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汪建华还说，她当年从来没有跟学生合过影，其实这也是不少知青老师共同的遗憾。不过汪建华很有创意，她把当年的情景讲给杨开明，请杨开明画出了几张黑板报形式的漫画，以寄托对学生们的思念之情。

冯容算是幸运的，她不但有许多师生旧照，还有1996 年她与学生们同游陇川山野名胜的录像，最是令人羡慕。他们所到之处，有些还真是多数知青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冯容跟学生们的感情之铁，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这一点，随团而来的罗老先生就能作证，因为老人除了集体活动一项不落以外，还跟着冯容参加了多次师生聚会。他说，我亲眼看到，30 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老师仍敢于对她所钟爱的学生提出批评，如今这些学生可都是当地的领导干部啊，他们不仅虚心接受教诲，而且认真改正，可见师生感情之深。老先生觉得，北京知青与农场第二代的师生情，让他从另一个侧面知道了知青在陇川农场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单罗老爷子有这样的眼光，学生心中也早有同感。2007 年9 月，为了筹备下乡40 周年纪念活动，刁松泉专门返回农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和当年的学生们交流时，他们说，目前在陇川的中坚力量，包括现在的农场糖厂厂长、各管理机构负责人到生产队长、支书都是那批学生，对我们农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场，知青老师们随处都可听到学生亲热的呼唤，见到学生们亲切的笑脸。可以说，从一线的农业工人到各行各业直至农场的各层管理者中都有我们的学生。他们有文化，有魄力，不仅守住了父辈开创的基业，改革开放后还进行了二次创业，看到学生们已经撑起了农场的一片天，知青老师们真是欣喜不已。

当年，汪建华把讲故事作为鼓励学生们认真听课的奖励，只要孩子们遵守课堂纪律，每堂课最后5 分钟汪老师就会给大家讲上一段。那些故事令学生们痴迷，因为农场的孩子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童话。沈芬说，现在想想，课堂里教书的事儿没记住多少，能够记住的都是带着孩子们去玩儿，比如上山采摘粽叶，看见景颇族打米的水碾子就给学生们讲水流带动齿轮转动的原理，带孩子们练蛙泳，累了就坐在河边给他们讲牛虻的故事，要不就是教他们做游戏。农场学校不但招收职工子弟，也教附近村寨的学生，沈芬在弄巴分场十五队小学当校长时就教过景颇族学生，他们的名字老师至今还记得，木真、小来、勒农。几十年后，沈老师仍赞不绝口，这几个孩子真不错！汉语虽说不利索，可全听得明明白白的，汉字虽写不利索，可算术全算得清清楚楚。他们总是腼腆地笑着，从不吵闹打架，风吹雨打也不迟到，功课总是100 分。过年过节还不忘给老师带来糯米粑粑，着实让别的知青羡慕不已。可惜40 来年过去，沈芬不知他们都在哪里。在弄巴分场十八队小学教过书的张东阳还认得傣族学生的家，这次回去，仍像当年一样亲自去寨子里家访。由于事先没打招呼，学生外出了，仅跟其家人聊起了当年的趣事。

在农场中学教了8年书的刁松泉说，我教的第一批学生，都是1954年前后出生的，跟我年龄差不多，课上我们是师生，课下就是“兄弟伙”。每次回云南他都要和学生们好好聚聚，上次他们的话题是“知青下乡如同西部扶贫”。想不到他们能从这样的角度看待上山下乡，不知研究知青运动的学者们知晓不？但愿有人对此感兴趣，也许这还真是一个值得下功夫去做的新课题。

那回，刁松泉还遇到了一个在昆明工作的女学生，多年不见，学生最想告诉老师的是“因知青而走出大山，并长大成了你，带出农场第三代，你们的损失，我得益，我无以回报”。

获得学生回报，知青老师们当年还真没有想到过，这并不是我们的境界有多高。

汪建华曾经从农场相关负责人那里得到一组数字，当年全场共有北京、上海、四川知青1700 多人，其中有128人被选调为中小学教师。由于我们不掌握全场教师的总体情况，所以无法估算出知青占多大比例，只知道那些年在总场中学、各分场学校，以至生产队里的复式班中，到处可见知青在任教。

