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文革”前，周末参加西城区少年之家美术组。我获得的一技之长，想不到在千山万水之外的边陲，正改变着我作为一个知青的命运。

1971 年秋天，在紧邻中缅边界的拉线香料厂，赤裸上身，穿一条工装裤当推料工的我，在三班倒的间隙中创作了一幅木刻《收获》，被到兵团采访的新华社昆明军区分社摄影记者蔡志培发现，带到军区，在《国防战士报》发表了。

1972 年初，我被通知参加昆明军区美术创作班，加工《收获》，住军区三所，班内有来自军区各部队的老画家和年轻战士，老师是军区文化部的专业画家梅肖青、林聆。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收获》被加工成一幅套色木刻，选送当年的全军美展。

前脚回到陇川，十一军的干事后脚就到了，准备把我特招到十一军电影放映队，搞美术创作。人都见了面，一看档案，我有美国海外关系，立刻就没戏了。不过我似乎不大在意，当时我已经被留在团政治处当报道员，撰写了通讯《活性炭诞生记》、报告文学《女兵排纪事》。在兵团、在云南日报也小有影响。绘画和新闻，脚踩两只船。

我对德宏的山水、人情、文化、饮食都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尤其当地浓郁的色彩和民族风情格外打动我。当兵从来不是我的选项，能到德宏州的文化馆或者《团结报》工作，走村串寨采风画画，倒成了最向往的事。

小孔雀，成了我的创作题材。我自编了一个百余字的故事，画了六幅水粉配图，取名《两只小孔雀》，寄给云南少儿刊物《红小兵》，很快就发表了。我把基本素材，放进一个傣族孩子们拥军的故事框架里，虽然不乏说教，但是在当时千文一面的沉闷文艺中，鸭蛋孵出孔雀，鸡妈妈对小孔雀的母子情，另类的题材，还是透着一种清新。反响似乎不错，云南版画家蒋铁峰还用我的故事出版了一本精美的木刻连环画。

那一阵，我对绘画的各种门类都敢尝试，用油漆加油画色画在街头和建筑物上的大幅宣传画，各种展览会展板上的水粉画，设计书籍封面和《团结报》的插图，功夫下的最深的是一幅国画《织筒帕的傣族姑娘》。画了大量写生，把昔日土司衙门里的雕梁画栋，木织机前心灵手巧的傣族姑娘，巧夺天工的筒帕，整合在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里。也因为边疆文化人宽松的小环境吧，州里的画家朋友都说不错，已经送到省里，就等着集中加工，冲击1973年的全国美展。谁承想，北京风云突变，当时江青揪住一批老画家为北京饭店作的非主流画作，大批文艺黑线回潮。我的《织筒帕》自然在省里被拒。阴差阳错，此举也结束了我绘画为生的梦想。

7 月，我被云南兵团政治部宣传处叫到思茅，采写北京知青辛温种植治疟特效药金鸡纳的故事。在哀牢山采访了半个月，我带着素材赶到正在恢复筹备中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抓到的第一本书是全国知青典型报告文学集。

我的责编是江晓天，原中青社文学室的主任，后来知道，在“文革”前的17年里，最著名的长篇有“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八部，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而“三红一创”的责编竟都是江晓天，他还是巨著《李自成》的编辑。当时参与写稿的都是各省的知名作家，唯独云南派了个知青，我这个人又口无遮拦，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反而得到老编辑们长辈一样的呵护。在江晓天的辅导下，报告文学《种神树的姑娘》已经写出两稿。

当时和中青社在同一院子的还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老编辑金近，是《狐狸打猎人》的作者，是我们从小最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们的交往中，他说我有一颗“童心”，应该从事儿童文学，于是我就试着把百十字的《两只小孔雀》写成儿童文学，这个版本我手上没有了，但是还记得开头的一句：寨子前的南坎河静静地流着，像一首唱不尽的歌；千首歌万首歌，比不上傣家红小兵的拥军歌。故事讲一群傣族孩子，为给修水电站的解放军骑兵连割马草时捡到两个蛋，借鸡孵蛋，孔雀长大，最后在电站落成典礼上，把小孔雀送给解放军。金近老师很喜欢这个故事，把它送给正向他约稿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因林彪之死出现的接班人真空，让“红太阳”和“四人帮”共同发起了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春节过后，江青在工体10万人大会作“尊法批儒”的报告，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掀高潮。团中央和中青社的恢复再成泡影，《种神树的姑娘》也胎死腹中。

虽说只是多了一勺肉，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一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