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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思医生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那佳 很久以来就想回趟滇西，但苦于每次去云南开会只在昆明停留，来去匆匆。2009 年5 月，我终于和众多北京知青一道重又踏上德宏大地。抵达芒市的当晚，原德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老院长思医生和他的儿子小思医生就赶到我们住宿的酒店看望，并送来了十大箱浓香四溢的热带水果…… 哦，亲爱的思医生，我尊敬的恩师，您好吗？ 40 年前的上山下乡，使我来到万里之外的南疆，屯垦戍边。如果命运是别样轨迹，我可能会上大学，拥有另一种人生。既如此，为什么自己还深深眷恋那段岁月？为什么还魂牵梦绕那块土地？ 日子久了，越来越明白，其实我最思念的，是那里的人，是在那里结下的最宝贵的人间真情。脑海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又属思医生的印象最为深刻。 说起我们的相识，还真有点意思。1969 年初到陇川，我被分配到农场最偏远的水稻连队，条件相当艰苦。一天，连里来了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开饭时，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正好在伙房生火煮粥，由于不会烧柴，总点不着火，被烟熏的直咳嗽。见这情景，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走了过来。他中等个头，身材适中，戴一副眼镜，举止显得既文质彬彬，又敏捷利索。在他帮助下，柴禾架好，很快熊熊燃起。他一边拨火一边对我们娓娓道来：“做人要实心，烧柴要空心。”交谈中我们知道了他姓思，是场部医院巡回医疗队的医生。 一年多后，我被指派到农场医院卫训班学习，老师正是思医生。集训完毕，分到总场医院内儿科当护士，思医生是我的科主任。接触时间长了，逐渐对他有了更多了解。 思医生名叫思治云，是傣族后代，出生在德宏州盈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56 年被国家保送到首都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高中，1959 年考入北京铁道医学院。5 年大学，他刻苦用功，品学兼优，表现非常出色，担任过校学生会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 年毕业时，本来被分配去昆明铁路医院工作，可是他忘不了滇西，牵挂着边疆的父老乡亲。他深深地知道，那里疾病肆虐却缺医少药，解放前少数民族百姓得病只有拜神灵求巫医，至今医疗资源也依然匮乏，所以是最需要他的地方。于是，他向学校诚恳表达了自己的考虑和愿望，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德宏，在陇川农场医院走上医生的岗位。 当年，我在他的手下当护士，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一上班，帮他抱着病历，跟随查房。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看到他对病人的关心，对工作的认真，可以向他学习各种医学诊断常识，他也非常愿意手把手的教我听、扣、切、摸诊等。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基本没有辅助诊断设备，全靠医生个人知识和经验来诊断疾病。记得有一次内科收住一位突然昏迷的患者，为了尽早确诊疾病以便制定抢救方案，思医生守在病房，手不离卷地查找医学资料，聚精会神地研究病情，反复进行神经反射检查试验，用鉴别诊断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及时救治了病人。 陇川是傣族和景颇族聚居地区。一次我跟着他利用假期去附近的傣族村寨义诊。刚进寨子，老百姓便奔走相告：“农场派的摩雅来啦！”摩雅在傣语中是医生的意思。不一会儿，我们就被男女老少团团围住了，这场面让思医生也很激动，顾不上歇息片刻，立刻吩咐我打开药箱和器械包，开始看病。他用傣语仔细地向每个人询问病情，认真地做着各种检查，一一叮嘱所应注意的事项，虽然听不懂交谈的具体内容，但分明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亲密无间。诊疗结束已是黄昏时分，乡亲们依依不舍，坚持着一定要送给摩雅香甜的糯米糍粑。走出好远回过头去，只见夕阳斜照的凤尾竹下，一只只热情的手臂仍在挥动…… 记忆中的思医生正直、善良，有着傣家温和宽厚的品性，是个公认的好人。 他更是个好医生，勤奋严谨，对技术精益求精，热爱自己选择的医学事业，执著于祖国边疆医疗事业的发展。他脚踏实地，做好了普通医生，做好了内科主任，做好了州医院院长，并为德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前些年退休，还被医院请去开设专家门诊，发挥专长余热。