早就有人说，我们虽然名为知识青年，但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墨水，这的确是事实。“文革”后期来陇川农场的三地知青中，高三学历的仅有何小平、龙起涛，还有部分是老高一的，更多的则是初一或小学高年级文化水平。中国文人历来看重知遇之恩，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尽管知青没有多少文化底蕴，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知青老师当时能想到的“回报”，并非是学生将来回报自己，而是眼下自己如何回报农场父老，因为是他们的信赖才使我们有了发挥所长的机会。于是当了老师的知青们竭尽所能把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农场的学生们。大家也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唯恐误人子弟，所以均想方设法提高自身水平。颜英在回家探亲时，就曾托关系到重点学校拜师，从写教案、授课方法等一一学起，连如何设计板书这样的环节也没有忽略。几十年后再回首，这不单单是个人或小群体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全体知青给农场父老乡亲的倾心回报。

从学生们的几段谈话里，老知青才首次意识到，当年我们有意无意播下的种子，竟然结出了这样的硕果。尽管我们个人从中并未获取任何实际利益，但是能亲眼看到农垦人的后代有今天、陇川农场有今天、边疆地区有今天，吾心足矣！

风味餐

参加回访的北京知青都有这样的感觉，踏上陇川农场的红土地，就像回到了久违的故里，不但老职工望眼欲穿地盼我们回来，就是农场的现任领导，也像他们的长辈一样把老知青当作亲戚来接待，我们在农场期间，几乎事事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细心、周到。仅拿伙食安排来说吧，用餐规格之高，风味变化之多，就足以证明第二代农垦人对老知青的厚意深情。

农场的领导们知道，虽说老知青当年多多少少都品尝过傣族风味，但是那年月即便是傣族婚宴也未必有多丰盛，所以，他们特意安排知青们在傣寨就餐。一张小竹桌，几只小篾凳，让老知青们感到亲切，让家属们感到新奇，满桌酸酸辣辣的佳肴更是让大家胃口大开。这是凉拌鸡蛋果，那是酸趴菜，这是酸笋煮鱼，那是酸木瓜炖鸡，这是拌泽耳根，那是……那些叫不上名堂的自然是从未见过的佳肴了。

农场领导们为了让老知青多尝尝当年没见过的新鲜食品，还特意在麻竹园安排了晚餐。说起陇川那种白白胖胖的竹笋，一些人可能会摇头：“那东西中看不中吃，又苦又涩不能直接做菜，泡酸以后又臭烘烘，咱可不敢恭维。”这次回农场，刚一听说有顿竹笋宴，回访知青也同样有疑虑，孰不知咱们这是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了。近些年，陇川引进了新的竹子品种，竹笋鲜嫩甜美，跟什么菜搭配都合适。在章凤附近的麻竹园里，我们不但品尝了竹笋宴，还喝到了竹叶茶，要问到底如何美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位还是抽空自己来品尝吧。

在陇川县广山景颇山寨，农场为老知青举办了一次绿叶宴，这是回访过程中最隆重的一次宴请。陇川农场副场长王龙亲临现场，并致祝酒词。他连续两次提到，今天是我们陇川农场喜庆的日子、大喜的日子，因为老知青回来了！农场官方这样认定知青的回访，确实是在场知青没有料想到的。我们原以为回访活动基本属于知青和老职工之间的民间交往，想不到农场领导班子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足以说明知青在农场人心目中的分量。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农场领导即席讲的客套话，其实不然。在陇川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大型纪念册中就给知识青年留有一席之地，尽管我们只是奉献了一阵子，但仍然和转业军人、垦荒队员、支边移民一样被载入这本史册中。

再者，祝酒词里那句“相逢相聚在我们共同热恋的土地上”，更让在场的老知青们思绪万千。过去我们心中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在这一刻，让这句看似平常的话给点醒了，世界上的确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表面上看，老职工和知青是差异较大的两个群体，我们为什么会有同样的情感？之前一贯的说法是“曾在红土地上并肩战斗，所以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更关键的是，我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我们都是同代人中为国为民牺牲个人利益最多的群体。不管决策层出于怎样的考虑，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总之我们来了——上级一声令下，部队官兵整建制转业到边疆，显赫的军功战绩全都归零，从此白手起家。上级一声号召，支边移民拖家带口来到边疆，几代人在家乡的累积全都复零，从此重新做起；毛主席巨手

