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发《一双深情关注着第二故乡的眼睛》

龙行天下

一双深情关注着第二故乡的眼睛

——读范干平新著《紫云眼》

                                        陈家昌   

2022年初春，在上海市因抗疫而全域静态管理的前夕，我从最后一班顺丰快递员手中，拿到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紫云眼》一书，作者是1969年3月和我同去贵州省紫云县插队的老知青范干平。

捧在手上，感觉这本书十分亲切。书名 “紫云眼”三个字，由原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题写，烟云流水，笔酣墨饱。序言由原贵州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中共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龙超云撰写，知人论文，高屋建瓴。叶辛、龙超云和作者都是老三届知青，又都曾经在安顺地区农村插过队。叶辛是和我们坐同一列绿皮火车到贵州下乡的，而龙超云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此后，在禁足的漫长日子里，我经常阅读这本与我的人生履历有着密切联系的书。这本书分为“阿拉在紫云”、“生活在麻山”、“泥行脱贫路”和“‘山里山外’两地情”四辑，以纪实性的散文、随笔和有关紫云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论文等组成。书中写到的人和事，分析的紫云县情，对紫云脱贫奔小康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唤醒了我尘封数十年的记忆，使我一次又一次回想起在紫云度过的岁月，脑海里展现出一幅幅我们共同的第二故乡的画面。

印象中的紫云，是云贵高原上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方面，这里的麻山腹地被世界地质学家公认为“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批法国探险家来到格凸河景区，深为这里的穿山、燕子洞，以及在两岸悬崖中流动的清澈见底的河水，涌入溶洞中突然消失而转入地下伏流的奇幻景象所吸引，惊叹这里是“喀斯特地貌的博物馆”。紫云山水之美，深深感染了老知青作家叶辛，他曾写下《紫云是美丽的》一文，在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一直想：叶辛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制作成公益广告，在通往紫云的两条高速公路边，在各种媒体，醒目地昭示。

但另一方面，也正由于这里是石灰岩覆盖的山地，雨水极易渗透岩层流失于地下暗河，从而导致地表土壤逐渐石漠化，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紫云长期以来都是全国最贫穷的县份之一。从《紫云眼》一书中获知，直到2020年末，在贵州省委积极督战下，在贵州各地各族人民的共同支持下，通过全体紫云人民的努力奋战，才搭上了全国脱贫的末班车，走上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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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紫云眼》，我经常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53年前，一批从中国最繁华的浦江两岸，来到蛮荒僻远的全国最贫穷的紫云山区插队的上海黄浦区老三届知青，面对巨大反差的生活环境，且基本无法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现实状况，他们的心路历程曾经受过怎样的煎熬和发生着怎样的嬗变，这段铭心刻骨的经历，对于老知青们的一生，具有何种意义？二是，在当年交通极其不便，观念极为保守，几近赤贫的少数民族地区，突然涌入数百名大城市的少男少女，分散到各个山寨，与当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一起劳作，甚至在这里娶妻嫁人，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尽管后来通过种种曲折的途径，大多数知青先后返回了都市，但还是有不少知青在这里扎下了根），有的甚至死后也埋葬在这里。这段客观真实的历史存在，对紫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循着这样的思考，促使我一遍又一遍打开这本书，仔细阅读。

一

这本揭示了上海知青群体在紫云磕磕碰碰成长经历的书，故事里有辛酸也有欣慰，有失落也有感动，有泪水也有收获。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知青在离开学校，远离上海，脱离家庭管束的背景下，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一是，上海知青来到紫云，在与勤劳、朴实、善良的各族村民相处的过程中，习得了独立生活和自主生存的能力，为他们一生的自主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当年到紫云插队的上海知青，实际上还是一批懵懵懂懂而又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他们在这片远离家庭监管的“广阔的天地里”，开启了社会化发展的进程。这一过程必然充满新奇、困惑、诱惑、凶险、磨难，在一部分知青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大部分知青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有效的成人教育，包括法制观念的教育、正确的性与婚恋观的教育、遵从社会公序良俗的教育。

三是，在繁华的都市与封闭的山寨巨大落差的环境对比中，在艰辛的劳作与所得微薄报酬的辛酸对比中，在不得不亲历各种艰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启迪了知青对国情的认知，培育了他们的国家观念和家国情怀，为他们人生三观的确立，夯下了重要的基石。

首先，上海知青初到山寨，面对的第一个严峻考验，就是如何独立生活，自主生存。53年前的1969年初春，他们在上山下乡“一片红”大形势逼迫下，兀然远行到穷山僻壤，这些从来没有远离家庭，独立操持过家务的少男少女，骤然面对的必定是柴米油盐等生计问题。

