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们连的那些事

苦辣酸甜

                     母们连的那些事

                              一   

离开兵团那嘎哒很多年了，可是有时还会想起母们连那些难忘的往事。

          70年开春，一天二排的人在麦场呲拉捂吧了的麦子, 大家正忙叨着扒拉麦子，,那个外号叫半拉子的北京知青脚下一出溜，摔了个大仰巴壳子，手上装疙扔的簸箕也突鲁到地上。 连长见了气不打一处来，喊道：“你干哈哪, 干啥都打狼， 扯犊子可行，赶明搪个板把你供上吧。”呲哒的半拉子很没面子。他是家里的老疙瘩，可不是善茬子，也不怕穿小鞋，马上念秧道，我可不像老灯那么能赖大彪。这下可沾包了，连长贼历害, 拿起扫帚疙瘩，五马长枪的要打他,. 半拉子毫不示弱，指着连长接着说，好，今天我就和你好好说道说道，你这种人我见的老鼻子了，得意的就向着，看不上的就抽冷子往死里整，看看你管的那个食堂，挠啃我们这些小嘎，油都哈喇了，还舍不得给母们吃。真挺损的。招笑还想让我好好干活，我图鄙啊。算我点儿背，到这儿嘎哒，要是在北京我做喔码人，有你好看的。两个人嫉葛浪, 嫉葛浪的，知青们忙横扒拉竖挡着。指导员来了对大伙说：“ 别卖呆了, 麻溜干活去。”转身对半拉子说：“你回宿舍，拿姨子好好洗洗，完了腰秤去。”他恩呢一声，边走边叨愣七咕的说：“今个真得劲，真逾作。”指导员又对连长说：“才刚你咋甩剂子了。”连长说：“我看他就别楞，见天直不楞登的在那儿干靠，要不就撩骚。说的轻,，和你打哈哈。说重了，就和你扭头别棒的。别人干活都七吃咯嚓的，他可倒好，喇忽的拿袋粮食稀淌哗漏的，干旁的就整的半拉咔叽的，那个地起包上赶着和他一起干，他还蛮不讲理，让人家边拉儿去。要是我说了算，坐地处分他。”指导员说：“这样的皮孩子，得拉巴一把。我不涞旋，处理不好，他们不是作妖，就是整景鼓动人乱豁愣，那样的话年底母们连的四好连队可就泡汤了。

                                    

                                   二

      连部和家属房当间有排干打垒的房子，连里要在那儿设立个小卖店，旁边的偏煞子当仓库。开业前两天小洋人跟着尤特去团部上货，回来时过了五连，车便打误了，司机刘震武忙下车挨排查看。车上的小洋人和铁子小贼人、韩玲、老头、秀梅、张老歪在车上没着没唠的，也都下了车。张老歪说：“车兴许坏了”。秀梅说：“刘震武有招，坏了也准保没事”。 车上那个事妈老李念三七儿说：“ 先别说的那么悬乎，看他嘴笨的跟棉裤腰似的，不修坏了就不错了，嘎点啥。”老头气呼呼的说：“你快眯着得了，刘哥修过的车海了，他有张程。”果然刘震武前后忙乎了半天，乐呵的对母们说：“妥了”。小贼人忙用喂得罗的水，洗了个轻飘、顺甜的香瓜递给他。

      晚上小洋人认真布置小卖店，迎接开业。有好信的也来帮忙，大家叨登了半天，总算收拾好了，小卖店贼毙。最重要的是，母们从此方便了许多。

   

苦辣酸甜

                           往事如烟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我放弃去离家较近的老改 农场，却满怀豪情的和同学们一起乘上知青专列，到离家很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列车启动的一刻，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尤其是女同学，有的眼睛都哭肿了。我却不以为然，心想：哭什么，马上就要和解放军还有大批的转业官兵工作、生活在一起了，多好啊！列车慢慢的驶进了北方的一个小车站，双山火车站。我和同学们拎起提包，陆续走出了车厢，空旷的大地上，传来了一阵阵锣鼓声和欢迎的口号声。只见前面不远处飘着几十面红旗，旗下站着许多人，那是师首长和地方的干部群众来接我们的。短暂的停留后，我们便分别乘上解放车向团里驶去。车队在沙石铺的公路上，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才到我们五十三团的团部。

