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这时，倒空的煤车正转回在我面前，我突然想搭乘煤车下去（以前曾见过有人坐煤车上下）。身旁的四川知青周玉良也想下去，我开玩笑地说：“我先坐，你下趟，4 分钱一张票。”

说话间我左脚就跨上了煤车，右腿刚落地还没来得及踩实，不知怎么回事煤车就突然直冲下去。只听“哐”的一声巨响，煤车载着我从十米高的锅炉房重重地摔在地上。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事故的原因是煤车的钢丝绳滑脱了。

剧烈的疼痛使我一动都不能动，衣裤被血水染红。大家看到我的惨相都惊呆了。几个人冲过来，把我从煤车里抬出来，糖厂卫生室的大夫们看到我的伤势，立刻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深夜，场部医院的医生们为我做了伤口处理，止血、包扎、输液。由于伤势严重，失血过多，医生们决定马上把我送到师部医院。教导员、营长立刻到各连队喊醒了熟睡中的人们，为我找来献血的人。凌晨3 点多钟，我被战友们抬上了去芒市师部医院的专车。为了减轻路上的颠簸，还特意装了半车的白糖。同去的有场部医院的院长、医生、护士、三营营长及17 名准备为我输血的知青战友和农场职工。

在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和照顾

第二天上午到达芒市师部医院，当时我已是半休克状态。缠着绷带的左脚肿得有碗口大小，皮肤也开始发黑。接诊的是上海大夫，见到我一个劲叫喊“勿来塞！勿来塞！”（意思是不好啊！他是指绷带没有定时放松，脚可能会坏死）经过X光片检查，我第一腰椎粉碎性骨折，左脚2、3、4、5 跖骨开放、粉碎性骨折，要立即实施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进行了4 个多小时，术后，我的脚被打上了厚厚的石膏，一动不能动。腰椎的骨折则采取了保守治疗，腰下加垫使之复位，这需要卧床6 个

^{月。手术当中，四川知青黄贵庭、上}作者1974 年在芒市师部医院住院时的病情证明

海知青宋小鸽为我献了血。（宋小鸽为我献血，是在20 年后我才知道的。他就在北京工作，在一个知青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找到他，也才能当面对他道一声谢谢！）

几天后，送我到医院的同志们要回农场了，营长给我留下80 元钱，劝我安心养病不要多想，配合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并且安排了好友蒋淑华留下来照顾我。

住院期间我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照顾。当时芒市师部医院刚由上海下放来了一批医生，他们带来了德宏地区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负责为我治疗的上海李大夫，不仅医术高超、经验丰富而且医德高尚，每天都到我的床前查看伤情，问寒问暖。看到我着急时，就耐心地对我解释劝说，给了我许多安慰和鼓励。

医院的护士对我更是照顾备至，时常安慰我，还多次为我擦身、洗头、剪指甲。医院领导还特意给我送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军队的女儿》、《红岩》等书籍。为了解决我卧床如厕问题，医院特意在床板中间挖了个洞，让我完全地卧床恢复。

住院6 个月，知青蒋淑华与我朝夕相处。她不仅为我端水送饭、倒屎倒尿、借阅书籍，还买来纸笔和针线，让我在烦闷时学习画画、绣花。已经在芒市工作的同窗好友郞小萌，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医院陪伴我。

每天都收到“家人”的来信

住院期间师、团、营领导，知青战友多次来医院看望我。连里的老职工还托人给我捎来他们亲手做的好吃的。我摔伤后，怕家人担心没敢告诉他们，假称自己在芒市学习。我在医院里虽然没有北京亲人的照顾，但是每天都会收到农场“家人”的来信。

四川知青张德全、张先徳来信并把钱寄给郞小萌，托她给我买营养品。

尹俊屏托教导员带来了收音机和10元钱，她在信中说“这10元钱是岳微（十四队北京知青）走时留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花，现在是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了。你如果真正理解同志的情谊，就一定把它收下！”

素不相识的北京知青马铭、上海知青应启敏来信写道：“……眼下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你会用什么态度对待病痛。这对你是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他们引用英雄保尔的话鼓励我要勇敢、要坚强。

杨百瑾在信中说“……本来摔伤是件坏事，但是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养好身体，学习上又有收获，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

老职工段金满、赵国兰夫妇来信写道：“……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我们却从你的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希望发扬你那铁姑娘精神，把伤痛踩在脚下。”

已经转到陕西插队的同窗好友王炳秀得知我受伤的消息后，也常来信安慰我。

四川知青黄明清到糖厂接替了我的工作后，代表三营协作连给医院领导写了一封信。院长把这封信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动得哭了。协作连的战友们把我描绘成一个英雄，请求医院给予我最好的治疗和照顾。看到这封来信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本来我没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违反操作规程出了事故，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处分，还按照工伤对待，给予最好的治疗和照顾。我怎么能不惭愧得掉泪呢？

住院的日子里我每周都会收到许多来信，我从这些来信中不断地汲取力量，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鼓励。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来信我舍不得丢掉，一直珍藏至今。

1974 年国庆节前，我基本痊愈出院了。医院给了我半年的假期，让我回北京继续治疗休养。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两年后我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北京。

内心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时隔多年，陇川农场不断有人打听我身体恢复的情况，上海、四川知青及农场老职工到北京时还来看望我，我从内心感谢大家。借此机会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伤后我基本没有留下后遗症，现在已经退休了，经常去公园锻炼，爬山、游泳、打乒乓球，一点不比同龄人差。我现在身体很好，生活过得很快乐。

光阴似箭，转瞬间40 年过去了。回想当年，我心里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当年要是没有农场领导的重视，连夜抢救，没有医生们高超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没有那么多关心鼓励我的知青战友和老职工，我是很难闯过这一劫的。每当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就感到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情”。我得到大家的真情救治、真情关爱、真情照顾，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和运气。

这件事对我教育极深，使我对生活、对周围的人们充满了感恩之情。我清楚，这种感恩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更来源于边疆生活的磨练，来源于人间的真情。

回北京工作以后，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在边疆劳动生活的情景，想到那些可敬可爱的老职工。想到他们生活的艰辛，想到他们的善良乐观，想到我受伤以后大家对我的照顾关心，想到我身上流着战友的鲜血，立刻就会产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回想40 年前的兵团生活，我更想念当时三营教导员汪生民同志( 已病故)。他严肃认真的外表让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但我却在内心非常佩服和敬重他。因为他关心爱护知青，积极倡导在知青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他曾说过：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同时你们也是传播文化知识和改造农场落后面貌的。在他的主张和坚持下，营党委大胆发展了李金金、邓贤和我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入党。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不说教导员有独到的政治见解和较高的政策水平。

40 年来，我无数次梦回云南。边疆的山水、边疆的稻田、边疆的竹林和村寨，特别是农场、医院里那些亲人般的笑脸，无一不让我魂牵梦绕。2001 年、2009 年我两次回到农场，见到日夜思念的老职工何大孝、尹仕兰、赵国兰、蒋桂香、段金满、王金凯、王贵朝等等亲人。我告诉大家，虽然我在农场摔伤了身体，但我感受到了人间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第二故乡，不会忘记那些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我会始终满怀感激之情，笑对未来人生。

朋友们！我万分感谢你们。我会把你们对我的帮助和爱护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愿整个世界充满爱的真情、爱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