吃饭，当然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山寨的灶，极其简陋，就是在屋内的泥地挖个坑，支起一个铁三角架，放上一口铸铁锅，下面用柴火点燃，就凑合着可以用了。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知青们先得学会上山砍柴，并捆扎好，运回居住地，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严峻的考验。在《烧‘炭’的阿拉》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山高路险，要砍要捆，还要扛着走几里路，如果捆得不好，柴在肩上滚去滚来，山路崎岖陡峭，非把人折腾得精疲力竭。更要命的是，不少生产队方圆五六公里无柴可砍……”好不容易背回来的柴，往往由于不够干燥，引不燃火，弄得满屋子是烟，饭却久久煮不熟。

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基本物资，但紫云大部分山寨缺水，因此，“挑水是最头痛，最忧虑的事，是要过的最难一关。不仅路途遥远，来回一两个小时是常事。俗话说上山吃力下山难，下山肩上压了重担，水桶里的水老是晃啊晃的，路又陡，十个脚趾扣得紧紧的，再小心，待到达家里，两桶水也总要洒了三分之一……”（见《水的故事》）

此外，在物资匮乏的那个时代，米、面、油、菜，都是极其珍贵的，不易获得的生活资源，许多知青还得靠父母不时寄点钱、全国粮票和食物勉强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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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大多数知青还是顽强地经受住了考验，作者说：“人的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到农村没有多久，尽管还是趔趔趄趄、跌跌撞撞，事实上大多数上海知青已经开始适应当地的生活，开始进入农民角色。”知青们在村民手把手的教导下，逐渐学会驾驭水牛犁田、播种、插秧、薅草、收割等，有的甚至还成为生产队的劳动里手，以强劳力记工分呢。

其次，知青是在“砸烂公检法”的特殊年代下乡的，法制观念淡薄自然不用说了，而其中还有几个原本就是“问题青年”，他们“结成一帮横行各个知青点，强吃强喝，倚强凌弱，在水塘一带知青中引起了极大恐惧和愤慨，忍无可忍的状态最终触发了一场大型的械斗。”

“一天，五六个专门‘强吃白食’的‘阿拉’又来到有上海知青居住的星冬寨，一进知青的家就颐指气使地要求杀鸡吃，并把锅儿敲得‘乒乓’直响。星冬寨的知青一边应付，一边派人外出报信。天刚黑的时候，附近村寨的 20多个知青闻风赶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演变成一场流血冲突。“参与械斗的知青被基干民兵捆成一排，在区委球场上足足亮了一天相，真正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味道。”(见《大型的械斗》)

这件事情发生并被严肃处理后，在知青中产生很大影响，械斗的双方都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此后知青中“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事情渐渐少了起来，随着知青抽调参加工作，这类事也就消失了。”

告子曰：“食色，性也。” 老三届知青在学校里缺乏性和婚恋教育，而他们下乡时，正处于体内荷尔蒙勃发的青春躁动时期，在远离父母，无人管束的状况下，少男少女之间因冲动而发生一些难堪的故事，也是在所难免的。

例如，书中记载了最早嫁给当地村民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的遭遇：

“她是宣传队成员之一，引起了同队当地农村青年吴某的注意。吴某经常接近她、接济她。人本有情物，久而久之，倪对吴的爱护、关心产生了强烈的感激之情，并因此有了感情共鸣，来往就更多了。很快她和他就结合了，时间是1970 年的夏天，知青到这里才一年零四个月。由于结婚早，又嫁给当地农民，社会反响很大，知青群体基本上与她断绝了来往。”现在推算下来，他俩结婚时，女知青也许还未到婚姻法规定的年龄。由于早婚又多育（生了四个孩子），家庭负担重，使该女知青长期处于窘困状态，书中有多处具体的描述。（见《第一个成家的上海知青》《倪秀玲回上海》）

《情殇》是一篇凄婉的故事，其实并不关乎爱情，有的也许只是孤独寂寞的女知青一时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已。由于同队知青都抽调工作了，“瞬间，知青点只留下她孤零零一人，空荡荡的房子，连讲家乡话的人都没有了。望着四壁空空的知青房，感到无比的孤独难捱。”这位给人以“美丽、高傲、端庄” 印象的女知青，居然与“已婚，并有四个孩子，长得粗壮有力的”生产队长发生关系，并且怀孕了。最终的结局，令人扼腕痛惜：“正逢清算林彪迫害知青的罪行，大气候中，队长理所当然被当了典型，五花大绑游斗一番后，被判了五年徒刑。”当然，女知青的形象也“顿时化为一地鸡毛”。因为“办案的公安人员说，事实上是女知青主动投怀送抱的。”

《爱情万岁》，是一段惨烈的情爱故事。已婚知青李某，在进县水泥厂工作后，移情别恋，抛弃了“仍在农村当知青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他提出离婚，但是妻子不肯，而婚外恋的对方，又纠缠着小李不放。他终日喝酒浇愁。终于，某天夜晚，李某醉酒后把炸药和雷管绑在腰部，引爆自杀，“肠肝肚肺飞了一屋。现场，公安局人员掰开死者紧紧握住的手，只见手掌上赫然写着‘爱情万岁’。”

