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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议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连续性 文/向胤道

2021-8-15 17:00| 发布者: 向胤道| 查看: 2026| 评论: 0

摘要: 雏议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连续性文/向胤道摘要: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创新与推进的漫长过程;是不断否定野蛮、荒乱、低级进入文明的发展过程。文明的多源性多样,是世界精彩所在;文明的 ...

雏议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连续性
文/向胤道


摘要: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创新与推进的漫长过程;是不断否定野蛮、荒乱、低级进入文明的发展过程。文明的多源性多样,是世界精彩所在;文明的连续发展,是人类世界生存的进步。于是文明从原始开始向有政治、经济、宗教与军事出现的城镇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发展了,有的中断了,有的没落了。中华文明是这一推进步履中的姣姣者,本文用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来思考中华文明,使我们能够更好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
关键词:雏议;中华文明;多源性;连续性


    世界文明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断否定野蛮、创新文化的过程,不断总结过去、创造未来的过程。比如禹王疏通江河的文明举措及神秘大禹《盘古王表》文化《山海经》文化。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有作为政治、经济、宗教、记载、民俗与军事中心的城市集镇、有能够交流思想的符号记事、文字纪录、图案以及后来出现的陶器制作、金属冶炼、金属制作技术等,比如金沙文明、三星堆文明、罗家坝文明、城坝遗址文化。用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来思考中华文明,能够更好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世界上产生的原生型文明众多,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
    基于全国各地考古的大量发现,不少专家教授认为: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成以下几句语: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超万年的文明起步,五至八千年的古国建立,五千年上下的中华统一实体。从万余年前的文明起步,到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强大帝国,仅管分分合合、朝代更迭,所形成的民族多元多样性一体结构,文化一直延续上万年,并逐步发展,在世界上是举世一流的并是可无比似的。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和它前面的古人类化石(如前面提到的“盘古王史表”)表明了几百万年到几千万年的文化根系。中国考古发现青藏高原中大量古生物化石,通过对这些化石研究证明:在4700万年前,这里存在亚热带森林,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与“桃花源”,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在农耕文明产生之前,夸父、盘古、女娲、伏羲、黄帝、嫘祖、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国古人类的起源与青藏高原的近200万年的加快隆起和巴蜀盆塞海的形成密切相关;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的化石可以说明这一点。青藏高原周边的古人类能蓬勃形成,北纬30度的最佳自然条件、山地气候、河流环境等有利于持续古人类生存和发展。
    19 、20世纪中国考古、历史学研究表明:中华文明不是单一的发展板块不仅与黄河流域有关,更与长江流域、巴蜀盆塞海有关。就此而言,敝人在不少专家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文明发展与幅沿分为七大区域系类型的理论: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以华北平原(齐鲁)为中心的东方文化;
以昆仑山脉为主的黄河长江上游(西藏、新疆、甘肃、陕南)文化;
以云贵川为幅沿、巴蜀盆塞海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
及后来形成的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江浙)文化;和以洞庭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加上,各部分文化中的各有区别、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不局限于那一个河系流域、山脉体系。
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控制这些河流山岳的形成和变迁的主要因素,表示了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原因与多源方向与统一走向。在惨酷、复杂、多变自然环境中,人们只有联合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和智慧,才能适应客观环境。于是形成为中华文明以“仁爱”“德贤”“孝悌”“中庸”“平和”“公正”“廉洁”“创新”的基本理论与处世观念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基础,促成了中华文明的五六千年多源一体的客观存在。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本质的区别。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辩证法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徐道一,2001)。《周易》是中国文化和智慧的主要源泉,其自然观:唯变所适,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理性(规律性、真理)、哲学概念,阴阳是对待的统一,矛盾是对立的统一。在自然观、科学观中,中华文明的特征是强调事物(包括其规律)是变易的,提出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观念,强调中、和观念的重要性,从而归纳为天道为常与天人合一。研究对象以太极、阴阳、八卦、五行等为主导,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分隔又相互依存。
    西方科学,尤其是牛顿科学,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把知识用以改造、征服自然,从而造成科学与人和人文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即:天人分离。可概括如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是以牛顿科学、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立足于简单性假设的观念。因而,周易与科学的基本概念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文化以原子、分子、化合物等为主导,发展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自然选择(优胜劣汰)。概念研究事物的联系----概念研究物体组成,研究方法:取象比类----由个别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的类推;整体、综合、归纳----分析、实验、创新、总结、推广。
    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很早就产生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加快隆起,使地形高差大,气候变化剧烈,温度差异显著,季风形成,四季分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个是中华文化的连续性、螺旋一样的上升发展性;再一个是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吸取性。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如果处理不当,马上会受到大自然征罚、报复。从而东方古人很早开始已形成“天人合一”“顺道自然”的自然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人生观。
    从中国古代神话中可看出古人在与自然关系处理中独具匠心。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又注意利用自然。如嫘祖遵循农耕社会“物物交换”原则,开拓集市贸易;夏禹顺从水的自然特性,清堵输水治水;燧人氏利用火的自然特性,根据“木中有火,以金克木,必有火出”的理由,教民钻木取火(烹饪与取暖)等,人的因素第一。中国在这样的特殊自然条件下,总结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说卦》:“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概括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谓之知易也。”。天地人被作为宇宙系统的最重要的三大要素。一方面要“天人合一”,一方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思想观念使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能减少到尽量少的程度,使中华文明在严酷、复杂、多变自然环境中得以持续几千年发展。“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华古人适应复杂多变环境过程中的理论概括。
