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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茅记忆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朱一成 对于在云南的北京知青开始是“八千子弟兵”，到知青大返城的1979年时，只剩了1/8，相对其他城市的知青政策，北京明显优越了许多……不过本人很荣幸地属于这八分之一。陇川、思茅、勐满，回过头看，十年挺快的过来了。由于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对事件了解的程度不一样，把我所能记得的零散的回忆写出来，也算对历史有个交代吧！ 到思茅的起因 大约是1971年的七八月份，那是我享受完第一次探亲假回到陇川不久，一营在9 千亩新组建了九连，主要是安排四川知青，管同立和我被调到九连，分别担任排长和副排长，当年十一二月，有一个到思茅建设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消息，当时是抽调团部基建队，由于人员不够，要在底下连队找一些人，于是水工队的王平、一连的于耒和老管去联系，问我去不去？“不是说人挪活树挪死吗？咱们二连的树仁在北京不是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吗？走吧！听说思茅刚地震过，没事。一句话，走！说走就走”。当时走的北京知青有：水工队王平、一连于耒、二连潘希华、四连朱耀国、九连管同立、朱一成；还有两位女士：水工队黄玲、一连云雪忱。 由于是集体调动，而且基建连老同志已经先走了，我们作为凑数的第二批，还有四川知青、复员兵少数民族，大家从各自的连队把行李集中到团部，上了汽车，一路唱着歌就走了。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营建工地 编制 云南建设兵团有四个师，来工地的是一、三、四师的3 个连队，由各个师调来的连队，以师的顺序命名，所以我们队是营建三连。来自景洪师的是营建一连，来自河口师是营建四连，还有独立五团的一个排，称为独立排。 工棚工地的工棚已经由打前站的老职工盖好了，用小树杈子做柱子和房梁，油毡做顶，一部分是松木板做墙，可能是木板不够用了，就用树条子做筋，用稻草挂上泥做墙，我和一个郑姓的泥瓦工住在一间这样的房子里。 领导和分工营建三连连长陈仲德是现役军人、指导员是梅作林、副连长是杨怀久、王平是文书兼团支部书记，建筑工地主要是木工和泥瓦工，潘希华、管同立、于耒做泥瓦工、朱耀国和我做木工，黄玲做卫生员、云雪忱也是做泥瓦工。 建筑特点由于思茅地震不久，房屋确定的是抗震结构，房屋的地基以上90 公分是砖石结构，再往上就是木结构，木墙和木门、窗、木梁、柱，屋顶是石棉瓦。 工地的特点就是人员特别集中、活跃，由于紧挨着思茅地区的首府思茅镇，文化活动、购物逛街比起陇川的连队甚至团部、县城，不可同日而语，思茅是一个小城镇，到景洪、勐腊的必经之路，很多31中的校友都是在思茅得以一见，比如钟阿城、关雨生、叶肇贤。 那时候连队的体育活动就是打篮球，连长老陈是个球迷，副连长老杨将近1 米9 的个子，再加上木工班球迷，再加上王平、管同立和我，经常与其他连队比赛，有时与临近的115 部队士兵们赛赛，并且互有胜负。 无助地快乐着 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漂泊的岁月里，虽然生活可以被充实，总是有一种不知所终的感觉，除了做木工以外，还有很多时间在“批林批孔”（写写画画），或者逛街中消磨，一次次看着别人被机会改变命运，自己感觉非常失落：招兵、招教师都与我无缘，管同立病退走了，于耒到思茅独立五团了，潘希华回陇川了…… 随着“云南建设兵团”被撤销的消息，也就宣布了营建工地的终结。正好陇川原来的老领导张志诚在组建一个新单位——20 团，需要基建力量，我们又选择了继续向前走，但这时只有王平、朱耀国、我，和一位女士黄玲。时间是1973年12月。 照片陇川农场广线分场十三队/ 王永平  退休了，我将几十年来保存的老照片整理了一下，按时间顺序分装在几本相册中，闲暇时常拿出来翻看。厚重的相册记录着我成长的轨迹，每幅定格的瞬间都封存着一段故事，每张照片都能唤起我一段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上山下乡”时期。 “上山下乡”这个词汇在当代年轻人的“字典”中难觅其踪，而这四个字却是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起点，青春“伴侣”。 瞧这张：我与张世郡头戴“胡志明”式白色头盔在芭蕉树旁的合影，看起来真神气。 再瞧这张：我骑在一头大水牛背上，裤腿挽到膝盖，一副得意的神情。相纸已有些发黄发脆了。 …… 一张张照片将我的思绪拉回到40 多年前。 1969 年5 月15 日，随着汽笛的鸣响，“知青专列”载着我们上千名青年离开北京奔向万里之遥的云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在昆明附近一个叫一平浪的小站下车后又分乘几十辆解放牌敞篷大卡车继续前行。车流滚滚，尘土飞扬，车队在高山峻岭间盘旋。从山顶看山底的江河如丝带般细小静寂，转个把小时下到谷底时，却见江面宽阔，浩荡的江水裹带着泥沙奔流而下，气势磅礴。我们先下车走过悬架的江桥，再爬上空驶过桥的卡车接着盘上另一座高山。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滇缅公路”，修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我国西南陆路出境连接国外的交通命脉。 沿途的壮丽景色令大家兴奋不已，车前的窄路险坡又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双手紧把着车帮，迎着前车扬起的尘土，随着车身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每天下车都跟“土猴”一般，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经过近半个月颠簸，到达了“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地——云南德宏陇川农场。当年分配学生出路的“执行者”真有绝的，将我们发配到此地，就是想“私奔”，见过沿途那几条大江，也打消了念头。 我被分配到广线（现称广相）分场十三队，这是种植水稻的生产队。女生都去学插秧，男生学犁田、耙田（将犁后的水田平整好）和打秧（把秧田里的秧苗拔出，根洗干净，捆成小把，再挑到大田甩到插秧人身后）。让我去打秧，秧田与大田有段距离，田埂泥泞湿滑，鞋子是不能穿的，光脚，脚趾还要抠着走才行，这还不免滑上一跤。我个子矮，挑着装满秧苗的担子，不是前筐蹭地就是后筐掀翻。插秧人一看身后没有秧了就会扯着脖子大喊：“这边来！快一点！”，我就跟“小驴子”一样两头奔跑。一天下来是肩肿、脚疼、脖子酸。 有一天，大组长对我说：“今天不去打秧了，你去跟老李放牛。”我高兴极了。心想，这差事太美啦！ 那年月，队上的几百亩水田全靠几十头水牛轮日耕作，要保证让水牛吃饱缓过劲儿来，第二天才有气力干活。 早饭后，我跟着老李直奔牛圈。队上的牛圈还真大，干打垒的红土坯墙灰瓦的顶，几十头牛圈在里边，个个瞪着微红的眼睛，嘴里不停地咀嚼着反刍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门边大声吆喝，没一头牛出来。老李笑着对我讲：“不是这种搞法，你让开大门，我去里面赶一下，牛就出来了。”“我去赶，你在外等着吧。”我边说边抬腿踏进牛圈。哪里想到，牛圈里表面上是一层干牛粪，“咕咚”一声，下面的稀牛粪快没到我大腿根了！这还不说，个子又矮了半截儿，水牛硕大的红眼珠与我的眼睛平行对视，“妈耶！”我差点来个后滚翻。老李哈哈大笑，忙帮我“拔”将出来。现在想起这一幕，心中还会笑。 放牛想着好玩，其实不然，要眼不离头牛，别的牛全是跟它走的。不能让牛吃到秧苗、踏坏田埂，尤其是邻近傣家寨的农田，不然该惹麻烦了。 老李手持弹弓（一种用竹子制成的弯弓，弓弦上有个放弹丸的小窝）放弹驱赶，我挥着竹条厉声吆喝，把牛赶到小树林和宽敞地带吃草。我带着口琴，牛慢慢地吃草摇着尾巴，我就吹起口琴为它们演奏。老李还能口含竹叶吹着与我掺和一下，那情那景，优哉游哉，至今难忘。收工后，我去路边和泥，搓小泥球，给老李补充弹药。 放牛一出去就是一天，中午不回队，早晨带饭出来，老李把家中做的小菜：酸笋、辣腐乳、豆豉等每天换样的带来一些。中午吃饭时总让我先吃，他去看牛。转一圈回来会说“多吃些，好吃吗？”。