这一切使他赢得了国家、民族的诸多荣誉：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拥有教授级主任医师职称；取得多项科技进步奖；多年被评为自治州先进工作者等等。 他还是个好干部，担任州医院院长多年，却从来没有、也不会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这种习惯和原则，甚至到了有点“傻”气的地步，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只懂奉献，不知索取。在风华正茂之年，回到边疆悬壶济世，从生活相对优越的首都一下子来到偏远的农场医院，那种落差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可是他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一辈子。不仅如此，言传身教下，儿子也成长为医生，也选择了效力德宏“悬壶济世”，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此刻，30 多年后终于重逢，一位胖胖的慈眉善目的老者站在面前，这就是我一直挂念的思医生！我无限感叹，感叹时光无法倒流，感叹他几十年不变的为人、为医、为官…… 之前，当我告诉他要回云南看望，问他想念北京的哪口吃食？结果，他只请我带一瓶北京的臭豆腐，那是他在北京求学时常吃的咸菜，几十年过去仍然喜欢。思医生对北京爱得深呐！虽然大学时赶上困难时期，尝受了北国的寒冷与饥饿。但那里留有他青春的印迹，美好的校园图景、首都人的礼貌相待、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怀，这一切在他一生中都刻骨铭心。 反过来，我不也一样吗？在芒市小住的最后一天傍晚，我独自探寻到芒市宾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盖起了十几层的高级酒店，只有周总理上世纪五十年代来时栽种的树木还保留着。我一个人绕着那里走了一圈，想到当年每次到芒市送病人都会在这里住宿，想到曾经的孤单、柔弱、想家，以及泼洒下的如三月山茶般的少女时光，禁不住潸然泪下…… 是的，知青生涯风雨磨难。但包括思医生在内的农场职工、基层知识分子，我们之间的深情厚谊，弥足珍贵，永远是我心中的温暖。 多多保重，思医生！愿你有一个愉快的晚年，祝你们全家生活幸福。我还会去看你们！ 写于2009年12月7日 我们的陇川坝真情  宣传队故事会 宣传队部分北京知青 因为农场改兵团，陇川农场的宣传队也改名成了三师十团宣传队，正是那段时间，北京知青成了宣传队的主力。农场的舞台上因此多了北京知青的身影，北京知青的记忆里从此留下了宣传队的故事。 从上个世纪70 年代的中后期，大家陆续离开农场，朝夕的相处逐渐变成了长长的记忆。直到2005 年的春天，当大家又打听到各自的消息，聚到一起，第一个行动就是约着回了趟陇川。去看看我们的连队、香料厂、小学校，看看我们宣传队在一块儿排练、劳动的实验站。第二年，又原班人马到成都，与宣传队的成都知青叙了旧。以后我们几乎年年都要聚上两次。过节放假了，凑到一块儿乐呵一回；知青朋友从外地回来又聚上一回；谁家搬了新居，一窝蜂地凑到那里热闹一回。不管谁生个病，有个事，也要走到一起留下几句保重、问候的暖心话。总之曾经在宣传队一起排练演出，一起搭台子走夜路，一起接知青的这群人就再没有散过，见面儿总那么亲。 这次为凑一篇宣传队的文章，大伙儿又聚到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记起的都是当年发生在台前幕后，记忆在心中的小故事。于是我们决定把大家想起的这些往事串在一起，记作宣传队的故事会。 参加人：杨开明、左方、汪建华、樊变珍、张淑英、范海钧、王永平、艾建平、王建国、黄岗、陆小英、艾建英。 开头的故事 杨开明：我们的故事就从北京知青到十团宣传队开始。 当年的团宣传队在北京知青进去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带进来一些新的节目，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些新的表演风格和表演方式，宣传队的编导能力和演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谁不喜欢看新鲜的节目，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呢？在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让那块在远离北京千万里的红土地上生活着的乡亲们，让那些进了陇川坝就没有离开过一步的农场老职工和他们的孩子们同样看到了立体的杨子荣、李铁梅，看到了用脚尖走路的娘子军、白毛女。宣传队的北京知青们用辛勤的汗水却又以特殊的方式讴歌过农场几代人为陇川坝子的默默奉献，记录下农场与边寨的民族情谊，表现着农场人战天斗地的感人故事。 我们用各自的方式为农场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不管是在连队，也不管是在医院学校还是在电站糖厂，农场的乡亲们都记得我们。我们也都没有忘记那块地方。 