上述事件，或者说教训，给知青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性与婚恋教育课、成人的社会责任课。案例主角的悲惨命运，给所有知青敲响了警钟，敦促大家遏制冲动，尽快成长成熟，遵从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第三，上海知青由安顺坐大卡车翻越险峻的酸枣坡到紫云各乡镇的公路口，然后由村民帮助杠着行李，翻山越岭走到各自插队的山寨。这一过程，使知青们对我国西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有了直观的印象。在山寨里，在与村民的交往中，知青们亲眼目睹了与以往在课堂里、书本中、报刊上、和电影里完全不同的一片天地和各色人物。他们住在不通电，不通公路，不通自来水的村寨，许多村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们也了解到，这里的村民辛勤劳动一年，年终决算时扣除口粮款，许多人还倒欠生产队的钱！他们还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山上放牛的失学儿童。这林林总总的现象，使知青对中国国情，对当时底层民众的贫穷与苦难，对中国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有了深刻的认识，

同时，他们又直觉地感受到，这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村民，是天下最侠义、最善良和最淳朴的人。和他们相处，使知青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关心和互助的力量，体验到了各族人民团结的重要性，构织了他们一生与基层民众情感相连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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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山寨的村民的确是最热情友善的。本书第一篇《鸡笃豆腐》，讲的就是知青们到生产队的第一天，村民用过年才吃的“大餐”来招待他们的趣事：

“杀一只公鸡，在油锅里炒干了，放入‘耙耙辣椒’,大火再炒，放水，然后放入嫩豆腐，边煮边吃。”可惜，刚到贵州的上海小青年其时吃不得辣，勉强吃了点饭，却无福消受如此的美食。许多年后，当知青们聚在一起，提到这件事，还很后悔当初不知道珍惜这一道紫云农家最好的美食呢。

在《木匠》一文中，作者记载到达山寨的第二天，就碰巧吃到了木匠师傅亲手做的糍粑。这也是山寨里只有过年才能够尝到的美味。而26年后作者调回上海工作时，带走的一只大木箱，就是队里的那个木匠主动为他专门打制的。紫云山寨村民重情重义，由此可见一斑。

在《黄队长》一文中，作者展现了一位“因经常发牢骚，而不能入党”的生产队长的“菩萨心”。由于发现知青们缺乏食用油，“菜刀和铁锅表面布满了铁锈。黄队长看着我们清汤寡水的一锅菜，叹一口气。当天晚上的生产队会议上黄队长发布的行政命令是‘队里的菜籽留种的还有三十来斤，全给上海的’。”并且恳求村民：“哪家还有猪油？想得到的，匀一点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对村民而言，猪油是多么珍贵的食物呀，他们自己平时也吃不上。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黄队长真的送来了一个油罐，里面装着‘二斤多颜色不一的混合油’。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知道，村民其实自己也是缺油少盐的，能够从自己的牙缝中省出这么多油来帮助知青”，这份情使得作者“真想跑到空旷的山野放声大吼几声，甚至大哭一场。但是这一罐油我们一直未动，放了很久很久，因为我们委实舍不得吃也吃不去。”读到这里，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忍得住泪水。

当地的村民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帮助知青，而且采用种种方法促使知青融入当地生活。书中，有许多篇幅介绍村民教知青学习各种技能的场景，不仅有“做活路”的，而且还有村民教知青 “烧蜂蛹”吃，“烧炭”卖， 以及“杀年猪”等生动描述。这些细节极为有趣，令人忍俊不禁，又非常感动。比如，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的酒量，就是在山寨里和干部群众一起“嗗嘟嗗嘟”喝“便当酒”（一种农民自己酿制并蒸馏的烈性酒）的过程中练就的（见《初遇格丼》）。

我想，尤使作者终身难忘的，应该是村民的真诚信任和大胆启用。在“唯成分论”施虐的年代，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会受到歧视，作者自不例外。但是，在紫云山寨则不然，这里的农民不搞“政审”，不查档案，只看知青的现实表现。作者积极肯干，劳动卖力，又有一点文化，下乡仅一周，生产队就让他代理会计兼仓库保管员，并且还推举他担任记工员。要知道，这些职务都承担着与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责任，只有全面掌握农业生产所有环节劳动的技术含量和强度，并且得到村民信任的人，才能胜任。这必然使作者受到鼓舞，有了更努力工作的动力和信心。于是，他大胆改革记工操作方法，“在下午农间休息时，给大家登记工分，这样做可以实现当天出工，当天记分。这非常符合大多数村民的想法，因为大家就是担心，晚上记分，有人冒充出工，骗取工分。其次的理由是我记工分的速度会很快，大家可以不必担心因计分而影响干活，在确保公平的情况下，缩短了记工耽误的工时，得到村民的赞赏。”（见《黄队长》）他还自学会计知识，将生产队的账目弄得清清楚楚，得到村民的赞誉和各级领导的表扬。

