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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闻建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周伟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我的初中同学闻建。我们在一起上学，一块儿去云南农场，在农场又住在同一间宿舍。我和闻建是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一的学生。他是初一四班，我在初一三班，我们两个班级经常合在一起上课。1969 年5 月15 日的中午，我和闻建坐上了从北京开往云南方向的列车。车厢 里坐的，全都是北京各个学校被分配到云南农场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共去了11位同学，有6名男生，5名女生，都被分到陇川农场。我和闻建、张伟3 人被分到同一间宿舍。闻建喜欢地理，熟悉各国的概况和风 土人情。闻建为人平和待人很好，我从来没见过他和谁争吵。他和老职工、他们的孩子关系也都十分友好。闻建关心时事，订了报纸和《红旗》杂志。那时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左右才能送到我们队，那他也要订。闻建原本很健壮的身体，在来农场的第三个年头出了问题。那年，和我们相邻的十五队，要搞一个小水泵站。要求我们十四队派人参加建设。水泵站建成后，能 浇灌良田共同受益。闻建被指定参加修建泵站。以后，他就一星期回来一次。看看他订的报纸到没到队里，好带回工地去看。在工程快要结束，试水开闸的时候出现了状况——由于那时是雨季，迅速上涨 的河水把泵站冲开了一个豁口。这时，闻建看见老职工跳下去用身体堵豁口，他也跟着跳了下去。老职工坚持不住了，闻建就冲上前，换下了他们。上面的人忙着搬运沙包沙袋，装车卸车，争取早点堵住豁口。 终于，水堵了，工地保住了，但由于在水中坚持的时间太长，闻建累垮了。回队里休息两天后，他又回到工地。20多天后，他感觉腰部不太舒服，下半身也常常感到无力，就去领了些药来吃，但仍然坚持天天出工。 有一天，他感觉腰部很不舒服，我就陪着他到总场医院。医生认为他患的是风湿病，给开了几大包中药，让他自己慢慢地调理。从此以后，闻建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他天天熬药耐心治疗，还每天坚持上工，从不落在别人后面。 闻建的身体越来越差，腰也渐渐地弯了下来。医生开出的病假条，天数越来越多。先是病假三天，过不了多久又建议休假五天，后来又变成建议休假一周。1976 年，闻建病退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区二龙路小五金厂工作。后来，我参加了闻建的婚礼。新娘是经人介绍和他相识的，他的婚礼办的十分得体。尽管亲人们千方百计地为他寻医找药，但依然无法控制病情，闻建的腰越来越弯，身体已经接近倒着的U 字了……闻建的家，在西城区广宁伯街胡同路口。本世纪初，这里变成了北京著名的“金 融街”。世界“500强”在这寸土寸金之地都有分支，“金融街”不断地东移北扩，不久，闻建的家，张伟的家，还有我的家先后都被拆迁。 搬走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闻建。只见他弯着腰，手中提个饭盒。他的手臂很长， 几乎能摸到地，脑袋离地面只有一二十公分。他歪着脸，头几乎擦着地，和我打着招呼，叫着我的名字，热情地和我说话。他告诉我，妻子又病了，他每天都在照顾着她。女儿也长大懂事多了，他每天买菜做饭很忙碌。 他又问了问我：“近来在忙什么？”我告诉他最近生活状况，和一些知青同学的近况，他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很高兴，一再告诉我，见到这些知青同学，替他问一声好。 闻建于2007 年9 月7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4 岁。他一生勤勤恳恳，一个人忍受了许多的寂寞、许多的痛苦。却很少向外人展开他的内心世界。 闻建不在了，我是流着眼泪写的这些。总觉得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悲剧，命运多变，他的命不好。 闻建同学病逝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郊区门头沟的一座山上，与其辛劳一生的父亲相隔不远，这也是亲人们对他们父子俩的安慰。 3 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和他的亲人们联系，我怕引起他们的伤心，我总是在想：时间能够抚平他亲人们心中的创伤。 写于2011 年  作者（左一）和于耒 噩梦与温暖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李树仁 在人生的反思中，我特别留恋的就是那段陇川坝的生活。其实细想下来，我只不过在陇川坝生活了一年多一点。但就是这一年多，在我60 载的有生之年里感觉值得回味和珍惜的，却占有极重的比例！ 