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拉线二队

听说北京知青要回来，拉线分场二队职工就把迎接北京知青回队当作一件喜事来办。老职工们既高兴又着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终于，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个好主意， 每家凑些钱，队里再补贴点儿，干脆在球场上来个大聚餐。陇川农场自1984 年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以来，各队原有的食堂就撤销了，眼下要搞一次大聚餐还真是不容易。老排长吴发山、段云成“勇挑重担”，早早就带着十几个职工忙活起来——现采买，现搭大灶烧大火，煮鱼炖肉很是辛苦，在菜肴的安排上，他们更是费了一番心思，既想让老知青们尝尝当年没有见过的新东西，又想让知青们吃吃念念不忘的老风味。经过一番忙碌，热腾腾的菜饭用门板一一抬了上来。吃着酸笋炖肉等当地特色菜，喝着一杯杯自家酿的米酒，二队知青的心醉了，眼也朦胧了，当年的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

面对这桌丰盛的宴席，不仅二队的知青心有所动，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想起，30多年前曾经在老职工家的小伙房里打过的牙祭。我们分享着女主人饲养的鸡、鸭、狗，分享着男主人辛劳一整天才豁来的胡子鱼，从白蚁包里挖出的鲜鸡枞，还有他们家磨的米豆腐、打的糯米粑粑等等。那时候，食堂的大锅菜缺少荤腥，青菜品种也极为单调，真是“萝卜萝半年，白菜白到底”，很多知青都咽不下去。但是同样的这份菜，在老职工家里却还不够几个孩子瓜分的，基本轮不到大人们的嘴里。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老职工家里偶尔有口好吃的，还总主动招呼知青去共享，真像俗语形容的 “吃个蚂蚱也会给我们留条大腿”。当年我们毕竟太年轻，品出的仅仅是食物的美味，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它的金贵。

拉线二队的老知青们都记得当年的小阿团，如今她都45 岁了，在拉线街上开了一间裁缝铺谋生。看到她能自食其力，大家都感到很欣慰。

阿团早年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里透出的那份纯真尤其招人喜爱。但是，由于患小儿麻痹症，阿团的一条腿不会动，小时候只能在地上爬行，知青们见了很是同情，李艺更是抑制不住酸楚的泪水，提议大家帮帮她。男知青李树仁原先就对针灸有研究，为了更好地给阿团治疗，他又反复查医书、定穴位，并一遍一遍地亲身试扎；不少知青觉得自己插不上手，就主动让家里随信寄来艾灸卷。刚开始，孩子怕得要命，哭闹得很凶。为了让她配合，李艺等又是唱歌又是讲童话，还特意带去了连队孩子挺稀罕的水果糖。那阵子，天天晚上大家都围着阿团，忙个不亦乐乎。3 个多月过去了，阿团的腿渐渐有些温热了，知青们甭提多高兴了。

尽管知青们无法根治阿团的腿疾，但是却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自强的种子，使她有了向命运抗争的意识。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群北京知青与农场小姑娘的故事一直在延续。只要听说有知青回拉线，阿团总是主动找到对方的暂住地，嘘寒问暖，那对大眼睛里不断涌出激动的泪花。

拉线五队

离开农场30多年了，陇川的一切一切至今还时常在老知青的梦里再现，凡是与当年息息相关的，事无巨细都让我们难以割舍，但仔细想来，最让我们惦念的还是那里的人——淳朴的农场职工们，留恋的也只是老知青与农场两代人之间的一份真情。

这次参加回访活动的知青，急急渴渴地奔回来就是想见到所有当年熟悉的老职工。实际上，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老熟人并不太多，因为他们中有些已经调离农场，在别处定居；有些已经跟随子女去外地安享晚年；还有些则已经永远与那片红土地融为了一体。

拉线分场五队的苏征瑾不无遗憾地一一数来，哪些与咱们父母同龄的老职工，现在都已老迈年高；哪几位上次见面还精精神神的，这次却已重病在身；更有一些虽然仅隔数年，这辈子却再也无缘相见。其中，老职工孙佩芹，因脑血管病后遗症，现在路走不了，话说不出，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知青朋友掉眼泪，那场面真让苏征瑾心碎。于是，在农场的几天里她多次返回老连队，总想和老职工们再多亲近一会儿。苏征瑾说，其实当年知青与老职工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事情，就像一家人平平淡淡过日子，但那份亲情却深不可测。她觉得，只有这样的友谊才地久天长。

