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的木头 ——夜闯山林路卡 萧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远千里来到北疆，一呆就是八年。那年春节前夕，我带放映队前往三营，慰问驻扎在深山老林的连队。 放完电影的第二天下午返回团里，出发前三营长对我说：“小上海，你们先喝碗热汤面，等我们把捎给团长的木头装上车后再走。” “行，快装吧，装完了我们就走。”我一口答应。 我和放映员小贾（贾卫忠）、驾驶员小刘，每人吃了两大碗手擀的肉丝面条后，就匆匆地驾车上路了。 一路上，我们的解放车顶风冒雪、翻山越岭。东北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天下午雪下得很大，彤云密布、寒风凛冽，冷雾弥漫、白雪纷飞。山林披上了厚厚的雪，路面的积雪被来往的车辆碾压成了薄冰，路况很差。小刘就把铁链条捆在车轮上，防止车子上下坡打滑。 傍晚，我们的车子开到了山林的出口处。这里设有检查站，对出入的车辆严格进行检查，没有木材运输通行证的，一律不准把木材运出去。路卡是一根可以上下活动的约二十公分粗的木杆，放下木杆拦住车辆进行检查，检查后吊起木杆放行车辆。 排在我们前面的几辆车正在接受检查，我看护林卫士爬上车箱认真检查的那劲儿，心里有点发毛。 “车子别熄火，等前面那辆车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冲过去。”我轻声地关照小刘。 “知道了。”小刘低声地应答。 我们前面的那辆货车刚开过去，小刘就踩下油门，车子呼地窜了出去。突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车子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被卡住不能动弹了。原来是路卡的木杆放了下来，正好砸在我们驾驶室的上面，随即又移动卡在车头和车箱的接缝处，车头顶上被砸了个大瘪塘。 “下车！快下车！”护林卫士冲着我们怒吼。 我们只好下车接受检查。卫士们爬上车箱，掀起电影机箱下面的敞篷遮布，发现了藏在底下的木头。 “卸车，把木头卸到路边！”护林卫士用命令的口气说。 “卸就卸。”小贾说。 “不行，木头被扣下，我们回去怎么向团长交代。”我不同意卸车。 “团长怎么了，团长的木头也得卸下！”护林卫士不客气地冲着我大声嚷嚷。 天色已黑，车子停到了路边，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屋内，我们在屋外，雪越下越大，冻得我们直打哆嗦。 “大上海，我们还是卸车吧。”小刘愁眉苦脸地对我说。 “不行，我得先打个电话给团长。”我还是不同意卸车。 我心想：自己从连队调到团里不容易，如果团长的木头被扣下的话，今后还怎么在团部呆下去。 我们三人进了屋，他们两人围着火炉取暖，我借用屋内的电话与团部联系。因检查站的电话是外线，而团部的电话是内线，要通过团部驻地的邮电局才能转接团部，所以一时半会打不进去。 “你们逃避检查，又不肯卸车，这是什么态度，给我写检查，先提高提高认识！”站长板着脸没好气地对我说。 “写就写呗。”我无可奈何地说。 我向站长要了纸和笔，趴在桌上磨磨蹭蹭地写了半个多小时。 “给！”我把检查材料交给了站长。 “你们到底卸不卸车，不卸车就甭想离开这里！“站长口气强硬地对我说。 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位站长，只见他长得粗眉圆眼、翘鼻大嘴、满腮胡茬，脸蛋圆圆的、肤色黑黑的、个子高高的、身体棒棒的，一副彪形大汉的模样，令人有点望而生畏。 听了站长的话，小贾和小刘也都劝我卸车，可我实在不敢得罪团长，又僵持了一阵。突然，我灵机一动，拨通了离这里不远的四营驻地邮电局的电话，让他们先转到四营部，然后通过营部的内线电话接通了团部，再让团部总机转到团长家里。 “喂，团长吗？” “你是谁啊？” “我是宣传股的小上海!” “这么晚了，有啥事啊？” “我们的车被山林检查站给截住了，他们非要卸下您的木头，怎么办？” “先卸下回来，等明天再说。” 我听了团长的话松了一口气，立即对小贾和小刘说：“赶紧把木头卸下，我们可以走了。” 一会儿工夫，我们三人就卸完了车。可是车子在天寒地冻的室外停了近两个小时，怎么也点不着火。小刘只好用车把使劲地摇车，10下、20下、30下……1次、2次、3次 ……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花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把车子给发动起来了。 雪夜行驶车速很慢，午夜12点钟，我们的车子还在冰天雪地的山路上爬行，突然，水箱的水烧开了。 小刘赶紧下车打开车头盖子，水箱里的水已经沸腾了，往外直冒热气。 “这下糟了，水箱被冻坏了。”小刘焦虑地说。 “那怎么办？”我着急地问。 “现在是下坡路，先滑行一段，看看路边有没有村子。”小刘回答。 车子又勉强地开了一程，终于抛锚了。我们连人带车被困在路上，前不着店，后不着村，三个人围着车子干着急。 黑夜里，四周的山岭和田野一片白茫茫的，冰冷的飞雪扑面刮来，刺骨的朔风直往脖子里钻，一会儿棉帽和棉衣裤就沾满了雪花，鼻子和耳朵冻得麻木了，浑身发抖，直喘粗气。 零下三四十度的野外，风寒雪冷、冰天雪地。在寒气逼人、冰冷刺骨的风雪中，我们只好不停地搓手和跺脚，又是对手哈气，又是原地跑步，保持身体的温度。 我心里想：这下可完了，在这白雪皑皑的荒野熬上一夜，不被冻死也会被冻僵。 还是小刘有经验，经常出车知道附近有屯子。他让我和小贾在路边等着，自个拎了个水桶，朝前走了一里多地，总算找到离路边不远的一户人家，半夜敲开了门，打了一桶水回来。小刘放掉了水箱里的热水，换上打回来的冷水，又发动了好长时间才把车子发动起来。 一路上，车子开开停停，熄火了发动，再熄火再发动。凌晨2点多钟，我们总算把车子开回了团部。 第二天傍晚，我在运输连附近碰到了小刘，关心地问他：“你的车子怎么样了？” 小刘告诉我：“车头顶部外壳被砸得陷了下去，水箱也被冻坏了，我们连修不好。” “那怎么办?” 我担心地问。 “连长已派人把车子送到汽修厂去修理了。”小刘答道。 “那木头呢？”我又问。 “团长今天早上打电话给那里的林业局长，我们连长上午派车去，下午已把木头拉回来了。”小刘笑着回答。 我听了后，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掉落了地。 “咳——”我叹了口气说，“早知道团长神通那么广大，昨天夜里咱们何必要遭那份罪呢。” 本文刊载在《知青.上海》杂志2014年第2期（总第27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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