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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全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城市大炼钢铁，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大搞粮棉高产。我那时小，只知道提有个十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周围的大人忙得很，加班加点干个没完。到了五九年初，宣传是一下子生产了多少钢铁、煤炭，翻了多少番。有说粮食棉花大丰收，多得不得了。亩产粮食千斤、上万斤都出耒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说一天等于二十年。一时间，广播，报纸，工厂街道，都是宣传大好形势，好像就要超过美国英国，共产主义也快到了。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市内满墙都是结合形势画的宣传夸张漫画。是用涂料画在高处大墙面上，色调鲜明，构思简单，大胆夸张，位置显眼。有的画大炼钢铁，钢铁洪流引到天河上去。有的画农民用梯子去摘玉米，一个棉桃上两儿童在捉迷藏等等。不少还配了打油诗，象什么“三面红旗迎风飘，高产卫星满天跑，钢铁元帅升了帐，粮棉如山比天高”、“工人阶级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等。 一九五九年夏秋，抚顺大搞三面红旗成果展，老百姓叫“红旗庙会”。从南站、中央大街、市政府一直到市委迎宾街，这些街道两侧全是工矿企业各单位搭的席棚子，中间搭的台子，上面用各种形式宣传胜利成果。什么图片照片，产品实物，生产模型，还有现场做各种食品小吃一应俱全。由于席棚子四处插上红旗，几条街都是红旗招展，因此叫红旗庙会。 那时正直学校放暑假，我虽然小，但几乎天天和几个小哥门出去转几圈。小孩兜里没钱，光看热闹。还记得在模型中有老虎台矿的竖井、西露天矿的电镐、运输部的小电车都能动能跑、有光有声。有几个单位还拉来了乐队，吹拉弹唱助威助兴。还有说快板相声的，变戏法的。旅饮服行业干脆在大棚里支起了锅灶，煎烹炸炒卖起了各种小吃。就连矿山救护队也和局机关一块搞了个棚子，救护队工会主席刘永生也在台上搞宣传。 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所有的棚子都灯火通明，这几条街亮如白昼。男女老少大人小孩都涌向这里看热闹买东西。马路上人群来往川流不息，棚子前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头攒动。大热天睡不着觉，男女老少一溜达就是大半夜。 那时老百姓生活还可以，当干部的和做工人的生活没多大差别，吃住都一个样。一个上班的矿工，每月挣五六十圆，能养活六、七口人，就是穿的差一点。五九年末，城乡真的刮起一阵“共产”风，兴起吃大锅饭，幸福楼办起了大食堂，家家不作饭，人人都到食堂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好像共产主义就要到了。 但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进入五九年冬，由于左的思潮盲目指挥和人为浮夸造成的经济繁荣假象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了。天灾加人祸，一下子全国经济几乎崩溃了，人民生活变得极其困难。商店里空空如野，吃的用的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吃用物品几乎全都是凭票限量供应。 那时成年人每月配给33斤粮，儿童给27斤，大部分还是高粮米玉米面。每人每月三两油。肉、鱼、蛋和蔬菜只能在过年过节时供应可怜的一点。连布匹、棉花、豆腐、火柴、香烟、白酒、肥皂等日用品都凭票供应。几乎家家都陷入缺吃少穿的困境。我看养母每天做饭都要用一个小碗去量，不敢超量，不然月未就无米下锅了。每天除去养父吃的和中午上班带的，我和养母就凑合吃稀的和代食品，一天能吃上一个菜（白莱、豆付、土豆）就算不错了。那时大人上班每月才挣四、五十元，可黑市上猪肉十几元一斤，干白莱叶子四元钱一斤，一斤粮票（粮食才一角钱一斤）三元多，贵不说还买不到。那时养父一个月挣四十多元，也根本买不起。 在灾荒年，我虽然小但很懂事，从来不跟家里争吃的。晚上养父有时喝点酒，我看饭桌上莱饭不多，就知道少吃。六零年我正上小学五、六年级。早上吃过饭，去上学时经常带三四个小莱包子当午饭（豆饼掺干白菜馅），到第三节下课作间操，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实在没办法，就偷偷把包子狼吞虎咽吃下去。到了中午，要是养母不在家，我就装做回家吃饭，在厨房自家碗厨里翻一气（知道啥也没有），喝点凉水就走了。养母在家时我就不敢回去，别人回去吃饭，我一个人就到公园树下躺着，约麽下午快上课了，起来咽咽口水回去上课。 有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不久，我就感到肚子里空空地什么都没有，家里也没有吃的。实在挺不住了，就偷偷用小茶碗舀了一两面，用水和了和，把小茶碗放在装有一点水的水壶里，一边烧水一边蒸，心想蒸半生不熟也能充饥。蒸了一会儿，拿出来一尝觉得蛮香的，就急忙狼吞虎咽三两口吃下去，觉得肚里暖和顶一点用。又过了几天，我第二次再蒸时，不小心被回来的养父发现了，我吓的直哭，以为养父要惩罚打我。