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在驻地排练前排左起：艾建英、左方、樊变珍、陆小英后排左起：王永平、薛健、黄岗、毛跃进、王建国、范海钧

还拨了好几十亩地，让我们种，够累。

那时候我们成功的最大保证就是认真。老毛（毛跃进）、左方、胡华升的编导是水平加认真，大伙的排练是刻苦加认真，宣传队的管理是严格加认真，在这个集体里你不认真都不行。老曾的严，那是不用说了，几任队长 毛跃进、开明、钱江，包括我本人，担子压在肩上，当个事做，不敢马虎，其实也是认真。就这么着，我们排了那么多样板戏、歌舞、小剧，还有大部头儿的芭蕾舞剧。现在说着都想比划两下。

左方：当时的宣传队演不演样板戏那是方向路线的问题。京剧跟北京毕竟有亲缘关系，何况北京知青里有吕晓莺、张菊慧从小学过戏，再加上毛跃进、程荣辉的美声京腔，很快弄得像模像样。比较起来，芭蕾舞挑战很大，足尖儿舞谁都没跳过，但凭着勤学苦练，最终成功拿下。

艾建英：在国外生活几十年了，我却总忘不了云南，忘不了十团的宣传队。说到我们当时的跳芭蕾，那真是时代的产物。没有童子功，没有老师，也没有多想什么，一群伙伴就开练了。我们几个先是苦练了好一阵“压脚面”，因为脚面得绷得与小腿一条线，才能踮着脚尖站起来。后来又苦练旋转，让我跳“窗花舞”的领舞，要只用左脚尖着地原地旋转。就是为了练好这一段，大脚趾的趾甲盖儿都磨掉了，疼得偷偷掉眼泪。为了我们也能上样板戏，大家互相鼓励，真受了不少的罪。看着血糊糊光秃秃的大脚趾，你们猜，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今后穿不了露脚趾的漂亮鞋了。结果，指甲慢慢也长出来了，台上的芭蕾也像模像样了。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后来看芭蕾时，对它的理解就更深些。

当时咱们女生跳芭蕾的有陆小英、左方、小豆子（张淑英）、汪汪（汪建华）、变珍。大春是建国跳的。

王建国：那是在楚雄，有一次老毛找我，说我们很快就要完成任务回陇川了，出来这么久，要赶排一台新节目，让我演大春。那时没有讲条件这一说，没有芭蕾的基础，只有从头学。老师是十四团跳大春的冠兴。

我们男生原来练功，都是一些集体舞蹈，这次不一样，得单打独斗了。芭蕾的动作很舒展，男生的大跳多，腿的基本功那是必须的。可咱从来就没练过，真是愣抻那根筋啊！窗台儿就是压腿的地儿，那个疼劲，咬着牙坚持，天天都练得四脖子汗流。跳喜儿的是陆小英，有一个动作是在山洞里，她在我身后用手扶着我的肩迎接朝阳。平时排练时，她老不扶着，走位对了就行，我也习惯了。结果正式演出时，她一下子踏踏实实地扶下来，吓了我一跳，差点儿没摔那儿。（王永平：那时候建国真的是能吃苦，肯卖力气，不偷懒儿。我看他练功的时候总是满头大汗的，难怪人家下一字那么好，这可有北京颐和园冰上劈叉的照片为证！建国扮相也好，化完

宣传队原来的乐器是以民乐为主，北京知青来了以后，配置了管乐，后来又加强了以提琴为主的弦乐，乐队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当小号、长号、中音号、长笛、黑管、双簧管一下子出现在舞台上时，那阵势可非同一般。这几样管乐是毛跃进通过北京什么关系弄到的，那把长号还是托空军的飞机带来的，空军作战部的人很敏感，对那件长号还特别关注了一番。

乐队几个人几乎都是因为有了乐器才成了号手，原来没有吹号的功夫，所以练得特别苦。印象最深的是建平吹小号。在北京知青里，他的年龄、个头都是最小的，但做事踏实，挺机灵。好像建英当时还挺担心，怕他太小，练小号伤气。但担心归担心，一旦练起来，那白糖水就端到了弟弟的面前。结果不用说了，不管是程荣辉的长号还是我的中音号，练肿了的嘴唇换来了悠扬的号声，从此十团宣传队的铜管乐就远近闻名了。