    在20世纪下半时,少数西方有识人士也认识到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出的生态、环境科学的理论。而在中国,由于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和显著,古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超前在自然观上提出类似看法。我们万万不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把中国古代超前的理论观念说成是朴素的、原始的、传说的、甚至是迷信的,而不屑一顾。
    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统一和发展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995年10月,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尼雅遗址一古墓中发现一块汉代蜀地织锦护臂。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蜀锦为面料,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蜀锦有八个汉隶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地下埋藏四千年左右(公元前2000至公元后1995年),织锦依然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收藏于新疆博物馆),4000多年前的巴蜀锦绣怎么埋藏在数千里之外的昆仑山的?不能说不是丝路上的又一大奇迹。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公元前21——16世纪,夏朝时期启动发展,然后历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唐、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再到宋元明清,一个统一的中国一直延续。中华文明的传统在汉唐明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丰富,创新与强盛,并一直未曾中断,光耀人类历史的中华四大发明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其他几个古老文明的覆灭情况。古印度河文明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昌盛于公元前1800~前600年间著名的吠陀时代,属于城市文明。主要的遗址有:哈拉巴文化。其城市建筑水平则远超同期的其他文明,位居当时世界之首,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相反,中国古文明在青铜时代没有为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而中断。在西亚两河流域,是农耕时代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苏美尔人大约于公元前3500年进入文明社会到距今5500年左右。此时期开始形成文字、城市、科技与宗教。也正因如此,它成了临近民族争夺的主要战场。至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最后战胜波斯帝国,两河流域的政治文明中断,当地的楔形文字逐渐为外来的希腊文所替代。这些地方的文明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几乎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时,埃及文明出现于尼罗河流域,大致为公元前3500年,到现在也有5500年左右。这一文明也在外族的数次入侵和占领后被中断,大约存在了3000年。到近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才被学者重新解释。在西方,除了被中断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公元前2000—前1200年)之外,希腊文明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属于城邦文明。著名的城邦有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的属性就是小国散民与各自独立,没有融合一统的意识。公元前338年,巴尔干各邦为马其顿所败,失去独立地位。公元前145年左右,马其顿被罗马打败。罗马在这里建立了马其顿和阿卡亚行省,马其顿治下的巴尔干的政治文明也宣告结束。
  罗马文明属于后来者,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末,行共和、建帝国,存在了1000余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所亡。作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产生最晚、影响最大的罗马文明,也中断了政治上的连续性。
  这些原生或次生的文明都灭亡、中断了。我们从这些断裂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经济的强盛性、军事的先进性在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族的多次入侵是导致政治实体中断的关键因素,西方文化强调神的主宰,精神贫困往往使人们在困难面前无所适从。
     从世界历史上看,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然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有宗教(佛教),但没有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史,古希腊人没有形成从开始到结束历代史家连续按时叙史的传统。
     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从甲骨卜辞到金器铭刻,从《龟背图》《山海经》《水经注》《尚书》《春秋》《史记》《华阳国志》到由历代史家编撰的巨著《二十四史》,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见证。
  上述史实证明,中国历史资源之丰富,史事记载之连续,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感到十分惊讶。他在《历史哲学》中曾这样写道:“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清晰连贯,没有发生过断裂。圣哲的经典通过汉字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综上所述,世界上多个古代文明都已中断,仅仅中华文明能持续几千年,至今仍有生命力。这是为么?其原因之一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环境因素是十分特特殊的,是其他文明没有的,强调人的因素,“天人地”的和谐;西方文明强调神的主宰、神的力量。总之,罕见的中国自然环境蕴孕了罕见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各原生文明中,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绝无仅有的。唐代学者杜佑说:“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因此,地理条件、文明原因对于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价值重大,而圣哲的出现使“人性和而才惠”的中华文明特质变得更为显著。目前乃至以后,罕见的中华文明需要中国学者、有志之士来继承、光大和宏扬。
     当前,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种复兴举措深深扎根于万年上下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伟大多民族融合一体在发展中的复兴,传承中的升华,开放中的飞跃,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比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都深刻、都伟大。因为它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天人地发展规律,必将极大地促进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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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向胤道,“盘古王史表考”,科学星空杂志,“科学网”“新华网”(2017年)


【作者简介】
向胤道,笔名向一,1949年10月生,研究员,博士,省、市科协委员。曾供职于达州市科学技术局和史志办;达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拔尖人才”(政府津贴获得者)“文艺名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曾获“四川省40年科普杰出贡献奖”、胡锦涛总书记题词的 “中国百名行业创新人物金像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金桥奖)“全国九五科技成果一等奖奖”省市“社会科学成果奖”“澳门文化创新贡献奖”“省优秀科普作品奖”“国家行政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华优秀科普图书奖”“达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国、省、市科技奖等20余项。2019年和2020年分别完成省市财政专项重点資金项目各一项,已出著述10余部。2016获团中央有突出贡献的“身影.榜样”人物专题采访,向全国推荐并宣传。
系达州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四川省科普作协、中国国学会、世界华人科普作协、达州市老科协等常务理事、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系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国学院大学研究员和中国国际行业研究会(国务院直属)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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