在当年的紫云，不仅村民善良淳朴，县领导也很体恤民情。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建设的需要，大多数知青被抽调离开农村，知青点仅剩作者一人，“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数十次招工、招干、招生自己均被拒之门外，心中的惆怅、苦闷自不必说。好在县领导了解自己，一直为我鸣不平，也始终在为我寻找离开农村的机遇。……这次师范招生，审批权限在县里，老头子们当仁不让地让我上，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于是我终于得以离开麻山深处的蛙鸣、篱笆、锄头、柴刀、牛屎、石磨、火塘、挖锄、犁耙、砍刀、挑箩。”唯一令作者有点尴尬的是，他在乡村中学当代课老师时教过的一位学习成绩并不出众的学生，竟然也录取到师范学校，成为自己的同学。（见《学生、同学、同事》）

时光荏苒，一晃53年过去了。正如作者在《土地与种子——写在<阿拉在紫云>之后》一文中所说, 上海知青就像是“一群被大风吹来的种子在紫云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尽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许多知青离开了紫云，到其他地方去发展，仅剩少量知青在此扎下根来。当然，无论走还是留，紫云永远是知青们心中的第二故乡，大家都不会忘记在紫云这片土地上习得的知识、常识和经验，不会忘记在这里受到的生动而又直观的国情教育，不会忘记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年华，不会忘记在这里收获的友情、爱情和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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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么，半个世纪前，数百名自幼成长环境、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语言、卫生习惯、饮食偏好与当地人都有着极大不同的上海知青，来到紫云这座小小的山城，他们对当地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发展，是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呢？

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阿拉”的到来，不自觉地裹挟着海派文化的“旋风”，对封闭的紫云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其一，就物资层面而言，“阿拉”们的言行、穿着、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对本地社会的文明开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作者插队的山寨，原先当地布依族村民是不习惯穿内裤的，在知青影响下，后来这里的年轻人也开始穿“腰裤”了。

再如，上海知青带来了新奇款式的 “马桶包”、方包、两用包，一时间标着“Shanghai”字样的包，盛行于紫云城乡。他们还将海派服装如“的卡中山装”“羊毛衫” “滑雪衫”、“雪花呢大衣”“松紧鞋”以及7.65皮鞋（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售价七元六角五分的青年式皮鞋），甚至上海式样的家具图纸带到紫云，使那时紫云的时髦度远远领先于安顺地区的其它县城。（见《“阿拉”刮起的旋风》），

其二，就精神层面来讲，由传统工商城市培育的海派敬业精神，通过知青的职业行为，也在紫云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紫云年轻人外出打工，父母还教育他们，要像当年上海知青一样吃苦耐劳，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好。例如《誉满山城的‘张电影’》，就生动刻画了一位乡村流动电影放映员上海知青张伟（化名）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和精湛的放映技术。他和别的电影放映员的区别在于，其他人放电影总是会出故障，放放停停，一部电影，可能要放好几天。而“张电影”总是能一次放映成功，因此，“张电影”这一名字，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紫云城乡是响当当的，偏僻山区的农民可能不知道县委书记的名字，却知道有一个上海人叫“张电影”。

“他一到队里不是检查发电机、放映机就是倒片、挂幕布、检查电路，忙得不亦乐乎。他技术好，偶尔出现的故障，都能很快排除。他为人和气，整天笑嘻嘻的，因此电影一散，总有不少人主动帮助他收拾银幕、放置机器，并且杀鸡烧菜，请他喝酒、吃宵夜。”

再如，内向且有点口拙的上海知青肖鸿（化名）担任县教育局出纳，为了做好教育局与各方的财务沟通工作，居然能静下心认认真真学会讲一口“最好”的紫云话。凭着他一口地道的本地话，教育局财务方面的问题，只要肖鸿出面，立即就能得到妥善解决。（见《紫云话讲得最好的上海人》）

其次，上海知青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紫云教育和财贸两大战线，勤奋耕耘，默默奉献，得到了紫云各界的广泛赞誉。人们说：“紫云两个文明建设，都有‘阿拉’的贡献。”

一是，在师资紧缺、基础教育极其落后的紫云，自知青下乡的第二年起，数年中陆续抽调了80 多人充实师资队伍，其中除部分知青考入中师毕业外，许多知青未经任何岗前培训就走上讲台了。好在，上海历来基础教育底子好，尽管老三届特别是68届初中生，实际受中学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在校时学得扎实，加上知青本身自学能力强，知青教师一度成了紫云农村义务教育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海知青成为教师后极大部分人下到了乡和乡以下学校，连全县最偏僻、最贫困的乡村小学里都有上海知青老师。令人称道的是，无论纤弱女子，还是彪形大汉，都接受了派遣，与那些尚不会说汉话的娃儿打起了交道。”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人世间》里洞穴小学的原型紫云中洞小学所属的中心校，就有上海知青教师。他们毫无怨言，克服了语言、学识、生活等难关，兢兢业业认真备课和教学，强化进修，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逐渐成长为山村乡镇学校的骨干，不少知青成了县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每年新学期初，家长携儿带女纷至沓来，指名道姓要在上海知青老师班级读书，因此他们所教的班级常常超员。1989 年底出版的《紫云自治县志 • 教育志》充分肯定了上海知青是当时紫云自治县师资重要来源。为紫云县农村教育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贡献。”（见《“阿拉”在紫云教育战线》）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有的学生考上了全国的名校，有的继续深造成为硕士生、博士生。一代代学生在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后，有的担任各级党政机关领导，有的是各行各业骨干，也有不少进入了教师队伍，当然更多的成为有文化的农民、工人、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在他们身上，传承着这一代知青教师的思想品德和奉献精神。

