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农场那些年没怎么见过老刁，调到昆明就更见不到了，直到返回北京，才在几个场合与老刁相遇。一次是成都的尹俊屏出国路过北京，在戚玲处见过一回；再一次是邓贤（成都知青）到北京办事，聚过一次，那次好像傅颖也在；第三次是李荣生（昆明老知青）来北京，聚过一次，那一次有龙起涛，依然仪表堂堂。

如今的老刁里里外外已经完全一副老板气派了，革命意志彻底消失。

再一个要说的是杨开明。

我和开明接触的不多，时间也很短，大约也就是同在试验站的几个月吧。但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如今看来是很深远的，不能不记上一笔。

试验站房后头有一条沟，估计从前可能有很好的水流过，因为在下游有一个类似于水磨坊的大房子。我、开明还有35 中一个学长叫闻瑞桐，我们三个被安排在那个水磨坊住过一些日子。那段日子对我很关键。

那时，晚上睡的早，睡不着就躺在蚊帐里聊天。闻瑞桐基本不说话。我肚子里没货，讲不出什么。主要是听杨开明讲。开明大几岁，聊的东西在我听来大多都很新鲜，有些漫无边际，都是些学校不教的内容。听起来非常开窍，使我大大地明白了我的无知，并且唤醒了我想多知道一些东西的渴望。回想起来，大概从那时开始我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即所谓的求知欲。弄巴的新华书店成了我赶街必去的地方，还想办法找书来读。直到今天这个习惯仍未改变。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杨开明的水磨坊夜话。

再一个要说的，就是同住水磨坊的那个闻瑞桐。

此人长着个圆圆的大脑袋，脾气出奇的好，但多数时间不苟言笑。闹不清他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我们晚上的聊天闻瑞桐基本不参与，他在听英语广播，学英语，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异数。闻瑞桐有个当年绝对属于奢侈品的半导体收音机，砖头那么大。除了干活，他的唯一生活内容就是跟着半导体学英语。说老实话，在水磨坊的日子里，他和杨开明一样是我崇拜的对象，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考虑学英语，也许因为我认定自己不可能有那么一个半导体。

因为那个半导体，闻瑞桐除了给人以怪的感觉外，另有人悄悄传递着一个说法，说他老兄名义上是在学英语，其实在偷听敌台。既神秘，又有点儿瘆人。据说他的行为已经被秘密报告总场了。感觉上哪天来人把他拘走也在意料之中。但是，一直没有人动他。

我调走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最后想说的是两个女生。一个叫谢淑红，另一个叫林芷宣。在整个陇川农场，或者说，在整个云南，她们俩——加上宣传队的王建国（小名二铁）是仅有的3 个我8 岁以前就认识的人。今天算起来，我们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同学了。

意味深长的是，自从小学毕业分手以后，我们就和那两个女生再也没见过面——包括在农场的那几年。

我们4 个同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小学的同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金融一条街原址。许多年来，我不知道这两个女同学哪怕一点点情况，一点都没有，但是我没办法不把她们记录在这里，这似乎是一种冥冥中的内心驱使。因为她们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岁月的流逝和记忆的永恒。

林芷宣是和我同年进校的，一• 二班。谢淑红大一些，是蹲班蹲到我们班的。林芷宣文静，谢淑红泼辣。可能正因为后者泼辣，所以我还能记得一些她的样子，而前者我则完全记不得了。她们俩好像都住在西养马营电影院附近，那是一条比较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记忆中我好像跟谢淑红说过不多的几句话，她嗓门儿很大，有一种咄咄逼人之感。林芷宣呢……记得不错的话，好像给我送过一次《中国少年报》——就这么点儿交道。整整6 年就是如此。

升入中学以后，自然各奔东西。“文革”开始不久我家就搬离了那里，小学时代便自然而然地远去。一切似乎就那样结束了。我绝对没有想到，也不可能去想，在陇川那个遥远的边陲，会有我儿时的同伴。

几十年来，我只听说过两次她们的情况，一次是在试验站警卫排时听我们排长说到了她们两个的名字。一次是在我调到昆明以后听人说过谢淑红——说她嫁给了一个农场职工，生了两个孩子。自己搭建小厨房做饭，回北京探亲已经不敢过马路了，等等……第一次听说，使我震惊于世界的狭小——各奔东西的同学居然就在一个农场。第二次听说，使我感到人生如戏，让人无缘由地生出些伤感。

