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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远去的知青岁月(八) 文/善待余生

2019-12-24 14:53| 发布者: 千帆过| 查看: 73| 评论: 0|原作者: 善待余生

摘要: 冬去春回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1967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地窝子里做午饭,突然听到外面有汽车的鸣笛声,正纳闷着出去一看究竟,只听见组长一声接一声的喊着:“杨老师,杨老师!”我赶紧跑出地窝子,一眼就看到, ...
冬去春回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1967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地窝子里做午饭,突然听到外面有汽车的鸣笛声,正纳闷着出去一看究竟,只听见组长一声接一声的喊着:“杨老师,杨老师!”我赶紧跑出地窝子,一眼就看到,奎屯总场宣教股的胡干事站在吉普车旁,我不知出了什么大事,生怕又有更大的厄运找上门来;犹豫不决中,胡干事大步向我走来。他告诉我,总场革委会已经推翻了集训队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委派他来接我回总场,继续参加下一阶段的运动。
    从我到六队接受思想改造的那一天起,四个月来,我身处荒漠戈壁,几乎与外界隔绝,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也没有任何人和我讲起过这个世界的变化,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胡干事让我立即收拾东西,马上回总场!
回到奎屯,我被安排在总场招待所住下来。可是一连几天,并没有人来安排我的工作,接我回来的胡干事后来再也没找过我。偶尔在场部见到几个认识的老师,大家也只是寒暄几句,没有多余的话可说。我从广播里得知,红卫兵“大串联”的活动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我认识的很多老师也去北京、去内地串联了。看来,总场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尽管“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农场的一切运作,都是由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但革委会懂生产、懂管理的人不多,只是一种维持状态。
    我找到革委会负责人,询问我回总场以后,有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他们商量了一下,对我说,团校的周老师不是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吗,你对他很熟悉,就委托你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帮助他平反吧。我感到奇怪,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就交由我这个“平头百姓”来解决?
    他们告诉我,现在公检法被砸烂了,就由你组织一个班子,好好处理一下,最后的结果报给革委会认可。就这样,为周老师平反的工作迅速启动,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约谈当事人及检举人,收集证据,传唤证人,勘察现场,举行答辩,抽丝剥茧,还原真相,最后证明了当事人的清白。周老师被宣布无罪,摘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回归教师队伍。这一次,着实让我过了一把“法官”瘾,感觉自己也能帮助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排解压抑在心头的怨气。
    新的学期来临,很多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我却不愿意就这样荒废光阴。我找到宣教股的胡干事,主动提了一个建议,说三角庄牧业队一直盼望建立一所小学,我愿意回去创办。我的建议得到胡干事的支持,他经请示场革委会同意,委任我担任新学校的筹建人和负责人,并给我出具了赴任的介绍信。
    来到分场牧业队,这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队长是哈萨克人,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说队里早就希望建立学校了,只是上面一直说队里学生人数太少,不同意单独设校;现在好了,因为我的到来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队里会全力支持,投入财力物力,尽快把学校建立起来。队长还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只考虑汉族孩子上学的问题,哈族孩子上学的问题也要解决,他建议先开设两个班,一个是汉族班,另一个是哈族班,由队里物色一名有文化的哈族青年担任教师;我当即表示同意,并迅速拟定方案,报总场宣教股同意并备案。
    牧业队学校很快建立起来,我的新同事叫艾林,高中毕业,一个英俊的哈族小伙子,能说简单的汉话;我只能听懂少数的哈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校舍就是一排土坯房,包括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再就是老师的宿舍,队里给学校赶做了几十套桌椅,也购置了简单的体育器材,房前的空地就是操场,还竖立起了简易的篮球架。
    原来需要步行到别队上学的孩子统统转了回来,两个班的学生加起来不到五十人,汉族班和哈族班的主课由我和艾林老师分别承包,分班用各自的语言教学,每个班又有不同的年级,只能采用“复式教学”的形式才能完成。副科则合班上课,体育课由艾林代,美术和音乐由我来代,我们两个老师配合默契,相处融洽,学校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有意义的是,这种室内教学的模式只能是在冬、春两季可行,随着天气转暖,羊群需要转场到夏牧场,牧民们则需要随之迁徙转移;学校也需要跟着到离牧人相对集中的放牧点流动上课。我和艾林一人一匹马,马背上载着小黑板及其他的教学用品,走到哪里,课就上到哪里;遇到下雨,我们就在“蒙古包”里上课,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背小学”。蓝天白云下,草地溪水边,到处都有我们的课堂。
    由于远离场、队,远离人群,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森林峡谷回荡着的,只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至今让人留恋,让人回味无穷。
    转眼两年过去了,牧业队的汉族学生因为毕业或家长转队,变得越来越少,而两公里之外,一个新建的工程队开始在荒原上兴修水利、屯垦造田。我去那里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工程队是一个“军管单位”,全队职工都是刑满释放人员;这些人被叫做“新生员”,他们也可以带家属,学龄儿童有四十余人。我和队长探讨了在队里开办学校的可能性,获得他的积极支持,他承诺立即在队里新建校舍,争取半年内让学校开学。
    队长的承诺果然如期兑现,工程队学校初具雏形,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经两队协商,我决定在新的学期,把学校的汉族部分搬到工程队,牧业队的学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小学”,艾林老师开始担任学校负责人;牧业队的九个汉族学生,只能到工程队学校上学,每天由队里派马车负责接送。这样,两个队的孩子上学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这个时期,奎屯地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文攻武卫闹得不可开交,但是由于工程队是属于不参加文革的军管单位,无论外面斗得多热闹,工程队里永远是静悄悄,我像躲进了避风港,成了远离斗争的“逍遥派”。每天按部就班的上课、批改作业,闲暇时就和队部的几个管教干部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这样的日子真是悠哉闲哉,好生快活,我一直认为这是对我前期饱受磨难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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