例如，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亚鲁王”研究学者杨正江，就是受范干平一篇发表于1992年的文章的影响，决心将一身献给苗族发展史研究的。他说：“其实我感恩范干平。我小学三年级时读过他一篇文章《麻山，你何时才能展开腾飞的翅膀？》，小小年纪的我开始哭泣，于是有了梦！梦是范干平点燃。他知青时就住在我寨子的山下一个生产队！”（见《安顺市第五届旅发大会与麻山小村“格备”》）

二是，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商业都市，知青家庭原本有不少工商业者，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大多具有很强的经商意识，在改革开放之初，为紫云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县财政局、商业局、粮食局、乡企局、百货、农资、糖酒、烟草等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岗位上也均出现了上海知青的身影，是紫云上海知青群体最早起步进入领导岗位且数量最多的行业。他们与紫云经济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紫云哺育了他们，也锻炼了他们，而他们也真诚地回报了紫云。”（见《“阿拉”在财贸战线》）

时光荏苒，弹指间53年过去了。如今，包括作者在内的当年上海老三届下乡知青，最年轻的也已到了古稀之年。但是紫云对知青一生的影响，与知青对紫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都是并不如烟的往事，必将长存于上海和紫云两地一代代后人的记忆中。就这个意义而言，《紫云眼》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生动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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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真通读《紫云眼》这本书，我的脑子里常常会跳出这样一个课题：如何来看待作为一种现象的范干平。因为，在他的身上，常有一些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

一是，他下乡仅一周，就被提拔为会计兼仓库管理员，不久又兼任记工员，进入生产队的领导核心。在紫云山寨里，这些岗位都是由资深的农业生产里手担任的，而范干平当时年仅17岁，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一口黑锅，怎么能这么快就得到大家的信任，担此重任呢？

二是，作为68届初中生，范干平实际只上过一年初中，就停课闹革命了。但他下乡数年后再次进入教室，却是任乡村中学代课教师，而他代的课竟然是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初一的学生，教初三的课程，怎么教呢？“战战兢兢中我第一次走上讲台，为初中三年级学生授课。其实为了上好这一课，前一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对着墙壁反反复复演习了整整一晚上。”（见《“阿拉”在紫云教育战线》）

我想，这堂课他一定上得很成功，赢得了老教师们的信任，因此他“以后成为正式教师，且很长时间里承担高中语文教学工作。”

就这样，他不仅实现了初中生教高中生的奇迹，而且从高中骨干教师，进入县教育局，先后任教育股工作员、局办公室主任、县委委员、县教育局副局长。离开教育局后，他又先后担任县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进入县党政领导班子！

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颠覆性转型，在紫云深耕27个年头后，他毅然舍弃在那里获得的所有，破格作为人才引进改革开放的热土浦东，并且由政界转入商界，进入从未涉足过的商品拍卖领域，从头开始。其时，他已年过不惑，那是一个不太容易学一门全新技能的年龄了。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组织上又破格将其夫人，也是下乡知青的徐彩娣老师引进浦东，以解决他们家庭的后顾之忧。

又仅仅过了几年，范干平就以卓越的工作成绩，蜚声国内商品拍卖界。他担任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之后，能够迅速融入团队并走近和走进业务一线，边学边干边总结边提高，先后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拍卖活动，如“中华第一街”南京东路步行街民品拍卖；“中华第一列车”13、14次列车冠名权拍卖；“中华第一表”国产第一块全钢细马手表拍卖；世界名轮“奥丽安娜号”邮轮75%股权拍卖；世界首列商业运营磁悬浮列车冠名权拍卖；易中天签名版“易中天读史”拍卖；安吉白茶头茶拍卖；国内首次新闻照片拍卖；陈年茅台酒拍卖等，不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推动了行业的发展，成为行业经典。

他自己也成为我国拍卖行业理论研究、职业教育的奠基者，国家拍卖师执业资格考试指导教材《拍卖实务教程》总撰稿人，先后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复旦大学MBN、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西北大学等讲授案例课程。他还是“蓝狮子”（中国）企业研究院中国企业案例库特约专家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先后出版了《干平谈拍卖》、《干平谈拍卖续》、《一槌定音·第三届全国拍卖师大赛赏析》、《拍卖槌相伴的岁月·拍卖案例集》、《平说司法拍卖改革》等多部著作。