真不知道她俩如今可好，算起来已经快60 岁了。如果说，小学使我们相识，那么陇川农场则使这种相识变成了一种无形的缘，如一首歌中所唱——

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不会忘记……

写 作

知青这代人出作家，这自然有着很深刻的社会心理的原因，不谈。仅就现实而言，我们陇川农场也出过好几个，颇值得一说。

一营的于耒可能是陇川知青中最早发表作品的人，我在《云南日报》上读过他的诗，很钦佩。后来十三队的梁德明也写了不少。我看过梁的作品，文笔很纯熟，写的大多是农场生活，读后十分亲切。此外成都知青倪金奎也写了许多诗，出过诗集。水工队的鄂严生也写过，但是如今他转头搞了个小小音乐工作室，作词谱曲，自得其乐。不再写东西了。

我的写作，严格地说应该是从三营八连开始的。

那是一个充满狂野与激情的连队，生龙活虎。那样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一些文学青年，我算是其中一个——累得半死不活还要趴在蚊帐里写诗，几乎是我们这一代知青作家的共同写照。记得诗歌被刊登在连队的墙报上，会开心好一阵子，却根本没想到，那几首歪诗竟会改变自己的一生。就好像一个搂草打兔子的农夫，最终却变成了一个猎人。

1973 年夏天，省里来了两个写电影剧本的人。他们东游西逛一番后，在场部坐下来开了一个会，宣讲了一些文艺战线的动静，其中一位兴奋地告诉大家：江青同志已经带头穿裙子啦！会后各自星散，依然回去啃自己的地球，没有谁关心江青同志下边穿什么。不料，第二天那两个人居然跑到八连来了，说要见我。原来场部有人告诉他们，三营八连有个知青诗写得不错，值得栽培。印象里，我和他们聊了聊，又引着他们看了看我发表在墙报上的诗，然后那二位就走人了，再然后就忘了。

第二年夏末，省文化局突然来人了，说要招我到云南省文化局的文学创作班去。我大悦，那时候有办法的人已经开始想办法调走，能离开农场自然使我兴奋无比。

但是中间出了点波折。由于当年我的言行比较倾向农场老干部，军队那些人便在讨论放不放人的问题上对我进行了阻挠。招生的人一直蹲在场部外边的树荫里等结果。最终我被通过了，同时通过的还有农场宣传队的倪金奎。几个月后，我们的档案被调走，随即发来了录取通知。是倪金奎跑到三营八连找我报告喜讯的，当时我正在放牛。

关于倪金奎这个四川兄弟我会专门写的，因为此后我们在昆明共同生活了近20年，同出同入，有许多许多故事。这里只简单说两句，他太太和我太太是昆明军区58 医院的姐们儿，他女儿和我儿子是发小儿，不知道这算不算世交。

接到录取通知后，农场老人还有些不放心，最后是老场长杨树才派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章凤上车。同行的是我们连的肖鸣群（成都知青），她被调到省委机要处工作。我俩一路杀到昆明。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此后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写作勤奋，出版了5 本小说。1992 年夏，我放弃了云南的收获，举家回到了北京，转身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回京后的十几年，我以蓝玛的笔名出版了30 多本侦探小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整出了一些小小的气象。今年将出版我的第58 本书，我计划60岁的时候能出60本，不知能不能实现。

年初的时候，应邀参加中法文化交流，法国人让我谈谈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告诉那些金发碧眼的欧洲年轻人，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云南边陲一个叫陇川的地方度过的，那是一片美丽而狭长的河谷平原，当地人称之为“坝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说不清为什么，我居然有几分莫名的感动。

在昆明写作的那些年，我出了几篇不错的作品，发表在《收获》、《当代》杂志上。不久《当代》就派编辑到昆明去找我联络。聊罢创作，找了昆明的几个文友喝酒，其中就有邓贤老弟。邓贤后来的几大作品如《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全都是这位编辑编发的，遂声名鹊起。

在农场时我跟邓贤并不熟，偶尔他们连来几个家伙到八连打篮球，我也只是个看客。更多的时候是于清早看见他和周宪生（成都知青）赶着一大群牛，从起伏的绿色丘陵上逶迤而来，两个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跑前跑后地将那些牛赶到南宛河附近去吃草——很有诗意的一道风景。