      团部不算大，只有几排土房和砖房整齐的排列在那儿，墙上贴满了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等标语。汽车在一排砖房前的操场上停了下来，同学们陆续跳下汽车。上千人聚集在那儿，有的同学走来走去在找人，有的同学在交谈，操场上人声嘈杂，十分混乱。领队大声喊着、叫着，不断发着口令，好不容易才把队伍集合好。这时一位团首长走到队伍前，为我们致欢迎词，接着另一位团领导公布各连队的人员名单。随后领队带我们到团部食堂就餐，一进屋一股浓浓的牛奶味和香香的面包味便扑鼻而来，听说这是他们特意为我们准备的。这东西可是大家在家都很难吃到的，不知为什么，我们却都没吃多少。饭后各连队的领导有的用马车，有的用尤特又将我们送到了各自的连队。
      我们连队座落在山坡的下面，第一栋砖房就是知青的宿舍。一进屋只见那宿舍有二十几米大，对面炕，上面铺着新炕席。过道不大，尽头有一排多层的木架子，那是放脸盆的地方，一盏油灯悬挂在屋子中间。连里没看见来接我们的解放军官兵，再看看宿舍连个电灯都没 有，我有些失望。或许是一路累了，我们铺上行李，都没洗漱就倒在炕上睡着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大家发现彼此的鼻孔或多或少都熏黑了，原来是油灯弄的。
      连队的食堂就在宿舍后面，很大、能摆几十张桌子。但是伙食却不大好，很单调。每天的食谱是早饅头、浆子、咸菜。午饅头、汤、隔天有时会有一顿抄菜。晚饅头、大餷子粥、咸菜。面条、大米粥则是病号们的专利。这样的伙食让知青们十分不满，于是不知是谁编了个顺口溜，早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喜洋洋，晚上喝汤照月亮。而我也没想到这套食谱竟让我一吃就是八年多。为了解谗，我们到麦场拿来黄豆，把铁锹放到炉子上，倒上黄豆，拿小勺来回的扒拉。好了再喷上点盐水，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在兵团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活，最累的属夏锄和秋收了。就说夏锄吧，天刚亮大家就得下地了，到了地头二百多职工一字排开拿拢，等后边的人拿到拢时，前面的人都快干一半了。那拢很长，有近二千米，每人每天要铲好几根拢。一天要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真的好累呀！终于盼来了送饭的老牛车，午饭就在地里吃了，干活快的，吃完了可以躺在地上枕着锄把眯一会。干的慢的，就不能休息了，吃完了就得赶快去拿拢，否则就会落得更远了。
      我们各连队之间离的都很远，有十来里地。因为是丘陵地带，所以看不远。如果看见大道上偶尔有人走过，我们就会放下手里的活，伸着脖子看，直到看不见为止。连队的报纸很少，我们很难看到。若想知道外界的消息，只能通过各宿舍的广播了。团广播站每天定时播放新闻，各连队的好人好事，生产进度，以及师，团首长对当前各项工作的指示等等。连里的文化生活也少的可怜，几乎看不到一本政治类以外的书，小说类的书就更甭提了。看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团放映队一年只下连队一、二次，翻来复去放映的也只是地道战、地雷战、样板戏这些老片子。但是每次听说放映队来，无论多晚、多冷，知青们依然会早早的等候在操场上。大家冻的直搓手、猛跺脚，但谁也舍不得离开，一直坚持看完。
      在连队知青们最痛恨的是，每天晚上那没完没了的大会了。最初两年搞斗、批、改时，开的是批斗会，批完了原来的领导班子，批坏分子，知青和老职工们则坐在男生宿舍的对面炕上，听着台上人慷慨激昂的发言，不时还要跟着喊上几句打倒某某的口号。再后来就是生产会、生活会。指导员讲完了副指讲，连长讲完了副连长讲，其实哪翻过来倒过去就那点事。连领导一个不拉的都要讲几句，就像不发言别人就不知道他是领导似的。再看下面的职工，大多低着头，闭着眼睛，有的人嘴角已流出了哈拉子。更有甚者，竟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美丽的幻想破灭了， 这种乏味的生活让我们很郁闷，精神上又苦闷空虚，百无聊赖。所以知青们想尽办法要离开那里。后来我们通过转插、病退、招工、接班等方式都回了城。终于如愿已偿，知青们个个高兴的不得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数年后我仍会时常想起它，那片曾经让我们，撒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地，那个使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苦辣酸甜

