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样板戏”的情缘

刘厚甫

      不久前，在新西兰奥克兰市最现代的剧场上演了中国国家京剧院著名演员演唱的京剧经典唱段专场。其中《痛说革命家史》、《智斗》、《家住安源》、《打虎上山》等当年被称为“样板戏”的现代京剧唱段，格外赢得观众的掌声。这些四五十年前响彻在中国城乡大地上的旋律，如今回响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剧场里，我作为当年知青身份的“样板戏”戏迷，却在异国他乡聆听到这耳熟能详的旋律，不由得产生穿越时空的恍若隔世之感。

         1969年初，在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和十几个小伙伴插队在胶东半岛昆嵛山下的一个村庄。劳动的苦累和伙食的低劣自不待言，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空虚。多亏我的室友庆信精通音律擅长民族乐器，闲暇中吹吹竹笛拉拉二胡，驱散了身边的寂寞。我近朱者赤不久学会了拉二胡，并能跟着庆信的竹笛一起演奏一些歌曲旋律。知青组有两位女同胞淑琴和淑玲，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能歌善舞的骨干，经常是丝竹声起她们便飘然而至，四人组合自然形成，大家有奏有唱，而且男女搭配唱歌不累。尽管不累但翻来覆去唱那些歌总有审美疲劳的时候，于是我们的兴趣点开始转移。

       知青宿舍里有县广播站统一安装的广播喇叭，每天除了朗读伟大领袖最高指示和播报新华社通稿新闻外，其余时间反复播送风靡全国的“样板戏”全剧或选段。其实当时全国各级广播电台的节目也都如此（文革前所有文学艺术作品全部被封杀），下乡前在城市里也经常听到大街上高音喇叭和家中小喇叭里传出的这些旋律，但那时真没有静下心完整地聆听。如今在寂静的乡村夜晚，仔细欣赏这些唱段，会发现越听越好听。那雄浑的交响乐与清脆的京胡声融为一体的音效和那荡气回肠跌宕起伏的旋律，确实不同于程式化的传统京剧唱腔，当然也比我们奏唱的那些歌曲的旋律要丰富多了，我们决定要学奏学唱“样板戏”。

      我们从大队（村）部借到了京胡、月琴，又从县书店里买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的主旋律乐谱。庆信对民族管弦乐器无师自通，学拉京胡不在话下。我也因有拉二胡基础而再学京胡也不难，并且还自学弹月琴。学奏学唱“样板戏”无疑要比歌曲有深度和难度，大段唱腔的主旋律乐谱都是十几页，我们硬是一页一页啃下来，熟悉后再一板一眼一字一句地扣。掌握了旋律后便注意收听广播，每当喇叭里播送此段唱腔时就认真模仿它的韵味。好在这几块“样板戏”的录音总是翻来覆去地播放，像一台有人管理的老唱机在反复旋转。

      学奏学唱“样板戏”比歌曲有瘾多了，害得我们经常废寝忘食——反正那伙食无非是干吃玉米饼子或地瓜干，等娱乐够了再吃还容易吞咽些。上工前放工后和晚饭后有一点空闲时间，我与庆信互相奏唱彼此伺候，我拉他唱，他拉我唱，奏唱的是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参谋长、李勇奇等角色的唱段。两位女同胞加入时，庆信操京胡，我弹月琴，奏唱的是李铁梅、李奶奶、阿庆嫂、沙奶奶、小常宝、方海珍等角色的唱段。村里有几个京剧爱好者也闻声而至来“玩票”，在我们伴奏下唱些老生花脸的唱腔。其中有位在本村居住的乡村中学教师赵某，嗓音洪亮且通晓音律，对京剧有些研究，经常在放学后或放假期间常来与我们切磋一下“样板戏”里老生唱段。