黄岗：管乐威风了，弦乐弹拨乐肯定就要加强，我们就是这个时候进的宣传队，而且一下子就是三把提琴，一把琵琶。我们带着自己的乐器来到云南，又带着它们来到宣传队，把自己的爱好放到重要的宣传工作中，当时可真是挺自豪。拉提琴在别人看来很有诗意，其实练琴是一件很枯燥很辛苦的事，真拉好不容易，所以我们的排练也特别自觉刻苦。弦乐一加强，乐队更是鸟枪换炮，锦上添花。

张淑英：你们说事儿我说人。我说的是师傅跳舞，那都是我逼的。也是为了那台返回陇川的演出，我们排了舞蹈《洗衣歌》，跳这个舞最少需要6 名女生。我当时经常犯心动过速，带队的董科长知道了，与团部联系，批准我回京探亲看病。可是因为这台节目，我却不能走，除非能找到替我的人。想想已经身在昆明，直接坐火车就能很快回家，如果先坐5 天汽车回陇川，演完再重新出发回北京，不知又是什么时候了。我归心似箭，急的直哭。当时宣传队一共7 名女生，没上舞蹈的就剩唱老旦的“师傅”了。思前想后，心乱如麻。求师傅替我跳？不行！她从来没跳过舞。《沙家浜》可以女扮男装，跳洗衣歌男生绝对代替不了。我犹豫着，愁的睡不着觉。想到的办法说还是不说呢？想家啊！终于鼓足勇气找到师傅，使我没想到的是，师傅居然痛快地答应了。只是她说确实没跳过舞，让我教她。记得当大家晚上都休息了，我们俩还在一个清静的地方苦练。师傅认真地找着藏族舞蹈的感觉，那刻苦劲儿，令我难忘。唱老旦的师傅仅用几天时间就学会了洗衣歌的大段舞蹈，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排练了！这个过程她流了多少汗，可想而知！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闭上眼睛，师傅的舞姿就会浮现眼前。我要向此刻远在日本的师傅说一声“谢了！”

演出的故事

杨开明：咱们排练的故事太多了，是否到此打住，说说演出吧，这是主题。演出的节目咱们早说不全了，因为资料没有留下来。但开场式的气势磅礴，样板戏的像模像样，特别是咱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活泼精彩，都值得讲上两个，当然咱们台前幕后的花絮也不少。北京知青在的那段时间，我们到底排了几台节目，演出了多少场，有多少人看过我们的节目，都很难有准确的数字了。但是当年咱们的节目，在各团的演出中得到的好评，在农场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是深有感受的。

为了不给连队添麻烦，很多时候，我们演出结束后要连夜步行返回总场试验站，每次走上一二十里路很平常。记得有一次从拉线的一个队往回走，大家都很疲惫，全队静悄悄的没了说笑声，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只管跟着前面的人机械地倒着步。行军时我和建国负责挑汽灯，四盏汽灯我俩轮流挑，挺沉还老晃荡。出发后不久我就进入了边走边睡的“梦游”状态，我已学会了这个本事，保证不摔跤不掉队。走到水库大坝时内急想方便，就叫住建国跟着我。我走到大坝边上正想……突然身边的树影里传出低沉的一声：“往哪点尿！”，深更半夜的，魂儿都吓掉了，挑着的汽灯应声而落，有一盏灯顺着大坝向下滚去。我赶紧猫腰去追，汽灯在滚入水中的瞬间被我一把按住。我抱着汽灯爬上坝来才知道“闹鬼”的是水库值班的人。镇定之后感觉不对，低头看时裤腿湿了一片，小风一吹凉飕飕的。

汪建华：我们下连队演出，表现本连队好人好事的临时节目特别受欢迎。一到连队，左方就赶着找连长指导员，了解队里的典型，然后马上编到节目里，像小剧《小黑板》、快板等等。临时节目多了，一是累坏了咱们的编导左方，二是谁上台谁心里慌。就拿我们报幕说吧，净是快上台了还没报幕词，等着现编。

通常，每一个节目中舞蹈的动作，小品的台词，插曲的歌词作曲最重要。而把节目报给观众的串场词，可以算是次要部分。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左方从来不会忽视这部分，从来不甘心让我们只报一句话“下一个节目”。她会很认真的根据节目情节，写出一段串场词，更讲艺术性。快开演了，才拿到写着台词的纸条儿，赶紧背，那时不像现在，主持人可以拿着卡片上台。也就是年轻，记性好，再有就是对这样的报幕也习惯了。为了这，我们没少“临阵磨枪” 。

