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1966 年6 月9 号，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关峰、戚本禹化名撰写的文章，题目很吓人，记得大意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杨述开火。该文所举的主要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在《北京晚报》主笔《青春漫语》专栏，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轮流撰写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并列，隔天刊出。而后来我父亲告诉我，20 世纪60 年代初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1962 年1 月党中央召开7 千人大会纠偏，他就是那时候写出《望春》一文，以隐晦的语言表示拥护。专栏的主调是为青年和民众励志，以针对当时社会的灰暗情绪，他说，《三家村札记》主要写文史，也有同样的意思。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望春》被批判成“望资本主义复辟之春”。我父亲因此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后来又升级为四家店黑掌柜。这牵连到我母亲也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当时我曾找过邓小平的女儿，我的高一同学邓榕。她说她问过她父亲，我父亲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要我不要抱任何希望。这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的父亲得知后也黯然失色。直到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我父亲的问题仍然迟迟不得解决，我母亲为他到处奔波，才知道当时一批老干部被毛泽东画圈做重案处理，父亲也在其中。而在我父亲被“揪”出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毛泽东当作异己分子“揪”出来了。这个党中央是谁的，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一路鲜花一路凯歌、只认公理公义的高一学生，居然还不晓得应该害怕应该示弱，直到我被同学揪到学校高台上挨斗。

6月，学校来了工作组，控制不住局面，出现了大混乱。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把工作组赶下台，然后开始学生斗学生。在学校的高台上大家乱斗。我被揪去挨斗的理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的父母是被揪出来的黑帮，当然你就是混蛋了。尤其你这个混蛋还不肯老老实实低头做人，还敢写大字报对这个那个提意见，你有啥权利？在那个年代，血统论当道、黑帮必株连九族，身份决定一切，只要被贴了黑帮或嫌疑犯标签，就立即被清除出人民的队伍。

从那一次挨斗以后，我班上的所有同学，学校的所有同学都不理我了。在食堂吃饭时有些初一小同学还专门往我的饭碗里吐唾沫。我同班的几个当红卫兵的同学，专程到我家，所谓去砸黑帮的家。她们去时我不在，我那时学校家里哪儿都待不成，就在外面游逛，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回家。只听老保姆赵婆婆告诉我，来抄砸的有几拨红卫兵，大院里父母没被打倒的孩子也跟着起哄来抄家。

赵婆婆是个旗人，50 多岁了，很有血性，当即就去派出所告状。让我的大弟杨都都看家。都都那时十二岁多，饿了大半天没吃饭，就在一片狼藉中第一次，自己开煤气煮棒子面吃。好在赵婆婆及时赶到，发现那棒子面里全是玻璃碴，才没让他吃下去。

家里呆不下去了，父母也都给关起来了，赵婆婆带上我们姐弟三人搬到清华大学旁边的一间小茅屋栖身。一天，杨都都自己上街，踢小石子玩踢到清华附中某个红卫兵身上，在其喝问下说出爸爸是黑帮，结果被带到学校关起来打，之后精神失常在野地里狂奔了一天，赵婆婆找到时他已经完全疯了。从此种下了他精神病的根子，一生被毁掉了。

还有一个8 岁的小弟弟杨飞飞比较乖巧。他在东交民巷小学上二年级，因为是大黑帮的儿子，只要上学就得挨打受骂，受尽欺辱，老师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为了躲避，他居然想出个办法：每天照常对家里说他上学了，然后不去学校，坐着各路公共汽车消磨时间，从起点坐到终点，循环往复，到下学时分再回家。这样的小学生活居然过了好几年，等于是个有家的流浪儿，而家里并不知道。上个世纪90 年代，“文革”结束十多年了，一次他家和我家一起出游时，不经意间听他偶然讲起来我才知晓。作为姐姐，我的辛酸无以言表。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段日子里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1966 年5 月8 号是个星期天，母亲在河南四清工作团，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颐和园玩。中午回家，看到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大字写的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明、何炬。父亲看到这个报纸就愣在那里，嘴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今天不该出去，不该出去。这是说不该带我们出去逛公园。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凭着在党内多年的政治经验已经嗅出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而这个发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他需要时间来做好精神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 结果会完全不同，能做好准备，就能自励自强，自己想办法支持自己，决不要自残和自我倒下。很多人在“文革”中不是别人直接杀害了你，而是你自己经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残自杀。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讲我母亲后来写在《思痛录》里的事情：1941 年到1943 年，共产党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称抢救运动）中冤枉了很多党员和干部，错打和错杀了很多好人。他对我讲，以前他认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没有反动派了，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受那么多苦难了。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鲜花凯歌和你们同行。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苦难，过去的问题，党所犯那些错误甚至罪恶告诉你们，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知道这些阴暗的东西，不希望给你们的心里留下一点点阴影。但是现在看起来不行了，很可能历史要重演了，他那时候就已经判断即将到来的“文革”将是一场错误的、专门打倒党内外好人的运动。