大家都有同感，觉得我们真是来晚了，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爬上心头。广线分场十三队的肖锦玲在回忆老支书时说，他是广西人、第一批来到农场的复员军人，待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即便是批评也显得严厉不足，可知青们却都敬重他、服从他。然而，这位长者已去世多年，再也无法相见。肖锦玲她们专程探望了老支书的老伴张月芹阿姨，聊表一份亲情。

现今已经七八十岁的老职工，在你我心目中仍旧是当年英姿勃勃的样子，但30多年后一旦见面，才知道他们的现状和我们的想象相距甚远。

丙寅分场二十队的颜英说，他们队的张才扬队长，在当年那些老职工子女的嘴里，他的故事颇具传奇性。据说他力大无穷，一个人就能拉动一辆满载的牛车。虽然知青没有亲眼见过这一幕，但他昔日的高大强壮，让我们深信这段传闻的真实性。可是在总场欢迎会上再次见到他，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团拉着的一位老人泪流满面，却没认出这瘦弱的老者就是早年的张队长。会后午餐，老人坐在我们身旁，很少吃东西，也很少讲话，只是探着身子，努力想看清我们的容貌，努力想听清我们的声音。初见时和分别时，张队长都紧而又紧地握住我们的双手，其中传达出来的那种恋恋不舍，至今还能清晰地感受得到。真的，每每想起这些，泪水总是往上涌。诸位兄弟姐妹，如果思念他们，就抓紧行动吧！

拉线六队

拉线分场六队的老职工杨增寿。今年82 岁了。来边疆农场之前，老人的身份是志愿军战士，在朝鲜负伤后回国，到昆明荣军学校边养伤边学习。作为保家卫国的功臣，他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他没有居功自傲，坐等国家特殊照顾，反而积极响应屯垦戍边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来边疆。

大家可能都知道老军人的习惯，他们把自己荣获的军功章、纪念章都视为宝贝，轻易不肯向外人展示，只有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他们才会挂满胸前，以示郑重。今天，杨增寿老人胸前挂满了奖章、纪念章，这是打算欢迎谁呢？原来这一天是北京老知青回队探亲的日子。虽说六队仅仅回来了崔玲一个人，可杨增寿老人毫不含糊，

仍然以最隆重的方式迎接这位普通知青。

细看老人胸前的奖章，我们不难发现，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豪杰，在边疆建设中照样也是一把好手，那枚云南省劳动模范奖章，就是1958 年获得的。还有这枚新崭崭的军功章，老人家是替小儿子佩戴的，上世纪70 年代末，这位年轻的军人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杨增寿老人就是想以此来表达他家两代人对知青的一片情意。面对此情此景，哪一个老知青又能不被震撼呢？陇川农场的基业，是几代农垦人铸就的，作为来了又离去的知青，我们付出的仅是部分青春年华，而无数与杨增寿老人同时代的复员转业军人、青年垦荒队员，支边移民都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我们这些人何德何能，哪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礼遇呢？由于多种原因，崔玲直到晚上才赶回六队。那天老人身体欠佳，需要输液治疗，可却一直不肯脱衣躺下，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知青回来。

老人的老伴儿栗文华老师，今年77 岁。这位老妈妈也不是等闲之辈，她是1956 年初自愿从昆明来边疆的垦荒队员。据农场提供的文字资料显示，如今陇川农场连职工带家属共计13000 多人，而在1956 年建场初期，农场的辖区内仅有108位老兵和97 位昆明青年。今天，不仅杨增寿、栗文华这两位老人仍然留在边疆，他们的三个子女也都在农场工作，直到孙子辈才有两个走出了陇川坝，分别在北京、昆明上大学。

在这次回访中，北京知青在基层连队见到过不少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家庭。据史料记载，仅仅1958 年来农场的555 名转业军人中，就有不少老红军、老八路、老边纵。他们曾经南征北战，有的立过功、有的负过伤，人人都有说不完的战斗经历。随军而来的家属也不寻常，她们中有女乡长、女公安、妇联干部、纺织工人、会计、医生、教师、营业员、演员等等。这批人的故乡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引用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话说，我们是把自己“嫁”到了农场，“嫁”到了边疆，把子孙也献给了边疆，成了地地道道的陇川人。

此时，我们耳边再一次回响起虞云升老书记在欢迎会上的讲话，这位老领导痛心地历数着知青在农场遭受的磨难，而对他们那一代数十年的艰苦卓绝却只字未提。我们今天看到陇川欣欣向荣的景象，相信每个人都能掂量出几代农垦人的付出有多少，让我们回顾一下陇川农场的历史，也能感悟出在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程中农垦人发挥了多大作用。

