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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过世已经多年了！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小，比我父亲年少近十岁的四叔死在了我父亲头前。由于父亲与上世纪30年代初期还未满15岁就为人民翻身解放参加了红军，解放以后也随部队进军西南以后就转业在远离家乡的四川省工作。那个年代交通条件很不方便，加之工作忙，父亲跟老家的亲人主要是信件联系。我的印象中，父亲曾在转业前的1957年回去一次。父亲再回家乡那就到了1969年送我插队了。 虽然父亲兄弟间极少见面，但亲情可没淡薄！多少年来谁家有啥困难只要父亲知道了肯定予以一样的帮助。说句多余话，我小的时候，别看父亲每月工资不少但家里的钱还是不够花，日子过的很节俭。我稍大一点主要穿的衣服就是父亲的旧军衣改制而成的。日常饭菜非常清淡但绝对不是怕我们得高血脂而是那个时候蔬菜价格便宜的很。每个星期天才吃顿肉，那对我们几个孩子都觉得这是很奢侈的享受。我学装矿石收音机时，需要买个活动电容器我都不敢到商店去买正品而是到小铺去淘还能使用的次品，便宜呀。我小时候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家这么穷，不像大院里人家的孩子想买啥就买啥。长大了我当然知道了主要的原因同父亲把工资的相当一部分都帮助亲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据我多年观察，父亲这一辈姐弟共六人，虽然父亲对他们都一样亲，但我感觉还是四叔同父亲的关系最为密切。我想缘故是父亲早年就参加红军根本无暇顾家，赡养奶奶的重担就是四叔承担了。直到去世，奶奶都是在四叔家生活的。所以父亲对四叔有更深的感情。当然父亲对所有的亲属都是一样的。 由于没有儿女，四叔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其生活费用就由父亲承担了起来。而且父亲曾私下里多次要我拿钱给四叔。四叔去世后，已经80多岁高龄的父亲任谁都劝不住，拄着拐棍硬步行了50里山路赶回山村去主持了四叔的丧事。 四叔是苦命人！人生三大伤心事他都赶上了：幼年时期，他那为红26军通风报信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被匪徒杀害了。中年时期我的四婶因病去世了。老年时期他唯一在世的老闺女因羊羔疯病复发摔下山崖身亡了。 还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四叔在我父亲的影响下也投身革命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一直担任村、合作社、生产大队党支书，后因他决定给社员多划了些自留地，结果被远方势力给打了小报告，公社被迫撤了他的书记职务！ 四叔为人特别耿直，说话特别坦率，做事特别公正。是当年塞西地区一带非常有名的“公道人！”经常有谁家同谁家、谁家家里之间闹矛盾了，都请他去说理辨明是非如今的官话就是调解，更进一步就是“和谐”。小地方的人们大多都有亲戚关系，但四叔从来是对事不对人，只讲道理不讲情面，谁不对他就说谁，绝对不会因亲戚或者朋友关系而偏袒一方。正因为如此四叔熬下了一把“好相信”。当然这样做肯定要得罪人，尤其被指责的亲朋好友们。但在那个社会道德良好的环境下，人们还能够相互理解也许是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过得去。当然，如今小股快流造成的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后，要是再按四叔那样“三个特别”那可是严重的吃不开咧。 生在四川长在四川的我，小时候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四叔。那还是上世纪50年代期间，为解父亲思母之情，四叔特地陪同奶奶骑着毛驴整整走了一天到延安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照片寄给我们。照片中四叔穿着父亲给他的旧军装，四叔容光焕发，身板直直的，同旁边与他一起站在奶奶身边的我的一位堂兄相比，可以看得出四叔的个头不低。 1966年我趁串联之机，决定到革命圣地延安亲身体验窑洞的灯光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大道的就决然地下了拥挤不堪的火车，接着又挤上去铜川的火车。在汽车站围着一个那粗粗的铁皮烟筒被烧得通红通红的大火炉坐了整整一夜，天还未明又攀爬上一辆连蓬盖都没有的“大道奇”卡车，靠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硬是在刺骨的寒风中撑到了延安。 在延安东跑西行的串联了几天总感觉到当地人的革命劲头不是那么大，我一说啥子人家就是“害不哈！”。所以我干脆去小山村看望我从未见过的奶奶。经过趟冰河爬山梁钻山沟的“千辛万苦”跋涉我终于到了小山村见到了奶奶自然也见到了四叔。但站在我这个当时还未满15岁的半不大小伙子面前的四叔，却比我还矮多半个头，没有一点照片显示的威武形象。一时间还挺令我失望的 “啊，就这样的个头还是公道人？万一调解失败打起来还不被人给痛打一顿？”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四叔时心里产生的奇怪想法。当时四叔还担任大队党支书呢，因为奶奶一直随四叔生活，我在山村居住的那段时间，就觉得四叔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1969年我到山村插队时，四叔已经被撤了职还是大队党支部委员。虽然不当书记了但出于过去的崇高威信，四叔说话还是算数的啦。那时候农村都是集体经济，社员都是集体劳动挣工分然后再由集体分配物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物资，不好之处就是无法调动个人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以致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四叔是农民出身对这种约束农民积极性的做法自然是不满的。