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里规矩多
“不能没规矩”，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父母们在管教孩子时常说的一句话。爸爸在家里也时不时会说：“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小孩子好比一个盆景，如果不修枝剪叶、捆绑造型，能好吗！”规矩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允许做什么、不让做什么，是一种行为的约束。虽然规矩并不一定都正确，但已经定下的规矩，就要大家遵守。在中国，各地有各地的规矩，成了当地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各家也有各家的规矩，这就是家规。
我的父母，都是山东人。年轻时到了东北，后来又在北京生活，这几个地方的规矩在我们家或多或少都有。
说话有说话的规矩。北京是皇城，天子脚下最讲“礼”。你、我、他、仨，要说成您、我、怹、三，透着文明。邻居见面，年龄小的要主动问好，常用的客气话儿是一句“吃了吗您呐”。在长辈面前不论说什么都要先叫尊称，见到比自己大的孩子不能直呼其名，要叫xx哥、xx姐。父母下班归来，我们要叫一声“爸爸”、“妈妈”，要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把拖鞋递到他们脚边。自己下学到家，要报一声“我回来了”。去电影院看电影、戏园子听戏，灯一黑，就不能出声，非说不可的只能交头接耳。煮饺子时看破不准说“破”，盛饭不能“要饭”，吃鱼时不能说“翻”，要说“划过来”、“掉个头”等等。
吃饭有吃饭的规矩。我们一家人，过去是分开吃饭的。爸爸不吃猪肉、大油，主食也只吃面食。妈妈就单独给他开小灶，等他吃完了，才给我们开大锅饭。直到妈妈生小弟弟，我们做饭了，全家才在一起吃饭。遇到有客人来，吃饭时未经招呼，小孩子不能上桌，更不能在饭桌周围嬉笑打闹。平时吃饭，大人没动筷子，小孩不能先吃。夹菜时必须靠自己跟前夹，若是“抢占制高点”或是“越过中线”，妈妈看见了，就会用筷子头“啪”一下打在你头上。嚼东西不能“吧唧”嘴，喝汤不能吸溜。饭粒掉在桌上要捡起来吃掉，吃完饭碗里不能有剩饭剩菜等等。
做客有做客的规矩。到别人家去，不能空着手，要根据对方情况和去的事由准备礼物。那时候年节串门儿最常见的是打个“点心匣子”。在稻香村等店铺里，都有备好的印得花花绿绿的点心盒，你选上“大八件儿”、“小八件儿”或者其他几种点心，售货员会帮你码放整齐，摆得漂亮，盖好盒盖，放上一张写有吉祥话儿的彩纸，用细细的纸绳捆好，再拴一个提梁。就算不吃，瞧着都高兴。水果店里也会预备下大小不一的篮子，选几样时鲜的果子放在里面，提着它们去走亲访友，简直挣足了面子。
行动坐卧也有规矩。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平时坐着要挺直腰板，不能踮脚、抖腿、跷二郎腿。走路要挺胸抬头，不能勾肩塌腰、哈里哈撒。睡觉也要右侧卧或者平躺，不能满床打把势、四脚八叉。由于常年这样被约束，我已经养成了好习惯。特别是睡觉，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当年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我曾跟一个战友打赌，看谁能在不到1尺宽的长凳上睡觉，掉不下来。结果我赢了。到现在我70岁，依然身形挺拔，步履轻快，不能不感谢父母早年严格的家规。
六、劳动最光荣
家里大大小小的孩子谁也别想早上睡到太阳晒屁股，谁也别想父母会帮你干这干那。我们上的人生第一课就是“劳动最光荣”。从洗手绢、洗袜子，到洗碗、洗衣服；从刮土豆皮、切萝卜片，再到擀面条、蒸馒头。家里所有的活儿，都要从易到难，一点点学会。慢慢地我们竟发现，其实劳动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也能乐在其中呢。
有一天，妈妈到前院学织毛衣，小鬼当了家。大哥说：“今天我做疙瘩汤给你们尝尝！”这可是妈妈的拿手活儿，也是我们的美食之一。大家眼巴巴地等着。快中午了，大哥把锅放到炉子上，倒进水，又把白面放进盆儿里，学着妈妈的样子，淋点儿水，用筷子来回拨拉，果然，面粉变成了小疙瘩。大哥把疙瘩拨进水里，得意地命令我：快去，向妈报告，就说“大哥做的疙瘩汤好得没治了！汤是汤、疙瘩是疙瘩”。我忙不迭跑去“鹦鹉学舌”替他吹牛，还拉着妈妈赶紧回家。此时，大哥的疙瘩汤也出锅了，谁想到竟是一锅糨糊！我奇怪地问：“你不是说汤是汤、疙瘩是疙瘩吗？”大哥也一脸茫然。妈妈笑了，原来，面疙瘩要等水开了才可下锅，而且要打散了一点点放。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做疙瘩汤，直到今天还是各自的“保留节目”。那一句“汤是汤、疙瘩是疙瘩”，也成了我们几个揭大哥短儿的“名言”。
我7岁时蒸了此生第一锅馒头。在仔细观察了妈妈是怎么发面、放碱、揉面、做馒头、摆屉等一系列过程后，我也照葫芦画瓢蒸了一锅。因为个子太矮，我登着个小板凳才够到桌子上的大案板。想到有大哥的教训，我没敢吹牛，悄默声儿地干，可心里还是挺得意的。晚饭时掀开笼屉，我期待中的大白馒头却变成了黄色的饼子。由于我放多了碱，那饼子有点苦涩。没想到爸爸看了连说“不错，不错！能做就好，我带头吃两个”。爸爸是这个家的“司令”，在他的号召下，一屉7个馒头被大家捏着鼻子吃了个精光。事后爸爸还对我说，这是他吃到的最好吃的馒头。我知道他是“违心”的，是在鼓励我。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干活。
