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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日子——1970年日记摘抄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于昀 40 年了，真不记得在云南曾写过日记了。因为临走前，爸妈一再嘱咐，不要乱写东西，最好不写日记。他们知道我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而历次运动中，父辈们因信件、日记、思想汇报等文字招惹来的灾难太惨痛了，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没写啊。 当偶然发现了那两本被遗忘的日记，我自己都一阵惊喜，急速地翻阅着……然而，激动过后，是失望，是叹息，看看那时候的自己，好苍白，好教条啊，没有文采，没有趣味，几乎没有隐私。这是一个正值花季的女孩子的情感和生活吗？也许称它为时间表、流水账更准确。而那些长篇大论全都是对农场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学习最新指示及社论的心得体会，今天的我，已懒得去抄录它们。 这两本隐去了隐私的老日记，带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同龄人不陌生，能理解；我们的子女呢？他们的子女呢？权当做反面教材吧，如果他们有兴趣读，如果他们想了解当年的我们…… 不过，记录的毕竟是我们青春岁月的一部分，令我忆起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虽然幼稚、简单，甚至愚昧，但却是真实的。 1970年1月2日 周五 晴 （在景坎参加总场办的学习班） 早上还没起床，司务长（电站王恩龙）就来喊我们，爬起来就上山，饭也没吃，天还不亮呢，真好玩！ 我现在觉得上山拾柴很有意思，爬上高山，放眼远眺，心旷神怡，别有风味呢。 今天还是去老地方，地上满是落叶，五颜六色的，湿湿滑滑的，踩上去软软的，有点像地毯。太早了，又湿又冷，老队长（拉线四队的）他们烧起一堆篝火，顿时暖和了。我捡了很多粘枣，留着开会时吃，酸酸的，不打瞌睡。 太阳出来了，阳光射进来，真像电影里的景色一样，我正看得入迷，忽然听见树林里响起了口哨声和喊叫声。人们顿时紧张起来，我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就听见林子里有“民族”在嗷嗷地叫，我们的人也嗷嗷地回应着。“民族”又喊起话来。我问老妈妈杨芝兰出啥事了。她说这林子是景颇族的，不允许外人来砍柴，我们得快跑，让他们发现就糟了。现在他们还以为是自己人，在跟我们打招呼呢。 大家赶紧扛起柴准备要跑，忽然老申说了一句：把火灭掉！大家又扑火，越着急越灭不掉。只听司务长压低嗓门说：“女同志转过去！”就见几个老倌倌围着火站成一圈，我挺好奇，老妈妈笑着把我拉走了。原来他们是在集体撒尿灭火啊！笑得我肚子都疼了。老申怕我跑不快，特意挑了一根最小的树干给我。我们叽里咕噜逃下山去，又惊险又好玩。 才知道原来老申也负过两次伤，一次炸碉堡没跑开，埋在底下，死了死了又救活了。还一次爬软梯跌下来，胳膊摔脱环儿了。老前辈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真是出生入死，流血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就在我们身边，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呀，我更加尊敬老申了。 1970年1月6日 周二 晴 清晨4 点钟干校就紧急集合，省里来的通知：云南玉溪地区强烈地震。他们都出去躲，我和老队长守家。 早上天天读时，王凤琼（当时拉线营部接线员）给老队长打来电话“电站知青枪走火打死人了！” 上午传达了县革委会指示：学习班7 号必须结束。原说让我们明天回，又决定下午就可以走了。 和司务长算了半天粮票也算不清，只好走了。 我、老申、杨芝兰一路。我生怕是李艺玩枪走火，心里特难过，走也走不动，背包一直是他俩挑着。 到分场了解了事实，看到了朱正祥的遗体。 1970年1月7日 周三 晴 还没起床，李艺回来了，她们昨晚就下来守灵。早上给朱正祥开追悼会。安葬后，马主任传达县革委会通知：保山、剑川一带也地震了，要我们提高警惕。中央派了200 多人的慰问团来慰问灾区。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 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对于朱正祥的死，大家都非常悲痛，一个多好的同志，死得多冤枉啊！朱正祥是31 中初二的学生，为了响应毛主席四个面向的伟大号召，他说服了妈 妈（他妈妈曾说：你要去云南，我就进火葬场！）来到了祖国的西南边疆开始在5队 ，后来调到电站。他一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虚心接受再教育，得到老职工和知青的一致好评，被选为总场首届知青学代会代表。会后，他的表现更好，担任了政治宣传员的工作。 