我调到昆明以后没几年，全国恢复了高考，邓贤第一批就考上了云南大学，可见这家伙之聪明。他的高考作文答卷被刊登在《云南日报》上，风光无限。这小子也就变得越来越时髦起来，渐渐成为推动潮流的那种人。

有一天晚上，他东打听西打听，问到了我爱人所在医院的科室，又从科室人那儿打听到我们的住家（平时我们见面都在我的工作单位）。他和周小蔚（成都人，周宪生的妹妹，后来成了邓夫人）赶来要借钱。问他们借钱干啥，他们说要买摩托车。我的天，那时候我们连一辆好些的自行车都没有，这二位居然玩起高级的了。钱拿走，很快就骑上了摩托，得意非凡，人五人六的在昆明的各个角落时隐时现，无比快活。

又几年，邓贤调回了成都，教书之余笔耕勤奋，先后出版了前边说的那些书。引来一片喝彩。迄今为止，这是反映我们云南知青生活和命运最为真实与完整的作品，为我们这代老知青作传代言。

邓贤功不可没。

接下来出场的，自然是压大轴的人物王小波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王小波活着的时候，我既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更不知道这个作家是陇川农场出来的。一无所知——对他的了解始于他的去世。

作为写东西的人，对文学方面的动静自然很关心。因此，某一天媒体上突然爆出一个叫王小波的作家以及他的经历种种，马上引起了我的关注。报道我看了，他的书当然也迅速地读了。说实话，我真从他的小说中读出一点点“云南的味道”。但是，仍然没有多想。

记不得什么时候和我爱人闲谈，她说王小波她知道。我惊讶，追问。她说王小波他爸王方名和爸爸（我岳父）当年同是一起从四川万县徒步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妈妈（我岳母）和小波他妈宋华阿姨是胶东老乡和多年的老朋友。

天，小波居然不是外人！

我爱人随即告诉我，小波在云南农场干过。这越发使我吃惊了，同时也明白了小波作品中飘出的云南味儿确有来头。但是她说不清小波在哪个农场干过。她只是说，小波当年好几次路过昆明，都要到军区后勤部我岳父家落脚，侃一些东南西北的事情，还拿一些他写的东西给大家看。几乎没人能看明白。再后来小波调回老家烟台去了，从此再没谋面。

那时我真的感到这地球太小了，怎么扯到一个人就能扯出些故事。加上小波的文字和文品实在令我钦佩，非常遗憾没能见这兄弟一面。

我爱人又告诉我说，我们调回北京前，发愁没有地方住，我岳母曾经想把我们弄到西单附近她老战友的儿子留下来的房子去安身，那个老战友的儿子就是王小波，当时在美国。后来我妹妹帮我们在阜外大街弄到了一处住房，这才没去西单住。换句话说，冥冥中我和王小波几乎是擦身而过。真是造化弄人呀！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仍然不知道王小波是哪个农场的。

某一日，宁悦和刘润忠招呼老知青聚会。拿来好些瓶剁辣椒。那是刘忠庆（上海知青）和宁悦夫妇俩自己做的，将一大堆红辣椒剁碎，然后借用附近饭馆的大铁锅蒸出来的，跟农场老职工做的一模一样。正在派发，不知怎么就说到了王小波。许荐华说，王小波不就是野牛吗。我一愣，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张宝明接碴儿说：就他妈是野牛呀，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那个。据说丫到农场就没洗过脚，晚上拿破衣服把脚一包就睡了……

我已无言！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闹了半天我和小波居然是一个农场的，中间仅仅隔着一条河——但是遗憾，无论农场战友也好，作家兄弟也罢，我俩注定无缘见面。

小波乃天纵之才，文字一流。他的小说也许不是最棒的，但他的随笔，他的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还有他自由思想者的为人为文之旷达、之不羁的豪气，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作家中堪称无出其右者。

陇川农场的300 多北京的兄弟姐妹应该记住他。

东西写好了，我很快会把这篇东拉西扯的文字给李清发过去。用我俩共同认可的话说——祭奠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

（文中所提及的名字，除注明者外，都是北京老知青。——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