      这种自娱自乐方式帮助我们度过了下乡插队艰苦的第一年。1970年初冬的一天，大队（村）支书找到我和庆信，商量能否排演一台全本“样板戏”，春节期间为村民们演出。一个不过千人的村子能排出一台大戏？我俩觉得有点玄，支书说有你们做台柱子就行。他说村里过去有个业余剧团，在冬闲时曾排过忆苦思甜的歌剧，也演过传统京剧折子戏，学大寨后冬季也闲不着，剧团就停止了活动。现在这帮队伍人还在，但他们的文化和乐理基础差，学新戏完全要靠你们带。我们一听也来了兴趣，哪有戏迷票友怕上舞台的？大家合计一下认为要排就排《红灯记》，主角的演员首先有了保证——整天我们在一起奏唱的两位女同胞，一位面庞姣好身材苗条且嗓音清脆，现成的“李铁梅”；一位明眸阔脸体态略胖且声带偏宽，称职的“李奶奶”。加上一表人才的教师赵某饰演“李玉和”，真是珠联璧合。伴奏由庆信操京胡我弹月琴，其他配角好、龙套演员和乐器、锣鼓演奏员由原村剧团人员担任，一个三、四十人的剧组就开工了。

      尽管我们平日自娱自乐时早把《红灯记》的大小唱段都奏唱得管瓜烂熟，但真要排演全本戏对每个人都是考验。演唱和伴奏要与司鼓衔接，演员要熟练背下全部台词且一招一式要表演到位，人物上场下场要有舞台调度。虽然在广播里听“样板戏”听得耳朵几乎磨出茧，但所有人都没看过专业剧团演出，也没有任何视频资料——那时当然没有电视，“样板戏”电影也没拍出来。没有专职导演，演员的表情、动作、调度全靠自己根据剧本里简单提示来发挥，剧本里几张彩色剧照中的亮相成了人物造型的唯一参考。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大戏终算杀青，正月初六在本村登台演出。首演当晚全村空巷，男女老少早早集聚在村广场的戏台前。舞台灯光要靠燃烧煤油的汽灯，扩音设备要用小型发电机发电带动，大幕要有两个专人负责关闭。简陋的条件没有遮住舞台新秀的光芒——“李铁梅”和她“奶奶”的扮相俊美唱功不凡，在大多数从没走出乡村的乡亲们眼里是大明星。由于我们四人组合长期磨合，在舞台上配合格外默契，所有唱腔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开场到闭幕掌声叫好声不断。首场演出大获成功，紧接着邻村发出邀请，几天后剧组应邀到邻村去演出，受到该村乡亲们敲锣打鼓在村口欢迎。

      春节演出结束后，我们四人组合仍然乐此不疲，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出台后，我们又用以前的学习办法使江水英、柯湘的主要唱段全都烂熟于心。那一段段按照先“导板”再“回龙”转“原板”后“慢板”的程式编谱的大段唱腔，忽激越、忽悲愤、忽柔情、忽雄壮，音乐的确精美绝伦，不论演奏还演唱起来都很过瘾。

       后来，随着我们以乐会友扩大了朋友圈，形成了中西合璧小乐队，大家更喜欢民族音乐，很少再去碰“样板戏”。尤其几年后知青全部回城就业，接下来就忙着成家立业，“样板戏”更被疏远了。但它的旋律却刻进了我的脑子磁盘里，不论多久都能调出来。在一次全市行业文艺汇演舞台上我为清唱《红灯记》选段伴奏时，无须看谱其旋律便自动冒出来。直至今天，那几块样板戏中许多大段唱腔仍然记忆犹新，一旦遇到合适氛围脑子里的旋律便呼之欲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先后在不同场合发声，呼吁当局禁止在电台电视台播放“样板戏”的音频视频，禁止剧团重新排演“样板戏”。他们认为“样板戏”是“文革”产物理应与“文革”一起彻底否定。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进“牛棚”里忍受折磨的时候，伴随的就是高音喇叭里播放这些东西，至今这熟悉声音成了他们的梦魇。他们的心理完全可以理解，看来知青比那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幸运多了，虽然环境艰苦却还有心境用“样板戏”来娱乐自己。今天如果只看唱腔里那些充满暴力革命阶级仇恨和假大空的唱词，那些戏确实早该被抛到历史垃圾堆里。但这些糟粕至今无法割断我们这代人与它的情缘，特别是作为知青在精神食粮最匮乏的时候，它像一天三餐似地供养着，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毕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乐趣和享受。

龙行天下

下乡仍然玩乐器，
最爱调弄样板戏，
排出整戏来演出，
村民欢呼知青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