记得有一次，左方想编一个反映宣传队生活的节目，可能是内容太多，用什么形式表现都不好办，后来的结果是：当报幕员说：“演出到此结束……”的下句还没出口时，一个演员跑上来，打断报幕员的话，对观众说“没完没完，宣传队新的一天开始了！”全体队员上场，练功的，排剧的，用各种动作语言表达着主题，又把要退场的观众拉了回来，给观众一个惊喜。本来我们就不用再上了，左方执意不肯，一定要全家福。还是为我和开明各写了一段朗诵词，现在我还能记得她给我写的那几句：

有一次演出，不知什么缘故，我和艾建平忘了伴唱，这下永平可抓瞎了。只听台上音乐一遍遍地响起，却听不见他的歌声。他左顾右盼、欲唱又止，紧张的满脸冒汗。原来他习惯了伴唱，真到自己独唱时一下反应不过来——犯晕了，台下观众一阵倒好。亏得及时补救，剧情差点儿演不下去。一下舞台他那表情说不清是苦是酸，沮丧极了。见到我俩后不仅没敢怪罪，还双手抱拳：“哥，行行好吧，我这‘小黑马’离不开你们呀！”

陆小英：有一次演样板戏《红灯记》还不是出了问题，要是“上纲上线”就惨了。老毛演李玉和，我演李铁梅，那是一场父女壮别的戏，豪情加柔情，我上场时候应该拿着一条围巾，到爹爹被带走的时候，我一边叫着一边把围巾围在爹爹的脖子上。结果上场一忙忘拿了，我自己还全然不知，这时候可急坏了后台的人，从台口送出去吧，太远够不着，这时有人急中生智想从布景的后边把围巾扔过去，布景是我们自己做的，不算高，大家都自认为有把握，谁知这围巾是个轻物，悠着劲儿一抛前半截过去了，后半截却挂在了布景的架子上，忽悠忽悠地。大庭广众之下怎么收的场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是砸了一回锅。其实咱们京剧演的真够棒的，唱念做打透着那么点儿专业味儿，这一次的失误真该记一辈子。

左方：除了演出，宣传队有前后一年的时间为承担四川知青接待任务远在农场之外工作，可能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应该特别说说。

完成接待知青任务的故事

杨开明：刚才讲到的有些事儿已经和我们完成接待知青的任务连在一起了，我们干脆就集中说说咱们接四川知青的事儿吧。

2006 年夏天咱们到成都见到了当年在团宣的大部分成都知青，除了又自然而然地说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排练演出，也说到了我们接待他们到农场的事儿。几十年以后说的都很轻松了，其实当年不管是北京、昆明知青还是上海、成都知青，离开自己从小生活学习的故乡，离开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来到边疆，放下背包的那一刻谁想到还能再读书，还能离开那里，还能有现在的模样。生活的磨难，劳动的艰辛，思绪的彷徨，前途的渺茫，时光越久这样感受越浓。我们还是孩子一样的知青，还没把自己安顿好，还需要别人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接受这样的任务，而且把任务完成得那么出色。军事化的管理，接待员的面目，宣传员的身份，兵团战士的形象，真不容易。我们当年做这件事的形象像什么呢？有点儿像现在的青年志愿者。

左方：要说接待成都知青这个任务，作为宣传队来说还真是个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占了我们七八个月的时间，代表兵团和云南省在外边独立作战。光演出就有七十多场，接待了二十几批知青，两万多人。

那天中午接到通知，让我和海钧，还有十四团的刘家驹一起先去帮助接待。家驹是昆明知青，博学善记并且很健谈，和海钧一样写得一手好隶书。我们先到了翠湖宾馆的后楼，是工作人员在的地方，家驹说这里是云南最好的宾馆。我们的工作是写宴会的餐牌。待把名单拿到手里时，家驹忍不住惊叹起来，“周兴、王必成、鲁瑞林”一堆的大人物，“徐学惠、七林旺丹”一堆的英模，还有“黄兆琪、李毅”等当时进省革委一堆的“造反派名人”，我们并不知道很多，他就一一道来。就这样，这些名字用漂亮的隶书写在了折好的桌牌上。就在我们以为完成任务的时候，车子又急忙把我们拉到了连云港，让我们直接在省领导的小会议室旁等着。原来是名单有变化，领导定一个我们就赶紧趴在地毯上补写一个。此时方知领导身边无小事，连谁参加谁坐哪儿都如此玄机。宣传队一起吃完省宴就匆匆忙忙化妆去了。开演前还有人从大幕旁看台下坐着的大人物们，别人不认识，就认出了徐学惠，她没有手，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被敌人砍断了。演出完，领导上台接见，徐学惠没用假手，握到她秃秃的手腕，感觉有些异样，说不清楚。