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只能私下给是他晚辈的大队书记、队长、组长等基层领导出点主意，特别是春耕抢夏秋收等农村生产紧要关头期，他经常性建议“前塔湾的地，派一头牛两个人包种，各记五个工”，“干脆把这块地包出去，记几个工，谁愿收谁收”，“变天呀（指寒流），后山洋芋包给谁谁谁刨去，不然上冻了咋接”，“河边的乱石滩，划给各户，自己填土修成菜园子种菜”等等。队里的大牲口也在四叔的提议下分包各户喂养，牲口就比其他队集中喂养的要壮实的多。四叔的这些建议队干还是基本采纳，而那些公社蹲点干部呢都是本地人对此类事情心知肚明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队成为附近出了名的有“粮”队，除了极少数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庄户，社员们吃饭的粮是没问题的。粮食品种种植的也多，比如熬小米稀饭非常香的“谷上谷”，捞小米干饭颗粒分明的“干捞饭”，硬糜子软糜子，荞麦，等等都种了不少。更值得称赞的是还种有大、小麻子，前者解决群众点灯用油后者自然是食用。当然我们队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而四叔以后也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四叔付出了什么代价？那是70年代初期的事。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农村了。以后得知四叔吃亏还是吃在“三个特别”上。他发现一些外来人有损公肥私的行为，其实就是偷点集体地里的玉米棒子呀，土豆呀，黑豆呀。一次被他给发现了，四叔不知天高地厚地狠狠批评了人家又告诉了队干。队干自然处理了偷东西的人。偷东西的人觉得丢了人就跑回家了。这样一来管理干部不干了就处处找四叔的茬。恰好发现四叔给队干出主意“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顿时上纲上线给四叔定了个“复辟资本主义，反大寨！”强迫公社把四叔抓去批斗了无数次。最后硬给定了个“阶级异己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次危险得很！要不是我私下找县军管组暗中相助和公社抵制，管理干部还要求给四叔“上法绳”呢。最令人搞笑的是，我到北京工作后，曾偶然遇到过那位管理干部。提起往事，人家却慷慨激昂的告诉我“要不是我说了话，你四叔就得被公社那帮丫挺的整死”。唉，历史呀，谁看谁说谁想谁听都能够看出说出想出听出不同的滋味来全凭个人悟性！ 四叔对家人要求也是“三个特别”，很严的。他担任基层领导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为家人为亲戚们有过特殊照顾。谁要是有错他也如同批评别人一样照样狠狠批评。家人亲戚和他人闹了矛盾请他当公道人更是一碗水端的平平的从不因一方是家人亲戚而偏袒。更值得称赞的是，那年代农村青年要走出农村除了考大学中专就是当兵。而考学对教育基础极为薄弱的农村人来说那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唯一的有些把握的就是当兵。作为大队书记的四叔，本队青年谁能当兵他是有一定决策权力的，但每年征兵如果大队有名额，他总是把大队中条件最好的年轻人送去从军。没有一次例外更没有利用职权把哪个侄子送走。当年我在农村“闲的没事”时曾“调研”过，四叔当大队领导20多年，全大队三个生产小队，他先后送走了13个优秀的后生到部队，这里只有一个是我的一个堂兄，那是1965年要去南线（就是越南的）的工程兵，四叔这次一反常态推荐了我的堂兄当时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去了。这位堂兄一当兵就去了越南的一个海岛上给人家打防空洞，以后得了矽肺病英年早世。其他人里没有一个是四叔的侄男侄女。正因为四叔的耿直和不为亲戚谋私利，晚辈们不仅怕他也免有些怨言，包括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插队时我同谁都敢吵闹，但就是不敢同四叔嚷嚷。有的时候干点消极的事听说四叔来了也会迅速地中止不敢继续下去了。当然四叔这样做绝对是为我们好！但人嘛都是长心长脑的所以也有不理解的时候。四叔的老年很悲惨，就剩他一个人，所以他的好多事情都得靠侄男侄女们相帮，尤其是去世前卧床不起都是侄男侄女们伺候到底。老年的四叔常常眼里闪着泪花说“唉，四大过去对你们太残货（严厉）了。”大伙则回应没有没有。 四叔去世多年后，我们遵照父亲生前嘱托，为四叔四婶举行了合葬。合葬仪式间，按照民间风俗得为二老“领牲”。那次“领牲”，特地买了一只浑身洁白没有一点杂毛的大绵羊。不料领牲仪式开始后，无论在场的晚辈们咋接求告那牲就是不领（领了标志是羊浑身哆嗦一下、两下的）。大伙给羊的耳朵里灌凉水，往羊身上浇凉水，......法子用了不少就是无效！大冬天的眼看着天一阵比一阵黑了下来，凛冽的寒风也令大伙都颤抖个不停，但羊就是不哆嗦。大伙没法子了，不知在场的谁说了一句“不领算求了。把羊放开，愿咋接就咋接。活着的时候就那么死硬死硬的，死了这多年还不悔改！”。当把羊放开后，那羊头也不回地撒开腿一口气跑到坟地附近的山圪梁仰望星空般地“喕”的长啸一声，浑身抖个不停。 “啊，这哈（下）可领了！”众人一阵欢呼忙跑上前去抓回羊来在灵前就地宰杀。以后有内行人告诉我“你四叔一辈子钢正人。知道生前对你们侄男侄女的太残货（严格）了。如今见你们给他成办了人生最后一件大事，高兴的不得了也觉的对你们有些亏欠。你们凡人肉胎的看不见，其实那天你四叔的真神一直在山圪梁那圪蹴着呢，所以牲灵跑到那才能领成嘛。” | 
发表于 2016-5-31 2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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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 05: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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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3 08:07:47