                                  探亲假

       从六八年下乡去兵团到七六年返城回家，八年多 的时间里或探亲、或公出，我曾回过很多次家，但是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第一次的探亲假。
       记得那是六九年的春节前，我为了能回家过年，元旦前就给大弟弟写信，让他在年前给我拍个电报，就说我母亲病了，我好请假回去过年。几天后电报如期而至，我拿着电报到连长那儿顺利的请了探亲假。简单收拾好东西，准备第二天回家。同宿舍的几位同学见我要走，一下子急了，于是商量也要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可是她们没有假条，怎么办哪？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以送我到车站为由去和连长请假，还好她们都被准了一天的假。
       第二天一早我拎着提包，她们五个人每人背个黄书包，坐上连里的尤特，踏上了回家之路.。到了双山火车站，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生怕连里的人追上来。那时双山站到哈尔滨站的票价很贵，要九元多，是我们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我们只挣三十二元的农工来说，的确钱不少。花那么多钱买车票真不甘心，想来想去最后大家决定干脆不买票。列车上的人很多，一个挨一个，根本看不见列车员，我们暗自庆幸逃票成功。可是我们必须得在齐齐哈尔车站倒车，换车时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了，最后还是被车站的工作人员给圈住，办了学习班，并花五元一角钱补了张齐市至哈市的车票。   
       十四天的探亲假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回到连队后，第二天我就上班了，她们五个人则分别在排里做了深刻的检查才过关。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可是这次探亲假的经历却让我至今难忘。
        吃苦尝辣好心酸，为了回家天天盼。      
        一年一次探亲假，睡在梦中也喊甜。

苦辣酸甜

                        兵团趣事

       六九年六月中旬，我们菜班正是铲地忙的时候。大家从早到晚要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天气热，可是有时我们连口水都喝不着。又渴又累，真想早点收工回去。可是领我们干活的李大爷偏偏不发话，怎么办哪？这时有个女知青想了个办法，只见王红一只手拿一把锄头，然后对着使劲敲打，铁片处发出当当的响声。我们见状忙扯着嗓子大声喊，敲钟了！敲钟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表，连队上下班是以敲钟为准的。李大爷听了信以为真，就对大家说收工吧。我们听了喜出望外，拿起锄头撒腿就往宿舍跑，生怕李大爷发现了，再把我们叫回去。不过这种小把戏也只用过两次而已，多了就不灵了。
      七月时节，我们种的香瓜，有的已长的比拳头大了，看了让人垂涎欲滴。可是瓜地里有专人看管，想摘瓜是很难的，于是大家又开始动脑筋了。一天下午休息时，李大爷有事先走了，看机会终于来了，我们赶紧聚集到瓜窝棚前。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几个人围住看瓜的刘大爷，没话找话的和他聊天。另一部分人进了窝棚，爬到那个临时搭的木板床底下，掀起后面的草帘子爬出去。瓜地就在眼前，大家马上分散开高兴的摘起瓜来。我不会挑瓜，只是看哪个大摘哪个，可是一连尝了好几个瓜都是苦的。她们几个也只吃到两个甜的，没办法时间紧迫，我们只好又从原路返回。窝棚外几个荒友正和刘大爷聊的热火朝天，见我们回来了，忙钻进窝棚里。结果一样，他们也是甜瓜没吃着，倒是扔了一地的苦瓜。那几个男生也不示弱，听说他们是半夜时，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去的。摘完瓜后，他们把带去的裤子用绳先将裤脚绑好，把瓜放进去，然后用两只手抓住裤腰处，往肩膀上一搭，便兴冲冲的回了宿舍。怕被别人发现，他们只得将瓜悄悄藏进自己的箱子里。很快丢瓜的事就被连里知道了，女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躲过去了。男生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天夜里连长突然带人对男宿舍逐一查铺，偷瓜的知青恰巧不在，待他们又拿着香瓜回来时，便被连长抓个正着。一通批评和检查是免不了了。没办法，用现在的话说，谁让他们点背呐！

