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赖小林病逝前后

陇川农场广线分场九队/ 胡宁光

每当知青战友们问我赖小林生于何年何月、逝于何月何日、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这一类细节情况时，我都会感到有些羞愧和遗憾，因为我不知道。虽然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在云南陇川农场广线九队又同在一个宿舍生活劳动，但在仅仅9 个月的接触中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字和一张年轻的笑脸。尽管如此，赖小林这个名字，这件事，在云南陇川农场的知青和老职工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了北京知青献身红土地的典范。

赖小林之死

我们是在1969 年5 月15 日北京知青赴云南支边的火车上认识的，他比我年龄大（我是六八届初中生），是我的学长，至于是几年级的我不清楚。我们35 中的部分同学一路坐火车汽车都在一起。赖小林的父母是军队干部，所以总是喜欢戴着一顶国防绿的帽子，笑眯眯的样子非常帅气。

下到生产队后，赖小林、张炜敏、王大力和我分在一间宿舍里。小林篮球打得很好，记得初到陇川农场，我们连队的知青李新民、赖小林、张炜敏、还有水工队的毛跃进等组织知青联队和总厂及各分场的老职工队进行过多次篮球比赛。

赖小林也比我们见多识广，经常讲些当时时髦的话题和奇文趣事，特别是讲鬼的故事，在晚上自己吓唬自己。知青生活比较枯燥，但是我们年轻，我们有活力，我们经常在一起唱《山楂树》、《三套车》、《红河谷》等那时被禁唱的“黄歌”，来缓解劳累和想家的情绪。

当年我们中学是一所男生学校，全是清一色的男生。我们分配到九队时还搭配了女子学校36 中学的N 多名女生。不久赖小林看上了其中一名女生，经常夸她“条顺盘儿亮”，所以我经常开他的玩笑，每当我们拿他取笑时，他却一本正经，落落大方。后来宣传队的同学老毛却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宣传队的女知青，俩人相处得也很好。

刚到农场我们分在一个小队，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我们知青都不习惯，可是赖小林却踏踏实实，从不投机取巧，在老职工中口碑很好。1969 年夏天下大雨，我们广线九队地势低洼，南宛河水漫过河堤淹没了我们队大部分农田和部分房屋，冲垮了牛圈。我们大部分北京知青男生和几个老职工冒险游过汹涌的南宛河去对面山上砍毛竹盖牛棚，回来的时候，小林和我扛着一棵毛竹，当时我不到17 岁，沉重的毛竹压得我肩膀生疼，老是左右换肩。摇摇晃晃走了不多远，感觉好多了，还以为练出来了。中途休息时才发现，走在后面的小林默默地把毛竹的大部分重量移到自己的肩上。这种大哥哥一样的关怀与爱护，在生活和劳动中还有很多。

从北京到边疆，从上学到劳动，从父母供养到自食其力，实际生活的反差非常大。没想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1970 年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赖小林日渐消瘦，经检查得了肝炎。什么原因至今也不清楚，或许水土不服？或许条件艰苦？或许是卫生条件差？或许劳累过度？就这样他住进了陇川总场医院。

几天后，连队突然派我到医院陪床看护，我心中感觉不妙，背起铺盖卷匆匆赶到医院。果然，小林得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几天的工夫，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就变得又黄又瘦，用当地人的话“黄的掉渣”。因为他得的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得把他隔离起来，所以需要专人陪护。但我不在乎，我自信有免疫力。他每天除了输液很少进食，有时吃点东西就全都吐出来，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真不知如何安慰他。他却比较开朗，和过去一样与我聊天侃大山。连队的同学们来看望他，也是笑脸相迎。虽然医院的大夫们忙前忙后，但他的病情依然没有什么起色。

突然一天他说想吃西瓜，我以为病情出现好转就告诉了医生，可由于不是赶街的日子，根本找不到西瓜。没想到，第二天病情突变，大夫们急得团团转，采取各项措施，最后还是被转送到了芒市医院。

在决定转不转院的过程中，分歧也很大，有人认为转院，病人受不了，半路会发生生命危险；也有人认为越早转院越好。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是转院了。

我卷起行李回到连队，期盼着能从芒市传来好消息。可是没过两天，赖小林病逝的噩耗就传来了。队里北京知青听到消息后抱头哭作一团，并且停工到团部讨说法。本来，我们刚到边疆，就有一些受骗上当的感觉，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年龄小，对困难估计不足，虽然有一颗火热的心，但看到农场如此的生活环境，如此的劳动条件，和我们在北京读到《边疆晓歌》时的幻想与憧憬完全不同。

赖小林的病逝成了导火索，激起了知青们的不满情绪。大家提出：第一，要求追究医院治疗责任，认为应该及早转送芒市医院，是弄巴医院把病情拖延耽误了；第二，要追认小林为烈士，并将遗体运回北京安葬；第三，借此事提高卫生条件、劳动条件和知青待遇。其实从我看护几天的情况来看，医院也尽了最大努力，无奈当年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有限，在病情恶化的当天，农场医院想尽了各种办法，是迫不得已才转到芒市医院的。

在我们连队知青的强烈要求下，为了不把事情扩大，总场同意派车让我们九队

全体北京知青去芒市医院接回了小林的遗体，同时他的母亲也赶到了云南。他母亲来到连队，看了儿子生前劳动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全连北京知青泪如雨下，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妈妈，看到了北京亲人。按照国家规定，由于尸体不能长途运输，何况又是传染病，只能就地安葬。记得下葬的地点是广线分场西边的一个山包上，我们队的知青都到了，每人胸前佩戴