1 月5 日，朱正祥因前一天晚上站岗，中午正在休息，另一北京知青在隔壁擦枪走火，不幸把他误伤，当时就牺牲了。 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大家悲痛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朱正祥，你不该死啊！你仅仅活了18岁啊！前天，你还和同志们战斗在工地上，今天，你已和大家永别了。虽然，我并不认识他，看了他的遗容我也想不起是否见过这个人，但是他安详的、像睡熟了一样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真的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了，永远也不能和我们并肩战斗了。直到他的棺材被抬下坟墓，我们拿起铁镐一下一下填土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他真的不在了，他真的就此长眠地下了！他听毛主席的话，来到了遥远的边疆，仅仅战斗了7 个月，就与我们永别了！想到这里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朱正祥：你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你没有死，你会永远活在知识青年心中。朱正祥的死也给我们一个血的教训，让我们提高警惕，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1970年1月10日 周六 晴 清晨两点多，天焕把我们都叫起来了。因地震，上级通知立即离开住处，我和改焕搬到阿段家草房。 想到一个民兵，即使是咱这普通民兵的责任，不能只顾自己，有些职工娃娃多很不好办，我就到几个人家里看了看，帮他们拿拿东西啥的。因为天焕也说不清到底是哪里震了怎么回事，所以不能不防备。转了一转才回来，碰上老王，也可能是想到比较乱，要注意别发生意外。这些老同志总是警惕性比较高。 地震这东西真讨厌，要真这么死太亏了，大自然对人类也太不客气了。对于地震，怕是不行的，尽量减少损失吧。 1970年1月11日 周日 晴 听说朱正祥的父母快来了，电站准备好好接待他们。李艺带上去许多好吃的，戎京景她们也买了许多。再好的东西，我想他的家长也咽不下去，只不过是表表我们的心意，让他们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减少一点悲痛。 李安定来了，拿来朱正祥死后的照片，墓碑上的字。 1970年1月12日 周一 晴 中午水英把我骗到她家吃饭，她家杀了猪。老职工待我们真好。我平时和水英、吴发山接触也不多，真不好意思。 管同立、张桂秋去吕梁山上伐木了。听说山里花苍蝇、蚊子特多，给他们找了两瓶敌敌畏、两盒清凉油。没想到他们已经走了，只好送到分场“洋马”那里。 把给李艺带的东西交李育智，把酱油膏给了李育智和老申，有啥东西大家一块儿吃呗，自己享受那点安逸也没啥意思。 和老申聊了很久，他告诫我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学会分析事物。 1970年1月24日 周六 晴 朱正祥哥哥从电站来2 队，又去5 队了。下午去大树脚砍甘蔗。鲁德品跑了，郑、杨、王去执行任务。晚上李艺、金焕下来了，原说放映《列宁在1918》，因机器坏了，没放。 1970年2月5日 周四 晴 早上大会，学习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论述。今天是大年三十，上午打扫卫生，下午挖红薯。吃忆苦饭：芭蕉根、红薯米饭，火烧辣子、苦菜汤，先吃两口还不怎样，吃掉 那一大饭盒可真够呛，直想呕，咽不下去啊。其实这又算什么忆苦饭呢？边吃边看着那些老工人，老王、老杨、老石忠他们都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只有他们才能吃得出这忆苦饭的滋味啊。小娃娃们也都来吃，有的咧着嘴哭，吃不下去。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的父母就是从小吃着这种饭长大的…… 想了很多，想起雷锋、欧阳海的童年，想起老王、老石忠十五六岁就被抓丁……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劳苦大众正在被饥饿、寒冷夺去生命，又有多少觉醒了的人民为夺得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在用鲜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势力。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让普天下的劳动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再不受压迫和剥削。 饭后民兵开会，除了我和薛兆玲，所有年轻人都是基干。水库跑了一个人，二队杨发宽抓了一个人，段云成不知怎么也跑了，200 多人 围南赛寨的竹林也没围着。