苦辣酸甜

                           备战那年那些事

        一九六九年初正是中苏边境部队关系紧张的时候。 我们连队虽然离边界还很远，但是备战的气氛却很浓。每天清晨五点多钟声一响，我们便急急忙忙的起床了。穿好衣服后，拿起炕边的木棒，就往操场跑。大冬天的又那么早，外面一片漆黑。冷风嗖嗖的直往脖子里面钻，冻得我直缩脖子，两只手也在手套里缩缩着，不敢伸开。
        各排分别站好了队，便由排长们组织各排操练。每天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右转、预备用枪、刺等基础训练。有时还会到山坡下，三人为一组，成三角形趴在雪地上。口令一下，我们便左手拿着木棒，用右胳膊一下接一下的向前 爬行，但队形不能变。天实在是太冷了，冻得我们不行了，回到宿舍半天都缓不过来。这可恶的早操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进行着，直到中苏边界两国的关系缓和下来才结束。
       演习是我们兵团的另一种训练方式。记得有一次已是半夜时分，我们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信号弹，接着紧急集合的钟声就响起来了。我们马上爬起来，迅速穿好衣服，打好行李，背上背包，拿起木棒，跑向操场。各排报完数后，连长简短的做了战前动员，就带着队伍向山里进发了。山里的雪很厚，都快到膝盖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才走不远我们就已累的气喘虚虚了。一直走了很长时间，也不知走到哪儿了。这时只见有的战友因为背包没打好，那背包已从肩膀上掉到屁股那儿了，这是行军中，不能随便停下来，所以他们只好用右手托着行李走。还有的战友索性把行李拽下来，抱在怀里走。天亮时我们总算走回了连队，演习结束，大家也已累的精疲力竭了。只见知青们一个个躺在炕上，喘着粗气，一动不动的，就像要死了一样。
         事后才知道，这次演习家属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一位家属以为苏联军队打进来了，不敢点灯，只好借着夜光，和面、烙了厚厚一摞饼，准备转移时吃。还有一个家属听到炮声后，吓得赶紧用棉被包起孩子，一溜小跑进了自家的地窖。待到要给孩子喂奶时，才发现自己竟把孩子抱倒了，孩子的脸憋的通红，差一点死了。那些事后来被大家当做笑料在连里传来传去，说了很久。一次次的捧腹大笑，反倒让我们忘记了演习时的疲劳。                        
       备战那段日子，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但是它磨练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我们一生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苦辣酸甜

                                   荒友小涛

       晚上连里开大会，照旧又是那些啰哩啰唆的车轱轳话。快散会时副连长宣布调整宿舍名单，我们连务班和畜牧排被合并到一个宿舍。新分的宿舍在连部那栋砖房，右面是办公室，左面是我们宿舍。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忙着搬家，我们宿舍离这个宿舍近，不一会就搬完了，畜牧排的宿舍在山坡上，她们用老牛车拉了好几趟才搬完。
       晓涛是畜牧排唯一的北京女知青，她中等身材，大大的眼睛，略微发黄的头发，松松垮垮的梳着一对刚刚过肩的辫子。当时是初冬时节，她上身穿一件烟色条绒上衣，下身穿一条肥大的军裤，脚上穿一双大头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驼色的长围巾，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因为不在一起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认识，彼此却没说过话。短暂的接触后，我发现她是个性格温和、不大爱说话的人。后来时间长了、大家熟了，她的话才慢慢多起来。一天午休时宿舍里没几个人，她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本集邮册给我们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集邮册感到很好奇。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一页一页慢慢地翻着，那一套套五颜六色的小邮票，真是美极了。大家一边看，一边不时停下来，向她提出一些问题，她耐心的为我们讲解着，象个老师，脸上现出难得的微笑。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悄悄把一本外国名歌递给我们。这在当时也算是禁书了，所以我们只是偷着看却不敢唱，我在那本书里又看见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名曲。后来她从北京探亲回来时又带来了一个乐器，我们高兴的围坐在她身边，她给我们弹了首每次开会前常唱的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大家听了很兴奋，于是几个知青开始抢着学弹琴，你不弹了、她就弹，反正琴是闲不着。只是练了很久调还不对，但是那把琴却为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带来了欢乐。
      连里来的这批北京知青是全班端的，可是晓涛除了和宿舍几个人来往外，北京知青只有一个叫张新建的女同学常来找她，我有些不解。后来从别人那里知道，原来她父母是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了，直到现在还在学习班学习没解放。而她从不向别人提家事，只是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着，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年青女孩来说，这压力该有多大呀，难怪她很少笑呐。或许是我亲属也有这样经历的缘故，从此我俩走的更近了。
       晓涛在畜牧排时有一段时间负责放羊工作，听说她每天把羊赶到草甸子上就坐在地上看初中的课本.晚上没事时宿舍里的知青一般不是到家属区去串门，就是聚在一起闲聊，只有她还在看书。见她这样爱学习，我很佩服她，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大学，毕业分回了北京。                       
       八七年我公出去武汉，路过北京时到她家看她，她说她和她爱人每天晚上轮班看孩子，俩人都忙着学习，准备明年出国。现在她们一家三口已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定居生活数年了，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深深的为她祝福！                    
      元旦前晓涛来电话，说她再回来时来看我们，我笑着说:"不用，我们组团去看你。"心中开始期待着这次重逢！

