山上一住就是十来天，潘希华成了伙夫，每天给大伙炒菜做饭，其他十来个人就四处伐木。伐木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一两个人能抱过来的笔直的松树就可以。于是两人一组，带着一米多长的带锯，随意在山上砍伐，只要下锯正确，想让大树倒向哪边它就倒向哪边。参天大树轰然倒下的瞬间，其景象也颇为壮观。而后，就用斧子砍去枝杈，再锯成三、四米长的段子，又一步一步推向山下公路旁，等待汽车兵拉走。

在山上住的时间一长，不免弹尽粮绝，没菜吃时，老兵们就去摘野菜。什么没了都可以忍耐，唯独烟没了成了知青们最痛苦的事。为了烟，我们几个知青竟然翻山越岭来回走了一天，找到公路旁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商店，买了几包一毛五一盒的“绿叶”。试想，如果没有烟伴随我们度过那些闭塞而又难熬的时光，不知这个深山老林的伐木生产怎么促上去。

鲜有的浪漫

思茅是兵团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化生活显然比陇川拉线要丰富得多。工地经常放露天电影，如“摘苹果的时候”“地下游击队”等。司令部离我们工地有两三公里远，知青们常在傍晚，打着手电筒，到那边看电影看演出。大街上的电影院当时叫红旗会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电影就是在那里看的。

司令部和营建工地的现役干部都有部队的遗风，酷爱打篮球。连长陈仲德就是个篮球迷，弄得王平、一成、我这些原本对篮球无所谓的人，天天傍晚要上篮球场打上几下，每一场友谊比赛也必上场。

工地有个宣传队还演出一些我们自编自娱的节目，比较活跃的北京知青有四连的翁立健，独立排的张哨等。在工地冉干事的敦促下，朱一成写过相声，我写过小话剧《我们的龙江颂》，这些粗糙空洞的东西，居然于1973 年十• 一前夜在工地上演出了，坐在台下观看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于耒从学校开始就擅长写诗，到思茅这个风景如画的营地后，更是激情四溢，新作品不断涌现。我是最早拜读的几位读者之一，很受他的影响。

一次，我俩在兵团宣传处遇到了张副处长和谭干事。谭曾经是解放军报记者，与作家诗人顾工、张永枚等都有交往。在了解了我们知青，尤其是于耒的写作情况后，很兴奋，大谈了一通文艺工作的方向，创作经验等问题。不久，于耒就调到兵团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和一个女宣传干事在一间小屋里办公。她就是来自独立五团的北京知青孔学军，我当时就有幸读过小孔的一些文章，深感才华出众。后来两位成了夫妻。

月余后，云南日报副总编辑来到兵团宣传处，要求兵团广大知青积极创作，写文章写诗，反映身边的人和事，并配合人民出版社编辑一本描述知青生活的诗集。兵团司令部为此向全兵团发了文件。

1973 年10 月11日，于耒的一组诗歌《放歌山水间》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据说是北京知青在云南日报发表作品的第一人。后来，他的作品时有见报。最现实的回报就是得了不少购书票，当时，我有些书就是用他的书票买的。

兵团宣传处还组织过各种文艺创作活动。我的同班同学钟阿城、知青刘庭华、龙启涛，似乎还有李安定，都为此到过思茅。阿城和龙启涛到过我们工地，阿城曾幽默地对我说：“我们那儿是在十八层地狱，你这儿是十三层”，看来他对思茅也有些许好感。后来阿城创作的小说《棋王》《孩子王》都是对这个时期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

处决贾小山

1973 年11 月底，工地的陈副处长找我和一名上海知青谈话，让我们代表营建工地去景洪参加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不日，我们便随兵团代表团的车来到景洪，住进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当晚，兵团首长还格外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知青代表。只记得都是副司令员或参谋长，还听说其中一位副司令员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为兵团涨工资的事，舍老脸找过周总理。同天，还遇到了陇川农场老场长张志诚。

