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少年园丁梦（酸甜苦辣忆舌耕之1） 张长兴 我教书的动因何在，为何一辈子乐此不疲？ 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活命的驱使。1950年代初，对孩提的我来说，是极端艰辛岁月。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旧职人员，在新社会的乡下，斯文扫地。种田种地，一概外行，顶多是干点轻的简单农活。我们兄妹多，仅靠母亲拼死拼活维持。平日的稀粥青菜，到了三荒四月，外加八月荒，那点可怜的清水汤也维持不了。那饥荒时刻父母跌低脸皮上求下借而累累破壁而回屋叹息的情景，好似大山压在我幼嫩的心头…… 读好书寻出路，加上父母乡亲们的耳提面命，我经常坐在田埂上，或者月下的地堂里，或遥望云海天影，在咬牙，在发誓，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才有生路；否则死路一条！ 一是我的老师给我印象好，有的还是我的偶像；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乡下小孩，首先是读书，接触的层次高的对象当然是老师。那时的老师，职业神圣，为人高雅。我这“井蛙”，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是老师待遇好。老实说，自生存需求而言，若老师待遇差，甚至如10年浩劫时不如售货员，还要被打成“臭老九”，我当然敬而远之。但我们客家人自古崇文重教，最主要的是老师待遇好。当时小学老师一般三、四十元，中学老师一般六、七十元，高者八、九十元上百元的，让我辈穷鬼羡慕死了！当时吃公家饭的好，农民就是穷，穷得死去活来的。有一次父亲叫我去永和圩日卖鸡蛋，一毛钱三个，即3分钱左右一个。我早早摆摊，直到曲终人散，还卖不出去：因为我只能按父亲定价买，无降价权。正当我万般彷徨之际，是在粮所工作的宗亲买去了，才得解脱。 1959年领袖反右派，我佩服的老师纷纷倒下成了“反动派”被“专政”，全党共诛，全国共讨。但未倒下的老师却工资待遇未变；我的中学老师每天还有工友替他们送开水洗脸水，为此，我们还是视为追究的目标。所以，一想起此类事，年纪越大志弥坚——长大了定要当老师！ 以后转转折折读到高中，经历时代易帜坎坷的老爸，还是对儿子当老师不放心——认为还是靠政府恩赐左右的“政治饭”，还是“吃使不稳”，强令我报考医学院。父亲就是皇帝，就是圣旨。我谁都敢顶撞，就是畏他如阎王，只得从命。幸好形势急转直下，1960年初中共大规模压缩高校，是建政以来招生最少我们最难考的时刻。家父极为精明，为儿有把握高中计，还是主张我读师范报中文系。我读中文系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喜欢读书，而从孔夫子以来的许多文学家都是老师。我这穷孩子，穷得被人看衰——甚至穿衣服烂也被伙伴白眼而不愿靠近我。但我最顶呱呱的是作文好：从小学贴到大学。老师说与“有天资”，贴在学校公示栏帅帅气气的，那才是我扬眉吐气的伊甸园。记得我1957年上永和中学，第一学期就拿了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连我的母校大成小学竟然也轰动一时！人家说我小作家，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梦想将来要做大作家什么的。所以读华师中文系，真是我的最佳选择也。既然如此，教书是我的命，文学是我的魂，是我的命运注定了！ 家父真圣明，我果然考上：当时宁中中学60人报考文科，今2人考上，其中皆有鄙人，真乃险哉幸哉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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