苦辣酸甜

                               我们的女宿舍

      下乡在连队时，我住的宿舍有二十来个知青，她们来 自齐齐哈尔、北京、哈尔滨、上海四个城市。那时候年龄小时常想家，为了排解思乡的苦闷，宿舍里几个性格外向，爱说爱闹的知青，在晚上没事时，就领着大家变着法的玩，也算是自娱自乐吧。
       几个样版戏在全国演的最热闹的时候，连里也赶排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准备参加团里的会演。宿舍里的人不甘示弱，于是也排了一场，是杨子荣进山见座山雕那场。我们把一北京知青的皮坎肩翻过来当座山雕的服装，杨子荣的帽子和皮大衣是老乡的，马鞭子挑一个树枝就行了。八大金刚是现成的，宿舍里的人早已把那些黑话背的滚瓜烂熟，对答如流了。进山时的前奏吗，一个老师用嘴就轻松的唱出来了。整场演出都很成功，就是那两声枪响，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北京知青拿着烧火棍叭、叭，打在了尿盆上。
         七十年代初，哈市每人供应二斤大米，八斤白面，细粮少，所以东北的知青无论男女生回家都要带上一、二袋面。快过年了，要回家的早已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了。一天晚上小李子说：“下了火车到汽车站挺远，拿两袋面不休息能不能一气扛上车？咱们试验一下呗，”大家赞成。老六自告奋勇，我们把用毯子包好的两袋面放在她的肩膀上，她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抓住毯子，围着屋里的火墙子走了起来，大家一起喊着：“一圈、二圈、三圈……，老六一直走了十圈。又有人说：“炕就是火车踏板，老六上！”只见老六咬紧牙关抬腿就上，一次、二次，怎么也上不去。这时大家才明白，一是炕比火车的踏板高，二是没有抓手，我们不禁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可苦了老六，累的是满头大汗。
       在兵团时是很难吃到包子的，一天畜牧排的一头牛死了，杀完牛后，指导员让把肉都送给食堂。第二天听说吃牛肉包子，知青们的脸上个个带着笑容。吃完饭后，宿舍的小冯和南芳竟又打起赌来。小冯说：“你要是还能吃五个包子，我花钱。”南芳说：“那你还得在食堂给我磕三个头。”小冯答应了对方的条件。有不怕事小的，于是有人一溜小跑到食堂买来了包子。食堂做的包子，一个足有三、四两大，只见南芳大口吃起来。吃着吃着她越吃越慢起来，看来是撑的够呛，可是为了面子，    她还是坚持把五个包子都吃下去了。小冯输了，宿舍的知青一起起哄，小冯不得不硬着头皮在食堂给南方磕了三个头。这件事一下子在连里传开了，那几天大家见了她俩就笑，吓得她俩直躲。
         团直学校给连里的学校拨下来一个大队鼓，四个小鼓。放学后几个学生每天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操场上操练。宿舍的人也想试试，一天晚上到学校拿来了队鼓，大家围着火墙子打起了队鼓。咚、咚，叭拉叭拉，咚、咚……。你别说，那点 打的还真有点意思，一下子又找回了学生时代的感觉。一直没有机会回连队，也不知那个宿舍还在不在？