贾小山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营的营长，副团级，在战争年月屡立战功，曾获特等功。但到兵团后，利用手中权力，强奸女知青数10人，尤为严重的是路遇称心的女知青，竟让警卫员用枪把人逼上汽车，拉回营部施暴。同时公审的人还有庞真权（一师二团四营教导员）等7 人。庞是在强奸20多名女知青的情节暴露后逃到老挝，被我政府引渡回国的。其余5 人基本都是现役连级干部，罪行如出一辙。

贾小山一案惊动了中央，周总理、叶帅、李先念分别作了指示，称他们为“国民党”“法西斯”，下令坚决制止。

公审会的当天，平时宁静的黎明之城——景洪，一下子喧嚣起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街头巷尾站满了知青。尤其是一师的知青们听说要公审贾小山等7 人，纷纷搭乘汽车、拖拉机等各种交通工具，赶往景洪。那几天景洪能住人的地方全部爆满。大约有几万人参加了公审大会，知青们里三层外三层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会场周边的树上都爬上了许多人。

大会开始后，主持人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贾小山押上来，只见3 辆解放牌大卡车鱼贯而入，头车上, 贾的脖子上挂有写着“强奸女知青犯”的牌子，后面两辆车全是武装军警，车顶架着一挺机关枪，武装战士昂首挺胸刀光闪闪，令人顿感国法之威严。

会开的时间不长，几名女知青声泪俱下的控诉之后，昆明军区军事法庭的两名判官宣读判决书，贾小山、庞真权、孟XX三人立即执行枪决，其他4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贾小山的夫人是个军医，哭天抹泪瘫倒在会场门口，随即被工作人员搀走。刑车迅速开往澜沧江的河滩，随着几声枪响，一场维护知青权益的斗争宣告结束，簇拥在景洪的知青们一片欢腾。

军民“鱼水情”

思茅是滇南军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有思茅军分区、兵团司令部，还驻扎着173部队，115部队。

115 部队与营建工地比邻而居，我们知青闲暇时常去打篮球或看他们训练。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李国华、戴龙翔、崔国祥是115 部队的北京兵，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玩儿，见我们吃的住的都很差，十分同情，不时把部队的好东西，如罐头之类的食品偷偷带给我们，令我们的友谊日见成长。相处久了，竟也无话不谈，闲聊时，透露了部队的不少有趣的事。

这是一支特种部队，战士个个都会跳伞、开车、骑马、格斗。一次，部队首长突然宣布密令，空投他们到东南亚某国家执行任务。于是，连夜上了飞机，飞了一两个小时后，即令跳伞。个别人不敢跳，回来后受到严厉处分。跳下去的人到白天一看，这儿的人都说汉语，原来不是东南亚，是中国，才恍然醒悟这只是一次训练。“不跳的人成傻B 了”，北京兵如是说。

思茅是通往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常常在夜晚看到坝子北面的公路上闪动着一串串车灯，绵延数公里，当地人都知道，那是出国部队的车队。这些抗美援老的部队有特殊的编号，车牌子都是红色的“KM”打头，即“抗美”。军服也与解放军略有不同，更绿一些，有点像邮差绿。有时他们的车就停在思茅街上，车厢里装的都是军火和粮食，并用帆布封的严严实实。出于好奇，知青们不时凑过去，跟当兵的抽支烟，聊聊天。

他们说：“进入老挝有时都不知道，发现天上有敌机出现了。才知已到国外。”

“对老挝老百姓我们也是秋毫无犯，汽车压死了老百姓的猪啊牛啊，在死猪死牛傍放一袋面就走了。”

“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威力巨大，冲击波竟把我们在坑道中运送物资的战士镶

嵌在坑道的土墙上，牺牲时依然手抱物资，像一尊雕塑。”据说，思茅的歹人也常偷军车上的东西，往往把手榴弹箱子当罐头抱走，手榴弹无用，只好拿到河里去炸鱼。

各奔东西

1974年5 月，北京方面批准了我的病退申请。又是一次与知青战友的离别。但这次，心情要轻松得多。启程头天晚上，与领导和战友们告别时，喝了许多酒，而后——我醉了。1974年底，中央一声号令，兵团编制撤销。思茅营建工地的知青生活画上了句号。王平、朱一成、朱耀国等去了勐腊，于耒去了独立五团，潘希华回了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