学会了蒸馒头，我又学着做米饭。那时，全院儿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就在我家的南墙外、正对院门的地方。旁边是一棵老槐树，邻居在树下堆了些煤末子。我投米时没端住，连水带米洒在地上。我赶紧用手把米捧进盆里，带进来一些黑黑的煤末子。我以为水能把它们冲掉，就一遍遍地洗，结果发现，黑水流出后，闪亮的小煤渣儿还是和米一起留了下来。哎！累得我满头大汗，折腾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换了米，才把饭做熟了。
后来，我看到妈妈用各色毛线给我们织出了漂亮的毛衣、围巾、手套、帽子，觉得很神奇。两根竹针把毛线挑来挑去，像变戏法一样好玩，就又开始偷偷学起来。捣鼓了半天，总算织出了巴掌大的一块。想起妈妈织完毛衣还要烫一下，我也在火上烧了烙铁，把织好的毛片放在写字台上。烙铁热了刚要熨，又想起妈妈每次都要盖一块湿湿的毛巾在要熨的东西上面，于是我就把烙铁放在桌面上去投毛巾。回来一看：写字台已经冒起浓浓的黑烟，烙铁粘在桌面上怎么也拿不起来。这一下我可傻了眼，哭着大叫：“着火啦！”妈妈从院子里跑进来，赶紧用水把烟止住，可烙铁还是拿不下来。我心想：糟了，这可是刚请人做好的新写字台，晚上爸爸下班准得训我。谁知道爸爸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耐心地告诉我怎么做才正确，让我长了知识。几天后，爸爸又请人把写字台的桌面刨掉厚厚一层，这才去掉了烙铁的焦印。这张写字台一直用到爸爸去世。
七、“当当老头”
建国初期，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币值有好多种，大概10000块钱相当于后来的一块钱。家里生活不错，妈妈会在过年过节给我们点儿零花钱。这些钱大多数都被我们买了零食。我记得那时，正规的商店只有顺城街路西一家，但是经常会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叫卖各种东西、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听到“卖……大……小……金鱼哩”，你就可以端上个小盆儿，灌些水，花200块钱（相当于2分钱），挑上三五条或红或黑或花的小金鱼，他还会送你一根绿绿的水草，带回家可以养好长时间。再比如听到“啪啦啪啦”铁片重叠振动发出的声音，加上“磨剪子来，锵菜刀”……的叫声，大人们就会把家里用久了、变钝了的菜刀、剪子送出去，过不了一会儿，那磨刀人就会把刀剪送进来，让你切切东西，剪剪布条。你满意了，就给他500块钱（5分钱），这是“官价”，童叟无欺。还有锔锅锔碗的，要是来了，我们都去围着看。本来是破成两三瓣儿的洗衣盆，到了他手里，钻眼儿、钉锔子，一会儿便修好了。试试：装水一滴不漏，又能继续使用。神了！
其实，我们最想听到的，是不紧不慢敲击小铜锣那清脆而亲切的“当当”声，因为这是“当当老头”来了。他是个头发花白、有点驼背的老人，每回来都敲着小铜锣，所以我们叫他“当当老头”。他的小推车上总是装满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大哥挑糖果，哥要切糕，我的最爱却是五香大芸豆。递上100块（1分钱），老爷爷就从拆开的书上扯下一页，左右手各捏一角，这么一转，做成个锥形桶，用小勺一下一下向里舀芸豆。装满了就递给我。我舍不得吃，总是捏着一粒粒又大又面的芸豆慢慢品尝。大哥吃完了自己的糖果，闻着香味也过来抓上两粒。
学会花钱了，两个哥哥就攒钱去看电影。他俩都在奋斗小学读书，有时妈妈给点儿早点钱，他俩便逃学跑去看电影。后来胆子更大了，竟然全天逃课，看完电影再跑到玉渊潭公园，扎了筏子在八一湖玩水，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家吃饭。爸爸经常出差，妈妈又没什么文化，小哥儿俩就这么自由着。期末成绩册发下来他们可傻了眼，那一连串的2分3分怎么向大人交代？还是大哥主意多，他拿了爸爸的一支钢笔，带着我哥在街边路灯下改分数。3的右上角加个小横道，变成5；2加上条斜线，变成4。没想到，爸爸下班骑车路过看了个正着，小孩子的拙劣把戏哪能瞒过大人的火眼金睛！
吃罢晚饭，爸爸问他俩考得怎么样，大哥递上成绩册，说：“还成吧，有5分的。”爸爸勃然大怒。山东人常擀面条吃，爸爸特意为妈妈做过一根3尺长、手腕粗的擀面杖。说时迟那时快，爸爸到厨房抓起了那根擀面杖，向两个哥哥冲去。妈妈立马吓得变了脸色，拉过我低声说：“赶紧去你爸面前拦着，要不非把你哥打死！”又顺手推了我一把。果然，爸爸怕棍棒无眼伤到我便住了手，可仍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想了想，叫过我哥，把他拉到屋门口，又把那根擀面杖横在门里，问：“这擀面杖比门口尺寸大，你怎么才能把它拿出去？”我哥本来就胆小，他吓得眨巴着眼，看着爸爸。连问了三遍，才怯生生地回答：“我把它竖起来不就拿出去了吗。”爸爸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扔掉擀面杖，说：“我本以为你脑子笨才学习不好，原来你还挺聪明的。以后你们俩要是再学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一场战斗就这样过去了。两个哥哥从此再也不敢旷课去看电影，他们的零花钱也只能跟我一样买点“当当老头”的吃食。每隔几天，我们就希望能听见那小铜锣发出的“当当”声。可是没多长时间，亲切的“当当”声没有了，听说“当当老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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