苦辣酸甜

         
                             采蘑菇的日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大田的麦子、已经开始收割了。 山里的蘑菇，榛子也可以采摘了。这几天不时看见家属们三一群，两一伙的结伴上山采山货，我的心也活了，跃跃欲试。一天我和中学的几个学生约好，让她们上山时也带上我。下午三点多，放学的铃声响过后，我便快步走回宿舍，赶紧换上水靴子。按理说上山是应该穿球鞋的，但是昨天刚下过雨，我怕山里的路泥泞，所以才穿水靴子。接着我一只胳膊挎上一个土篮子，怀着一种新奇、兴奋的心情与同学们向山坡上走去。
       我们沿着山坡的小路向前走了大约四十多分钟，有八里多地吧，便开始上山。走了不一会，我就看见一棵大树根下有几个大蘑菇，有的蘑菇上面还有红色的点子，十分好看。刚要去摘，旁边的高淑荣叫住我，说那是毒蘑不能吃。她告诉我榛柴棵底下的榛蘑最好吃，接着她指给我看，那边那些到前胸高的灌木就是榛柴。原来小小的蘑菇还有学问，虽然我比她们大几岁，但是在许多方面我远不如她们。我们又往山里走了半天，一片榛柴终于呈现在面前，側身弯腰看，只见榛柴棵下面果然有一片一片的蘑菇。那蘑菇不大，其形似伞。盖顶上有的是淡土黄色，有的是棕褐色，下面是圆柱形。它们一个个就像张开的小雨伞一样，站立在潮湿的土地上。我赶紧放下土篮子，蹲下来兴致勃勃的摘起来。第一次采蘑菇，小心翼翼的，生怕碰坏它。半个多小时吧，就摘了满满的一大土篮子。看这儿的蘑菇没几个了，大家又继续往山里边走。一边走，一边四处寻找，没多长时间就又找到了一片榛柴。这回我采的速度快了些，不一会工夫这个土篮子也装满了。初战告捷我十分高兴，谁知我光顾乐了，没看脚下，一个树杈把我的水靴子扎了两个大窟窿。我很懊悔，这地方可没地方修鞋，只得花钱再买一双了。唉，真是得不偿失。
        回到连队，天已经快黑了，食堂早就下班了，幸好宿舍的人帮我打了晚饭。狼吞虎咽的吃了个馒头夹咸菜，就开始收拾蘑菇了。我先把粘在蘑菇上的树叶摘干净，把蘑菇根上的土去掉。然后双线纫针，再把它们一个个串成二尺来长的串，挂到一根粗棍子上面，然后再把木棍搭在外面墙角的两个窗台上。全忙乎完了，宿舍里的人有的都睡半天了。此后一连六天，我天天如此。星期天放假，我又找了一个大筐，把两边系上绳子，挎在肩上，筐背在身后。怕拿不动，这次只拿了一个土篮子。当然了回来时又是高兴的眉开眼笑满载而归。惹得看见我的知青们，眼中充满了羡慕。
      几天后晒的蘑菇干了，到食堂借个秤一称竟有八斤。想到今年过年，家里的餐桌上会多一道小鸡炖蘑菇的菜，我开心的笑了。此时仿佛看见了弟弟们贪吃的样子和他们那灿烂的笑脸，几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

