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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知青岁月

2020-10-30 19:46| 发布者: 开心| 查看: 93| 评论: 0|原作者: 快乐的牧羊人

摘要: 为了纪念和追忆我们逝去的青春,特将前几年所写《难忘知青岁月》集结成集以为纪念。 难忘知青岁月 (一) 1967年,结束初、高中六年的学习,我们按常规应进入高考。但,是 ...
为了纪念和追忆我们逝去的青春,特将前几年所写《难忘知青岁月》集结成集以为纪念。
难忘知青岁月
                                 
                                                                                     (一)
1967年,结束初、高中六年的学习,我们按常规应进入高考。但,是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我们,东湖中学的学生和全国的学生一样也怀着满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我们曾为我们的忧国忧民意识和能荣幸地投入这场大革命而骄傲、自豪。不论是当初的“保守派”“中间派”,还是“造反派”,作为十几岁的学生娃娃,我认为并可以断言:他们是怀着一门心思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不论现实和历史对“文化大革命”做何种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此前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能把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赋之予全民,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也许有宝贵青春的荒废,也许有美好理想的破灭,也许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但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国家、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了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了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1968年下半年,虽然上高中一直把“北京外国语学院”作为奋斗目标的我,在上大学已成绝望时会有多少痛苦和迷茫?这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家中“独子”的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学校报了名“上山下乡”。在我一人到派出所去转户口时,是一个年轻女民警接待的。当她在户口簿我名字上盖上“注销”戳时,我说了两个字“完了!”她问:“什么完了?”其实现在我也很惊讶,那时的我竟然还知道城市户口下容易,而上谈何容易的道理。我的解释让她笑了。因为我们当时决定报名“上山下乡”时,就没有谁知道能够返城的。
1968年12月22日,就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的当日,上午在汉口武汉港码头,我母亲、两个姐姐及外甥女含着泪水送我。10点30分,我与同学们乘坐“东方红207号”离开武汉奔赴监利。当大轮发出离港“呜……”一声长鸣时,这既意味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我心里增添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也许是对未来的不可知的一种惆怅......。
                                   (二)
蜿蜒万里的长江水,由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直流而下,行至荆江段,变得九曲回肠,仿佛是流连江汉平原的美丽。监利,就位于万里长江的荆江段,这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又以鱼米之乡而闻名。监利南临长江,对江为湖南岳阳;北临东荆河,与潜江、仙桃(沔阳)、洪湖交界。据说监利孕育了楚相春申君、东顺名相伍子胥、东汉宰相胡广、明礼部尚书裴纶、清台湾知府朱材哲、清同治太傅王柏心等一批历代鸿儒俊彦,还有当代王遐举、王轶猛“二王”书法更蜚声海内外。
1968年11月以来,我们东湖中学6409班除了少数同学外,分两批先后下到监利的龚场区和新沟区。我们是学校第二批来到监利的。我班的吴克利、祁德鑫、朱福旗和我以及外校的“烧饼”、王宝国共六个男生被分配到新沟区东荆公社谢家大队谢家一队。
监利县有一个民谣:“金朱河、银新沟”。所谓“金”实际上是指盛产水稻;所谓“银”系指盛产棉花。可见朱河和新沟在监利的地位了。难怪当时监利人民广播站的播音员在播“监利人民广播站”时都说成“监利粮棉广播站”了!能分到新沟亦是幸运,更何况还分到了谢家一队了!因为,谢家一队当时在东荆公社应该说是最富裕的队了。
起初,我们六位童子伢被分在小队三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吴克利和王宝国好像在均恺家;朱福旗和“烧饼”在狗娃子家;我和祁德鑫则在秉忠哥家。住在农民家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是愉快和惬意的。因为最大的好处是吃饭不愁。而且印象和回味最深的是在秉忠哥家吃得满口跑的“二米饭”了,即大米和小米(粟米)合做的饭。另外,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住农民家,竟全然没有一点点觉得农民家里脏的印象和感觉。殊不知,在学校期间我可是有洁癖的呵!
秉忠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给人以亲切感的人。他们一家对我和祁德鑫可以说非常的好。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女儿秀娃子,当时大约十四岁左右,但像一个成年人样在家带弟妹做家务,在队里和妇联们一道出工挣工分。她很热情活泼,一对很深的酒窝很讨人喜欢。她对我们知青格外亲近,一口一声“刘哥”、“ 祁哥”的。但前几年才听说也忘了何故,说她不在了,实在可惜呵!
刚插队的那些日子,由于我们干不了技术活,像犁田坝田等,队长基本是安排我们知青和队里妇联们一道给棉花打药水,在田里锄草。更可乐的是在出工时,队里结了婚的嫂子们还不时拿我们几个童子伢混点,开荤玩笑,有时搞得我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三)
知青出早工是我们刚下放农村时最不适应的。试想,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睡梦中,突然被生产队长“出早工啦……!”的高分贝嗓音叫醒那是什么感觉?而且出早工的时间一般是天还未亮时。
大约是1969年的一天,我依稀记得那时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被叫醒后,除“烧饼”在家做早饭外,剩余的五人均要与队里的劳力一块出早工。那段时间出早工的内容是将一车(板车)砖由谢家一队拖到我县与沔阳县(今仙桃市)交界的北口。北口距我队单程八华里。
刚往车上上砖时我们并非完全清醒,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其后我们出发了,其时通往北口的路是白呼呼的,像白天隔着毛玻璃看窗外一样,其余还是漆黑黑一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着……,待轮换作为板车把式后便才基本清醒。于是一路有了我们几个男知青的叽叽喳喳、谈笑风生。到达北口时天已蒙蒙亮了。
     我们从北口返程时,虽然拖的砖已卸,仅空车,且天亮了,路也好走了,但我们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八华里路怎么如此遥远哦!要搁现在我们中肯定有人无论如何要打的士了。于是一路上没有了叽叽喳喳、谈笑风生,而似乎万籁俱寂、噤若寒蝉、道路以目。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的知青点的房屋隐约可见了。大家仿佛在绝望中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也似乎婴儿在饥饿中看见了妈妈。在离知青点的房屋还有二百米时,我们似乎闻到了饭的香味。我们中的朱福旗已按耐不住了,已全然不顾读书人的矜持与斯文,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一股劲,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知青点的房屋。
      待我们进去拿碗盛饭的时候,朱同学已吃了半碗了。他长叹了一声后说:“终于活过来了!”我们也以很快的速度干了一碗。于是我们知青点又传出叽叽喳喳、谈笑风生,于是我们又俨然有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读书人的矜持与斯文了……。(未完待续)

4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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