我们那顿饭是真的省宴，接待的人特意告诉我们，大家桌上的菜和省领导的菜谱一样。

艾建平：我琢磨，咱们宣传队独立和自力的环境，包括接待四川知青的经历，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这份情缘也值得一提。具体点就是友情、亲情和成全了两对爱情。

亲情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我和建英，姐弟同在宣传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友情比比皆是，我们能40 年如旧，是最好的见证。我常在不经意中模糊了亲情与友情的不同，感觉开明、海钧、永平、建国都是我的兄长，女队员们个个都和建英一样是我的姐姐，可见当时大家对我多有关照。还有和十四团宣传队的友情，几个月的朝夕相处竟然是几十年的情深谊长，不论是昆明知青还是华侨子女，好像并无地域之别，十分亲近。这爱情就不该我说了，比较隐私，未成眷属的暂可不表，这铁定的事实应该向大伙汇报一下吧，宣传队的果实，大伙的骄傲。

范海钧：建平说得不错，我算一例。引子就是我们的接待，不过那是后来才知道的。1971 年7 月我们在昆明接第二十三批来自重庆的知青，她就是那时第一次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她是那一批的红卫兵团长，我接待时就有印象，她举手投足无不透出巴蜀人特有的火辣灵秀的韵味。晚上欢迎知青的文艺演出，省知青办领导致词后，代表知青发言的就是她。

斗转星移，天下竟有如此巧事。两年后，我们分别被兵团推荐上学，同学校，同专业，神奇重逢。5年后，学校毕业又一起分配到开远火车站工作，同车间，同班组，天造地设。8 年后，就一直到现在了。新婚后，她看我们宣传队的照片，竟然记得当年接送她们的人，就是你们呀！

王永平：变珍我们俩，都在你们的眼皮底下，现在也没有躲开你们的视线，估计再过20 年也是这样。我们对宣传队应该有比大家多一点的感受，就是多回报了一份幸福给我们。汇报一件感动我的事情，那是我从部队又回到陇川搞保卫，北京知青大部分都走了，变珍也上学走了。中秋节，我一个人在陇川，心里空空的，想不到变珍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大老远地跑来，抱着一堆吃的。我那一刻的感动，不走到一块儿都不行。

剩下的故事

杨开明：知青的故事多，是因为那段经历不是人人都有，自己讲叫经历，别人听着就是故事。大家提到的事还有几个，没归到前面几部分，但都很有意思，放在这里叫剩下的故事吧。

汪建华：我进宣传队领了两样东西，其中有一个化妆盒。说是化妆盒，其实就是小学生用的那种铁铅笔盒，很旧，里面有几支干吧的化妆笔，黑，红油彩各一点儿。一个小小的化妆盒，让我想起当年的化妆。

演出环境的光线对化妆很重要，舞台的光线暗，底色就得亮，光线强，妆也要浓些。汽灯和电灯不一样，正规的礼堂和临时的舞台也不一样。所以，化妆底色是现场统一调配，这是左方的活儿。她总是默默地根据当天演出的条件，提前边调边试，认为合适了，摆好给大家用，从来没有耽误过。油彩上妆时伤皮肤，该开放的毛孔老堵着；演完还得卸妆，也伤皮肤。那时可不像现在，有各种牌子的卸妆油，卸妆棉。就得用食用油，草纸。最好是猪油，据说对皮肤刺激小些，菜籽油不行，用草纸一擦，剌的疼。同样的使用方法，有的人就好些，像海钧，建国。而有的人就不行，化了妆弄得脸上长满小疙瘩，像开明、建平，苦不堪言。我和建英都是往脑门上长。后来听开明说，他当时为此很是郁闷。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月，猪油不是老有，就连菜籽油也不能保证。每次我们演出都得用掉一碗油，没办法，只好由负责后勤的范海钧出面，先请司务长为我们准备。

说到这儿，再捎上一句，看着那么好的油，变珍还让把没用完的油收好，想凑多了炒回菜。可我们最终也没有吃到卸妆油炒的菜，因为缺油时又都拿给大家用了。

樊变珍：排练样板戏《白毛女》片段时，毛跃进让我做服装，还说是政治任务。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我自己学的那点儿缝纫活，怎么能应付“样板服”。就在万般无奈、束手无策时，左方和建英送来了样板戏的剧照和有关服装资料，让我有了信心。