一挥，青年学生从大都市来到边疆，从小的个人理想、今后的前途规划均已留在昨日，从此脚踏实地从零学起。正因如此，老职工和知青之间才会惺惺相惜，才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温暖，相互珍爱几十年。能悟透这一点，实在不虚此行。

把漂远了的思绪再拉回现实吧。饭桌上那一个个绿色大包裹里才是本顿宴席的精华所在。据说，这就是咱们早有耳闻的景颇族粑粑饭的升级版，现在大名称为：绿叶宴，大家一定都记得，当年街子上无论卖什么食品都是用巨大的芭蕉叶片做外包装，景颇族上山劳作则用芭蕉叶子充当饭盒。自古以来都这样，山里人不过是就地取材吧。如今时代变了，对这一做法的认识已上升到环保层面，最时髦的说法就叫“低碳生活”。谁说陇川偏远？就此而论，它真真是与世界中心的话题很近呢。

尾 声

2009年5月23日，是北京知青回访团告别陇川农场的日子。仅仅回来三五天，跟老职工还没亲热够就要再度离别，老知青们心里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然而，依依惜别的场面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伤感，因为我们双方都明白，这只不过是“再见”， 而非生死别离。现今条件那么便利，只要心中真的相互惦念，随时都可以再相见。

大巴车离开陇川农场越来越远，老知青的心绪渐渐趋于平静，困扰我们多年的谜底开始变得清晰，每个人都终于搞清楚了，自己数十年牵挂不已的是什么，千里万里赶回来要寻找的是哪些。

拉线分场二队的管同立、于昀夫妇都是北京知青，他们说，多少回梦里回陇川，不就是想见一见40 年前朝夕相处的那一张张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吗？不就是想重温一下上世纪70 年代那淳朴的乡情、友情和爱情吗？不就是想拣起那在艰难岁月里既伤痛又美好的青春记忆吗？这一切，我们回访知青都实现了。

曾经专程回陇川看望学生们的汪建华认为，这是一次寻找，农场的哪一个角落里没有留下知青的足迹？就连当年农场那一拨孩子的成长中不也有知青的影子吗？

李清评价自己的云南之行，就是探亲之旅：我在云南住了3 个月，总场医院分散在全省各地的老同事，我基本都见到了，看望了他们，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佳是悟出了眷恋的缘由：40 年前的上山下乡，使我来到了万里之外的边疆，如果命运是别样的轨迹，我早在1970年就应该上大学，拥有另外一种人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还深深眷恋那段岁月？为什么还魂牵梦绕那片土地？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我最思念的是那里的人，是在那里结下的最宝贵的人间真情。

杨百瑾则盘点着从农场带走了哪些使她终身受益的东西：当我1978年初进入大学后，以一种与年龄和经历不相符的极热情、极认真的姿态开始学习生活和社会工作时，很多人说我不像是在农村呆了9 年的人，意思是说我经过他们想象的磨难，应该油滑、消极、沉沦、看破红尘等等。9 年的知青生活、朴实的农场干部职工教会我的恰恰不是这些。所以，在我从陇川走出来时，我没有失去追求，没有失去热情，没有失去要做一个好人的基本信念……

感悟着同伴们的感悟，一首歌曲的旋律缓缓升起，这就是陆小英5 月20日在总场联谊会上选唱的那首《父老乡亲》。在此之前，只知道是彭丽媛唱的这首歌，可却从来没有被其感染过，因为总觉得那是专门为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农家后代写作的。至于我们这些生长在都市的人，家乡故土仅仅是填写在履历表中的籍贯或出生地，虽说交情匪浅的熟人甚众，却实在想不出谁人配得上父老乡亲这一称谓。今天再仔细品味那句反复吟唱的歌词：啊，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突然顿悟，原来，我们回陇川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根基！回望多半生走过的地方，相处的人群，又有哪里，又有何人能让我们这样钟情几十载？如今总算彻底明白了，魂牵梦绕的那块红土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牵肠挂肚念念不忘的老职工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父老乡亲。只不过他们是用“大米”把我们养大，并且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今天，我们不敢自诩为参天大树、国家栋梁，但我们可以无愧地面对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