苦辣酸甜

                                柜台

      七四年元旦后，我独自一人拿着调令、背着行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某团团部报到。这是师里的一个大团，有四十多个连队，仅北京知青就有近六千人，全国各地来的知青达万人。军务股的首长把我安排到团直学校，我说：“我不想干这行了。”他说：“那就到卫生队？”我说：“我没学过，能行吗？”他又说：“要不你到商店。”我高兴的答应了。从此我当上了一名营业员。不干农活站柜台，这儿在当时的知青眼里可是个不错的工作，但是干上了才知道其实当个营业员并不轻松。那时我们两个人负责六个柜台、几百个品种，我每天在柜台里走过来、走过去，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路。
       每个月开支后的前几天我们最忙了，柜台前常常围满了顾客，他们这边喊，那边叫，要这儿要那儿，忙的你脚打后脑勺，没有一会闲功夫。下班前我们各组还要和收款处对帐，望着柜子上那一打打要打的小票和盒子里高高堆起的纸币，哎！由不得你不皱眉。每月一次的点货也是各组最忙的时候，那天我们要把库里的、柜台里的所有商品都要逐个点一遍，然后写出盘点表与调拨组和收款处对帐。我们常常因为差几角钱，用算盘把那几十页的盘点表打了一遍又一遍。下班了，吃饭的时间也过了，大家还在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但是听不到一声抱怨。
      几乎每天我们各组还得抽一个人去卸车。那货车装的满满的，看上去晃晃悠悠的。五金组、布匹组和文化组的货最沉了，有的两个人才能抬得动。每次卸完车，我们都是满头大汗。
      各连每年六月夏锄前都会放假，借此机会我们商店每年也要开一次好、少、新商品交易会，为此我们提前一、二个月就得开始做准备。这期间各组进的好一点的货，通通不卖，把柜台底下堆的满满的。自行车、上海手表是凭票供应的，但是如果你有了票也先不卖，都要等到开会时才能卖。而海军衫、底卡布、甚至上海产的鞋油、牙膏、铁皮暖瓶等等那些今天都不值得一提的商品统统在开会的那三天里作为好、少、新商品才摆上柜台。交易会期间，每天当店门一开，人们便会蜂涌而入，一会营业室便被挤的水泄不通。有的柜台甚至被挤的倾斜了，屋子里到处飘散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可想而知营业员们又会忙成什么样子。还好那几天食堂的伙食不错，每餐都有好几个菜，就象过年一样。
      七六年年底，我被招工离开了工作几年的商店。告别柜台，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种是庆幸，我终于可以离开兵团回家了。还有一种是留恋，舍不得离开那些与我真诚相待、朝夕相伴的朋友们。

苦辣酸甜

                           爱情

      每个人一生中都离不开亲情，爱情和友情，于是便有了身边的这些故事。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有幸福的，有痛苦的知青们 也不例外。他们有的婚姻，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有的婚姻，你吵我骂，鸡犬不宁。有的婚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有的婚姻，一方或双方为了孩子，在忍耐，在将就。于是有的走出围城，分开了。有的还在围城里，维持着已经死亡的婚姻。
                               (一)

       六八年丽文初中毕业去了农场，令她兴奋的是，一起去的同学中，有她暗恋的同学国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丽文终于和国良确立了恋爱关系。她帮他洗衣服、拆被、做棉衣。每次从家回来都要带上糖果、点心，自己舍不得吃，统统送给他。她对国良可称是一心一意，照料的更是无微不至。
       七四年国良被推荐上大学，丽文听了这个好消息比自己上大学还高兴，从此两人书信传情。一年多后她收到的信渐渐少了，问及此事，国良总是说功课忙，丽文疑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没过多久国良来信了，说将来他们两地分居会有诸多不便，并提出分手。丽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全身心投入的爱情，会是这样的结果，有种已被掏空的感觉。她大病一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天，病好后她瘦了一圈。虽然她仍像往日一样工作，却时常发呆，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
       招工的来了，分场领导把名额给了她。返城后丽文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很快结婚。一年后儿子出世了，娘家人很高兴，以为她已从失恋中走出来了。虽知半年后，丽文却突然思想紊乱，胡言乱语，生活不能自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孩子也只好由婆婆照顾。
        十几年后我在街上碰到了丽文，她还认识我，两手紧紧的握着我的手，微笑着问这问那，十分热情。可是不一会，她的两眼开始发直，看了让人害怕。我的眼圈湿了，心中怜悯她，但又怨她，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是那种心态。

                            (二)

      老蔫是上海知青，黑龙江的兵团战士。七四年冬，当他感到回家无望时也找了个对象，女朋友不是知青，是当地人，前年毕业的中学生。风英身高近一米六，五官端正，长着一双笑眼。她人善良、单纯、勤快、能干。七七年元旦他们结婚了，连里分给他们一套去年倒出的土房。
       知青们陆续返城了，七九年当老蔫带着风英风尘仆仆的回到上海，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那时住房紧张，他们只好和父母，妹妹们挤在一起。面对这个土里土气的媳妇，婆婆说话总是凶巴巴的，不带好气，洋气的小姑子们更是不拿正眼看她。老蔫没正式安排工作，找了份临时工，每天回来都比较晚。他原本话就不多，这种情况两人话更少了，通常是吃完饭就去睡觉了。偶尔风英会对他说些家事，抱怨婆婆和小姑子。老蔫有时默不做声，有时责怪她不该斤斤计较。他不知道既便结了婚，也需要相互交流，这样才能彼此感知。风英没户口，没特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在家里做家务。到外面她听不懂别人说话，无法交流。在家里没人和她说话，孤独寂寞。
        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年多，一天因一件小事，小姑子又和她大吵起来。事后风英越想越气，两年来的委屈一下子都涌上来，她没留下一句话，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听说此事后，我沉默很久，脑中浮现出她扎着两个小辩，眼睛老是带笑的模样。不知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想到了，黑土地的亲人们？是否想到了凝结他们爱情的那间小屋？
                                 
