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八一倍思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九十三周年之际，不由思潮起伏、心涛彭拜，回首昔日、忆往连篇。我曾投笔务农、又投锄从军，出塞戍边、戎马多年，触景生情、即兴随笔： 曲折的参军历程 ——从学生和知青到军人 萧毅 我小时候，总想长大后当个光荣的解放军，没想到后来的“文革”运动和上山下乡，使我的美好理想差点成了泡影。 1967年底，海军东海舰队来上海学校征兵，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因当时我母亲被打入“牛棚”，所以政审没有通过，我十分沮丧，心里感到很失落。不久，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关入了“牛棚”。一夜之间，我家三兄妹，从红后代变成了黑帮狗崽子，老奶奶挨批斗，多次被抄家。 1969年底，上海中学生毕业分配四个面向——面向上海工矿、郊区农场、外地农村和边疆。我家就我一个男孩又是老大，按政策可以留在上海进工厂。因父母被打成了“走资派”,所以从原定的上海工矿名单中被拉了下来，只能去外地农村。 同学中约有三分之一进了上海工商企业，留下的三分之二，有的去了上海郊区农场，有的去了安徽、吉林、江西、贵州等外地农村，还有的去了黑龙江、内蒙古和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父母隔离审查被关在单位不能回家，并被停发工资。我准备和大妹妹一起去黑龙江、内蒙古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受父母牵连，所以没有被批准去边疆军垦，便回老家插队落户。 1969年初，离开了上海去浙南山区农村插队，踏上了坎坷的下乡之路，度过了艰辛的知青生涯，由此改变并决定了我人生的道路和命运。 刚到农村时，因水土不服，两条腿上长满了红斑疱疹，皮肤奇痒难忍，就用手去抓。这些疮疱被抓破了，会流出脓水来，有的还会腐烂，两个多月，烂疮才慢慢地结了痂。几个月后，头颈上又发出了疖子，出现充血红肿的硬块,并化脓疼痛。当地村民称之为“头门虎”，村里的赤脚医生治不好，我只好跑到公社的卫生院去看，打了两周的青霉素，这才消去了红肿和脓液。但脖子上留下了好几个小硬块，很多年后才慢慢地消失。不知咋的，肚脐边也鼓起了脓包，越来越大，又红又肿，火辣辣的疼，干不了活，我只好歇在家里了。这脓包不知医学上叫什么名，邻家老农用土方子给我治疗，从山上采来草药，捣碎后敷在脓包上，三天换一次药，慢慢地消肿和去脓，约一个月才收口结疤。 1970年春，播种挑秧苗赤脚走在田埂上，脚底板不小心被碎瓷片划破了，疼得我脚不能着地，路也走不了了。那里都是光着脚丫子下水田的，因此在家歇了好几天没有下地干活。到了夏天，又患上了“冷热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白天还好好的，可一到晚上就感到特别冷，大热天盖上被子，还冷得直打哆嗦，像是睡在冰库里。从上海带来的感冒药和抗菌素等都用上了，一连几天也不见效。队里的老乡说是打摆子，这病乡下治不了，就把我送到了十多里外镇上的区医院，诊断为疟疾。经服药和打针治疗，停工休息了一周多才病愈。冬季农闲，被生产队派去兴修水利，参加了县里建设桥墩水库的万人大会战，挖土拉车、筑坝截流，灌注浇捣、打洞泄洪。1971年，继续在工地上干了一年。 1972年10月，海军和陆军一起来我插队地征兵，我报名参军并通过了体检。 一星期后，得知我参军政审没有通过，原来是有人揭发父亲有问题被隔离审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欲哭无泪，不知如何是好，脑子里一片空白。楞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心想还是赶紧去县城找父亲的老战友。 我立即动身，赶到十多里外的镇上，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去县城的末班车早已开走。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的路，只好步行了。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在朦胧的月色下，我独步行走在公路上，两边的田野静悄悄的，只有我发出的唰唰脚步声和村里传来的汪汪狗叫声。 路上没有来往行人，偶尔有载货卡车开过，刺眼的车灯灯光照亮了漆黑的路面，车子从身旁飞驰而过，扬起的沙尘扑面而来，撒得我灰头土脸的。独自走夜路，心里虽然有点害怕，但想到此事关系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壮着胆，鼓起勇气快步前进，马不停蹄地一口气走了三四个小时，大约七点多钟才赶到县城，找到了父亲当年在家乡搞农运的同袍、县电影工作站站长秉树叔。 他听了我的诉说后，立即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家里。 幸亏不久前，父亲已从“牛棚”里解放回家。找到了单位，由组织上出面与我下乡的区武装部联系，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政审下来我叔父在华东师大教书，部队认为解放前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读得起大学，由此得出社会关系复杂的结论。因海军要上舰艇出海，政审要求和条件比陆军严格得多，所以我没有当上海军。 我找了区武装部的王部长，坚决要求去当兵。并通过兴修水利时在桥墩水库工地结识的当地知青小许，找县武装部陈参谋帮忙。经过努力，在王部长和陈参谋的同情和支持下，最后当上了陆军。 1972年底，我去了东北部队，总算圆了自己的当兵梦，实现了大小就想参军的理想，并开始了军旅征程。 当时，部队生活既艰苦又枯燥。吃得是高粱米和大白菜，睡得是火墙和土炕；平时不能随便上街，也不能与当地女青年谈朋友；星期天只吃两顿饭，一个月只吃两次肉或鱼；发高烧38度多和拉痢疾，出操和训练也不能请假；晚上经常搞紧急集合，队伍拉出去一跑就是5公里；拉练步行爬山涉水，一天一百多里走长路，脚上都磨出了水泡，累得两条腿也抬不起来了…… 1973年初，新兵下连队后，5月份就到抚顺大伙房水库防汛抗洪，10月份又到东沟北井子农场农业生产。年底调离连队去了团里，此后随大部队一起，参加过不少军事行动。1975年上半年，赴湖北黄冈，参加总参举行的架设长江浮桥合练和军演。1976年7、8月间，赴辽阳等地抗震救灾。1977年，经常去沈阳，慰问在军区工程兵大院盖楼的有关连队。1978年，赴辽西野营拉练和边境战备作训等。 我从连队调到团部政治处，便积极要求入党。又因父母受到冲击后，还没有恢复工作，在他们单位造反派的种种阻扰下，外调总是不行。由于我平时工作勤奋，能吃苦耐劳，表现较好，深受政治处吴主任等领导的器重。部队不断发外调信，还派出我上海老乡——司令部通讯股的周参谋，前去我父母单位调研并核查档案等，我终于在1976年4月加入了党组织。 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后，我父母彻底解放重获新生，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我也于1979年上半年卸甲返城，回到上海并进入高校，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应征前合影  入伍后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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