专门采访成功人士的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专栏节目“财富人生”曾为范干平做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不仅提高了范干平和上海国拍的知名度，而且也提高了安顺和紫云的知名度。在采访中，范干平多次提到他当知青时在紫云和安顺的经历。节目过程中，电视台连线时任安顺市长慕德贵（后任贵州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慕市长介绍了安顺情况，并对节目作了充分肯定。

这就是神奇的范干平现象。为什么他的身上总有奇迹发生呢？这是笔者非常有兴趣研究的一个课题。作为资深教育工作者，笔者研究的专业之一，就是教育与人才成长的关系。这里的教育，并非单纯指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实践教育，和人的主动学习（自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知行合一”的教育。从《紫云眼》一书提供的材料来看，范干平的成功，从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加以认真探究。

首先，范干平具有很强的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适者生存”，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范干平之所以到紫云插队不久，就得到生产队的重用，关键在于他能够很快融入这片与他之前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土地和人们之中。当许多知青，还沉浸在远离父母家庭的伤感之中时，范干平已经沉下心来，和山寨里的汉族和布依族的村民开始了友好的交往。因此，生产队没有把他当作远方的来客，而是很快把他当作与他们同样的普通劳动者，不过就是文化比他们稍稍高一点，于是，就让他挑稍微重一点的担子，使他身兼数职，进入山寨的领导层面就不奇怪了。

下乡两个多月后，“六月的一天上午，时任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一个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是一位喜爱喝酒、常年背上背着一根竹子做成旱烟杆的老人，来到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唤了我，说是让我去了解一下边远村寨的情况，长长知识。闲得无聊，我随他而去……”一老一小一路上爬山涉水，渴了，就着一只葫芦，你一口，我一口，喝着“便当酒”，最后两个人都醉得一塌糊涂（见《初遇格丼》）这样的画面，十分生动地反映了作者融入麻山腹地社会环境的真实状貌，展现了作者在新环境中游刃有余的人际沟通能力。

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实际上是一个人主动融入现实社会环境的能力，是一个人对所处环境和周边人们的认同能力，是敞开心扉，主动接受一个全新世界的能力。这里与智商关系不大，主要是考验人的情商。特别是面临的新环境，可能并不如意，甚至与理想的环境存在着天壤之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人最终还是要被动接受的，因此，早一点主动接受现实环境，无疑有利于个人在新环境中的主动发展。范干平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在面对新环境时，总能争得主动。

在他人生轨迹发生第二次重大转折时，其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他作为破格人才引进浦东，又一次面对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职业，他也同样快速融入团队，主动认同和接受新的环境，新的伙伴，边干边学，边干边创新，仅用短短几年，就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和超常的发展。因此，尽管他没有接受过商品拍卖专业教育，也不是金融学院的正式学生，但是他取得的工作实绩，使他完全无愧于商品拍卖界专家的称号，他写的理论书籍，写的拍卖案例，很受欢迎，其中好几本还被选作国内财经大学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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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范干平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如果说适应能力，主要是由人的情商决定，那么，观察能力无疑与人的智商和人的三观切切相关。观察能力，是指人通过多种感官，对周围事物以及各色人等的认识、认知和判断能力。

《紫云眼》中记载了作者对许多人物和事物的认识与判断。例如：“尽管生活在偏僻山区，但是吴老师天天中山装端端正正，连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的公社中心校老师，麻山地区唯一的一位外乡来的老师。他“在这个盆地里一待就是几十年，确实十分罕见。从盆地中央到盆地边缘，方圆几十里有文化的中年人连同他们的子女大多是他的学生。”

这位生性孤僻，行为怪异的老师，其实是一位刚正不阿，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知识分子，“我还了解到，其实他不让公社那位领导吃饭甚至连水也不倒一杯，是因为他根本瞧不起这个靠造反起家、不学无术的革委会主任。一听到他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嗓音就打呕，几次被阻在门外坐着冷板凳，使那个主任十分恼火。为此，吴老师在公社中心小学待不下去了，一怒之下，一根扁担挑了全部家当，到了麻山更深处一个苗族聚居的村落，白手起家办了一所民办小学，桃花源里，既安静又无人干扰。”(见《乡村教师》)

意气相投，所以作者下乡时经常去找吴老师聊天，借书看，学到了许多知识。吴老师的学生们都觉得他在深山里，实在太苦了，他却悠哉游哉，教书育人，自得其乐。直到作者担任县教育局领导后，终于苦口婆心说服吴老师，调到县城的一所小学任教。

《支书》一文，形象地诠释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箴言。谈吐幽默，但有点结巴的生产队支书，是 “麻山这个盆地里精明人的代表”，但却因为性格诙谐，也常常会吃苦头。例如，他跳出农门进入县粮食局工作后，仅仅出于好玩，“模仿单位一位负责人读中央文件时的口吃和不恰当的句、逗”，这一举动引起了小心眼领导的不满，穿小鞋是免不了的。调离粮食局，进入乡领导班子后，估计其习性难改，不久后落选，又回到山寨“挂职”任支书。尽管官越做越小，但支书也还是有点阿Q精神的，他自我解嘲说：“哪里干不一样？回村当支书可以让我这个二班老者照顾照顾家庭嘛。”