                            （三）

       北京知青杨洋和周秀丽，从小就住在同一所大学的家属楼里。小学、中学在一个班，下乡时又在一个团。可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相爱了，返城一年多后，两人走在了一起。
      婚后他们挤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里，生活虽过的苦些，日子却是快乐的。特别是儿子降生后，小屋里时常传出一阵阵笑声。几年后旧房动迁了，长工资了，提干了，买车了，儿子上大学了，每年都有新的变化，好事一件接着一件。
      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开始闹别扭了。从抱怨对方，到无端的猜忌。从最初的争吵，到后来的无话可说，夫妻之间已没有语言交流。那个被称之为可以遮风避雨的港湾，再也听不到笑声，也没了往日的温暖。杨洋不再期待下班，而是害怕下班，大家都走了，他还在磨蹭，走在路上尽量把脚步放缓，他实在不愿再回到那个冰冷的家。杨洋去意已决，分手成为必然。持续几年的冷战，在儿子大学毕业之际，终于结束了。
      曾经爱的那么真，那么深，现在不爱了，人生真是变化无常。
                                               
                               (四)

       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看了让人羡慕。大白话是天津知青，大个是北京知青。都在团机关工作，不在一个部门，但在一个机关食堂就餐。大白话性格开朗，爱说爱闹，有时还爱臭贫，排队吃饭那么一会嘴也闲不住。大个性格温和，话语不多，做事稳重。他们认识两年多后恋爱了，团机关的人很奇怪，这样两种性格的人，怎么会在一起了？
      返城后大白话随大个去了北京，结婚时没有房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的一处空房里。那会工作忙，他们又要强，晚上常挑灯夜读，三年多后双双考入成人大学。毕业后大个被分到公司人事科，大白话进了销售科，女儿也已四岁了。
     那时公司的政策好，规定销售过百万，就可按比例提成。大白话舍不得休一天，东奔西走，把他负责的几个县市，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年底他成为公司里唯一销售过百万的人，被评为销售冠军，并得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四年后他们搬进了公司分给的新房。
      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没吵过，没闹过，两人互敬互爱，有事共同商量。说是商量，其实大多是大个做主，大白话去执行。问起秘诀，大个说：“也没什么，就是彼此理解、包容、信任，遇事换位思考。无论是钱还是什么，都给各自留有空间，也就打不起来了。”
         如今女儿在国内一家大公司工作，他们都已退休。于是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去公园锻炼身体，一起去各地旅游。有时到网上看看，来了兴致还跟跟帖子，尽情享受幸福的晚年。祝福你们，模范夫妻！
     
                          （五）
   
        小说《围城》有段被称为经典的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他们走在一起是邻居的热心帮忙， 冯小光和沈洁都是齐齐哈尔的知青，下乡时分别在黑龙江兵团的四师和五师。返城回来时两人岁数都不小了，认识后相处半年多，他们就匆匆结婚。
       婚后不久双方的缺点，便逐步暴露出来。小光朋友多，又好喝两口，下班后经常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外面。海阔天空的聊，直到很晚回家。沈洁原本脾气就急躁，见家务活都扔给了自己，起初埋怨几句，常了两人开始吵架。     
      女儿出世后，家里的活多了不少，小光有所收敛。可孩子大一点后，他依旧我行我素。她曾想过离婚，但又舍不得孩子，怕跟自己受苦，怕跟他受屈，必竟那时挣的少，必竟那时孩子小。就这样他们三天两头的吵，竟然吵了一辈子。虽然彼此再没提离婚，却也和离了差不多。女儿结婚后，倒出了一个屋子，于是他们各住各屋，各干各的，从不多说一句话，家里就像一个无声的世界。一个没有爱的家，就象一个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