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心思迁到参加高考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但真正自觉自愿到农村去的人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下去。记得早在文革之前，我就见到过居委会动员社会青年到农村去的情形，就是一天到晚上门动员，弄得家人不胜其烦，只好屈从下去。文革时期的动员下乡更是居委、单位、社会多方施压，一般情况下很难撑过去。 我家不是工、农、革干，成份不硬，又被红卫兵抄过家，更是不敢顶抗。一经动员，就迁户口。等到全家都下放到农村之后，我到是也死心了，认为这就是潮流大势，不可抗衡，准备在生产建设兵团好好干出点成绩来。 但是情况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大约是从1972年开始，竟然陆续有知青被调出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去上学。先是中专卫校之类的来招生，后来还有高校来招生。二是去工矿企业。先是有人去兵团办的各种工厂。大约74年以后各个城市招工渐多起来。三是回城的。有各种情况回城，例如身边无子女照顾回城，家里几人下乡可以一人回城；还有身体不好病退回城；还有些特殊行业可以子女顶替而回城等等。四是征兵参军。五是回乡。就是回到自己苏南老家的农村。虽然这些回去的人数不多，但陆续不断，就积少成多了。一年下来一看，身边的、连队里面的、反正认识的谁谁回城了。这些先遣者，就象是给正在茫茫征途跋涉的广大知青指出了一条新路。马上就激活了原本平静的心。于是每个家庭只要有点办法，就千方百计利用起来。原来“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不但变成了真正的口头说说，而且兵团农场的领导在讲话中也基本上不提。 我记得在四连时，就有一次征兵，那时谁都想去啊！但是名额只有一、二个。于是连队走程序。我好象那时是个班长什么的，我也想去参军，但条件不如人，没有进入候选人名单。后来还有招生、招工之类的，都是只有一、二个名额，我也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还曾暗中分析：知青中间，表现最好人被领导选中当干部；表现不好的人根本不会被选上。看那几个招生、招工走的人，好象都不是最突出的，是属于较好之列者。但较好之列者何其多也，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 1974年9月底我调到营部当书记员。一营的知青调动手续都由我来办理。当年11月26日晚上，营长开会回来，就布置了1974年度冬季征兵工作。全团共21个名额。但听完征兵条件，我就心凉了，“余已超龄，今生无缘吃军饷矣。”（1974年11月26日日记）11月29日晚上，四连召开征兵动员会，其他各连也都在这二日进行了征兵动员。30日晚上 我们营部几人开会，一致同意推荐通讯员程晓明报名参军。12月2日，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推荐参军体检人员，会议还专门请了三名群众代表参加，以示公平公正。会议最后确定了6人名单。我列席会议作记录，感觉到政治审查很重要，家庭政治历史对他本人有很大影响。最后确定的6个人都是家庭成份好的。营部通讯员程晓明总算也进入了体检之列。但参加体检并不一定就能参军。12月5日，一营6个人去大丰三师师部检查身体。直到12月23日，我接团部军务股的通知，一营参军人员为2人：一连的王建泉、温红良！ 我同王建泉、温红良不熟悉，同时我刚到新的岗位，也还没有想着马上就走。但接着就听到原来一起从淮海农场调来的无锡七中的知青华定增已经调回无锡，他是父母身边无子女，落实政策回去的。没几天，四连的知青副连长潘桂英调到大丰师部纺织厂。潘桂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估计她在推荐我当营部书记员时也是帮忙的。所以我很感谢她。12月27日同她告别之后，心里很有感触。我在1975年1月1日的日记上写道：“时间飞快，转眼又是一年开始了。余到农村业已七年，颇有感慨！”后来又写：“余不能如此庸俗，碌碌而无所作为。既然堂堂正正来到这里，或者干出点成绩来；或者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光荣离开。”（1975年2月26日日记）在我前面的二任营部书记员都已经调走，我想我这第三任书记员也应该有这个机会吧。 但形势有着出人意料的变化。进入1975年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传言，说是军队干部要撤走。4月9日我在日记上记下了同惠立人的闲谈：“现在提拔了不少知青干部，是为今后军队干部走了，工作不至无人抓，接班人也。”第二天，4月10日原二连指导员朱永美升任营副教导员，即日搬来营部。这也印证了军队干部要撤走的消息。在这一段时间，营领导好象也空闲了一点，孙营长，王副教这段时日每天晚上来我的住处闲谈聊天。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甚至有时还讨论哲学命题，就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坚白离”。有时孙福祥也在，再加上惠立人、方胜源等人来，那就更热闹了，大家各抒己见，颇有几分后来说的“沙龙”的味道。 1975年5、6月份，又有几个知青离开兵团，四连的苏州知青张积闻、顾维勤回苏州去了。我同顾、张二人比较熟悉，同顾维勤曾住在一个大宿舍里。还有原来一连的徐州知青张超华也因接替母亲工作而迁回徐州，国家规定煤矿职工子女可以顶替。