《妇女队长》和《猎人》两篇文章，写的都是性格鲜明，能力超强的山寨名人。妇女队长豪爽热情，脑子活络，富有同情心，她早就懂得承包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法宝，因此在妇女队自作主张实施包干，为妇女节约了许多时间用于做家务，奶孩子，种自留地，自然得到大家的拥护。但脑子太活，胆子太大，是她的致命伤。

猎人，有一手好枪法，身手敏捷，徒手也能擒获猎物。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只见猎人从人群中冲出，双脚在尖尖的岩石上快速跳跃移动，就在獐子即将在悬崖上准备一跃而离去时，猎人奔跑中扯下头上的帕子，蓝光一闪，准确无误套住獐子的脖子，活生生将獐子揽在怀中，留下一村人目瞪口呆。”

养牛大户“盘老庚是盘龙山喂牛人的典型代表。”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喂养了二十余头优质黄牛，若以每头牛时价 600 元计，他的财富远远当时就远远超出万元户的标准了，可惜的是，他没有经商意识，拥有巨额财富，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我一直纳闷，老庚何不打打牛的主意，做做牛的文章，这么多牛，卖掉一两头既无损老庚身价，却能够实实在在改变目前缺钱的窘迫尴尬状况。”

终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下，通过各级领导的动员，盘老庚改变了农本思想，学会了经商，赚到了钱，不仅改变了自家的生活，还为乡村学校捐款。

作者再次回到麻山，谈起盘老庚，乡长哈哈大笑：“那是老皇历了，现在老庚出门兜里装的是带嘴的卷烟，除了农忙，老庚经常出现在市里和邻县的牛马市场，前不久还捐了一千元给乡中心学校办学呢！”（见《盘老庚》）

第三，范干平具有很强的探究意识钻研精神。他承担一项工作，就会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与此项工作有关的各方面情况，找到不利因素、制约机制，从而探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紫云眼》一书中的第三辑“泥行脱贫路”，大多是范干平20多年前在紫云工作时撰写的各类专题调研报告、推介紫云特产的宣传文章，和推动紫云交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论文。“这些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极贫山区生态、资源、交通以及当地各族群众实际生活情况，通过媒体、情况通报、内参等形式发布，使得麻山山区极端贫困的情况得到揭示并引起重视。”（见辑三《泥行脱贫路》卷首语）

例如，说起紫云麻山，人们的第一观念就是那里因为石灰岩山地，留不住水，所以土地石漠化，是贫穷的根源。范干平经调研后却认为，土地只是穷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麻山腹地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劳动者文化素质太差：

“麻山片区内 12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率高达 50％以上，女生比例则更高。据统计，全片区仅有大专生 90 人，中专、高中生 1570 人，初中生 10987 人，分别占片区总人口的 0.64‰、9‰、7.8％、27.3％，人口文化构成极不合理。打郎乡全乡 5900 余人，初中以上文化的仅26 人，占总人口的 0.28％。该乡中心小学自 1959 年开办至今，毕业生共 205名，其中女生仅 3 名。全乡约 50％以上成年人不会讲汉话，有不少人竟不认识人民币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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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者认为，要改变麻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口文化素质。而如何发展麻山教育，他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任贵州省省长的陈士能，有着同样的观点。不是要把贫困地区的孩子都送到更高一级的学校去读书，而是尽可能将他们培养成为有道德有文化的劳动者：

“认真调查研究，打破常规，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办学，注重抓好现行小学一至四年级的教育教学质量，辅之以适合于本地农情的农业适用技术的教学，如苞谷的良种良法、岩山地区果树栽培等技术，是麻山地区下一步制定教育规划的落脚点。”

龙超云女士在为《紫云眼》作的序言中生动地描述了第一次见到范干平的画面：

“1992 年我认识他时，还有段趣闻。当时我作为团省委书记，陪同贵州省老领导苏刚同志到紫云自治县考察希望工程项目。县委、县政府领导先后介绍县情，但总是讲不太清楚。后来了个宣传部部长，刚从乡下回来就赶到会议室。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乡。苏老说，总算来了个明白人。我一问别人，才知这个叫作范干平的人是上海知青，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在教育局、县政府办公室工作，陪了好几任书记、县长。他喜欢读书、下基层，工作有点子、有激情，和当地干部群众相处十分融洽。”