当天我就和建英直奔商场采购布料，我们买了价格最便宜的人造棉，又搭配几块廉价的布头，兴冲冲地跑回宿舍，在床板上开练！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在自己身上照猫画虎设计了一个图样。再找旧报纸，剪出衣服图样，仔细衔接连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件报纸衣服雏形闪亮出台了。左方、建英、建华他们也出谋划策，剪了改，改了再剪，直到真刀真枪的在布料上操作。当时我紧张的手心直冒汗，要知道一剪子下去如有毫差，整块布料就废了。我小心又小心，尺寸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豁出去了，咔嚓一声，剪刀顺着划粉线一直顺溜的走了下去。老天真长眼，给力，剪裁初告成功！

接着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全体女生同心协力，裁裁剪剪，飞针走线，自己动手，就像缝制自己的嫁妆似的，“喜儿”的衣服完成了，连“窗花舞”的衣服也完成了。大家迫不及待穿上“样板服”，先过了一把瘾。

王永平：我们那时的很多服装道具，甚至布景都是自己动手。就说咱们的帽徽，从改成兵团以后，咱们的演出服就是国防绿军装。军装最牛，穿着精神，记得那天大家领到手回宿舍就换上了，新衣新帽新腰带，穿好后当院一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领章和帽徽——整个一群刚参军入伍的新兵蛋子。正巧机务站的老昆明朱国民来队里“走亲戚”，后来他和北京知青李静成了一家子，也算咱们北京知青的姑爷了。看到大家哭笑不得的样子，他一拍胸脯：“帽徽包在我身上！”。说话算话，没过几天他就捧着一把红五角星来了。大家拿在手里细瞧端详：标准的立体五角星，见棱见角的，厚厚的红漆泛着亮光，跟真的一模一样，别到绿军帽上更是真假难辨。范海钧拿着红五星爱不释手，大声地称赞着：“太绝啦！简直比真

的还像呐！”。再看朱国民，笑得小眼就剩两道缝了。

我们配了这套演出服以后，不是很多人都到相馆照了穿军装的像，寄给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女还可以成为军人的父母们吗？现在想来，让四川的知青弟妹们把我们当时的形象当成了他们到兵团的模样，尽管不是本意，几十年了总觉得有些歉疚。

范海钧：开明的话题沉重了点儿，我说个逗乐儿的故事收尾吧。北京知青不懂当地的方言，那次差点闹出矛盾。

一次到连队演出，刚到晒场就看见一匹活蹦乱跳的小毛驴，不知是哪个好事的摸了毛驴一下，毛驴没动静。这下大家可来劲了，胆大的竟直接揪它毛茸茸的长耳朵，连变珍也捡起一把草往它嘴里送。结果，毛驴突然急了叫起来。这下惊动了屋子里的主人，一位胡子花白，身板硬朗，双眼通红的老职工醉醺醺地走出来，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一口的云南保山腔调，扎实难懂。但有一句话却真真切切地灌进耳朵里。“毛驴子咯是你家爹？ 咯是你家爹！”

这不是在骂人嘛？这老职工出言不逊，太不厚道了。宣传队的邓乃富慌忙拦住我们：“别上火，误会了，老职工说的意思是：毛驴子是你家的吗？你们老耍它！”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半天回不过神来。等回过味来禁不过捧腹大笑。这云南话真是太丰富，太有味道了。“毛驴子咯是你家爹！”这句话，也成了大伙茶余饭后调侃逗乐的佐料。

一次演出时，有个节目叫《修水库》，表现的是兵团战士抢重担、争任务，你追我赶的舞蹈场面，其中有一段指导员下达任务：“一班长，到炊事班搞好后勤保障”的话。这时扮演战士的我，站在扮演班长的杨品源身后趁机附身低耳：“毛驴子咯是你家爹？”

“是！”杨品源应声答道。听着回答，我强忍着不敢笑出声来。

过后他找我算账，愤愤不平地说：“舞台上正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你还敢开‘国际’玩笑？你想挨批判啊？！”

故事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我们在宣传队的苦与乐也留在了笑声中。

当年曾经的憧憬与彷徨，逝去的欢乐与苦涩，经历的成功与坎坷，都渐渐化为了平常和淡定。对于如今的我们，倒觉得厚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