1955 年5 月12 日，第一批复员转业军人来到陇川坝。他们建设农场的启动资金是100 元。

1955 年6 月1 日，陇川农场第一任场长兼党总支书记张国珍踏进陇川坝时，南宛河西岸，荒草茫茫，从章凤到邦滚山脚，连绵数十里，没有大路，不见村庄。一

十四队的知青沈芬又见到了当年在一起干活
的老职工

广线十三队

几十年来，从我们无限的牵挂中，从我们无休的眷恋中，我们的亲人朋友对这块红土地，对这里善良的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他们因此也对陇川农场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一直希望能到这儿来看看。当然，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想表达的也不一样。陆小英的姐姐陆平丽说：“到了这个年龄，深感人生道路上机会的重要，有天大的本事没有机会将成为终身遗憾。这是我感受最深的。”陆家姐妹从小都是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姐姐的艺术造诣可以说比妹妹还高，但是由于政治原因，陆大姐曾经遭受过被专业艺术团体招走又退回的打击，并且从此与酷爱的舞台再也无缘。这次来陇川，姐姐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对农场的人们表示谢意。陆大姐说：“回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父母蒙受冤案，我们是何等的受歧视。然而妹妹是幸运的，遇到了有水平、有胆识的农场领导，不仅心灵没有因为家庭的牵连而受到任何伤害，还可以在农场的大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刚刚踏入社会，只有15岁的妹妹最大的幸福。感谢农场和宣传队领导，以及帮助妹妹成长的每一位同志，是这片红土地保护了她，养育了她，并为她走上艺术之路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陇川是她成长的起点，农场是她从事艺术工作的摇篮。”据了解，调回北京后，陆小英一直从事舞蹈表演和研究工作，此生可谓在事业上达到了理想的境界，相形之下，难怪深爱艺术、深爱妹妹的陆大姐感叹不已。

在农场联谊会上跳舞的那个孔雀精灵小姑娘，她的妈妈是广线分场十三队的北京知青王秀荣，她的父亲武子弟原在四川三线工作，后来王秀荣调不过去，武老师就把关系转到了农场。女儿武鑫出生时，两口子都在丙寅分场学校教书。武鑫小时候，头发一直短短的，身材敦敦实实，也不像一般小女孩那么爱叽叽喳喳，不熟悉的人都以为她是个胖小子。真是女大十八变呀！尤其是看了她那灵动优雅的舞姿，谁能把小时候和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重叠起来呢？王秀荣一家直到小姑娘十多岁了

刚到弄巴分场十八队的女知青们丙寅分场知青左起：霍保山、常寒婴、常滏源、杨德荣

才离开农场，老知青们都说：“武鑫真是这块土地养育的孩子，所以傣族舞才会跳得那么好。”看来，这块红土地的精髓是溶化在她的血液中了。

回访团里还有两位随行者值得一提，一位是弄巴分场14 队北京知青沈芬的表弟陈中行，因为他的身份较为特殊——是台湾同胞。实际上他的父母原先也是北京人。近些年，回京探亲，回大陆旅游对于陈先生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像这样深入到祖国最边远的地方，亲身体验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对他来说还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他用繁体字发来短信，述说他感触最深的两点：陇川农场人员以及当年北京知青旧识的那股真诚热情让我感动，相见时难别亦难之情表露无遗。他还说，杨团致词那段真是慷慨生动让人动容，不少人为之落泪！

再有一位是罗老先生，今年已80高龄，他是水工队北京知青冯容的朋友。他说，时隔半年多，我仍然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个性和特征，他用“我爱他们”来表达一个长辈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欣赏。他还说，从知青身上看到了共和国根基和力量的所在，并且探求出知青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答案。罗老先生认为，知青在思想成形阶段，到边疆农场广阔天地中锻炼，对一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一代人如今的成熟、成就、思想的开放，个性的鲜明，源于青春时期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对农场职工的深厚感情以及汲取了深藏于中国基层民众中的优秀传统。

老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审视着我们在人生第一站学到的人生第一课。

弄巴十四队

刚到陇川农场没多久，知青们就听说景坎街的东西比城子、弄巴便宜好些。当时，老职工们工资低孩子多，可为什么没见几个人去景坎抢购便宜货呢？原来，去那边

必须得过一座竹桥。别看农场职工个个都能在脚板宽的田埂上健步如飞，但面对那座桥，敢逞英雄的却并不太多。我们这些知青则听而生畏，敢“以身试桥”的就更少之又少。别人惹不起那桥，却躲得起。可分配到弄巴分场十四队的北京知青们就没法躲。因为从总场场部到他们连队就是“华山自古一条路”，不跨过这座竹桥就别想进家门。所以这座老竹桥从他们分配下来的第一天，就给几位知青来了个“下马威”。