我跟张超华曾在一连的蔬菜班一同干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的离开对我也是有触动的。 同时，关于军队干部撤离的传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流传。我在日记上写道：“军干走后，将是何种局面？”（75年6月7日）大家心中都在担心。1975年6月25日，孙福祥从团部开会回来讲形势大变，看来军队干部即要将走。“余等如何？不可捉摸也，渺茫！”（6月25日日记）6月27日，团军务股通知，要求各营立即统计人员，第二天就要送去。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余敏锐地觉得是在准备撤走也，清理交帐。……看来军干要匆匆撤走也。余等须自强不息！”第二天又写道： “一切迹象表示，军队干部要走也。大局已定。余等之辈去向何处？看来人们普遍谈论此题。前途问题重大！余思想上作最坏之打算，向最好处努力！唯自强不息，可保前程。”（6月28日日记） 1975年7月1日全体党员到团部开会，听报告，传达中央13号文件和省委文件。会议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的不同，坐在正中讲话的居然不是原来的军队干部，而是换成了地方干部王副团长！“趋势已很明显：军干们已退至二线，王副团长已以当然的第一把手来讲话了。营里朱副也是如此。今后的日子更须小心。”（7月1日日记） 对于这个变化，我最担心的是：人事一换，原先熟悉的领导都走了，“可能入学的机会又没有了，不禁心头沉重……”（7月2日） 这一段时间，营部军队干部逐渐把工作交给了地方干部，比较清闲。1975年7月9日王副教导员跟我聊天，我才知道：“原来中央专门有个11号文件，将兵团解散，乃是形势的需要。” 就在兵团撤消在即，知青纷纷思虑重重之时，1975年大专学校的招生又来了。7月11日我接到通知，要各连干明天去团部开会，布置招生工作。“余思量，其烦无穷。营部几人都是竞争对手，几乎不可胜也！看来今年是关键，谁都将抓住不放的！命运之神降在谁头上？”（7月11日日记）7月12日晚上营部开会，讨论关于75年大中专院校招生问题。我们一营共有10个名额，具体分配给各连队几个名额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给了营部几位知青一个上学的名额。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余能否排上？按条件余是最好的，只要推荐上，便可也！”7月13日上午营党委会议，讨论招生问题。名额有限，又要照顾各种各个方面，都认为难以平衡。“营部知青入学条件都很好，但只能走一人。怎么办？余只能走到哪步算那步了。”（75年7月13日日记）因为我知道排在我前面的有营副教导员、徐州知青余丽霞，我肯定争不过她。 但我努力一下还是需要的。7月14日我写好报名书，交给了营长。第二天晚上，我们营部几人便开会，推荐报考上学人员。推荐的结果不出意料，果然就是余副教导员。我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郁闷不已。同时，好友惠立人也在一连的入学竞争中被删下。7月16日营党委会议，决定一营报考上学的名单。我心有不甘地写道：“余观之，资方的法权、特权仍是占统治地位也。”（7月16日日记）在日记中发泄一下胸中闷气。 招生一事至此基本尘埃落定。兵团撤消工作又提了上来。7月21日下午各营干们到团部开会，传达兵团交接工作会议。我在这二天重新写一份花名册，为兵团交接作准备。7月24日我到团部开会，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省委的文件，内容是撤消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等。此后几天，营部军队干部已经不管事，在整理行装，准备撤走了。 1975年7月29日下午，黄副营长部队来卡车接他。7月30日早晨我送黄副营长上车，与他告别。8月17日中午我帮孙营长捆绑家俱。下午3点多来了一辆拖拉机，我和众人帮营长装车，孙营长同众人告别。我跟着拖拉机到三营，把拖拉机上的家俱卸到大卡车上。最后我同孙营长告别。从此再未见面。只是曾经写信问好，并且还给他寄过十斤粮票。8月18日我帮原营教导员张富高的家属搬家俱，装拖拉机，跟车到团部，再把家俱搬到卡车上。至此，一营的军队干部及家属全部撤离。 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与撤消，我在当时并不了解其缘由，也不知道这时候不仅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撤消，而且是全国其他省区的兵团也都撤消了（新疆兵团除外）。这些都是后来陆续知道的了。但当时我从我们一营的情况来看，感觉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搞不好，作物产量不高。知青高度集中，生产效率不高。 我理解为这是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的需要，是不计经济成本的。所以当时对于撤消兵团还有些想不通，难道因为生产建设兵团经济效益不好就要撤消？ 在军队干部撤走的同时，方强农场和各营的领导班子都建立起来了。8月3日营部会议，各连队政指参加，汇报学习中央17号文件情况。这是第一次没有军队干部参加的营部会议。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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