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弄巴分场十八队的宁悦回忆说，2005年第一次返回阔别了近30年的第二故乡，就受到全队老职工胜似亲人的接待。在农场的5 天里，东家请，西家接，不到谁家谁都不高兴，即便按每天吃四五顿饭安排都轮不过来。大家在一起回忆着那些难以言说的苦日子，畅谈着30年来陇川农场的变迁，眼中都充盈着激动的热泪。临别前，老知青商量着要请老职工聚餐，包括那些调走的也全要请回来，但是队领导和老职工却断然拒绝。他们说：“你们在农场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没能很好地照顾你们。你们走后这30 年，我们天天都盼望你们能回来看看，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就像姑娘回了娘家，哪有让姑娘请客的道理。”最后还是老职工们请知青吃了顿告别饭，更让知青们于心不忍的是饭费竟然是遭灾那年老职工靠捡水漂柴换来的钱！十八队的老知青们说，我们是含着眼泪咽下的这顿饭，当时万千思绪积在心头，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只盼着有朝一日能加倍回报这份深情厚谊。2009 年5 月，机会来了。在下乡40 周年之际，十八队的部分北京知青又一次置身于亲情的重重包围之中。在陇川的6 天里，老知青与老工人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每天都是过了半夜才回到招待所休息。这一次，老知青们没跟队里人通气，早早就预定下饭店，一定要好好宴请40 年来一直关心自己的亲人们。

宁悦还讲述了北京、上海、成都知青之间的亲情往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三地知青都说弄巴分场十八队是块宝地，毛主席做了红娘，成就了九对异地知青的好姻缘。宁悦夫妇即是其中一对，她是北京知青，先生刘忠庆是上海知青。他们这是第二次回队探亲，还特意带上了儿子儿媳，让孩子们也来看看促成父母姻缘的好地方。由于在艰苦的岁月中共过患难，这九对知青伴侣的感情基础非常坚实，30 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生坎坷，他们都能携手面对，家庭生活一直和睦美满。每当提起这些，弄巴分场十八队老知青都深感自豪。

丙寅二十队

丙寅分场二十队的老知青给老职工奉上了一张立体画，不送吃不送穿这是为什么？这还得从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讲起。

“文革”期间，上面一贯号召全国人民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在北京要先啃窝头忆苦再吃酒肉思甜，在边疆地区可没那么左，生产队食堂照样按旧习俗捕鱼、杀猪、积极筹办职工会餐，各位老职工家也都搞到了平日难得一见的节日食品。知青们总不能也像在北京似的搞忆苦思甜吧？于是思来想去，觉得给老职工家送春联也许是比较容易体现“革命化”的具体行动。只要破旧立新把传统的吉利话全删除，再一律填上顶顶革命的词句就可大功告成。当时写的什么，今天多半想不起来了，无外

乎摘抄毛主席诗词或拼凑革命口号吧。唯有一副，至今仍能倒背如流，那是从解放军画报上找到的，叫做“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绝不为私后退半步生”。这副我们认为最最革命的好对联，最终贴在了一位老排长的门前。那时候，我们真的不懂，一个“死”字，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镶嵌在多么革命的句子里，当拜年话说都不适宜。所以，面对全队一片哗然，我们竟然不知错在哪里。

现在回想，在咱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里，民风民俗这一块几乎是空白的，刚刚步入社会，知青对民情民心的了解又是相当有限的。尽管我们的家庭以及自己在“文革”中大多受到冲击，自认为对极“左”的一切有着本能的反感和抵触。从表面上看，这段故事也许只是那个畸形时代所发生的偶然事件。其实，我们40 年后重提此事，是希望引起社会的思考，让与其实质相同的事件不在新的历史时代，以新的表现方式重演。

在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心结虽不那么容易解开，然而不管是老排长，还是他的全体湖南籍乡亲，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

39 年了，这块石头一直梗在我们心里。回访前，我们转遍了都市的商业区，总算选到了这种富含寓意的立体画。今天再相逢，我们要把“吉祥、平安、富裕”等人世间最美好的祝愿都补还给老职工，真心诚意地希望老人们个个健康长寿，人人万事如意！

老排长现在随儿子定居在瑞丽市区。在农场的3 天里，我们专门抽出一个晚上驱车几十公里去看望了他，终于亲口向他说出了“老人家，当年我们对你不起！”如今老排长已80 高龄，虽说住着别墅，生活起居均有人照应，但老人享不惯清福，自己在后院开了块菜地，时不时还亲自担菜到街子上去卖呢。

这次回二十队，我们遇见了4 位“小”老职工：陈菊华、陈知阳、高冬妹，还有唐队长的小老弟。说“小”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代农垦人的子弟，说“老”是他们今年也有五十大几。上世纪60 年代末，队里有一大批他们这样的小学毕业生，由于农场中学没有恢复招生，就都在连队参加劳动。二十队的知青可能都记得，从总场分配到连队那天，就是他们在路口夹道欢迎，载歌载舞簇拥我们来到队里的。

知青提起学农活儿，一般都说“是贫下中农手把手教的”，而我们掌握的不少农业技术却是跟这些小师傅们学来的。别看他们只是娃娃，干活更像做游戏。其实认真审核他们完成的生产任务，不管是质量还是速度，都足以顶个正式劳动力。所以给知青当师傅完全没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怎么给他们当学徒的事早已淡忘，倒是跟他们一块儿栽秧和割甘蔗草的艰苦还记忆犹新，小师傅们的“搭救之恩”也叫知青女生难以忘怀。

