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千百万文静学习的学生一时间变成了要革命、要造反的红卫兵。他们追随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腔热血，无限忠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日以继夜，忘我鏖战，俨然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忠诚无畏的战士。我当时身在其中，以为赶上了大革命浪潮，更是身先士卒，恐为人后，冲锋陷阵冲在如火如荼的斗争前线，一直自诩为最革命最无私的革命小将。
历史常常和人们开政治玩笑。若干年后，日月轮转，无数红卫兵小将追随革命领袖的这场热血斗争，竟成了一场人间浩劫动乱。一些思想行为过激，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变成了打砸抢坏分子；绝大部分红卫兵当年的革命行动，也成了愚忠幼稚的一场闹剧，被后人笑柄。这场运动，不知造成了人间多少恩怨和悲剧，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老干部，不知扭曲了多少人的思想灵魂，也不知耗逝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
人世间万状皆有，文革中也不例外。就是那极红极左的年代，有多少人伤害了别人；又有多少人被别人伤害。那一幕幕悲喜闹剧，对我印像极深。
岁月悠悠，沧桑路漫。这段历史至今已过去五十年，许多事件回忆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红卫兵小将的革命激情，愚忠幼稚，始发可歌可泣，结局可悲可叹。
一、动乱起风云
一九六六年五月，随着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平静的校园掀起了波澜，一高中的师生嗅到了不寻常的政治气味。那年，我十八岁，风华正茂。
这时，老师不知道该给学生讲什么课，不知道怎样讲课；学生们已经没有心思上课，在社会一片喧嚣声中彷徨。学校进入半停课状态。
校广播站每天反复播出的是两报一刊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大批判”、“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和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有理”等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新名词，连同其谁也揣摩不透深含意，第一次溶进我们幼稚的思想中，引起各种不同的化学和物理反应，化合和裂解出各种畸形的思维。
慢慢的，胆大的学生先行动了，他们紧跟形势，连抄带改写出了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未沙）大字报和评“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一时间，校园内外几乎贴满了是内容相似且空洞口号连篇的大字报。
面对如此情况，学校领导也蒙了头，他们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和控制。我那时也随风唱影按照自己的想法这抄那抄的写了两篇,表示坚决打倒那反党黑帮吴晗、邓拓之流。
随着大批判的深入，舆论的导向又深入到批判教育系统“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面。这些充满煽动阶级斗争和带有明确指向的革命词句，犹如干柴烈火，一下点燃了青年学生多年来集聚的革命激情，使他们释放出无可比拟的阶级斗争能量和各种丰富的想象力和战斗力。活跃起来的广大青年学生立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大批判和大批斗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同时也在社会上放出了各色各样的鬼魅魍魉人物，造成了十年浩劫，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在全国各地开始了。
我一开始脑子里没有主见，每天只能一个劲看报纸听广播，开始揣摩其中深奥含义。后来就跟着形势走，把注意力放到批判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社论舆论和毛主席语录武装了我的头脑，我几乎己经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了私心杂念，成了当时报纸和广播的传声筒。并用这种方式，从头至尾武装自己，直到全部身心完全溶进到这场运动中去。
六月三日，一年四班部分同学首先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学校领导，认为一高中党支部也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另一部分认为没有。两种观点的学生发生了争论，而且很激烈，一下子惊动了学校党支部和党团员骨干，后来被称为“六.三”事件。
这一事件后，中央“五.一六”通知（又简称十六条）己在群众中传达，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当时理解这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一场新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对象和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派。我开动脑筋，联系学校领导的某些作法，也感到了存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比如学校让有严重历史问题的老师公开在政治课上讲“贡献论”；学校走只专不红道路、片面追求升学率等，这些就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此，和班里几个主要干部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并收集了有关资料，准备条件成熟写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
六月廿日下午，我和田文昌、董长荣等三、四个班干部又在教室讨论这个问题。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一些现象和论点，我一边记一边汇总，想据此写批判学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我们班的班主任唐永胜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进了教室，他家庭出身不好，不愿介入学生活动，便悄然坐在后面，听我们议论。我大约归纳了二十几条表现，还没上纲上线，试着以责问校领导的口气提出疑问。并逐条与他们几个人讨论。
不知什么时候，走漏了风声，可能我们班有人向校方告了密。在校领导的授意下，走廊外突然集聚了不少学生干部和少数骨干教师。他们先在在教室外观察，而后大声喧哗呐喊，“捍卫党的领导”、“打倒牛鬼蛇神”……。
这时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人竟然是冲我们来的。原来一起讨论的这些人，有的一看架势不对，悄悄退后；有的照样激情冲动。董长荣和田文昌支持我继续念材料。我嗓门大，索性一下子站在凳子上，针对教室外的声音逐条高声念了起来。
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想，有一股大义凛然的气概。我念到“为什么学校不让高三下乡劳动？”、“为什么给高三学生开伙食小灶？”、“为什么不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为什么让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给我们上政治课”……，我每念一条，教室内我们班学生喊“对！”，外面走廊的人就喊“不对！”。念了不几条念不下去了，教室内外喊声口号声一片混乱，很快变成教室里外两派学生的辩论和呐喊。
这时外面三年二班学生霍灿奇突然大喊：“二年五班黑后台、地主分子唐永胜滚出来！”这是很阴毒的一招，把有历史问题的班主任说成是我们的黑后台，我们也就是跟着坏分子走的学生，那还有好。可我们这些学生研究的事 唐老师根本没有介入，这不是故意陷害人吗。
唐老师一听，怕牵连学生，站起来要出去。被我们几个拽住不让出去，那时，他只要一走出教室，可能会险遭不测。外面学生继续攻击唐老师，里边我们就堵住门口和他们辩论。这样相持了个把钟头，学校怕把事闹大，悄悄把人叫走了。以后，就把这件事称“六二零”事件。
到了吃晚饭时，我们班里学生寸步不离陪着唐老师去食堂。那些想对唐老师进行攻击的师生一看我们入这么心齐，也就算了。
那几天，学校有更多的学生急切想知道“六.二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想知道我们向学校提出哪些责问和批判。但我们这几个人毕竟都是团员和班干部，胆小谨慎，怕写的不准招来麻烦，一直在修改、斟酌。另外也是想看一看形势。我们那时在心里是不敢和党、团组织公开做对的，也就是认为他们有些地方做的不对，想指出批判一下。
这样，批判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改了又改，过了一个星期，才以二年五班全体学生的名义把二十八问校领导大字报贴出来。整篇文章没扣帽子、打棍子，只是以事实质疑学校教育路线。但就是这样一张火药味不浓的大字报，不少学生还是认为有事实有道理的。就是这样的 一张大字报，使得学校领导座如针毯。
“六.二零”事件不久，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传到了给市委华子扬书记当秘书的李明皋老师耳朵里，他原来是二中董长荣那班的班主任。一天，他突然从市委打来电话，通过学校传达室找董长荣。他在电话中让董长荣注意，告诉大家不要把事闹大了。学校领导听说市委领导秘书和董长荣通了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更不好对我们怎么样，也就不了了之。
发表于 2016-4-4 1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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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5 08:4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