这座桥架在陇川坝最大的河南宛河上。桥墩是用细木桩做的，上面撑起几根并列的大龙竹，再铺上一条竹片编成的篾笆，这就叫桥了。这座桥颤颤悠悠，破破烂烂，摇摇欲坠，尤其是雨季河水暴涨的时候最叫人胆战心惊，人在桥上如果抬着头走，生怕自己一脚绊进篾笆的破洞里摔下河去；低着头更吓人，急速奔流的河水让人眼晕，总觉得桥身正在向水面倾斜，似乎随时能让大水卷走。

其实主桥部分还算好通过的，因为它毕竟比较平直，更为凶险的是引桥，也就是把桥身与岸边连接起来的那几根长竹子，不仅光溜溜的，而且还是斜搭着，竹子之间谁也不挨谁，旁边又没有可抓可扶的地方。让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可怎么走？从小到大，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恐怖的桥呀！当最终战胜恐惧战战兢兢走过这座桥时，对每一个知青都是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

有了这样的“第一次”，后来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知青们都没有低过头。可以说，十四队老竹桥是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中长大成熟的见证，从四肢着地一边哭一边爬着过桥，到光着脚昂着头坦然走过竹桥，知青们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 40 年后再回十四队，这座老竹桥已经被现代的水泥大桥所取代，远远的只能看见它残留的两溜桥桩，但老竹桥给我们的启示却永远留在了心里。

在弄巴分场十四队的北京知青里，有9 个人曾在教育部大院里一起长大，连中小学都上的同一个学校，这就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兄弟、艾建英艾建平姐弟、沈芬、那佳、朱萍华和岳薇。多年来，他们有个共同的心愿，组织一个“还乡团”再一块儿回云南看看，可由于种种原因，总也没能成行。后来，2005 年艾建英艾建平姐弟最先代表大家回到了弄巴分场十四队，2009 年沈芬、那佳也回来了，另外几位今后肯定也都有机会再来，而他们之中的王小波却永远不能了却这一心愿了。

这位王小波，就是被称为“文坛黑马”的作家，就是被誉为“全体云南知青骄傲”的王小波。无论读者怎么崇拜，无论媒体如何宣传，在陇川的山水间，他头上没有光环，身上不放异彩，王小波就是本色的自己，是北京知青之中的一个，是十四队里的一员。

王小波在十四队接受“再教育”有两年多。十四队是个专门种植水稻的连队，王小波经常干的活儿就是插秧、薅秧、打谷子、犁田等。他身高一米九，弯腰插秧几乎是个倒U 字型，可想而知他的困难，可王小波却默默地坚持了下来。他虽然沉默寡言，可难得出口的语言却十分幽默深刻，一如他后来的随笔文章。业余时间，他几乎全部用在了读书上。王小波为人低调正直，留给队里老职工的印象虽不深刻但一直比较特殊，一提起他，老职工就笑，笑他的邋遢，但也夸赞他的聪明。当时老职工家煮饭用的木柴得到很远的原始森林中砍伐，再一担担从大山上挑回来，王小波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曾经进行过沼气试验，也得到过领导的支持，但在当时的年代最终不了了之。他的哥们义气在知青中也处处显现，得知有知青被欺侮，王小波便用他那犀利的语言文字表示抗议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

2007 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派出多路记者到王小波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其中就包括陇川农场。沈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推荐給大家，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小波在文坛上能有那样的建树并非偶然。当时队里的人都知道王小波爱看书，说他收工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靠，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搭，就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阅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对此非常理解，他说，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据与王小波同宿舍的赵和平回忆，王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王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了老职工的记忆里，他们至今记得，王小波连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他们还说，王小波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讲起历史故事像说评书一样……听沈芬讲，“文革”中，虞云升书记曾下放到十四队，不少知青都经常去虞家串门，王小波是最爱去的人之一，因为他觉得虞书记水平高，俩人聊起来挺投缘。《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也记录下这位老领导对王小波的评价，文章中这样描述：提到王小波，虞云升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这次虞云升又一次亲自陪着那佳和沈芬回到了十四队，老职工们仍然同40年前一样热情、朴实，也再一次说到早逝的王小波，“要不是那么艰苦的生活，要不是那么累的活儿，要不是王小波被累出了病，他也不会这么早早地就离开了大家。”老职工们如是说，不无遗憾。

我们不能从更多的角度去讲述王小波的故事，也没有资格过多的评价他，因为，在当今世上活着的人们没有谁能真真正正读懂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