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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雪冷血热》

2021-1-11 09:34| 发布者: 安宁檬| 查看: 71| 评论: 0|原作者: 筱怡

摘要: 雪冷血热萧毅 当年,远赴关外戍边,到了连队刚一进屋就有人问:“伙计,你是哪里的?”“我是上海的,你呢?”我连答带问地说。“我姓贺,叫贺军,牡丹江的。”那人回答。此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他的外形:高高的个 ...
雪冷血热
萧毅

  当年,远赴关外戍边,到了连队刚一进屋就有人问:“伙计,你是哪里的?”
  “我是上海的,你呢?”我连答带问地说。
  “我姓贺,叫贺军,牡丹江的。”那人回答。
  此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他的外形: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国字脸,脸颊白里透红,浓眉大眼,高鼻梁,大嘴巴,眼睛凹陷,头发微卷,长相有点象电影中的苏联人。
  新兵连,我和小贺睡在同一条火墙的炕上,朝夕相处,关系不错。
  为了改善生活,连队自己养猪。一天,连里派我们几个去打扫猪圈。猪圈搭建在地头,四周用山石筑起了围墙,里侧是有棚的猪窝,外侧是露天的猪圈。一排猪圈分隔成好几间,分工每人承包一间猪圈,刨粪及清扫。
  好几头白毛猪和黑毛猪,身上沾满了粪土,静静地蜷缩在猪窝的角落里,看见有人进入猪圈,惊恐地睁大双眼瞪着我们,爬起身不安地转来转去,发出嗷嗷的叫声。
  一月的东北,天气已经很冷,室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露天猪圈的地面早已结了一层厚冰,冻得帮帮硬,只好用铁镐挖和铁锹铲地上冻住的猪粪。
  一稿下起,砸得夹着猪粪的碎冰渣四处飞溅,撒得满头满脸都是的,连眼角和嘴边也沾 上了猪粪,又脏又臭,臭味熏人,感到很呕心。
  一会儿,我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摘掉了棉帽,头上直冒热气,干脆脱去了厚厚的棉袄。可是干了半天,手掌上都磨起了血泡,只刨了脚下的一块猪粪,进展缓慢。他们几个完成任务后就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还没有完成指标。小贺见状,便留下来帮我一起刨猪粪。
  我俩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干得头上和身上出了不少汗,冬天衣服穿得多,汗水浸湿了里面的衬衫。露天的猪圈里寒风凛冽,脸上的汗水被吹干了,手上的血泡也被磨破了,钻心的疼。只好咬紧牙,坚持一镐镐地砸碎冰粪,一锹锹地铲起粪块,再用竹枝的扫帚把地上的粪渣扫掉,才把猪圈打扫干净。
  收工回去的路上,冷风直往脖子里钻,冰冷的湿衣服裹在身上,冻的直哆嗦。
  有一回,半夜里搞紧急集合。起床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手忙脚乱的,背包没打结实,一下子拉到野外跑了十多里地,半路上背包带散了。多亏小贺在我后面,帮着把背包带重新系上,才使我没有掉队。
  还有一回,搞投弹训练,每天都到野外,用教练弹训练投弹。
  训练时,要求大家应掌握投弹的要领和步骤:右手握住手榴弹把柄,将盖子的拉环扣在小指上,向前助跑几步,快速抬起手臂,利用身体的冲力和惯性,使劲扔出去。
  我原先对投弹还挺感兴趣的,可投弹时间长了手臂开始发酸,一天下来感到手臂很胀,第二天手臂有点沉重不太灵活,几天以后胳膊也疼的抬不起来了。每晚睡前,小贺总是叫我把肩膀和胳膊贴在火墙上烘烤。第二天起来,手臂酸胀果然要好一些,继续参加训练。
  刚开始,我们还扔不到三十米,有的只扔一二十米。
  大伙每天扔啊扔的,个个扔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摘去棉帽,头上直冒热气,裹在里面的衬衣也湿透了,手臂都肿胀了,又酸又疼,仍然坚持不懈。一枚枚“手榴弹”呼呼地腾空飞跃,着地后溅起一股股土尘,落弹点的距离渐渐地向前推进。
  一个月训练下来,大家投弹的距离比原来远了,成绩也有所提高。平时训练投掷的都是教练弹,最后要进行实弹投掷考核了。
  实弹投掷那天,连排长和团里的朱参谋等都在场监考,我们来到一座山上。连长让大家站在山坡上,面对山谷向前投弹,并再三强调投弹时必须按要领和步骤进行,千万要注意安全。我们距离山崖边大约有10来米,这样比较安全。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把手榴弹扔到了前面的沟壑里,爆炸声在山谷间回荡,烟雾弥漫。
  有个冒失鬼投弹时,手榴弹盖子的拉环扣在右手小指上,向前跑了几步后,用力扔了出去。没想到手一滑,手榴弹掉在了跟前五米的地方,吱吱地直冒烟,眼看就要爆炸了。
  连长见了大声喊道:“危险!快躲开!”
  站在后面的人,有的向后逃跑,有的左右闪开,也有的慌乱中就地趴下,纷纷躲避,一片混乱。
  慌乱中的我不知所措,在我身旁的小贺,拽起我的手转身就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参谋毫不犹豫地冲向前去,迅速抬起右腿,一脚把冒烟的手榴弹踢下了山崖。
  只听身后“轰”的一声,手榴弹炸响了。硝烟从崖壁下升腾上来,火药味在空气中蔓延。
  新兵集训结束后,小贺被分到营汽车连驾驶培训,我被飞到舟桥连,下半年就调到了团政治处。平时下连队,经常能碰上小贺,两人唠唠嗑、叙叙旧,感情挺深的。
  1976年初,我在团里闻讯小贺不幸因公殉职,听到这一噩耗,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
  原来是春节前夕,部队驻地政府,派人前往当地驻军慰问并放映电影,汽车连派小贺出车接送他们。
  晚上放完电影,小贺送他们回去后,在回来的路上,车子开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天很黑,小贺一时没认清路开到了岔道上,只好倒车退回去。当时只有他一人出车,没有人在后面指挥倒车。路况很差,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天黑路窄,一不小心,连车带人掉下了十多米的山崖底下。驾驶室的门被摔坏了,小贺被摔出车门倒在雪地上,昏迷了过去。
  深更半夜,路上没有行人来往。北方的冬天夜晚,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风卷起的冰雪落下后,覆盖在他的身上,冻结成一具“冰雕”。
  直到第二天早晨7、8点钟,才被路人发现。小贺在冰天雪地里躺了那么长时间,早已被冻僵了。当连队闻讯赶到后,人已被活活地冻死了,雪冷血热献青春。
  事发后,小贺的父母赶来处理后事。他父亲是牡丹江铁路局的十三级干部,母亲是个混血儿,外祖母是俄罗斯人。小贺的父母对痛失儿子毫无怨言,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和条件,只是希望能把儿子骨灰带回去安葬在牡丹江烈士陵园。
  按照有关规定,只有牺牲才能被安装在烈士陵园。小贺身亡的性质属于因公殉职,所以无法满足亲人的这个要求,使他们感到痛心和失望。

  注:本文被刊载在《知青.上海》杂志2017年第3期总第40期“回眸”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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