之所以能第一次见面，范干平就给时任中共贵州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苏钢和省团委书记龙超云，留下如此深刻的良好印象，我想也许就在于他擅长调研，因此能够较清晰地掌握紫云县的全域环境、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数据、包括土地资源、山川河流、人口情况（民族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经济、受教育程度等），从而能够讲清楚紫云县存在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现在回过头再来读范干平当年写的这些探究脱贫之路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紫云在艰难中前行的历史痕迹。范干平当年非常关注的问题，有的已经得以解决，例如，近年来，两条高速公路已经直通紫云，《安（顺）紫（云）公路，一条充满苦涩和希望的路》中提出的“何时大道宽又平？”的难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有的问题，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善，例如，近几年来，紫云教育投入的力度大幅增加，学校硬件设施显著改善，教师的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问题，还需要持续性地加以推进，例如，劳务输出问题、特色农产品推介问题、农村中学与职业教育结合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一代又一代人坚持做下去，才能真正有所成效的事情。总而言之，这些文章虽然是很久以前写的，但并不过时。后人读这些文章，可以了解紫云贫穷落后的过去，了解紫云的前辈为改变家乡面貌所作的艰辛探究和持续努力，能够感受到紫云脱贫奔小康的艰难，来之不易，从而激励他们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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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范干平，就是这样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如今，他年过七旬，依然很忙，经常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考察研讨，开讲座，受邀为重大拍卖活动作指导，撰写出版书籍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他的视角始终关注着贵州，关注着紫云。他朋友很多，要出席各类聚会，有时候不免要应酬喝酒，他酒量很大，又豪爽，因此朋友都喜欢和他小酌几杯，这时他说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紫云。

《紫云眼》一书的“辑四”《“山里山外”两地情》，就是以真挚的情感，叙述他与关心紫云发展的贵州老领导、与原上海知识青年慰问团老干部，与现任紫云县领导、安顺市领导以及贵州省领导等交往的一些很有意义的故事；回忆他与紫云教育界前辈和一些优秀教师的深厚情谊；探究如何动员更多力量来帮助紫云发展等。

其中追忆物资贫乏时代在紫云感受到的温暖，很有味道：“有朋自远方来，紫云人是不惜倾其所有款待的。酒是玉米、碎米所酿，虽然品质不怎么样，但应有尽有，管你醒时来醉着走；菜品不怎么地，一只鸡放一舀水，一把黄豆，煮一煮，著名的紫云‘马料豆’就可以待客了。”（见《脱贫奔小康进程中紫云城乡惊鸿一瞥》

再如《安顺之恋》，详细记述了由安顺市旅发委和中国旅游媒体联盟联合发起的“安顺之恋——重走知青路”活动。这次活动由原安顺市旅发委主任顾新蔚和叶辛、范干平等策划，于2017年3月31日（我们到贵州插队48周年纪念日）邀请10位原上海知青，回到安顺和紫云考察。老知青们亲眼目睹紫云和安顺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亲身感受到各族群众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大家的内心都激动不已。该活动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当时，每天都有许多媒体追踪报道。直至活动结束，“网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仍然没有结束，甚至似乎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凤凰卫视再次播发电视新闻，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国内数十家骨干网站集中发布关于此次活动的新闻报道，海外媒体如日本等国也转发了关于本次活动的新闻，宣传力度之大，事件得以持续发酵，让人感到十分惊奇和振奋。”

笔者有幸参与此次活动，无论在紫云四大寨、在格凸河、在龙宫、在屯堡、在黄果树，都能够感受到数十年的时光穿越，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眼前的一切是多么陌生而又熟悉啊！大家都激动不已。整个活动过程中，我注意到范干平常常会碰到熟人，其中不少人喊他“范叔叔”。尽管当时他调回上海已经23个年头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活动中，叶辛出了一个点子，即围绕格丼河为何更名为格凸河“进行一番讨论甚至争论，从而吸引媒体及公众关注，以进一步提高格凸河的美誉度、知名度。这一建议马上得到大家响应。”根据叶辛的建议，范干平写了第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国家4**格凸河风景名胜的真正名称》。笔者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为格丼河正名》的商榷文章，争论于是展开，媒体上曾经热闹了一段时间。“记得其中原安顺行署专员王向规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以他当年在紫云任县委副书记时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详细地介绍了格丼河和格凸河的关系。叶辛先生自己也动手写了一篇，发表在《贵州日报》上，以后收入其《打开贵州这本书》里。”这段趣事，是安顺之恋活动中一段很有兴味，值得追忆的花絮。

有时候，人们经常和范干平开玩笑，说他一半是上海人，一半是紫云人。读了本辑文章，我才明白他人生“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确实来自于紫云：

“二十七个年头泥行麻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印记，这块贫瘠而充满神奇的土地教会了我做人和做事，给我留下了不能用金钱量化的宝贵财富，我的人生也因此与这块土地一样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见《后记》）

最后，我要说的是，《紫云眼》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位中国拍卖界传奇人物真实而又精彩的人生，而且可以从中了解一些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那段真实的历史，同时，对青年读者来说，更可以从作者人生的发展轨迹，探究自学和岗位成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探究转岗时如何适应新环境，尽快拓展新的业务能力的方式方法，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使之“充满神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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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极其值得一读的读后感。
全文细致分析了《紫云眼》一书中的几乎所有精华内容。几乎重新把此书中的众多主要情节与寓意都向大家作了展示。建议朋友们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