着女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白色小花，还有来自其他连队的北京知青代表、老职工代表。简短的追悼会后，4 名分场领导带着厚厚的口罩（怕传染肝炎）亲自抬棺，一步一步踏着红土地走到山顶，把棺木放到深深的土坑中，这一幕，也埋入我们在场知青的记忆中。那情景我至今印象深刻。

事后，知青提出的其他要求可想而知，除了连队新打了一口水井，稍微改善了吃水卫生的条件之外，其他要求就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了之了。这件事当时影响较大，也算是知青集体抗争维权的一次尝试。赖小林恐怕也是最早埋葬在云南的北京知青之一吧。

扫 墓

40 多年过去了，仿佛就在昨天。2009 年5 月20 日，云南陇川农场北京知青回访团下午为赖小林扫墓。当年受条件限制，赖小林的墓地十分简陋，甚至连墓碑也没有，多亏事前和农场方面取得了联系，不然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的墓地。不同的是，过去墓地所在的光秃秃的荒坡，现在经过绿化已是满山青翠。

我们简单的清除了周边的杂草，摆放了从农场带来的米酒、糕点和鲜花。赖小林的墓地现在依然没有墓碑，我们全体围成一周，简单地介绍了赖小林的情况，宣读了祭文，战友们和老职工代表逐个从墓前走过，向这位长眠在边疆的战友默哀鞠躬致敬。同时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所有知青为之付出的青春岁月表示深深的敬意。

关于墓碑，也许是我们生者的最大的疏忽和遗憾，尽管当年我们知青给农场各级领导提出过立墓碑一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具体的人来操作这件事情，同时也没有人真正记得赖小林生于何年何月，病逝于几月几日。

后来，我还这么想过，墓碑有这么重要吗？只要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记忆中存在就够了。如果真有天堂，我们深切祝福他在天国安好，音貌依旧，快乐永远！逝去的生命不能挽回，对死者的哀悼就是对生者的祝愿，在缅怀逝者的同时，希望活着的人好好爱着身边的亲人，好好珍惜今天的时光，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写给留在陇川的兄弟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五队/ 宛金泉

1970 年1 月5 日傍晚，在城子( 陇川旧城)，我接到“大洋马”王凤琼从营部总机室打来的电话。她说，我知道你和朱正祥最要好，所以就告诉你，朱正祥被人用枪打了，正在营部卫生所抢救，知青都在，就差你了……我立刻向工作队领导请了假，慌乱地收拾起行李，疯了般地截了一辆东方红拖拉机，在寒风中奔回了拉线。

去世时，他不满18 岁

朱正祥是在午睡睡梦中，被另一个北京知青擦枪时走火打中的。子弹从我床头前的篾笆穿过，钻进他的后背，又拐弯进了他的头部。他的旁边还睡着知青王宝秀，幸亏子弹没有穿膛。

枪声惊动了电站所有的人。当人们来到那蚊帐里寻找弹头时，才发现朱正祥还静静地躺在竹篾笆床上。他依然安详地微笑着……

赶到拉线后，我却再也不敢拉开盖布看他最后一眼。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去边防工作队，他送我时的样子。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地清纯和青春。他的身影宛如一团正气祥云，瞬间从我们中间飘向天上。他这个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朱正祥比我年纪小，他是六七届老初二的。我们在连队认识，从拉线电站开始

接触，前后不足4 个月。我们俩的床铺紧挨着，我们还共用同一张竹桌和煤油灯。他之所以能够走进我的心里，是因为午饭时他经常从他的那份饭里拨出几口给我。他说我干活太玩命了，要多吃点。有时，他干脆多买半份匀给我。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份情谊在我的心中还是满满的。而我无以为报的歉意也是满满的。

他的葬礼后，我们在电站开会，而那一天恰好是他的18 岁生日。会议中，电站领导征求知青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三条：第一，我们要求组织追认朱正祥为烈士；第二，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组织认定为工伤；第三，我们要求为他立一个墓碑。

肇事者也是一位北京知青。依照正祥在世时的为人，我在会上说，我代他的在天之灵提出，不要“一枪打两人”了，让肇事者早一点出“炮楼”(关押肇事者的地方)，还挣原级工资（工资22 块半加6 元边疆补助），以便能够代正祥尽孝。领导和多数知青都同意我的意见，即不要“一枪打两人”。但是，肇事者代替正祥尽孝之事，在当时既无法律依据，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只能凭天理良心吧。

在陇川呆了一年半之后，我找北京知青杨开明借了钱，回北京探亲。回到北京后，我很想去看看正祥的母亲。但是，张星光说他去看过正祥的母亲了，那位老人家经历失子之痛后几乎疯了。张星光劝我们不要再去了。我想，我们也都是穷光蛋，去了也不能给老人任何帮助，还可能令她徒增痛苦。从此，穷困阻隔了我们，再想报答也已经太迟了。

正祥的葬礼还是很隆重的。老职工说，这在陇川县这还是头一回。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北京知青李安定等人带头与营部交涉，以及众多知青强烈要求；另一方面，是龙营长和戚得顺教导员也担心知青闹事，尽量安抚，而且他们也都是现役军人，尚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出殡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百个老职工都来了，拉线的七十多名知青无一例外地全参加了。没想到正祥的死，竟意外地使我们拉线的知青表现出极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稍稍减轻了一些我们的悲痛，也略微消解了一些知青莫名的愤懑。在女知青的痛哭声中，正祥入土了。年轻的我们第一次感到，死亡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其他的也不敢多想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