…… 今年的春节是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以临战姿态欢度佳节，新年我也没享受 放假的福气。 1970年2月20日 周五 晴 晚上天焕开会回来了，说给我九队三十五中赖什么同学死的事。他是总后的，父母是长征干部。打谷子时肝病就复发了，病得很重了才住医院。最后已发展到肝 硬变（化），全身出血，输了200CC 血也无用，才连夜送往芒市。第二天早上8 点多就死了，可能是2 月18 日。九队男女知青很团结，一起走着去芒市和他的遗体告别。 1970年3月4日 周三 晴 管同立去弄巴开赖小林的追悼会。 1970年9月4日 周五 晴 突击割枫茅，大家干劲冲天，眼看着刷了一块又一块。本来嘛，真把群众发动 起来了， 面貌就变了，别以为二队老婆娘就甘心落后。李艺的包裹单来了。外国（缅甸）又打仗了，枪炮声响了一天，就在我们对面。想想也觉得怪有意思： 一条河分隔了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均在打仗。一个是明枪明火干；一个是表面平静如潭，其实在激烈地“夺权”。手割破了，腰也怪疼，但吴琼华（老职工，五十年代支边的昆明知青）身体那么不好，还“骑马”坚持着，我这又算什么！ 我现在有什么想法也愿意跟吴琼华说。她看问题比较全面、实际，又很理智，不是用感情代替政策，总是鼓励我们进步。我很信任她，我又多了一个大朋友，老大姐。 晚上去摘辣子。 1970年9月7日 周一 晴转大雨 还在9 千亩（地名）突击枫茅。下午淋个透湿，谁也没想到刚刚还骄阳似火，霎时间却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劈头盖脸而来。老天也太不客气了，把我们浇个湿透，冷个满意。不知为啥，在工地上，一淋雨，我总是想起当年在四季青公社劳动时，我们怎 样冒着大雨，唱着笑着跑回驻地。记得“鸡脖”（同学外号）总是大吼着“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电影《女跳水队员》插曲），边想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但在这“广阔天地”里，我一个人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孤单。若是李胜、渝头（同学外号）她们都在多好啊！晚上魏副政委广播讲话。 1970年9月9日 周三 阴雨 老张傲则来参加劳动了。 1970年9月25日 周五 晴 上午继续割坝埂的175（应该是水稻的名称），稗子比谷子高一倍，但谷子还是长得很好。如果杀了草，谷子势必会长得更好，可见新品种确实不错。明年吸取教训，早杀草、薅苗，一定会增产。 中午马天保来，有妈妈来一封信，老马帮我取来了80 元钱。下午在家煎药吃。老佛爷从弄巴回来，带来了酱油。听杨克说高锦德（我们女八中的同学）牺牲了，是在广东什么地方划船，为了 救人，我当时都惊呆了。从来都是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XXX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身边比较熟悉的同志，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凡的同志，就这样突然死去了。 她的死是有价值的，她是我们的榜样。 1970年10月4日 周日 雨 一天都摘花生。 1970 年10 月6 日 周二（这几天激动得没写天气状况） 天焕的手续也办好了。在机务站买了车票，和天焕一起回拉线了。许多人来找我带东西，忙得晕头转向的。老职工待我太好了。老申当晚从拉线寨子换来了傣族米，阿祝拿给我一瓶藠头， 郭庆兰、美兰姐送来花生，段国兰拿来一包砂仁…… 我的假没批时，他们都为我着急。我的假批了，他们也为我高兴，就像批了他们自己回北京一样。连我自己也不知为啥心里很不好过，真不愿离开他们。老婆娘们一个个语重心长，千叮咛万嘱咐，真让我感动。 现在我才觉得一年多来，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就像一家人一样，和他们分别，就像和自己最亲的亲人离别。搞到一点多才睡。 1970年10月7日 周三 晴 9点多在五队岔路口上车，和项子英一车。 本来回京是我盼望已久的大喜事，可不知为什么，出来并不觉得十分快活。也许我已习惯了农场的劳动生活，习惯了二队老婆娘们的啰嗦、玩笑，乍一离开，真是想念她们。一年多了，陇川的田撒了我的汗，我的血（蚂蟥叮的）。金黄的稻谷，茂盛的枫茅，丰收的甘蔗也有我的一份辛勤劳动。虽然只是平凡的农业劳动，但这也是在为社会主义的雄伟大厦增砖添瓦，应该自豪啊！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陇川！ 附1：采购单说明 探亲回家时帮老职工采购物品——这是当年每个知青都曾有过的经历。我的这份账单写在了日记本的最后几页，因而得以保留40年至今。 偶然发现了那本日记，也就偶然发现了这份账单，那上面记录着我1970年回京探亲时帮老职工采购物品的明细。望着那一个个遥远却并不陌生的名字，眼前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脑海里掠过和他们的故事，心里暖暖的。 我从小患有胃病和关节炎。