可养父一看就明白了，知道孩子没吃饱，什么也没说，立刻和点面打两个鸡蛋，给我烙了两个鸡蛋饼让我吃。我一边掉眼泪一边吃。养父一句骂我的话都没有说，只是说吃吧吃吧，以后饿了就说话。但从此后，我就是再饿也不偷着做东西吃了。 从五九年下半到六二年末，那几年的日子真难熬啊！大人孩子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为了搞点吃的，十一、二岁的我和养父母曾多次坐电车到元龙山，下车后再走二十来里地，到碾盘一带山上采橡子、拣干白莱叶、挖野菜，天黑时分才能回家，一个个又累又饿，真是凄惨之极。回来后把这些东西掺在面里吃，吃多了干燥拉不下大便。养父转到矿灯厂后，在河北挺远的山上农埸分了一块坡地，杂草丛生，一家三口每次要下车走十几里路到那，费了好大劲开荒种地，播了点玉米大豆，到秋天收不上十斤八斤。 有一次秋天，我和小石头，王来喜几个小伙伴到元龙山碾盘农业社给生产队拔了一天草，然后每人卖给两块钱大头菜，好大一捆，虽然我们小孩一个个又饿又累，背着菜走十几里坐电车回家，到家都晚上八、九点，但我们心里高兴：能为家做点事，为大人分点忧了。 还有一年秋，我和小石头（高胜东）到新屯下车走十几里去挖山菜、拣秋落（秋收剩下的粮食）。拣了大半天，只拣了一小口袋野菜、几块小地爪。后来看一块地里种的几垅茄子长的好，我们趁四下无人，每人偷着摘了十几个小茄子。刚走回不到半里地，被人家抓住，带到生产队长家。那块茄地是他家自留地。他看着这两个偷茄小贼，一边骂个不停，一边心疼那些小茄子。说一个茄子能长到一斤多，这么点就揪下来真是可惜了。我和小石头知道做了错事，一声不坑。一问就说是城里的，实在是饿的受不了才想摘几个吃。最后，那个队长也确实看不下去这俩孩子的可怜样，一挥手就放了我俩，连那些小茄苞也没留下，索性都给了我们。 六一年冬，养母偷着卖花生，挣几个小钱。当时不让私人做小买卖，被抓住就会没收花生和秤，还要罚款，严重的要定为走资本主义的小商小贩，受到批判和管制。有一次，我跟着她去批花生，到了花乐园一个挺偏僻的平房，院内支一口大炒锅，正在炒花生。养母在那批二三十斤，然后在人民电影院门前偷偷地卖。我进了院子，闻着熟花生的香味，馋得直流口水。一个炒花生的大汉说：随便嚐啊，不准拿。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也不管生熟，甩开腮帮子大吃起来，就养母买花生那一会儿，就撑了个肚饱溜园。回来后，拉了两天肚子。 在小学六年和中学一年时，我和幸福楼的同龄的青少年秦连青、王全、李玉望、等常去北榆林鸭泡子去钓鱼。那是个早年前挖煤形成的又深又大的人工湖。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在那放鱼苗养鸭子。里面有鱼，但是有人看护。夏天，我们下半夜两点多钟就走。坐一段电车，再走一会儿，到那正好天蒙蒙亮。我们在湖的南面找好位置支竿钓鱼，湖对面是看房人住的小房，离我们很远，一般早上都在睡觉。如果发现我们要绕好大一个圈子才能到这边。我们能放心大胆的钓一阵子鱼。我大约去了四、五次，几乎每次都能钓到几条鱼。我记得有一次，我钓到一条黑鱼。鱼儿上钩后，我一拽觉得很沉，没拽动。我没有钓大鱼的经验，就使劲向上硬拽，拽到水边一把按住。在摘鱼钩时才发现，鱼钩都拽直了，只是小小的倒钩紧紧地卡在黑鱼的牙缝里。要不然，这条一斤多重的黑鱼早就逃掉了。我还在这钓过几条鲫鱼、鲤鱼和嘎鱼。有一次，天大亮了，看湖的人在湖对岸发现了我们一边叫一边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慌忙收竿逃走，我在慌忙收竿时还拽上了一条鲤鱼。 那时，最怕家里来客人了，没法招待。有一次，养父一块转业的战友马炳怀一家三口来串门，家里什么好吃的都没有。实在没办法养母把养父一件皮袍子卖了几十块钱，到东四路大来饭店吃了一顿。为了改善生活，家里养了两只母鸡，天不冷时养在后院，冬天还得养在厨房里，整天都得收拾。搭鸡窝，修院墙，这些活我在上小学六年级时就能干了。平时还要剁鸡食，喂鸡，收拾鸡粪。养母那时在报社当搬运工，晚上有时捣班，赶上养父值班，我就一个人在家。有一次晚上，我自己在家，脚气犯了，脚丫子缝里裂口露肉，疼得睡不着觉，一个劲哭。半夜里邻居一个护士过来看看，给上点脚气药才不疼了。 在那几年，家里粮食不够吃，就常用榆树叶、榆树钱、杨树花、干莱叶等混合面做代食品。我正在生长期，由于营养不足，又喜欢看书，什么小人书、故事书，到处借来。借来的书就要抓紧时间看，因此吃饭走路也看，光线不好也看，在小学眼睛就有点近视了。
现在的日子好了，人们不愁吃不愁穿 。每逢家里人说吃大鱼大肉吃不下去时，我便想起当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不敢忘本。我羡慕现在的年轻人，羡慕他们的生活，羡慕他们出生在幸福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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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4 20: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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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5 07:52:34
发表于 2016-5-5 17: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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