父亲的判断来自他的经历。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中加入共产党，1938 年到延安，1941 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甚至戴着特务帽子在延安一年多。后来是毛泽东亲自纠正错误脱帽鞠躬向被错打的人致歉。他就原谅了。

父亲告诉我，党会犯错误，纠正错误需要一段时间，他估计这次运动到纠偏至少需要三年。这三年他可能过不去，可能活不下来，但绝不是自杀。因为在延安被打成特务时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熬过来以后不会再有了。

1966 年5 月18 日凌晨邓拓自杀，闻讯后我父亲叹息不已。他说他曾告之邓拓至少要准备“带帽”三年，但邓拓没有经历过延安抢救，没能挺住。

他要我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动摇，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后来知道，像我父亲这样对“文革”的残酷有预见的老干部并不多，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文革”竟持续了10 年，他从被打倒到被“解放”竟然持续了整整12 年！

在当时，我瞪大眼睛听，好像自己完全失去知觉了。这是天方夜谭吗？实在太可怕了！可是，不管那时我想听不想听，甚至心理抗拒着不愿意听，大脑都像留声机一样，把这些话统统刀刻一般地永远印在我脑海里了。在我未满16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晓得了原来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来自外边，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1998年，我母亲写的《思痛录》开篇就是“抢救失足者”，揭露这一段罪恶的历史，出版后引起社会巨大震撼。可直到如今，这个历史秘密并没有完全揭开。

1966年5月，让我这个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崇拜的孩子理解这些，当然毫无可能。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预料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将面临严峻的人生路考，弄不好会被摔下车去粉身碎骨，所以下定决心无论我能不能理解，也要用最快的速度给予我最严重的告诫，让我有思想准备。多少年了，父亲当时的严峻神态和一口淮安方言穿过岁月之河，经常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畔，提醒我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过去。

可在当时，单纯到透明的我，不懂得一点点人情世故，完全不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压迫下，社会环境和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发生扭曲；完全不懂得在最后的关头，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在自身的苦难中，我跌跌撞撞地开始认识社会。

自1966 年6月起，我一下子从巅峰掉到深谷，不但原有的所谓革干子弟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被砸得粉碎，家庭和生活也被完全颠覆了。我再也没有了快乐。父亲被关在建国门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母亲当时是河南安阳四清工作团团长。刚下火车不让回家就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挨批斗，结果一下子疯了，认不得任何人，连我都不认得，天天自言自语要自杀，医生说是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批斗班结束，原来在东交民巷10 号的家早就没有了，她被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由我家做饭的保姆张文英看着。那时，赵婆婆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住进清华大学东门对面的小茅屋。过了两年，直到我父亲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受押期间不知用什么法子直接向北京市申诉无房，才在偏远的永定门丁家坑新建区得到一套两间的单元房。我把患病的母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接出来，又把两个弟弟接来，和张大妈一起，老幼病残组成了一个家。我母亲后来写过一篇中篇《夕阳赋》，就是写赵婆婆在我们家四分五裂的时候，怎么保护了我们三个孩子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1969 年，我被分配去云南农场。工宣队说，这算是照顾你了，你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应该去农村插队。

其实，当时班上有的同学因病或者家庭拖累没有下乡，她们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好的太多。对于分配去云南，我没有讲半个不字，至于行程要6 天，来回12 天，我也没有放在心上。那时天天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要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学校不仅没有一个人提出我该在照顾留城之列，哪怕是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

这种世态炎凉我当时感受得太多太多。被学校、社会完全孤立的我，咀嚼出人类社会最起码的原理，这就是人的最大需要就是群居和群体生活。一个人如果被社会、被组织唾弃，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完全被孤立，是人生最难忍受的痛苦，它远远超过一切肉体的折磨。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个父母被打倒的女孩子，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屈辱和苦难导致精神失常，甚至自杀了。曾经欺负过我的同学多年后见到我对我致歉时曾好心发问，你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1966 年底至1967 年3 月，我步行串联到延安，揣着学校开的带侮辱性的“非红卫兵”介绍信在农村行走，受到农民大叔大婶真诚的帮助。他们从来不会趋炎附势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的真心。那时我觉得世上最大的好人就是农民。16 岁的我曾暗暗发誓，我再也不想要任何人遭受我这样的苦难，一生一世我一定要对得起农民——对我最好的人。