平静的思绪，被这不速之客打扰了，奔腾汹涌的思潮一浪逐过一浪，搅得我彻夜难眠……甜、酸、苦、辣，像打翻了的五味瓶。陇川坝的生活、劳动都是艰苦的，却烙印下温暖的记忆，而且极其地甜美。没 有尝过“苦”的人是无法理解这股“暖”流的。感受到“暖”，因为我经历过噩梦。陇川坝一年之久的“暖”才刚刚开始，我却被投入了监狱。回京探亲期间的1971 年7 月28 日的傍晚，我正在家中嚼着烙饼，几个身着草 绿警服的警察闯进我家，将我背铐，光着脊梁的上身被胡乱地披上一件上衣就给押上了警车（后来才知道是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在看守所一间不满10 平方米的阴暗牢房里，一蹲就是4年零1个月。其间遭受的侮辱、痛打、折磨难以名状 。 “我犯了什么罪？想不通！”不知拍牢门顿足地喊过多少次！狱警讥讽道：“你想通了，人民就想不通了……”4年后，我因“抗拒”被“从严”了。法院判决书认定：“该人信仰天主教，思想反动，企图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天主教国……”，我被判刑、押送云南省曲靖县嘉丽泽农场服刑。  劳改使我获得了行动上有限的“自由”，手脚从铁铐中解脱出来，但那超乎极限的“磨炼（劳改）”，却使我又成了一个“不接受改造份子”。随之而来的是捆绑、跪玻璃碴、在烈日的曝晒下、在风雨中“磨炼”。 在滇东北，冬季河沟里也要冻上近一公分的薄冰的季节里，要在清晨六七点钟就站在冰水里和泥。卷起裤腿蹦到冰水里，薄冰有如刀子般划开了粗黑的皮肤，鲜红的血一丝丝地漂在水面上，什么叫冰冷刺骨，这才知道！待到双腿失去知觉，上身却已里大汗淋漓了……这不堪回首的痛苦岁月，真是数着分数着秒熬过来的呀！ 痛苦的记忆我愿它泯灭，因此多次向我征文，都未答应。因为我不愿回忆那似人非人的年代，但是因为我时常回忆陇川坝那温暖非凡的暂短，所以不得不一带而过。 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谈起来就跟讲故事一般轻松，但在当时，却是地狱里煎熬！在那痛苦的日日夜夜，打发时间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精神会餐”——肚子就像无底洞，一碗饭刚咽下去，马上就饿了，所以一有时间就幻想吃“炸酱面”、“烙葱花饼”，甚至捧着个硕大的窝头慢慢地嚼，慢慢地咽……还有就是让思绪飞回那不太遥远的陇川坝……不必说那绵延起伏的“9千亩”，也不必说那高大的大青树，就是拉线二队的周围就有无限的乐趣……低矮的茅草房被我们隔出了套间，宛如阿拉伯的皇宫，不时地还会从里面飘出阵阵炖肉的浓香。二队后面的池塘虽不清澈，但我们4 个大男孩有的在池边搓洗衣服，有的一边游泳一边清洗，那“共产主义”的生活把我们粘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呀！高大的保山大姐——“大洋马”，既像姐姐，又像妈妈，黝黑的老婆娘们个个都那么可爱可亲。一点小菜、豆豉，一碗刚煮好的米饭，甚至一把煮熟的大蒜送到我们宿舍。怎不让人热泪盈眶！陇川坝，我思你、想你，思你那淳朴的人情，想你那深厚的、无私的爱。 1979年7月我获释了，当时九州大地上空的乌云已不是那样浓厚了，1980年我被平反，改判为“不予追究”，司法机关把我推回陇川解决善后事宜和安置。 人间自有真情在！我获释后邻居见到我，有如躲瘟疫一般，在我想去好友家时，曾再三思考犹豫，甚至“三过其家门”而不敢进，然后“恬不知耻”地进了门，先说：“您害怕我吗？如果害怕我马上就走”。 说话时心如刀割，人的尊严还有吗？有！有！有哇！回到陇川坝，阿囡的妈妈拉着我的手泪流不止，二队的老婆娘们唏嘘了。“这么多年你还是那样！一点也没变！”“到我家里住吧！……”是啊，在这里我还是先前的一营二连的农工或战士啊！天壤之别，唯有在陇川坝，被剥夺了数年的人的尊严得以重归，我从阶下囚恢 复为当年的“知识青年”！对于我，这是多高的政治地位。我心中被暖的不知所措，喉咙哽咽竟怆然无语，只会傻呆呆地似笑非笑。此刻，我的心凝固了，感情凝固了……这是美好的凝固，温暖的凝固……我多么愿意人生就此凝固在这温暖的时刻，让美好的感受镌刻下来！老指导员——曾经的农场法庭庭长刘安邦的一句话：“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了我们，放心！在你困难时我们也会全力帮助你。”一句平实的话，有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震荡着我心！农场党委当即召开特例会议：为我恢复名誉，经济上给予8年补偿。我遭受的不幸，本与农场无关，却在这里得到补偿，重生也从这里开始！两千多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蕴含着老职工们那一颗颗善良、正义、温暖、纯朴的心啊！近10年身心上的创伤首先在陇川人的怀抱中得以疗伤。 人们都把初恋誉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情感，对于我，陇川坝犹如初恋，那般温暖、那样浓烈！我就像年轻的郭沫若，真想赤着脚在石子路上狂奔，真想撕裂上衣趴在地上，真想大叫：“红土地——陇川坝，我永远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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