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城市居民配给的大米数量不多，所以我们总觉得大米饭吃起来格外地香。谁知大米好吃秧难栽，农场地广人稀，为了抢季节，插秧大忙的俩月里，职工几乎没有休息日，天天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十多个小时，那腰真是直起来弯不下去弯下去直不起来，栽秧的手指被磨得血肉模糊，带着指套都经常不管用。更可怕的是水田里的蚂蟥，那是最让我们恐怖的。尤其是那里的牛蚂蟥，其身体约有人的手指粗细，最长的能环绕脚脖子一周，逮不着水牛它就吸人血，让初来乍到的女知青想起来就肝儿颤。不同品种的蚂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旦叮上人，不喝足鲜血绝不松口，而且它们全身又是软乎乎、滑腻腻的，一拽老长，要想清除还真得有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然而，老职工子女却是蚂蟥的克星，听到我们尖叫，他们几步就从旁边蹦过来，三下两下扯下蚂蟥，然后随手拔根草棍把那个吸血鬼一翻，就晒在田埂上了。当然，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也练就了这手本事。

我们这些人都是伴着经济困难的岁月长大的，水果是难得的奢侈品，偶尔有根硬甘蔗啃啃自然感觉蜜一样甜。来到农场，见了连绵成片的甘蔗林，心想这回准能过足馋瘾了，可做梦也没想到，仅仅给甘蔗地割上一遍草，就先让我们脱了一层皮。当时农场是广种薄收，没有能力精耕细作，又缺乏除草剂，地里的杂草往往跟甘蔗比赛着长个儿，到了农忙刚栽完秧，腾出手来割草的时候，草已是一人来高。甘蔗林里空间狭小，人钻进去割草只能半蹲半跪，先用镰刀把身前的草茎斩断，再往前卷，循环往复，草团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割草的人闷在里面不见天日，就像鼹鼠打地洞，总得俩仨小时才能割通一垅。每天上工，大家的衣服都被湿透，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叶片上的水珠；凡是裸露的皮肤都被甘蔗叶划出道道血口，时不时还叫甘蔗毛蛰得通红，收工后用水一洗，愣是疼得人浑身哆嗦。还有最让女知青发憷的，是时常遭遇一窝窝肉哄哄、粉嘟嘟的没毛小耗子和小鸟崽儿。甘蔗之间的行距只有一肩宽，我们是碰不敢碰，躲没处躲，手脚都酥麻了。自然又是那些小师傅来救驾，每次他们都如获至宝，笑嘻嘻地说着类似的话：“这可是好东西，搁上药材炖炖，大补呀！”我们听了再次反胃，这种补品我们始终没学会享用。

我们当然也有神气的时候，知青见识的新鲜事物毕竟比农场孩子多。工间休息，他们最爱听我们神侃外面的世界，入迷之余也会反问：“北京那么好，你们为啥还来我们这里？”两帮半大孩子也常会为些小问题争论不休，急了就打赌。他们输了，就偷偷从家里捞一大海碗酸腌菜或水豆豉送过来。我们输了，一无所有，他们就罚杨团摘了眼镜从工地摸回队里。

我们有了这些朋友，繁重的劳动也显得相对轻松，想家的日子也变得不太难熬。

1969年秋天，总场中学复课了，至今我们还记得送他们去上学的场景，周日傍晚，夕阳把草木镀成金黄，老职工子女们背着自家做的书包，提着小小的腌菜瓶，呼朋唤友，一路欢歌笑语直奔学校而去。送行的知青站在二十队桥头，默默无语，满眼的羡慕里夹杂着几丝嫉妒。

知青龙迎建和她的学生们

2002 年颜英回来，也只见到了陈菊华，还有雷桂香几姐妹。今天，我们真想对着二十队的田野吼上一声：更多的小伙伴，你们都在哪里？

丙寅二十一队

杨百瑾说，农场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一直都没有忘记，就像我们的家乡一样，一直在牵挂，一种十分的眷恋，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念想，中间我回来过几次，这回应该是第五次了。

杨百瑾是1977 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离开农场的，1990年、1996年、2004年、2007 年直到这次。用她自己的话说，有机会就想回来看看，其中缘由何在呢？她在博客中写道“劳动虽然繁重，但没有强迫和虐待，更重要的是平等。有了发挥知识和特长的机会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知识青年和老职工的子女是同样的，好像还更受重视一些。”陆陆续续，不少知青当上了生产队的文书、会计、卫生员、司务长等等，还有不少知青离开了生产队，担任机耕队的拖拉机手、医院的护士、学校的老师、总场宣传队的队员、场部的干事等等（到1979 年底，三地知青中有128 人担任了中小学教师，59 人担任了卫生员，93 人担任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员，165人分别担任了生产队、分场、总场干部）。其中，北京知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来，在大田劳动的北京知青就基本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这种平等和信任是很难得的。北京来边疆的知青里，大部分多多少少背着政治包袱，也就是所谓的出身有问题。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压着我们，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审往往过不了关。但是队里的老职工对我们的家庭情况，却没有那么在意；农场领导在培养使用方面也都是一视同仁。在那样的政治大气候中，陇川农场相对宽松的小环境、老职工的善良宽厚、基层干部的正直公平，多少温暖了我们被伤害过的敏感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