那时，我最需要的是能证明自己，需要群体和社会对我的认同。但是在去云南的上山下乡同学中没有一个能够了解和理解我的人，这让我心里一直惶恐不安。就在我即将出发的前几天，我突然得知，一个高三的同学从自己择乡的农村回京，准备去东北兵团了。我立即跑去找她，告诉她我要和她一起到东北，不去云南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需要朋友，需要不歧视我的朋友。她的父亲当时是北京市组织部长。虽说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可走资派还不同，分为四类，我们的父亲都被归入最“黑”的，即被称为第四类“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尽管1966年8 月女附中学生斗学生时，她也在高台上揭发过我，说我和她讲过我相信我父亲不是黑帮，导致当时一片混乱，对我的声讨不绝于耳——其实我只和她一个人说过这话，是真的相信她，但是事后我很快就谅解她了。人在少年时代很容易对于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同代人产生崇拜心理。我就是这样。她大我两岁多，我们同住在市委大院，上小学、中学都在一起。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我还是相信她超过任何人。我知道我和她在一起，她绝不会歧视我。

所以，1966年5月14日那天下午，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商量，自作主张跑到学校，把自己准备跟火车托运到云南昆明的行李从学校拉回家，而后去找了她，又跑出去，直到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已是入寝时分。母亲抓住我一个劲儿地跳脚。原来我的班主任俞老师看我把行李拉回家就给家里打了传呼电话，我那患精神病刚有所恢复但并未痊愈的母亲被街坊大爷叫去听了电话，知道了我决定不去云南，当即就向俞老师表示，我女儿明天一定能和同学一起上火车。母亲肯定是受了刺激，回过神来就大闹，居然立即决定让张大妈陪着自己到这位女同学家里去找我，没找到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当晚，她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目的只有一个，坚决要我登上第二天中午12 点44分去云南昆明的火车。

至今记得，疯癫的母亲有一句话是一点都不疯癫的：你简直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天能违抗组织命令当逃兵，明天就可能背叛革命。这就是我的母亲——18岁入党，清华大学一二• 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在她52岁且身患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时，对她唯一的爱女震聋发聩的警告。面对这样的警告，我只有用行动证明我是要革命的，所以只有一条路，登火车，上云南。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只要有任何人说一句，只有用死才能来证明你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的，我真的能做到立即死给你看，遑论去边疆，去做任何最艰苦的事情了。那时的我，真的是头脑简单到愚钝，心地纯洁到透明啊！

1966 年5 月15 日上午，我和母亲、张大妈一起，搬着行李到火车站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我找到了自己的车厢和被编在一个队的校友，认识了日后在一起三年半的初一年级的戴建春、王琦、常祎、颜英等人，还有高三的何小平。这些初一的小孩（过去在学校我们都这么叫，其实我们也只大她们三岁，真正成人后才知道这几岁之差的年龄真的不算什么，思想成熟度更是无法按年龄衡量的）当时非常欢迎我这个高一的大姐姐，完全没有我曾遇到和预想到的羞辱、鄙夷和排斥，这让我宽心了不少。

我清晰地记得，瘦小的妈妈当时穿着藏蓝色的上衣，站在车窗外面抿着嘴唇，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知道那是精神病遗留在她身上的痕迹。而最让她宽慰的是，她知道她的女儿没有辜负她，她的女儿和她18 岁参加共产党一样，就在这一刻离开家庭奔向社会了。

列车缓缓启动，窗外所有的人都立即意识到分别一刻到来了。车厢内外，许多人开始大哭，有的同学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伸向亲人，大哭不止。我和我新结识的伙伴似乎是唯一一组不仅不哭还大声呼喊着：妈妈，再见！北京，再见！我当时处于兴奋状态，因为我用行动向妈妈，向老师，向社会证明我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

车厢外，服侍我母亲的张大妈跺着脚对着我和妈妈大哭大叫：“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妈呀！”

1969年5月15日——北京知青奔赴云南的分别时刻，这一幕就这样烙在我心里，伴我走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