其实，农场变兵团除了建制名称变了，多了一些现役军人的身影之外，知青还是知青，农工还是农工，大田里长的还是水稻，我们每月还是发28 块钱，大家还是打着赤脚，穿着从北京带来晒得褪了色打了补丁的衣裳。但是，宣传队的节目不一样了，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兵团战士在舞台上穿上了军装，祖国的万里边疆，一夜之间成了军民团结的政治边防。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的主旋律。 左方：先说说北京知青进宣传队的过程，前后三四批，总共19 个人。我是第一批来的，那是1969 年6 月中旬。同时还有毛跃进、张淑英、朱可心、吕晓莺，不久又调进了陆小英，都是直接来自基层生产队。第二批队员是当年8 月全团里举行文艺汇演以后，从各营宣传队中挑选的，共有杨开明、范海钧、艾建英等10人。再后来因乐队的需要，又陆续调进薛健等4 人。陇川的北京知青300 多人，在宣传队呆过的差不多占十五分之一。 汪建华：左方记得真清楚。1970 年夏天，各营组建宣传队参加团里汇演。我在一营，也被推荐到营里。因为每个营一场晚会，什么对口词、三句半、小合唱、器乐合奏等成了大众菜。最隆重推出的是样板戏，哪个营都有，重复的片段，今天这个营演了，明天那个营又演。这个营的沙奶奶唱的有味儿，那个营的喜儿跳得好，不说话的群众演员也有扮相漂亮，举手投足像那么回事的，由着让大伙儿评论。 汇演结束，我又回到拉线香料厂，接着干活儿。没过几天，就听说我要调团宣传队，后来果然接到了通知。到了团部最先看到了吕晓莺，她算第一批进的宣传队，是我的同学，也是女八中的。接着，我陆续看到了前些天汇演时一些熟悉的面孔，开明、李静、变珍、小艾（艾建英）、海钧……从此，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战友朋友。现在想起来了，台下的“观众”中，始终坐着老曾，乃富，小豆子（张淑英），左方，吕晓莺几个人，原来他们是特意在选人呢！ 陆小英：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就如同我们不全理解现代年轻人一样，其实这就是时代。历史在每个阶段都有着那个阶段独特的表现方式，“宣传队”在特殊岁月里也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们活着的过程也是如此，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算够多了。 1969 年5 月我来到陇川，分到了连队。年龄不大的我每天除了学干农活以外就是想家。在连队没有多长的时间，甚至和老乡还没熟悉呢，一天中午去伙房打饭回来的路上，遇到3 个人，他们友好地招呼我，我停住脚步定睛一看，那两个本地人我不认识，另外那个我可认识：我们下乡途中北京知青在保山“武斗”的“头领”，被亮相的那个知青。我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开门见山问：“你会唱歌吗？”我说：“会。”于是，有一个人给我笛子伴奏，我端着饭碗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当时既没啥准备也不是表演场合，就地高歌一首。他们说我嗓子好，唱得也很好。因为上学时北京广播电台就经常播放我的童声独唱，因此夸我唱得好也是很正常的事。后来他们与我客气地道别。我端着饭碗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不明其意。  下连队演出樊变珍、艾建英在编舞 事隔两天我就被宣传队录取了。宣传队来人帮我挑着行李，来到了驻地。过程如此简单快捷：没有政审，没有调查我是否“黑五类”的后代。宣传队可是政治窗口，是喉舌啊，如此胆大的用人作风，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让我唱歌考试的3 个考官是谁：老曾、乃富、毛跃进。打那以后，我开始了宣传队丰富多彩的工作与生活。 排练的故事 范海钧：要说咱们的排练，那可是我们付出汗水最多的事儿。没有排练，宣传队的什么活儿也玩儿不出来。练歌的，练舞的，练乐器的，编剧的，写谱的，串台词的，凑起来才成一台戏。 人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时的宣传队可没有机会给大家这样的条件，头天报到恨不得第二天就要演出。很多人到宣传队之前都跟我一样，没登过台，不会说不会跳，一天的功都没有。我刚上台连手往哪儿放都不知道，抬起来就忘了放下。一会儿背台了，一会儿又跑龙套的把主角遮住了。于是只有苦练。首先搁进去是时间，熟能生巧，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排练。其次是认真刻苦的精神和那么点儿悟性，老队员教新队员，自己琢磨着苦练。再有就是得放得下脸面，不怕台下出丑，到台上才有精彩和成功。咱们刚开始是住在团部，一间房子两排大通铺，排练就在大礼堂。后来可能是嫌我们吵了，就搬到实验站，在空场上和库房里排练，也有床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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