初到陇川，吃不惯那里的糙米饭，每次饭后，胃疼得我在床上打滚，可钟声一响，还是得咬着牙爬起来上工。到医务所去打止疼针阿托品，对我来说，是常事。 老婆娘们看我可怜，就煮了茸茸糯糯的稀饭，让娃娃们给我送来。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画面：早上起床推开窗子，一排小脑袋就探进来，每双小手捧着一小碗稀饭，异口同声地叫着：“于昀阿姨，这是我家妈煮给你的！”几十年来，每逢想起那个情景，我都不禁热泪盈眶。 1999 年，我和老管带着上大三的女儿重返陇川，刚一走进拉线二队，我的胸口就开始发紧，待踏进当年我和李艺的宿舍，眼前竟然还是30年前的陈设！我失控了，扑向那个窗口，大哭起来。屋子现在的主人是位不相识的女孩子，她问我：“是不是想起了当年你们受过的苦？”我拼命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那一溜天真无邪拖着鼻涕的小脸，那一双双黑乎乎的小手，那一声声稚气的呼唤，那一碗碗热腾腾的南瓜粥、白米粥……只有我眼前才有，只有我心里才有，别人怎么看得见？怎么能懂啊！ 在拉线，在二队，我几乎是吃着百家饭度过的，谁家杀了猪，宰了鸡，抓了鱼，包了粽子，磨了汤圆，都要把我拉去打牙祭。甚至生了孩子，也要请我去吃红鸡蛋，还说，这样那个娃娃的性格就会随我，呵呵，真是莫大的荣耀呢！她们对我越好，我就越发愧疚，总觉得自己在受人恩惠，却无以报答。  终于有一天，要回北京探亲啦！我总算可以为她们——这些一直把我当做亲人来疼爱来呵护的善良淳朴的人们做点什么了。 于是就有了那份账单，记录在案的是37 人（我当时竟然还编了序号，大概人太多怕搞乱了）但不知何故，中间有一页纸被撕掉了，25~34 号这10 个人的明细没有了，所以无法统计总金额。现有的27人的购物金额为236.38元，所购物品大到被面、灯芯绒、浴巾，小到橡皮筋儿、缝纫机针、纽扣。甚至还有几块手表托我带到北京去修。足见40 年前，陇川的商品多么匮乏，人们的生活多么不便。 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属那六毛五分钱一包的“酒药”也就是做糯米酒的酒曲。年代久远，我已记不得那一包里装的是几块。 追根寻源，这酒药还是我“引领消费”的。我喜欢吃糯米酒，离京前，便买了一包稻香村的酒药放进行囊。初到陇川，没看见哪里卖糯米。想想在北京制作米酒的复杂程序，一点油星不能沾，（这在当年的陇川倒不难）饭蒸的要不夹生不过软，火候正好，室温不够还要包上几层被子……我那自力更生解馋的念头就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但酒药放久了会生虫，怕浪费这万里之遥带来的宝贝，我索性把它碾碎，丢进吃剩的米饭里，又用筷子随便搅了几下，就把口缸盖上了。谁知第二天清晨，打开口缸，一股甜酒的醇香扑鼻而来，成功啦，就这么简单！ 从此，我每天用剩饭酿米酒，带着去上工，口渴了，兑上一瓢井水，美美撒！清清凉凉，酸酸甜甜，简直是天上甘露啊！当然，我不会独享，肯定是和同一生产大组里的同伴们分享。于是，这北京酒药能用饭米酿甜酒，在二队甚至拉线场部就妇孺皆知了。现在想来应该是陇川的水好，米好，温度适宜吧。 其次，就是那个10 元钱左右的线绨被面了。我此时此刻打字，输入法字库里都找不到“线绨”这个词。在当年它可绝对备受欢迎，性价比高啊，八九元至十来元不等，只要您不遗弃它，估计可以给主人陪葬。就像相声“卖布头”忽悠的“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经蹬又经踹……”不仅是结实，这东西外观还有点近乎丝绸，可谓物美价廉，难怪受到老婆娘们的青睐。 引领此物消费的，应该还是知青，记得我就有一床被子就是线绨面的。  再次，有意思的就是那几本书了，《工农兵学哲学》《搞好天天读》《哲学的解放》这是队领导杨世国托我买的。领导买书不稀罕，每天的政治学习他得有的侃啊，不充电怎么行？可是那位托我买《让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老眼镜李孝先，好像不是啥领导，纯粹是民间理论家，自觉自愿地在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更值得钦佩呢！而最令人怀念的是；给杨世国寄三本书的邮资才九分钱！给老眼镜寄一套（三册）书的邮资是一毛二分钱！ 1970 年我探亲没有按时归队，因为母亲下农村医疗队，父亲病重住院，我自己也在吃中药。为了不耽误老职工们使用，我买的东西有些邮寄回去了，有些请同学们带回去了。现在想想真不好意思，那时的旅途是多么艰辛，火车转汽车，汽车昼行夜宿，携带的东西要上上下下、肩扛手提的多次搬动……我给他们添了多少麻烦啊！感谢许光修、李艺、苏征瑾、郭颖、王蓉同学。尤其是三十一中初六八届的许光修，40 前，他只是个调皮的大男孩，却不厌其烦地帮我带了那么多老婆娘们用的零七八碎的“针头线脑”。我俩住的只隔一条街，他也就近水楼台为我负重了。遗憾的是跟他失去联系多年，如果他能看到这些字，我一定会多写几遍“谢谢！谢谢！” 作者和姐姐艾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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