生活虽然艰苦，但老职工对知识青年的善良、关爱，多少年了，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好景不长，放牛个把月后，队里抽调人去十二队支援，我与张世郡去了。发了件工具——竹竿上绑着把刀，砍甘蔗叶。 顶着亚热带的烈日，一头钻进甘蔗地里，顺着田垄走，把甘蔗下半部的老叶“刷”下来。天气闷热，没干活呢就一身汗，要是雨后那就更惨了，汗水、泥土、飞起的草屑、蔗叶的毛毛一起粘在身上。穿的那件破背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后前胸一块块白色的碱疤，浑身那叫刺痒，一通猛挠。到了后来，皮肤麻木了，刺痒劲儿都没了，只有收工后去井边几大桶水顺头浇下，身上能轻松痛快些。看看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干活时脖子上围着毛巾、破布，长衣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罪可就受大了。我想，现在应该是机械化干这道工序了吧。 1970 年8 月中下旬，依稀记得，来了两个生人和我“聊了聊天”，没过几天，我就被调往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没啥艺术细胞啊，估计是那支口琴起了点作用。 宣传队汇集了各分场的老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子女、北京知青等各路人马，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农场非常重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建设。买了小号、长号、双簧管、中音号、大胡、扬琴、手风琴等，听老同志们介绍，农场的文娱活动、文艺演出在德宏州都小有名气，是有传统的。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农场能组成如此规模的全脱产文艺连队，真是不易。 老曾是宣传队的领导，印象中他笑容很少，总是板着个脸，管理很严格，大家也都勤奋排练，团结协作，要把老传统发扬光大。 每日清晨，舞蹈队男生女生都自觉去练功，乐队人员拿着各自的乐器找地儿练习，竹林旁唱歌、唱戏的队员在咿呀吊嗓，过路人一听便知这里是农场文艺宣传队的驻地。创作编导也挺棒，左方、程荣辉、毛跃进、胡华升、杨开明、邓乃富都是当年的宣传队骨干。排编了不少职工喜爱的好节目。 我们常年去各分场、生产队巡回演出，节日与边防部队联欢，去县城、去民族村寨，走遍了陇川的山山水水。 下去演出时每人除了各自的服装道具，还要拿着乐器，带着汽灯等，走泥泞小路，趟南宛河，步行十几公里。演出后，还要连夜返回场部，当年还真是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我学习中音号，以前从未接触过洋乐器，就与队友们相互摸索切磋，很快就吹出了音阶，奏出了曲子，时至今日，音调指法还熟记于心。 此外，我们还要上台串演，记得有一出“赶马车”的节目，我上台后一紧张，手脚就乱了，变成顺边了，引得台下哄笑。几十年之后老友相见，谈及此事还拿我开涮呢。 1970年4月，农场建制改为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总场宣传队随之改称团宣传队，那一年，我们参加了师部汇演，经过大家刻苦排练，共同努力，取得了优异成绩并获得锦旗。后被兵团总部抽调去昆明担当迎接四川知识青年新战友的重任。 1972年底，我从陇川应征入伍，离开了朝夕相处亲如兄妹的队友们，奔赴军营，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17 岁远离父母，在农场的艰苦环境下独立生活，锻炼成长。知青这段经历，使我终身难忘。老职工勤劳、朴实、友善、豁达的精神，对我以后几十年转入其他工作以及人生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每一次翻开老照片，就仿佛又回到了陇川坝，回到了知青人生中那段特殊的岁月。历历往事，萦回心间。 2011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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